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在家务农,我妈说了这种事不用写我的家,原本可以容纳六个人的房间,现在只有母亲一人是“常住人口”。她说:“有时觉得嘴给闭累了。”印象中,母亲多言。回家过年,又回到母亲营造的“唠叨”氛围中。
母亲说得最多的自然是父亲和我们。父亲离开我们时,母亲没有掉一滴泪,把棺材盖合上的那一刻,母亲才轻轻地埋怨一句:“你好狠心,把孩子们丢给我就享福去了。”听说父亲临终前对母亲说:“我走了,把四个小丫头交给你我放心。”
父亲患病期间,我曾经有一个很没人情味的想法:与其这样活着让病魔折磨,不如死了以求得解脱。护士给父亲输液时,扎针要经过五六次才能成功。父亲的血管很脆,再加上每天一次的输液,满手都是针眼。母亲除了晚上陪住在医院外,也常往外跑去找一些稀少的、古怪的药。父亲中风后,医生让母亲去找一种叫尿激酶素的药。中风的瘫痪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几,而一旦找到这种药就意味着争取到了康复的百分之几。母亲跑遍了贵阳的几家大医院和大街上的药铺。后来有人告诉母亲,另外一个城市的某家医院曾经卖过这种药,母亲当即赶到那儿购下了十支注射液。父亲站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买了一双新鞋,因为那双半新的棉鞋由于超负荷的运动而过早结束了生命。
对于父亲的离去,母亲做得无怨无悔。母亲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缺少父亲而变得无聊,因为她活得充满希望,我们姐妹四个便是她的希望。我们念书时的学习成绩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我们每一个人考取学校出去后便不再回来。母亲送走了我这个家里最小的孩子后,就名副其实地步入了她的“空巢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