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俗话说：『做日短，看日长。』要考虑到将来的前程，设身处地地想。人生的福分就像银行里的存款，不能一下子就透支，应当好好珍惜，精打细算，方能细水长流。不因一时贪心毁坏将来的名声，抱着平常心，才是得乐的好办法。

　　商鞅，姓公孙，所以也叫公孙鞅，战国时期卫国人。他原本在魏国宰相公叔痤手下任中庶子，帮助公叔痤掌管公族事务。因商鞅的才华受到公叔痤的欣赏，曾建议魏惠王用商鞅为相，但魏惠王瞧不起商鞅，便没有答应；公叔痤死前又向魏王建议，魏王仍没有起用商鞅。

　　公叔痤死后，失去了靠山的商鞅便投奔到了秦国。通过宠臣景监的荐举，秦孝公多次同商鞅长谈，发现商鞅是个难得的治国奇才，便『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因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认为封建生产关系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社会正处于新兴的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正好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所以秦孝公才看重商鞅；同时秦孝公也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君主，商鞅提出的一整套富国强兵的办法，也正是他所想的。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一是废除井田制，从法律上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商鞅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垦荒以扩大耕地面积。二是建立按农、按战功授予官爵的新体制，以确立封建等级制度。三是废除奴隶制的分封制，普遍实行法治，主张刑无等级。

　　商鞅变法的内容基本都是促使社会发展的进步措施，当然会受到许多守旧『巨室』的反对。变法之初，专程赶到国都来『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甚至太子还带头犯法。为了使变法顺利实施，商鞅毫不留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结果，新法实行十年，秦国便国富兵强，乡邑大治。最后，秦孝公成为战国霸主。

　　然而，正当商鞅在秦国功勋卓著的时候，他的心情却反而感到孤寂和迷惘，他自己也弄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于是，商鞅便去请教一个名叫赵良的隐士。他对赵良说：『秦国原本和戎狄相似，我通过移风易俗加以改除，让人们父子有序、男女有别。这咸阳都城，也由我一手建造，如今渠阙高耸，宫室成区。难道我的功劳赶不上从前的百里奚吗？』百里奚是秦穆公时的名臣，现在商鞅和百里奚比，当然颇有一点委屈的情绪。

　　但是赵良却直率地说：『百里奚刚受到信任时，就劝秦穆公请蹇叔出来做国相，自己则甘当副手；你却大权独揽，从来没有推荐过贤人。百里奚在位六七年，三次平定了晋国的内乱，又帮他们立了新君，天下人无不折服，老百姓安居乐业；而你呢，国人犯了轻罪，反而要用重罚，简直把人民当成了奴隶。百里奚出门从不乘车，热天连个伞盖也不打，很随便地和大家交谈，根本不要大队警卫保护；而你每次出外都是车马几十辆，卫兵一大群，前呼后拥，老百姓吓得唯恐躲闪不及。你的身边还得跟着无数的贴身保镖，没有这些，你就不敢挪动半步。百里奚死后，全国百姓无不落泪，就好像死了亲生父亲一样，小孩子不再歌唱，舂米的也不再喊着号子干活，这是人们自觉自愿地敬重他；你却一味杀戮，就连太子的老师都被你割了鼻子。一旦主公去世，我担心有不少人要起来收拾你，你还指望做秦国的第二个百里奚，这是非常可笑的。为你着想，不如及早交出商、於之地，退隐山野，说不定还能终老林泉。否则，你很快就要败亡。』

　　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赵良言中。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他能够抑制上层保守派的反抗，例如刑及太子的老师。试想，太子犯法尚且不容宽恕，老百姓当然只有遵照执行了。但这同时，也就给商鞅埋下了致命的败因。『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恨者，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一旦有机可乘，上层保守派肯定会合而攻之。

　　秦孝公死后，太子继位，就是秦惠王。公子虔等人立即诬告『商君欲反』，并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迫于无奈，最后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邑。秦发兵攻打，商鞅被杀于渑池。秦惠王连死后的商鞅也不放过，把商鞅五马分尸外，还诛灭其整个家族。

　　所以，给自己留条后路，从多方面考虑事物发展的大势，无论是做什么都会有好处的。

　　故事二：

　　战国时期的吕不韦认为：圣明的君主，最好的治理不是看到万事万物，而是明白自己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懂得授权给百官。懂得了授权给百官这个关键，所以事情少而国家治理得好。明确了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所以大权集中，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就不来，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雕饰，事实也就能显现了。

　　治理得最好的社会，人民不喜欢说空话假话，不喜欢邪恶的、流行的学说，贤德的与不贤德的都各自恢复其本来面目，按真心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饰，敦厚纯朴，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样，勇敢的与怯懦的，灵巧的与拙笨的，愚蠢的与聪明的，都能够得以按照法典调整官职，调整官职后各自就更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

　　所以，有职位的安心各司其职，君主不听他们的议论；没有职位的要求他们拿出事实，来检验他们的言辞。这两种情况弄明白了，就不会有人在朝廷说废话了。

　　君主顺天行事去掉爱憎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益的话，这叫听朝。凡是听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义，共同确立法度。君主从天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前来归附了，法度的效用就确立了，就不会再有乖僻邪曲的人了，贪婪诈伪的人就疏远了。

　　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去除奸邪，去除奸邪的关键在于整顿官吏，整顿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厚重而不广泛，严肃地守住一个根本，喜爱正性，不与众人相合，而致力于学会忘记这种能力。全部忘掉的能力形成后，四方就会平定。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与天道相合都能达到相合，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名声显赫的原因。』

　　君主自认为聪明，认为别人都愚笨，像这样，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指示了。指示越多，请示的人就越多；请示的人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君主即使再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他的办法必定会穷尽。当君主多次被臣下弄得技穷，更没有办法治理人民了。技穷却不知道自己技穷，只怕又将更加自高自大，这就叫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还怎么能保住国家？

　　所以，有道术的君主，因势利导却不去创造；去掉臆想，静待时机；责成臣子成功，自己不妄加指示；审察名分和实际，让官吏自己管自己的分内事；不说大话夸耀自己，不好大喜功矜夸自己；把不求知当作根本，把『怎么办』当作法宝。

　　赵襄子当政之时，任登为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总结时，对襄子说：『中牟有两个人，名叫胆、胥己，请您表彰他们。』襄子召见了他们并任命为中大夫。相国说：『我想您只是听说而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吧？像这样就任命为中大夫，不是晋国的成规。』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又目睹过他了。任登举荐的人，我再听说过又亲眼看过他就行了；否则，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完没了。』于是就不再询问，直接任命他们为中大夫。

　　襄子把『怎么样』当作任用人的原则，那么贤明的人自然就会为他竭尽全力了。君主的毛病，一定是委任人却不让他做事，让他做事却不了解他的人议论他。横渡长江的人靠船，到远方去的人靠骏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靠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他们就是成就王霸事业的船和骏马啊！放弃父兄与子弟，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的人和仇人、奴仆，不是偏爱他们。保国立功的原则迫使君主非做不可，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筑宫室一样，测算一下宫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多少木材；估量一下板数和长度，就知道需要多少人了。所以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将成就霸业了；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将要成就王业了。

　　成就王霸事业的当然有，亡国的也有。桀重用干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于是天下人就知道那些国家要灭亡了。没有辅佐的贤人却想建立功业，就如同在夏至这一天却想让夜长一样。 舜、禹尚且吃力，更别说是平庸的君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