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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既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典藏，虽殷商以前史籍或阙而不全，难于考索，然自西周共和行政以来，年经月纬，重要史事多登之于简牍篇策，于是年代渐可知、事渐可考、人之世系渐可明。大约于西周时期，谱牒出现，是于史家之“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以外，又多出谱牒世系历谱等详载诸侯王公世臣世系以为史之辅。惜乎年杳代远，简策或失其编次之先后顺序，加之数遭兵隳水火（中国文化典籍遭受的最大灾难至少有五次，其中一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来的梁元帝烧书，更是对古籍造成了一大灾难，对古籍的损毁程度甚至超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后又经历了火烧迷楼、运载触礁等。）典籍多罹其灾。待至汉初，夹书之令既除（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禁止民间收藏、阅读五经、诸子百家之书，有敢藏其书者族，偶语《诗》、《书》者弃市。史称此制度为夹书律，又被称为夹书令。直至汉孝惠帝四年才彻底废除这项制度，至孝武帝时，又下诏书广搜天下典籍聚之皇室，设置五经博士。）乃广为搜求，然载籍已不能备。载籍既失，考索无由，而后世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妄相假托之风气乃渐起。流波所及，浸淫于谱牒。
家谱，所以谱支系、辨嫡庶、别亲疏，本身又是史料的一分部，包含有很多移民史、家族史、政治史、文化史乃至于思想史，记录了很多正史、县志、府志所没有记载的历史事件（比如现存的道光三十年《沈丘卢氏族谱》中记载的卢象鼐抗击农民起义军的事件就不见于解放前写的《沈丘县志》），可以用来证史、补史，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家谱的写作、整理。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因素，百分之九十五的唐宋以前的古谱已荡然无存（现存的宋代家谱也多不可见，也只有欧阳修创作的家谱和苏洵编制的家谱因为被收入他们的文集，才得以流传于世且被保存至今，或许这两部家谱是目前能见到的最为古老的家族姓氏专谱吧。）从明中期开始，随着文网的渐驰，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足，人们又掀起了续谱的高潮，通过先辈们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在我国现存的古家谱中，却又普遍的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叙述自己的姓氏鼻祖多是以三皇五帝或其子孙为鼻祖，其得姓始祖多为春秋战国时期非常出名的人物，为其姓氏发展起重要决定性作用的也多为汉、唐、宋时期对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正面人物，这些人物包括贤明帝王、忠臣良将、孝子贤孙、经学大家或者是某一学派的“巨子”等。
然商周以前，文献无所稽考。故而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的孔子时代就已经有“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的感叹，孔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商汤之灭夏不过千余年，距商之灭亡不过五百余年，那个时候以孔子之博学多闻已多不能知。孔子没后又数百年有司马迁，身为太史，有皇家图书馆中的大量书籍供他阅读参考，于时先秦典籍十不存一，故太史公在他的《史记》中屡次提到周朝以前的历史有“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的“欲语焉不详”的无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又曰：“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是司马迁时春秋以前的历史本已多难知。）以司马迁之博闻广见而不能尽知，生于司马迁后又如何尽知夏商以前之历史？所以即便是现存古族谱上言之凿凿的说远祖为三代以前之某某、春秋以前或者春秋时期之某某，但很多问题却是难以禁得住考证的。对此类问题提出怀疑观点的并非始于今日，远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其中比较出名的如唐代颜师古，宋代朱熹、王应麟、陈振孙等。进入清代，由于乾嘉考证学派的兴盛，很多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通常散见于清人的各种笔记著作中），其中成绩较大的如乾嘉学派的开山祖师顾炎武（姓氏考证的内容见于《日知录》中）、精通汉学的惠氏父子、以研究《史记》而出名的梁玉绳等，其考证成果皆足以证明旧家谱上所说的得姓始祖普遍存在很大的问题。
既然以得姓始祖为春秋时期之人，则需借助春秋时代的典籍以及记载春秋历史的书籍。春秋时代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大多为《左传》、《国语》、《史记》三书所收录，然而在目前即便是我们有《左传》、《国语》、《史记》及众多的关于三书的注疏可以稽考，但在家族姓氏方面依旧有很多问题是悬而难决、难以明了。
宋代著名学者洪迈（字景卢）曾在他的考证笔记《容斋随笔》第六卷中写到：“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且以《左传》为例，申氏出于四岳，而周有申伯，郑有申侯，楚有申舟、申公巫臣，鲁有申繻、申枨，晋有申书，齐有申鲜虞；贾氏姬姓之国，以国氏，然晋有贾华，又狐射姑亦曰贾季，齐有贾举；黄氏嬴姓之国，然金天氏之后，又有沈、姒、蓐、黄之黄，晋有黄渊；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而卫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虺，郑有孔张。高氏出于齐，然子尾之后又为高强，郑有高克，宋有高哀。国氏亦出于齐，然邢有国子，郑子国之孙又为国参。晋有庆郑，齐有庆克，陈有庆虎。晋有阳处父，楚有阳丐，鲁有阳虎。孙氏出于卫，而楚有孙叔敖，齐有孙书，吴有孙武。郭氏出于虢，而晋有郭偃，齐有郭最，又有所谓郭公者。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洪景卢素以考证见长，其所写的《容斋随笔》也是后世公认的南宋三大最有学术价值的笔记体著作之一（此书为毛泽东所推崇），针对姓氏源头而犹有如此之叹，可见姓氏起源之疑自古已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文集中曾写到他的远祖为春秋时期楚平王之孙、太子建之子白公胜，然而宋代学者陈振孙也同样利用考证的方法证明白居易的“远祖为白公胜”的说法是错误的，并指责白居易的言论缺乏考证，且有伪造祖宗的嫌疑。清代顾炎武更有“白乐天不考古”的讥讽。李唐帝王以《道德经》之作者老子（汉以后很多人以为李耳就是老子，但李耳是否真是老子至今尚难确定）为其祖先，可事实上唐代之帝王原本是不姓李的，而是由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改姓过来的。近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就这问题在其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于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陈寅恪先生进一步考证说：“李渊其实是西魏弘农太守、鲜卑大野氏人李初古拔的后代。”很多刘姓族谱中说刘姓得姓始祖为刘累，《史记索隐》注高祖本纪中“汉高祖为刘氏”条曰“刘邦系刘累之后”，而刘累为陶唐之后（见于《史记夏本纪》），以此而论，则刘邦为帝尧之后，应是祁姓刘氏。而清代学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说：“汉高帝起于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无可考，况能知其族姓所出耶？”又曰：“刘夏、刘卷亦载春秋，安知汉刘必为祁姓而非姬姓乎？”现在很多刘姓都说自己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可是查看《汉书》诸表中所载与汉高祖刘邦同时，且未必有亲戚关系而被封为诸侯的尚有七位，分别为射阳侯刘缠（表曰：兵初起，与诸侯共击秦，为楚左令尹，汉王与项羽有隙于鸿门，项伯、缠解难）、东茅敬候刘到（表曰：以舍人从起砀，至霸上，以二队入汉，定三秦）、平皋侯刘它（读音为陀，表曰：汉六年以砀郡长初从）、燕王营陵侯刘泽（表曰：汉三年为郎中，击项羽，以将军击陈豨）、荆王刘贾、桃安侯刘襄（表曰：以客从，汉王二年起定陶）；汉高祖十三年为郎官、典客、后被封为阳信夷侯的刘揭，这些人多是与刘邦无血缘关系且他们又多有后裔，为什么老家谱上没有了他们的记载？由此可见，很多姓氏族谱上所列始祖、远祖大多是不太可靠的，缺乏考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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