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万泉河畔轰轰烈烈地奏响了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中最为光彩的一段乐章,诞生了在中国革命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红色娘子军。与此同时,万泉河畔还涌现出一批始终与红色娘子军并肩战斗巾帼英雄,被誉为“红色姨母”的蒙汉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红色娘子军和蒙汉强这风华绝代的传奇,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蒙汉强的红色故事,至今仍在琼海、定安一带的民间久久传颂,两市县的老百姓都称她为“红色姨母”。
蒙汉强,1910年出生于定安县第五区(今琼海市万泉镇)夏坡村。夏坡《蒙氏族谱》记载,祖先以“夏坡”名其村,具有宏大深远寓望,就是希望子世孙代崇文兴学,人文蔚起,报效祖国华夏。蒙汉强父亲蒙登猷,母亲周氏,都是农民,养育有3个儿女。蒙汉强膝下还有两个弟弟;大弟蒙朝谟,1913年出生;小弟蒙朝训,1916年出生,但是幼年夭折。蒙登猷为人忠厚正直,急公好义。《蒙氏族谱》记载:蒙登猷1909年“荐地基以建三支祖祠,兼理督造,有志于祖。”蒙氏祖祠落成不久,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在蒙登猷等乡贤的极力倡导下,祠堂里办起了初等小学。蒙登猷和夏坡村众多家庭一样,非常重视子女的培养教育,蒙汉强和蒙朝谟姐弟都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
1917年,蒙汉强进入建在蒙氏祖祠里的夏坡初等小学读书。1921年,她初小毕业后考进文曲高等小学。192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校址在琼山府城的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她父亲肩挑着简单行李,徒步将她送到府城,寄宿在一个吕姓亲戚家里。省立六师原名琼台书院、广东省立琼崖中学,1920年改为六师,历来为琼崖最高学府。此时的六师是传播革命思想的园地,是琼崖革命的摇篮。琼崖革命先驱杨善集、王文明、冯平、周士第等人都是该校的学生,他们刚刚毕业走出校门,投身革命洪流击水弄潮。天资聪慧的蒙汉强进入六师,视野为之大开,思想和学业进步很快。她刻苦学习各门功课,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天下风云,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她非常喜欢阅读校内进步学生创办的刊物《路灯》《扫把》《现代青年》,并常向这些刊物投稿。她大量阅读涌进校园的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报。校友杨善集、王文明、冯平回母校作形势报告和专题讲座,她从不缺席。教员陈垂斌、罗文淹、许侠夫在红角楼(奎星楼)讲授党团课,她常去倾听。这些,大大丰富了她的知识,拓宽了她的视野。她热心参加学校中进步学生发起的政治活动。1924年秋,六师学生发动海府地区学生举行反对美帝、反对邓本殷的游行示威,她高高举着标语牌,走在队伍的前面。1925年3月,她作为六师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五公祠举行的琼崖各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
1926年3月,共青团六师支部成立。7月,蒙汉强毕业时参加了共青团。毕业离校前夕,校团支部通知她,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杨善集校友最近要来学校作题为《中国国民革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演讲。蒙汉强已经办好离校手续,就到吕姓亲戚家住了几天,待听了杨善集演讲之后才回到定安家中。
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南讨胜利后,定安革命形势一片大好。5月,中共定安县特别支部成立,这是中共定安县地方组织诞生的标志。在该支部的领导下,定安县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迅猛兴起。10月,共青团定安县特别支部成立,蒙汉强出席了支部成立大会。团特别支部安排蒙汉强负责青年妇女方面的工作。在蒙汉强等人的发动下,定安县广大青年妇女踊跃参加支援北伐、庆祝北伐胜利的游行,斗争土豪劣绅,禁止虐待童养媳,禁止蓄婢纳妾,提倡男女平等、文明婚礼、妇女放足,提倡妇女读书学习文化,废除封建婚姻制度。1926年下半年,蒙汉强陪同中共定安县特别支部成员、定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陈玉婵到定安各地发动群众组织农会,使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27年,琼崖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动四二二事变,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下旬,中共定安县特别支部带领部分党员和革命群众撤退到定一区长岭乡石井园村。蒙汉强也跟随撤退队伍来到石井园村。她与定安籍的六师校友王明熹、魏邦义一起,深入各地农村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丑恶嘴脸,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6月,中共定安县委在蒙汉强的家乡夏坡村西边的椰子岭村成立,黎会锦任书记。7月,定安县妇女解放协会成立,蒙汉强当选为委员。9月,琼崖特委决定举行以进攻椰子寨为中心的琼崖武装总暴动。9月22日夜晚,王文明率领定安、琼山两县讨逆革命军两个连队到达定五区丹村,隐蔽在吴氏祠堂及附近民居中。在县委的发动下,蒙汉强等县妇女解放协会领导带领几十名青年妇女提前到达丹村,为准备过河攻打椰子寨的讨逆革命军做支前和生活保障工作。中共定安县委成立后,长期驻扎在椰子岭村,琼崖特委领导经常来椰子岭村召开会议,指导革命活动,与会人数几十人至百余人不等。会议常在椰子岭村旁橡胶园的一间茅房举行,群众称之为“办公厅”。蒙汉强经常带一些青年妇女到“办公厅”做安全和后勤保障工作。由于蒙汉强在工作中表现极其出色,1927年12月,定安县委书记黎会锦和王会东(后任定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蒙汉强的弟弟的蒙朝谟考取广东省立第十三中学(今嘉积中学)。蒙汉强与蒙朝谟姐弟俩都与琼崖最高学府“广东省立琼崖中学”有缘。1923年,蒙汉强考上的六师学校是广东省立琼崖中学于1920年改名的。1933年蒙朝谟高中毕业时,广东省立第十三中学正好改名为“广东省立琼崖中学”。他的高中毕业证书是校长陈继福签署的,上面盖着“广东省立琼崖中学钤记”的大印。作为姐姐,蒙汉强为了弟弟的进步、求知和成长花费了很多心血。蒙汉强省食俭用,从微薄的生活津贴中节约出一些钱来支持弟弟完成中学学业。夏坡人尊师崇文,出现了许多“书香门第”,蒙汉强家就是其中的一家。
1928年1月,定安县委书记黎会锦被捕,定安县委领导班子重新调整,陈骏业任县委书记,蒙汉强任县委委员兼妇委主任。8月,陈骏业工作变动,定安县委再次进行调整,林克嵩任县委书记,蒙汉强继续当选县委委员兼妇委主任。1929年7月,林克嵩病故,琼崖特委派王志超代理县委书记,蒙汉强继续任县委委员兼妇委主任。1928年5月,定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定安县苏维埃政府,徐树芳任主席,蒙汉强当选委员。1929年5月,定安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县苏维埃政府,王会东任主席,蒙汉强继续当选委员。在此期间,蒙汉强主动作为,积极领导定安县的妇运工作,大力推动土地革命中分配土地“不论男女均得田耕”政策的贯彻,落实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妇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充分调动了她们的革命积极性。她们积极响应县委和县苏政府的号召,踊跃参加妇女解放协会、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进步群众团体,有些还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定安县的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获得琼崖特委妇委会的多次表扬。
1928年3月,定安县委迁驻母瑞山棺材沟安营扎寨,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和革命根据地。蒙汉强和县委领导同志都驻扎在母瑞山。在定安县东南方向的内洞山地区盘踞着以林树标、莫如澍为首的绿林武装。县委经过全盘考虑,决定把这两股以穷苦农民为主的土匪争取过来,改造成人民的军队。林克嵩和蒙汉强等共产党人深入内洞山地区,做林树标、莫如澍及其眷属的思想工作,使这两股队伍分别改编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琼崖讨逆革命军第七路军和第十路军,驻扎在内洞山地区,内洞山从绿林营寨变成革命根据地。1928年10月,林树标、莫如澍被国民党以“招安”之名诱杀,内洞山根据地形势危急。定安县委书记林克嵩、县委委员蒙汉强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及时赶到内洞山开展善后工作,争取几十名原林树标、莫如澎部官兵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定安县赤卫队,初步稳住了内洞山革命根据地的局面。1928年12月,琼崖红军反击国民党蔡廷锴部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带领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600余人进入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林克嵩、徐树芳、蒙汉强等定安县委、县苏政府领导为接应琼苏政府和红军进驻母瑞山作了大量工作。他们深入母瑞山地区村村寨寨,动员各族群众像支持定安县委、县苏政府那样热情支持琼苏政府和红军在母瑞山安家落户,为红军搭建茅舍居住,为红军垦荒生产办农场提供土地、耕牛、种子和农家肥料。琼苏政府和红军在母瑞山站稳脚跟后,林克嵩、徐树芳、蒙汉强等带领定安县委、县苏政府迁驻内洞山,使母瑞山和内洞山两个革命根据地互相拱卫形成犄角之势,定安县土地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
1929年三四月间,国民党蔡廷锴部缩编离琼,母瑞山、内洞山革命根据地藉以蓬勃发展。冯建农为连长、孙成达为指导员的红军连经常驻扎内洞山根据地,在岭口、翰林、石壁、文曲、新市一带积极开展打击反动民团和地方豪绅活动。琼苏政府经济委员会主任王大鹏带领部分红军驻扎在内洞山,以此为基地向琼东县发展。定安县委和县苏政府分工由蒙汉强负责过往内洞山红军的接待工作。在蒙汉强的精心安排下,内洞山村及其附近的竹子岭村、老村、乌牛村、亭子岭村、后寨村、排溪岭村、锣鼓洋村等10多个小村庄经常住满了红军。这些小村和附近礼义寨、罗凌等村庄的青年妇女,蒙汉强都组织起来做红军队伍的生活保障工作。县委还把男青年组织起来,在好风岭黄桐树等地站岗放哨,做安全保障工作。
1929年8月上旬的一天,琼崖苏维埃政府的交通员从母瑞山送来了一份急件,是王文明亲笔写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刚刚到任的定安县委书记王志超和县委委员蒙汉强立即上母瑞山,接受重要任务。一到母瑞山,王文明就告诉他们,琼崖特委在海口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两任特委书记壮烈牺牲,琼崖革命处于万分危急之中,我们要尽快召开各县委代表联席会议重建特委,挽救危局。为了与敌人争时间,抢速度,决定在内洞山开这个会,要求定安县委做好会议的交通、安全和生活保障工作,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王文明问蒙汉强是否认识琼东县的林仲英?蒙汉强回答说认识,我们一起参加过特委在乐四区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王文明说那就好了,特委在嘉积市积庆街新生活理发店设立了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就是林仲英。到内洞山开会的东路各县代表要到林仲英那里接头,接头后你马上安排人员护送到内洞山。你们文曲、夏坡人说话都是嘉积口音,派你去嘉积做这项工作最合适。王文明写一封信交蒙汉强带给林仲英,把这项工作对接上。回到内洞山后,蒙汉强立即带领几个妇女骨干赶到嘉积,在新生活理发店附近,以卖槟榔青掩护接应各县代表。蒙汉强她们几个人将琼山县委代表张德军、文昌县委代表傅佑山、琼东县委代表符明经、万宁县委代表熊侠等安全护送到内洞山。
8月中旬,琼崖各县代表联席会议在内洞山召开。蒙汉强和定安县委的其他同志负责会务工作,为会议提供安全和生活两个方面的保障。定安县委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得到会议主持人王文明、冯白驹的表扬。内洞山会议确定了党的工作重点应坚持以农村为阵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的方针,成立了中共琼崖特委临时委员会,选出王文明、冯白驹、王志超、符明经、蒙汉强为临时特委委员。11月,临时特委改为正式特委,选举王文明、冯白驹、傅佑山3人为特委常委,王文明任书记,符明经、王志超、蒙汉强等6人为委员。特委分工蒙汉强负责妇运工作。内洞山会议在万分危急之际挽救了琼崖党组织、红军和革命事业,成为琼崖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内洞山会议后,蒙汉强不再参加定安县委工作。她随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同志到母瑞山琼崖特委驻地,挑起了领导全琼妇运工作的重担。在蒙汉强和琼崖妇女委员会主任邢慧学的领导下,琼崖妇女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县县委都有一名女委员负责妇运工作,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有妇女当选委员,妇女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据琼崖特委1929年10月27日统计,琼崖各县妇女党员人数有了较大增长,其中“乐会的党员成份则妇女同志居其一半”。1930年1月,琼崖特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在母瑞山逝世。在王文明同志追悼会上,蒙汉强作为妇女代表讲话说,王文明是琼崖工农群众的领袖,是琼崖革命事业的伟大开创者之一。我们琼崖妇女一定继承王文明书记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把他未竟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930年8月,琼崖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母瑞山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琼崖第二届苏维埃政府,陈骏业、符明经、何毅、蒙汉强、刘秋菊等24人为委员,陈骏业为主席,何毅为秘书长。琼苏政府分工蒙汉强负责妇运工作。在这次会议上,蒙汉强认识了刘秋菊。会议结束后不久,为了发展琼崖东路的革命形势,把土地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第二独立师师部迁离母瑞山,转移到琼东县第四区益平乡(今琼海市长坡镇大头坡村委会)。琼崖苏维埃政府驻在益平乡尾埇村。蒙汉强是琼苏驻会委员,也从母瑞山来到尾埇村住下来办公,领导妇运工作。这个时期妇运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据1931年4月统计,全琼革命根据地参加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的人数达3.3万余人,其中妇女占30%。
1931年3月18日,琼崖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万宁县加荣村召开。蒙汉强与符明经、王文宇、王业熹等琼崖党政军领导同志专程赶到加荣村出席这次大会。会议选举产生第三届琼崖苏维埃政府,符明经、王文宇、蒙汉强、刘秋菊等32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其中符明经、王文宇、王业熹、蒙汉强等9人为常委,符明经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王业熹为秘书长。常委分工蒙汉强继续负责妇运工作。3月26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在闭幕式上,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宣告成立。符明经、王文宇、王业熹、蒙汉强等新当选琼崖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在主席台上检阅了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会后,蒙汉强与赤色女子军连的骨干举行座谈,勉励她们听从党的命令,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在这次座谈会上,蒙汉强与赤色女子军连的骨干庞琼花、冯增敏、王时香、黄墩英、庞学莲相互认识了。5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成立。蒙汉强受琼崖苏维埃政府委员长符明经的委托,与二师师长王文宇、政委郑大礼一起,从琼东县四区赶到乐会四区内园村,参加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大会。在会上,她代表琼崖苏维埃政府,对女子军特务连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鼓励女子军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杀敌,为广大工农群众和妇女的翻身解放而顽强战斗。
1931年10月,蒙汉强到位于乐四区的琼崖高级列宁学校讲妇运课,特地到娘子军驻地,表扬她们伏击沙帽岭和火攻文市炮楼这两仗打得很漂亮。
蒙汉强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得到琼崖特委和琼苏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在广东省档案馆收藏的第三届琼崖苏维埃政府发布的10份“通令”中,在参与“通令”签署的9名常委中,蒙汉强名字的排序靠前。除了委员长符明经单列在前外,其余8名常委的排名,蒙汉强有5份排在第一位,4份仅次于秘书长王业熹排在第二位。
1932年春,特委决定将原女子军特务连两个排从乐会四区调往琼东四区,担任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警卫任务,改编为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连部先设在火相看村,后搬到琼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尾埇村。蒙汉强与女子军一连的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时香朝夕相处。她大力支持女子军工作,热心为她们分忧解难。冯增敏向她反映,女子军原来驻在乐四区,就在家乡,水稻插秧、收割等农忙时节可以帮家里干些农活,现在来到琼东四区,离家远了,家里农活再忙也帮不上了。蒙汉强将情况向琼苏政府反映。琼苏政府立即作出决定,在水稻插秧和收割时节,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组织互济会等群众组织人员帮助红军家属抢种抢收,要采取措施坚决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冯增敏反映女子军第一连存在缺编情况,蒙汉强立即要求琼东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永泰发动该区女青年报名参加女子军。琼东四区女青年黄玉萍、孙玉芳、陈俊蛟、邢德梅、许世容、许秋娘、李仕花等响应政府号召加入了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行列。
1932年7月,为了扑灭琼崖的革命烈火,国民党第一集团军陈汉光警卫旅3千多人赴琼向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反革命“围剿”。8月2日,敌人包围了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益平乡。形势万分危急,特委决定我党政军领导机关立即向母瑞山转移。红一团主力在前面开路,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殿后掩护。蒙汉强随女子军第一连一起转移。5日,红军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在马鞍岭阻击国民党军,蒙汉强参加了马鞍岭阻击战。阻击战打了3天3夜,子弹打完了,战士们就用石头、木棍跟国民党军拼,直到第四天接到特委的命令,她们才撤出阵地向母瑞山转移。
1932年10月,国民党陈汉光部队将母瑞山上的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重重包围,红军粮尽弹绝,战斗和非战斗减员严重。为了保住琼崖革命红旗,保存革命火种,特委决定红军师部全部领导率领红军主力向乐四区方向突围,调虎离山,把敌军主力引向乐四区,减轻母瑞山方面压力,打破敌人的包围,从而掩护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等特委和苏维埃政府主要领导继续留在母瑞山坚持斗争。蒙汉强随红军师部和女子军一连从母瑞山突围向乐四区转移。红军走下母瑞山后到达石壁境内的南俸准备渡过万泉河时,遇到从石壁赶来的国民党军的阻击,红军队伍被冲散。队伍失散后蒙汉强和林仲英一起辗转到林仲英家龙江境内的百花岭村附近山林中隐蔽。红军和国民党军的阳江决战受挫后,红军二师和女子军连解体。国民党军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林仲英是琼崖特委常委、红军二师政委冯国卿的妻子,因此百花岭村一带是敌军重点搜查之地。由于民团头子冯应昌告密,蒙汉强和林仲英被陈汉光部第二团营长严健部逮捕并直接押解到陈汉光旅部驻地大路墟 ,被关在女牢里。此时,女子军连干部庞琼花、冯增敏、王时香、黄墩英、庞学莲,还有排长王振梅、乐会县苏政府委员王学葵、乐会县少锋大队长林尤新都被关在同一个牢房中。加上蒙汉强和林仲英,这个女牢中关着10个人。不久,敌人释放了王振梅和林仲英。她俩出狱时,将身上仅有的一个光洋50个铜板交蒙汉强赠送给还在狱中的8个患难姐妹。她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含泪相别。
陈汉光亲自提审蒙汉强。他先问蒙汉强的姓名、籍贯、家庭和任职情况。蒙汉强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他。因为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琼崖苏维埃政府的发布的十几份“通令”在全琼各地到处张贴,从中谁都知道蒙汉强是琼苏政府常委,蒙汉强将任职情况也如实写上了。但她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和特委委员身份。陈汉光接过来一看,连声称赞蒙汉强字写“文笔秀丽”。接着审讯直奔敌人的预设主题,陈汉光问,冯白驹、符明经到哪里去了?蒙汉强听了,心中一阵好高兴,因为这说明冯白驹、符明经等领导没有被陷落入敌人之手。她回答说:前十余日,我与冯白驹、符明经及其卫兵6人,下母瑞山后到达南俸附近,被军队击散后,各走一方,当时未约定往何处集合。蒙汉强的回答很有心计,非常有智慧。在南俸看见,就说明冯白驹、符明经已经走下母瑞山,来到万泉河边的南俸。冯白驹、符明经等同志其实还留在母瑞山,这是党的核心机密,是一个泄露出去足以改写琼崖革命历史的重大机密。蒙汉强机智的答话,保护了冯白驹、符明经等琼崖特委、琼苏政府领导的安全。陈汉光拷问不出什么,便对蒙汉强严刑拷打。敌人用皮鞭抽打她,用绳子将她悬吊在树上,但她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守口如瓶,决不泄密,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陈汉光对蒙汉强等8人审讯攻心和重刑逼供一无所获,就将她们押解到嘉积、定安、文昌等地,在所谓“反共大会”上示众,打击共产党人的威信,炫耀他反共的“战功”。陈汉光警卫旅的旅部迁驻到哪里,就将她们8人押解到哪里。1938年末,陈汉光警卫旅旅部迁驻府城,蒙汉强等8人也被押解到府城监狱。面对敌人没完没了的折磨和迫害,她们愤怒,她们抗争,豁出去与敌人拼了。她们放声臭骂国民党和陈汉光,毁坏了监房里的木制工字窗,打碎了监房中的生活用具陶瓷器皿,她们甚至有两次试图集体自杀,以抗议敌人对政治犯的残酷虐待,但被敌人发现而未能如愿。蒙汉强虽然身在狱中,但仍然高度关注铁窗外的政治风云变化,关心琼崖革命和冯白驹、符明经等领导同志的安危。一天,蒙汉强等8人被押到府城“反共大会”示众。她看到会场入口处贴着一张“琼崖绥靖委员公署布告”,内容是通缉冯白驹、符明经的,由绥靖委员陈章甫的名义于1933年2月发布。蒙汉强在这张布告前停留观看了许久。回到监房,冯增敏问她,这张布告早已在各地贴出,我们多次看过了,今天你为什么还看这张布告那么久呀?有什么新的发现吗?蒙汉强说,这张布告大有文章,你们猜猜看。她们猜不出来,蒙汉强说,我注意到这张布告的4个角和周边都是湿的,浆糊未干,可见是刚刚贴上去的,这就说明一直到现在,敌人还没有抓到冯白驹、符明经等领导,琼崖革命的红旗还没有倒,革命火种还在。姐妹们一听恍然大悟,高兴地抱成一团跳了起来。
被囚禁在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的女子军特务连领导和琼崖妇女干部。右起:庞琼花、蒙汉强、黄墩英、王时香、冯增敏、庞学莲、王学葵、林尤新。
1934年,陈汉光旅奉调离琼。离琼前,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给他发了一份电报,要他将蒙汉强、庞琼花、冯增敏等8人带到广州感化院继续“施以感化处分”。陈汉光对她们念了这份电报。听完电报,大家都因为将被押去广州愁眉苦脸,唯独蒙汉强脸带微笑。冯增敏说,去广州坐牢有什么好高兴?蒙汉强说,我听到电报中有“此时琼崖匪患,尚未完全肃清”的话,这就说明我们的战友还在继续坚持战斗,琼崖革命的红旗还没有倒。听蒙汉强这么一说,大家都高兴得破涕为笑了。
1934年9月,蒙汉强、冯增敏等8人被押解到广州关进了“国民特别感化院”。感化院其实是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囚禁在这里的都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感化院和普通监狱的区别在管教手段方面。感化院对犯人不使用暴力手段,而以攻心为主。蒙汉强、冯增敏8人始终被敌人关在一起,住在丙班大宿舍里。在感化院,蒙汉强她们坚持了自己的政治信念,无一人被“感化”而动摇变节。
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国民党被迫宣布共产党合法,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国民党开始释放政治犯。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蒙汉强、冯增敏等8人被释放。回到海口后,蒙汉强带冯增敏等人到吕姓亲戚家住了几天,经过多方观察,确信没有什么人再为难她们了,才分头回家。
蒙汉强回到定安后,先回夏坡村见过父母,然后找到定安县工委书记莫少波接上了组织关系。莫少波让蒙汉强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调养身体,工委再给她安排工作。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的铁蹄震碎了海南岛的宁静,海口市和定安县相继沦陷。3月,定安县委书记何秋海给蒙汉强布置工作,要她到府城去,充分利用她在海府地区同学多的人际关系,搜集日军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通过定安县委设立在海府地区的交通情报站报告县委。接受任务后,蒙汉强来到府城,住在吕姓亲戚家。她在艰苦、危险的工作中,风里来,雨里去,日夜奋战在情报、交通战线上。1940年冬,设在海府地区的定安县委交通情报站被敌人破坏,蒙汉强被日军逮捕,关进了曾经关押过她的府城监狱。定安县委几次组织营救行动未果。
1941年以后,由于日军侵略军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中国人民的生存生活环境非常恶劣,使蒙汉强的家庭连续多次惨遭变故。1941年,她的母亲周氏病故,终年58岁。1943年,她的父亲蒙登猷病故,终年62岁。她的弟弟蒙朝谟在她的引领下,思想进步,族谱评价他“赋性刚直,遇事果断,尤其能敏好学。”蒙汉强被日军逮捕后,蒙朝谟多次到府城探监看望她。蒙汉强嘱咐弟弟不要忘记自己是夏坡子弟,心中要牢记“夏”字,夏就是华夏,就是可爱的祖国。一定要积极参加抗日,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祖国华夏,解放我们的家乡。蒙朝谟牢记姐姐的嘱托,在家乡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和村中蒙朝钊、曾昭锦等几个爱国青年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小分队,在家乡附近寻机打击日军。1944年的一天,他们在加斗村伏击日本鬼子,蒙朝谟被日军打伤腿部,但他英勇与敌人搏斗,脸部又被日军刺成重伤,之后被日军逮捕杀害。日军将他的头颅割下,拿到文曲日本学校门口放到桌子上示众。蒙朝谟终年31岁。夏坡村《蒙氏族谱》记载了蒙朝谟抗日牺牲的事迹,慨叹“诚可惜也”。
蒙汉强有个叫蒙朝钊的堂兄在府城谋生,他获知此事后告知了蒙汉强的吕姓亲戚。他们商定,为了避免对蒙汉强造成可能致命的打击,蒙朝谟牺牲的事暂不告诉她。1945年上半年,蒙汉强的弟媳王玉梅要回娘家寻主改嫁,有些家事要托付给蒙家唯一剩下来的人蒙汉强。吕姓亲戚和蒙朝钊没有办法,只好带她到府城监狱见蒙汉强。蒙汉强一听说弟弟已死,顿时昏倒在地上。她苏醒过来后,王玉梅对她说,我与朝谟结婚多年,没有为蒙家生下一男半女,我今年才三十岁,想回娘家寻主,我走后,我们家的家产、房屋、田土交给谁管理,请姐姐说句话给个定夺。蒙汉强回答说,交给侄子蒙光栋,说完又昏迷了过去。蒙汉强由于坐了十多年的监牢,遭受国民党和日本鬼子多年重刑摧残,落下了一身伤病,父母亲双双过早离世,使她痛不欲生,弟弟的死更是使她受到致命打击。她整天泪流满脸,不吃不喝,1945年初夏惨死在府城狱中,终年35岁。吕姓亲戚和蒙朝钊出资为她收殓安葬。
万泉河泱泱,母瑞山苍苍。革命先辈之风,山高水长。蒙汉强终身不嫁,她将自己一生都贡献给了党的事业。她短暂的35岁人生,竟有10年是在敌人的监狱里度过的。前些年,许多红色娘子军老战士特别是与她一起坐了6年牢的老战士经常讲述她的红色故事,称赞她是与红色娘子军并肩战斗的好党员、好战友、好领导。琼海、定安等地的老百姓都说她是像刘秋菊那样的“红色姨母。”
(作者陈锦爱是原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崔开勇是原定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夏坡村乡亲蒙上京、蒙上锐、蒙上深、蒙光发、蒙击流等为本文提供了丰富史料,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