故事一：

　　有纷争就会产生矛盾，有矛盾就会造成伤害。我们只有让内心平静下来，将那些不知的争吵、纷争的事情看淡了，才会和老子所说『夫唯不争，故无尤』。

　　有这么一位学校的校长，为人很好，也很谦虚。一次他因为要去参加一个研讨会，由于开研讨会的地方道路不好走，只能坐机动三轮车去。车主为了能多赚些钱，便又拉来了一个顾客。那个顾客是一位妇女，看着三轮车已经坐了一个人，便指明了要坐那个校长已经坐下的位子，不愿坐后面。

　　校长本来就为人和善，不愿与人争执，何况又是一位女士，便先把位子让了出来，坐到了后面的一排。

　　哪知那辆机动三轮车并出多远，就出了车祸，坐在校长原来那个位子的妇女当场就死了，而这位校长只断了三根肋骨，但人活下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是这位校长的『不争』挽救了他自己，使他逃过了这一劫。

　　故事二：

　　俗话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事多了也会扰乱人的心绪，动摇人的意志。人是十分脆弱的，也是经不起诱惑的。不拼命追求好事，也是对自己的爱护。人们应该有顺其自然的心态，凡事不要过于强求。

　　在许多企业热衷于把自己定位于行业『龙头』、集团『航母』、销量『第一』的时候，国内厨具知名品牌『方太』的当家人茅理翔却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不争第一，甘当老二。』

　　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认为，老大、老二均是行业的首领，何必一定要去争老大呢?更何况第一也好，第二也罢，关键在于谁是强势品牌，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是长寿企业。尤其是正处于企业成长阶段，定位于『老二』更有助于减少浮躁情绪，稳下心来精耕细作。

　　对于这样的说法，也可能有人会讥笑说'『你没能力拔头筹，才故意自圆其说，这是懦夫哲学。』而茅理翔的理解是：『当第一太累了，会成为众矢之的，天天战战兢兢怕掉下来。事实上，当老二也不是件简单的事；而甘当老二，更难能可贵。现在有很多大企业，扩张太快，几年后立即倒下去。有的图个盛名，内部千疮百孔，不堪一击；有的是泡沫，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破灭。所以，关键还得练好内功，真正能成为长寿企业。』

　　甘当老二，也是一种策略。老大最怕有人超过他，往往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和扼制。不叫老二跟上来:老三、老四也往往首先把目标对准二，以便把他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所以老二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这时，如果你表个态，不争第一，甚至还要同情第一，保护第一，老大就可能不恨你、不防你，你就可以保持精力，卧薪尝胆了。甘当第二，还有一个理由。方太的市场定位是中高档，而中高档消费阶层不可能占大多数，从市场占有率来讲，市场份额就相对比较小。能长久当老二，就是一个成功者、胜利者。

　　茅理翔那种甘居第二的态度，同样是老子『不争』的智慧。然而这种智慧对于企业来说，却能使企业不急于求成，走稳企业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步。把根基立稳了，实力自然就上升了，便不会出现类似秦池酒厂这样的『空架标王』了，在客观上可以称它为一种『不争』中的胜利。

　　故事三：

　　魏征为唐的名臣，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必定当面直谏，坚持到底，决不背后议论，这是他的可贵之处。有一次，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魏征每次向我进谏时，只要我没接受他的意见，他总是不答应，不知是何缘故？』未等长孙无忌答话，魏征接过话头说：『陛下做事不对，我才进谏。如果陛下不听我的劝告，我又立即赞同陛下的意见，那就只有依照陛下的旨意行事，岂不是违背了我进谏的初衷了吗？』太宗说：『你当时应承一下，顾全我的面子，退朝之后再单独向我进谏，难道不行吗？』魏征解释道：『从前，舜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背后又另讲一套。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现，而是阳奉阴违的奸佞行为。对于您的看法，为臣不敢苟同。』太宗非常赞赏魏征的意见。

　　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尤其是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百废待兴，一天，太宗问魏征：『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的工夫吧？』魏征不同意太宗的说法，他说：『贤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二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理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嘲笑魏征的看法，魏征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太宗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两三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魏征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十八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兵役。一次，为了应急兵源吃紧，唐太宗要求十六岁以上男子全部应征。魏征坚决不同意，他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举了三个例子。太宗虽然觉得言辞尖刻，难听刺耳，但心中仍很高兴，认为魏征忠于朝廷，是以精诚之心辅佐自己以信义治国，于是便下令停止执行征召中男入伍，同时赐魏征金瓮一口，以资鼓励。

　　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经常犯颜直谏。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还有一次，唐太宗从长安去洛阳，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很生气。魏征对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各地方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人的奢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太宗听了这番话肃然起敬，以后很注重节俭。

　　对于唐太宗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他直言不讳地对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还引用荀子的话告诫太宗：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唐太宗震动很大，他一直牢记在心。一次，太宗问魏征怎样做一个明君不要做一个昏君，魏征就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魏征和唐太宗相处十七年，一个以直言进谏著称，一个以虚怀纳谏出名；尽管有时争论激烈，互不相让，最后太宗也能按道理纳谏，这种君臣关系，在历史上极为罕见。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极为思念，感慨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论任贤》）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殊荣了。魏征成为唐太宗预防自己犯错的一面明镜，这充分体现了魏征在唐太宗治理国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