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宋代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曾任广东、湖南等地提点刑狱官，办案著重实地检验。公元一二四七年著有《洗冤集录》五卷，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广传国内外，对于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其祖上为唐朝著名宰相宋璟。

　　宋慈像

　　北宋时，宋慈的高祖宋世卿从浙江建德县来建阳任建阳丞而家居此地。父宋巩曾任广州节度推官(节度使幕府掌管刑狱的官员)，家境小康。宋慈从小受学于父，10岁时从学建阳县学者、朱熹的高弟吴稚，并得到吴稚的同窗黄干、李方子等名人指教。他重视实践，力求真知 [1]  。

　　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他进京入太学，深得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赏识，遂拜其为师。

　　嘉定十年(1217年)宋慈中乙科进士，授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县尉，遇父病未赴任。

　　宝庆二年(1226年)始走上仕途，任江西省信丰县主簿(典颁文书，办理事务)。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水深火热中，民反和兵乱频频发生。安抚使郑性之慕其有拨乱反治才，延入幕府参预军事。刘克庄饯别宋慈时写下《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一词。当时，江西南部三峒里少数民族发生变乱，赣南数百里地方都很混乱，刘克庄在词中不仅希望宋慈尽快平定叛乱，好快点回家。也劝友人不要残酷镇压起义的峒民，而应采取招安的措施，需要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宋慈听后当场允诺。

　　后来宋慈参与了平定“三峒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堡饥民，又率兵三百大破石门寨，俘获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任期届满，江西提点刑狱使叶宰聘宋慈为幕僚。

　　不久，在真德秀推荐下，宋慈又进入福建路招捕使陈韡幕府，参加平定闽中叛乱。宋慈“提孤军从竹洲进，且行且战三百余里”，就连久经锋镝的主帅也对他刮目相看，称赞他“忠勇过武将矣”。在军事谋划方面也多咨访于宋慈。

　　因得到陈赏识，绍定四年(1231年)，宋慈被任命为长汀知县。宋慈得任长汀县令。县境百姓苦于盐价高昂，从海口溯闽江，盐运至长汀，要隔年才能运到。他莅任之初，改从潮洲沿韩江、汀江而至长汀，往返仅3月，大大节省运费。官府将盐廉价出售，百姓无不讴歌载道。

　　时值宋理宗(赵昀)即位，南宋欲联蒙古破金，结果兵败于汴，加之贾似道擅权，理宗消极怠政，兵连祸结，境土日蹙，内政愈加腐败。

　　端平三年(1236年)，同知枢密使魏了翁聘宋慈为幕僚。

　　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他任职邵武军(今属福建)通判，仅及周年，民有余念。次年，浙西饥荒，宋慈奉诏入境，叹曰："强宗巨室，始去籍以避赋，终闭粜以邀利，吾当其谋尔。"于是实行"济粜法"，将人户分为五等；最富有者出存粮半济半粜；较富有者只粜而济助；中等不济也不粜；次贫者半济助；赤贫者全济，济米由官府拨付，停征一半租税。富户不敢违命，贫者得以度过荒年。

　　不久，他调任毗陵郡守。虽频繁调任，但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惠爱子民，佳誉鹊起。

　　嘉熙三年(1239年)升任司农丞知赣州。次年，提点广东刑狱，发现所属官员多不履行职责，有拘押数年的案犯，都未理清曲直。于是制订办案规约，责令所属官员限期执行，仅8个月，就处理了200多个案犯。移任江西提点刑狱，为赣民作主，严办违法的盐贩。

　　淳佑五年(1245年)，转任常州知州，议重修《毗陵志》，开始编辑洗冤录资料。任满，转任广西提点刑狱，巡行各部，雪冤禁暴，虽偏僻恶溺处所，亦必亲往视察。宋慈廉政爱民，执法严明。尤其是"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淳佑七年(1247年)，任直秘阁、湖南提点刑狱使。是年冬，撰成《洗冤集录》。

　　南宋淳佑八年(1248年)，任宝谟阁直学士，奉命巡回四路，掌管刑狱。听讼清明，决事果断。翌年，升任焕章阁直学士、广州知州与广东经略安抚使。他忽患头晕病，仍然参加祭孔典礼。从此委顿不起。同年三月初七逝世于广州官寓，享年64岁。于次年七月十五日，归葬建阳县崇雒里(今崇雒乡)建阳宋氏祖居地昌茂村。 [2] 

著作

　　宋慈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专著。

学术内容

　　一、证据的首要位置

　　南宋官府为探明案情真相，将证据摆在首要位置：“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人命之案，须查获凶器；凶手定罪，须查获尸体；尸体检验，须查验到致命伤，否则不易结案，便为疑案。“大辟之狱，自检验始。”在“慎刑”的指导思想下，以有无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准则，而犯罪事实又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作为根据，是所谓“旁求证左，或有伪也；直取证验，斯为实也”。

　　宋慈在书中一再强调以查找证据为目的的检验勘查工作当慎之又慎，举一例视之。由于致命伤的检验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关涉甚重，宋慈强调检验中定要仔细勘验，“凡伤处多，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倘若是聚众斗殴，“如死人身上有两痕，皆可致命，此两痕若是一人下手，则无害；若是两人，则一人偿命，一人不偿命，须是两痕内，斟酌得最重者为致命。”然而，如果两个人同时刺杀、同时打击，要定哪个对致命伤负主要责任，就比较困难了。想到这一层，宋慈的考虑才算是完备。

　　“牢狱用刑以求取口供”，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重视口供的采集。口供固然重要，但这种获得口供的非法手段早就被世人唾弃，更何况“证以人或容伪焉”，宋慈认为须“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且“告状者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这一方面是因为“证以物必得实焉”，另一方面是不能听从一面之词，以防其中有弊。

　　不轻信口供在当时律法中亦有体现，即使罪犯招供，也要查出证据；反之，即使罪犯不招供，在物证确凿的情形下，亦可定罪判刑，一切须“据状断之”。

　　时间不可能穿越到过去，案情不可能“情景再现”，故所谓的“真相”并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还原，但是检验勘察，事关人命，必须将事后检验之事充分做到位，使之不断接近百分之百的真实，还事实以真相。

　　二、良吏的重要性

　　如何将检验之事做得充分、到位呢?除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外，宋慈认为主要取决于为官者。“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这是当时统治阶级一直坚守的执政信念。他给今人的启示是：相对于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而言，司法的组织规则更重要。法官不良，再好的程序和实体法有什么用呢?

　　法令是如何谨慎的呢?宋慈在书中提及诸多，此处挑选几点言之。

　　其一，差文官。由于武官“更历未深”，若再碰上“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将会使案件变得模糊不清、扑朔迷离，从而难以查究。“如边远小县”，实在缺文官，“复检官权差识字武官”。

　　其二，事必躬亲，不得专任吏胥。北宋时期太宗曾对宰相说：“颇闻台中鞫狱，御史多不躬亲，垂帘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无冤滥，岂可得也?”宋慈在《条令》中亦称“不亲临视”者，当“以违制论”。事必躬亲要求检验官必须仔细审察、判别、监督，以防发生误验、漏验之事及仵作、吏胥作弊等，而非仅仅在场遥遥相望，甚至“掩鼻而不屑”。“事必躬亲”就是司法亲历性的古代版本。

　　其三，“诸验复之类应差官者，差无亲嫌干之人”，这规定了为官者的回避制度。“大狱讼者，所以平曲直，雪冤枉也。若有财者胜，无财者负，有援者伸，无援者屈，豪强得志，贫弱衔冤，岂国家之福耶?愚愿士大夫司听断者，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鉴，天下何患不太平?此句反映宋慈的稳定思想，事事至公，则天下稳定。

　　另外，律法规定官员三年一易，且不可在家乡任职，这对于防止司法活动中亲嫌、故旧、仇隙关系的干扰起到了很好的防范作用。

　　宋慈反复强调检验案件，事关人命，“当是任者，切以究之”!他在书中写道，检验官在接到检验公文之后，为防止奸欺，切“不可接见在近官员、秀才、僧道”，因为这些官员、秀才、僧道等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上能通官府，下能聚集民众，一旦参与颠倒案情之事，将对探明案情真相极为不利。

　　除了对尸、伤及现场进行认真仔细的勘验，检验官要重视对现场周围以及相关人员的调查和访问，只有把各方因素综合思量之后，方能获取正确而有效的证据，以使得自己的检验结果得到印证，探明案件真相。

　　要成为一个合格、出色的检验官，宋慈认为至少要有两个绝招：一为尸、伤等检验的技术，二为综合素质的考量。且后者更为要紧。

　　宋慈“博采近世所传诸书”，“会儿粹之，厘而正之”，加上多年实践经验，“增以己见”，终写成《洗冤集录》。他四任提点刑狱司，以身作则，慎重狱事，正如其所言，他真正做到了“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宋慈提出了一个合格法官的普世标准—洗冤泽物!

临床应用

　　宋氏不泥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之时，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是由于宋氏出身于朱门，不便像同时期的陈亮、叶适等思想家那样，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科学著作提倡求实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与陈、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

　　在《洗冤集录》中，有一些检验方法虽属于经验范畴，但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惊叹。如用明油伞检验尸骨伤痕，就是一例：“验尸并骨伤损处，痕迹未现，用糟(酒糟)、醋泼罨尸首，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迎日隔伞看，痕即现。若阴雨，以热炭隔照。此良法也”。“将红油伞遮尸骨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如此检验尸骨伤损，与现代用紫外线照射一样，都是运用光学原理。只是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地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新油绢伞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容易看出伤痕。再如书中论述的救缢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没有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拥罨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也与现代科学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者运用和记载这些方法，目的在于查出真正的死伤原因，无不体现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3] 

轶事典故

　　有一天，他在一个已结案的卷牍中看到一桩自杀的命案，死者是一个庄稼汉，他觉得庄稼汉自杀的案例很少，必有万不得已，非死不可的遭遇，才会走上绝路，而且案卷中并无自杀的详细原因，于是他决定趁案发为时不久，重新加以审理。第一步，他先开棺验尸，发现死者腹部的伤口，进刀轻、出刀重，据仵作的说法，案发后，刀子在死者手上，但并非紧握，他更觉得可疑，其中必有曲折。因此他探访了死者的邻居、亲友，终于查出冤情，揭发了一件强掠妇女、杀害无辜的命案真相。

　　原来地方上有一个名叫吴良的官宦之后，仗恃著做过户部尚书的父亲余荫，贪酒好色，胡作非为，偏巧县知事是他父亲的门生，而且为官不正，往往使作奸犯科者逍遥法外，百姓早已怨声载道。有一天吴良看到一位姿色出众的少妇，意图染指，打听到原来她是庄稼汉的新婚妻子，助纣为虐的管家就献计悄悄将庄稼汉害死，做成自杀的样子掳走新妇。还拿出一笔银子，在衙门上下大通关节，于是一桩命案，就草草了结。吴良不但逍遥法外，还享尽艳福。但宋慈将案子重新整理，拘捕吴良和管家治罪抵命，庄稼汉的冤情，终于平反，赢得当地民众的称赞，轰动一时。

人物评价

　　宋慈在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为官清廉，生活朴实，一生无其他嗜好，惟爱收藏异书名帖，喜金石刻。晚年更加谦虚谨慎，爱惜人才，虽是后生晚辈，凡有一技之长，皆提拔引荐。他年老有病在身，一切公务，犹亲自审察，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宋慈文而勇武，兼有谋略，由主簿而知县、知州，多所历练，所以清人陆心源作《宋史翼》将宋慈列入《循吏传》，并将其与辛弃疾媲美。

后世影响

　　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唯物主义倾向。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仅从流传至今的《洗冤集录》一书来看，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全面，其精确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最精彩的内容。

　　宋巩（1147-1219）：据刘克庄《宋经略墓志铭》载，宋巩为宋慈的父亲，字宜卿，建阳童游里人，宋翔四世孙。性聪慧，读书不专务章句，而词藻焕发优于场屋弱冠（场屋:科举考试的场所；弱冠：古代男子20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因为还没有达到壮年，叫做弱冠。场屋弱冠：此处指同场考试的年轻人）。以特科登嘉定七年（1214）甲戌袁甫榜进士，与同县人熊刚、陈范同榜（明万历《建阳县志·选举志·甲科》）。授承事郎，广州通判，廉靖有政声。随后辞归，闲居山林，嘉定12年（1219）病逝，享年73岁（明嘉靖《建阳县志·列传·人物类》）。宋巩是宋慈家族中除宋慈本人之外，生卒年份唯一可考的成员。他40岁时，宋慈出生。他以特科登进士第时已经68岁了，仅比儿子宋慈举进士早三年，真可谓大器晚成。过去认为宋巩“弱冠，登进士第”，有可能是一种误传，此误或许源于明万历《建阳县志》。否则，只能认为地方志史记载的宋巩中进士的年份有错，岂有父亲弱冠登进士第，而儿子三年之后也举进士之理！宋巩病故时，宋慈34岁，为宋慈中进士之后两年，与刘克庄《宋经略墓志铭》的记载基本相符。

　　宋璟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唐高宗调露年间，年仅十七岁的宋璟进士及第，授义昌（今汝城）令后又升任监察御史，凤阁舍人。

　　神龙二年（706年），中宗下诏宋璟为检校并州长史，没有成行，又任为检校贝州刺史，宋璟被挤出了朝廷。

　　唐睿宗景云元年，宋璟自洛州长史入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掌铨选。宋璟取舍平允，为时所称。当时，太平公主擅权，将谋害太子李隆基，宋璟与姚崇奏请令公主出居东都洛阳，又被贬为楚州刺史。

　　开元初，为广州都督，教百姓烧瓦代竹茅盖房，以避火灾。

　　开元四年（716年），召入为刑部尚书，不久代姚崇为相。宋璟居相位，以择人为务，随才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为玄宗所敬惮，虽不合意，也勉强采纳。宋璟与姚崇并称贤相，号“姚、宋”。史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

　　开元五年（717年），宋璟随同玄宗巡幸东都，路过崤谷（今河南陕县），山高路窄，难以行走。玄宗十分恼怒，要罢免河南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怡。宋璟进谏说：“陛下方事巡幸福，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玄宗认为很有道理，就免去二人死罪。

　　开元八年（720年），以压制犯法官僚的申诉，又严禁恶钱流通，颇招人怨，遂被授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罢相。 [4] 

　　开元十年（722年），京兆人权梁山聚众暴动，被镇压后，其众多遭逮捕，玄宗以宋璟兼京兆留守复审，他只治罪为首数人，余皆释放。

　　宋璟像 [5]

　　开元十二年（724年），玄宗东巡泰山，宋璟留守京师。玄宗将出发，对宋璟说：“卿是国家元老，为朕股肱耳目。今将巡洛阳，分别有一段时日，请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朕。”宋璟一一直言相告。玄宗将宋璟“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

　　开元十七年（729年），拜尚书右丞相。

　　开元二十年（732年），宋璟再三请求告老，玄宗只得同意，仍令全给禄奉，赐绢五百匹。宋璟退居东都洛阳的私宅后，杜绝宾客。 [6]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十一月十九日，宋璟在洛阳明教里的私宅中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追赠太尉，谥号“文贞”。玄宗命河南少尹崔释之充任监护使，负责办理丧事。 [7] 

　　大历五年（770年），即宋璟去世三十三年之后，颜真卿应宋璟后裔之托，撰文并书写了碑文。大历七年（772年），墓碑镌刻完成，立于宋璟墓地。 [8] 

主要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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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后时期

　　宋璟画像 [5]

　　武后执政，宋璟因为率性刚正而被重用，逐步由凤阁余人（即中书舍人）升迁至御史中丞；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因为私自向相士询问运程，违反了宫规，宋璟奏请追究，但是武则天则特旨赦免，并命令张昌宗及张易之两兄弟到他的住所谢罪，宋璟却拒而不见。宋璟因此与他们结怨，二张屡次欲借故中伤他，但却不成功。[9] 

　　中宗睿宗时期

　　李唐复兴后，在中宗时，宋璟担任黄门侍郎。当时宋璟得罪了当权的武三思，因此受到排挤，被外调为贝州刺史。其后，韦后叛乱，中宗被杀，睿宗子李隆基平叛， 睿宗继位。宋璟重新被起用，睿宗将他由洛州长史调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朝政，这是他首度为相。在这期间，他一改朝廷用人惟亲的恶习，提出了用人“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准则，并且不顾当时拥有极大权势的太平公主等人的反对及阻饶，罢去昏庸的官员达数千人，并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以防太平公主谋反，但因此得罪了太平公主，被其中伤，因此反而被罢相，贬为楚州刺史。 [9] 

　　玄宗时期

　　李隆基讨平太平公主的叛乱，即位为唐玄宗，宋璟升调为广州都督。宋璟仍专注改善民生，并没有因为外调而灰心，他教晓百姓以砖瓦盖屋取代简陋的茅屋及草屋，以减少火灾出现的可能。开元716年，他被调返京师，任刑部尚书，后来姚崇因事退隐，他获姚崇推荐，再度为相。这时，宋璟再度提出“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准则。他为防奸佞小人私下在皇帝耳边进谗言，提出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谏官、史官在旁的规定。而玄宗亦十分器重宋璟，并以师礼待之；进则迎，出则送，因此宋璟提出的具建设性的提议，通常均被采纳。亦因如此，当时朝廷一改以往用人惟亲的恶习，并减少了奸佞小人诬谄好人的情况，使开元初期的政局十分清明。宋璟前后为相四年，他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相传，他叔父宋元超当了“选人”（侯选官）后，要求吏部予以优先照顾，宋璟得知后，不但不予优先录用，并手示吏部“不能私害公。”又据史书记载，唐代规定，每年地方各道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使者进京，往往多带珍贵宝货，四处送礼，拜结权贵，许多官吏收礼受贿，使者也多有因此得以晋升。宋璟对此则异常不满，并面奏玄宗同意，勒令所有礼品一概退回，以绝侥求之路，削杀收礼受贿之风。后因为压制犯法官员的申诉，并严禁黑钱的流通，得罪了不少权贵，因此被降为开府仪同三司，再度罢相。

　　唐玄宗后期，由于政治上安于现状，在吏治方面也慢慢受到后庭和宗族、姻戚的影响，加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为辅，由姚、宋苦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纲纪，很快被他们破坏殆尽。相传，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狼狈逃到咸阳，一位长者向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平安。自倾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维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这是对玄宗的批评，也是对宋璟的赞扬和怀念。 [9]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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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宋璟同姚崇一样，是唐代历史上著名政治重臣。唐朝三百年间，素有“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之说。史书上一向姚宋并提，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玄宗和宋璟等重臣连续保持了稳定的关系，这不仅使得寒门士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也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积极乐观，刚健进取的人文氛围。 [9-10] 

　　朝野赞誉宋璟为“有脚阳春” [11]  。意言宋璟如一缕春风，趟到哪里哪里似春风煦物，倍感温暖，不为自己争名谋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均体现了他爱民恤物的高尚品德。 [12] 

历代评价

　　苏味道：真王佐才也！ [13] 

　　宋璟半身像 [9]

　　李隆基：彼卖直以取名耳。 [14] 

　　卢怀慎：宋璟立性公直，执心贞固，文学足以经务，识略期於佐时，动惟直道，行不苟合，闻诸朝野之说，实为社稷之臣。 [15] 

　　张说：降王宰兮远国灵，歌北户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经，政画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鱼鳖宁。变蓬屋兮改篱墙，鱼鳞瓦兮鸟翼堂。洞日华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风莫飏，事有近兮惠无疆。昆仑宝兮西海财，几万里兮岁一来。舟如鸟兮货为台，市无欺兮路无盗，旅忘家兮扃夜开。越井冈兮石门道，金鼓愁兮旌旆好。来何暮兮去何早？犦牛牲兮菌难卜，神降福兮公寿考。 [16] 

　　柳芳：玄宗以雄武之才，再开唐统，贤臣左右，威至在已。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继以张嘉贞、张说，守而勿失。 [17] 

　　颜真卿：於戏！逆鳞劘上，匡救之义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极。况乎文包风雅，道济生灵，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无友而独立者，其惟广平公乎？ [13] 

　　李巽：姚元崇、宋璟、刘幽求，或辅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徇难，成中兴之业。 [18] 

　　李绛：北齐任杨遵彦则理，用高阿那肱则乱；隋代任高颎则理，用杨素则乱；国家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则理，用李义府、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则乱。 [19] 

　　崔群：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 [20] 

　　白居易：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21] 

　　元稹：昔我玄宗明皇帝得姚元崇、宋璟，使之铺陈大法，以和人神，而又益之以张说、苏颋、嘉贞、九龄之徒，皆能始终弥缝，不失纪律。 [22] 

　　崔植：明皇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 [23] 

　　李昂：俾畴贤相，以访遗裔。或血食不继，宗祊已芜。如遂良之委笏面诤、名垂史书，仁杰之恢复庙社、事形先觉，宋璟之文吏骨鲠、功参治平，元纮之守规画一、时成有裕。 [24] 

　　杜牧：宋开府璟，亦进士也，与姚唱和，致开元太平者。……凡此十九公，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 [25] 

　　刘昫：①履艰危则易见良臣，处平定则难彰贤相。故房、杜预创业之功，不可俦匹。而姚、宋经武、韦二后，政乱刑淫，颇涉履于中，克全声迹，抑无愧焉。 [26]  ②姚宋入用，刑政多端。为政匪易，防刑益难。谏诤以猛，施张用宽。不有其道，将何以安？ [26] 

　　寇准：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 [27] 

　　宋祁：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 [28] 

　　宋璟砸碑

　　司马光：①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29]  ②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30] 

　　苏辙：玄宗初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绛，后用韦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励精政事，姚崇、宋璟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观之治矣。 [31] 

　　叶梦得：唐人房乔、裴度优于德量，宋璟、张九龄优于气节，魏郑公、陆贽优于学术，姚崇、李德裕优于材能，姚崇蔽于权数，德裕溺于爱憎，则所胜者为之累也。 [32] 

　　韩昉：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 [33] 

　　洪迈：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为汉、唐名相，不待诵说。然前六君子皆终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过三年。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34] 

　　张珪：国之安危，在乎论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则治，后用李林甫、杨国忠，几致亡国。 [35] 

　　徐钧：一片刚方铁石心，梅花冷淡独知音。君王外貌虽加敬，卖直谁知内忌深。 [36] 

　　关耆孙：唐因隋旧，以进士取士，其始也，得士如狄仁杰、张九龄、姚崇、宋璟、裴度，则亦能为唐强；而其末也，如郑朴、杨知至，则为唐之亡矣，取士一也，何始末之异也。

　　崔铣：唐有三臣焉，曰狄仁杰之密、宋璟之坚、郭子仪之大。 [37] 

　　孙承恩：抗颜伪武，合志闻元。挺挺谔谔，切论危言。清介之守，刚正之气。卓哉相业，吁其难继。 [38] 

　　归有光：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闼、折槛、引裾、坏麻之类，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萧望之、李固、宋璟、张九龄、陆贽、李沆、范仲淹、李纲之徒是也。 [39] 

　　王世贞：姚崇、李泌才相似也，崇体近实，泌用近玄；狄仁杰、宋璟器相似也，仁杰近圆，璟则方；陆贽、李绛识相似也，贽达绛遂；杜黄裳、裴度略相似也，黄裳近疏度近密。 [40] 

　　李廷机：唐明皇登基，左相姚元之。宋璟为右相，中外乐雍熙。 [41] 

　　林时对：国之任相，犹室之任栋；用匪其材，鲜不颠覆。虽云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然转亡为存、图危于安，不乏斡旋补救之术。如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古来旁求爰立、或取诸梦卜、或起自屠钓，咸能光复启宇，祀夏配天。无论汉、唐、宋全盛，萧、曹、丙、魏、房、杜、姚、宋，洎韩、富、范、欧、司马诸公，克奏戡定敉宁之略。……国以一人兴，岂不诚然哉！ [42] 

　　王夫之：使得丙吉之量，宋璟、张九龄之节，韩琦之忠，姚崇、杜黄裳之才，清本源，振纲纪，以纳之于高明弘远之途，汉其复振矣乎！ [43] 

　　蔡世远：汉唐以来，人材辈出，后先相望，略综其概，雍容翊赞、有始有终者，魏、丙、第五伦、姚、宋、王旦、李沆、韩、富也。 [44] 

　　蔡东藩：①唐室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窃谓姚宋之才识有余，而度量不足，观其排挤张说，牵及岐王，假令因此穷治，辗转株连，岂非一场大狱？ [45]  ②姚有为，宋有守，固皆良相也。故论相体者终当以宋璟为正，次为苏颋，次为源乾曜张说。 [46] 

　　崔瑞德：宋璟是一个可以指望（与姚崇）采用基本相同的政策的人。……他们（宋璟与苏颋）担任宰相一直到720年，他们的免职标志着玄宗朝第一阶段的结束。 [47] 

个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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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璟工诗善赋，少时以《长松篇》、《梅花赋》献苏味道，知名于时。《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文集10卷，已佚。《全唐诗》存诗6首。 [1]  《全唐文》亦收录有其作品 [48]  。其主要作品如下：

　　（主要作品参考资料 [48]  ）

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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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救月将

　　神龙二年（706年），京兆人韦月将上书唐中宗，告发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武三思闻知后，暗使手下诬陷韦月将大逆不道。唐中宗听信谗言，特令处斩韦月将。宋璟以为案情不实，请求查实验证。中宗大怒，他说：“朕已决定斩首，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宋璟说：“人家告韦后与三思有私情，陛下不加过问就问斩，臣恐天下会议论，请查实后用刑。”中宗愈加发怒。宋璟面无惧色，说：“请陛下先将臣斩首，不然不能奉诏。”中宗无奈，才免韦月将极刑，发配岭南。秋分之后才被处死。 [9] 

解救魏元忠

　　长安三年（703年），宰相魏元忠被张易之诬构，张易之还赂贿凤阁舍人张说，让他作诬证。张说将至御前作证。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对张说：“一个人一生最重的是名誉气节，不可只图个人苟生，陷诬好人。即使因此被谪官流放，他的美德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倘有不测之祸，准备叩请天子赦免，要死与你一起去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张说为宋璟的话所感动，廷辩时如实上奏，使魏元忠免受陷害。

　　但据《旧唐书·王晙传》记载：魏元忠被贬时，王晙上奏为他申辩。宋璟劝道：“魏公已侥幸免死，现在你又来惹天子发怒，能不倒霉吗！”王晙大义凛然地说：“魏公忠正无二却受到处罚，我激于正义才这样做，即使因此而颠沛流离，也不会后悔。”宋璟惭愧地道：“宋璟不能辨明魏公所受的冤屈，实在是有负于朝廷。” [49] 

金筷表直

　　宋璟画像 [50]

　　《开元天宝遗事》云： “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当年黄金餐具器皿为皇宫所垄断，北魏时，曾规定上自王公下至百姓，不许私养厂“金银工巧之人”，私造金器者是犯法的。所以当宋璟听说皇上赐他金箸，这位宰相十分惶恐，愣在恫陛前不知所措。唐玄宗见状说：“非赐汝金，盖赐卿以箸，表卿之直耳。”当宋璟知道是表彰他如同筷箸一样耿直刚正时，这才受宠若惊地接过金箸。但是这位“守法持正”的老臣，并不敢以金箸进餐，仅仅是把金箸供在相府而已。 [12] 

阳春有脚

　　唐中宗时，宋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不久，他直言触怒了中宗，被贬为刺史。到地方后，他廉洁奉公，尽力为百姓做好事，使当地民风变得淳朴起来，家家户户都安居乐业。

　　他在广州任都督时，当时广东人都用茅竹建房子，经常发生大火。宋璟教他们用砖瓦盖房，减少了火灾，造福了百姓。后来他当了宰相。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宋元超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照顾。被宋璟得知后，特地关照吏部不能给他官做。

　　当时唐玄宗宠幸曾为家奴的王毛仲，朝廷上下，巴结他的人很多。王毛仲的干女儿要出嫁，唐玄宗问他还缺什么。王毛仲说有一位客人请不来。唐玄宗说：那一定是宋璟了。在宋璟的治理下，唐朝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局面，史称“开元盛世”。

　　当时人们称赞宋璟像长了脚的春天，走到哪里，就把光明和温暖带到哪里。

　　（出自《开元天宝遗事·有脚阳春》） [51] 

端午更名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与初同义，晋代成书的《风土记》里说：“仲夏端午。端者，初也。”因五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为午月，故初五作端午。唐玄宗时，因为他的生日是八月初五日，名相宋璟建议要避讳，就把“端五”改为“端午”，从这以后，“端五”就改称为“端午”了。 [52] 

铁石心肠

　　宋璟为相，正直有大节，但却写出了风流妩媚的《梅花赋》。皮日休《桃花赋·序》说宋璟“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能吐婉媚辞。”赵鼎《蝶恋花》说：“漫道广平（宋璟封广平郡公）心似铁，词赋风流 ，不尽愁千结。”事实上“铁石心肠”的人何尝不可以有“词赋风流”的另一面，尤其是抒发他们的少年情怀。 [53] 

交好王晙

　　宋璟素来喜欢用诙谐的话开玩笑，不常严肃。他和名将王晙是莫逆之交，到晚年友情愈加深厚。他们之间的谈笑，他人也不计较。 [54] 

宋璟卖直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在成都曾与给事中裴士淹谈论宰相。当提到宋璟时，玄宗说：“他是沽名卖直之人。” [55] 

遗德流播

　　天宝（742年—756年）年间，御史吉温因为私怨陷害御史中丞宋浑（宋璟之子），使其降职至贺州任职。殿中侍御史颜真卿说：“怎能因一时气愤就想害宋璟的后代呢？” [56] 

后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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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中元年（780年），宋璟与房玄龄、杜如晦等三十七人被唐德宗定为宰臣上等。 [57]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宋璟与历代功臣四十人得以从祀历代帝王庙。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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