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启，亦称夏后启，后来追封则称为帝启、夏王启。屈原所著《天问》中曾记载：大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与涂山氏女相遇于台桑，产生感情，但因治水旋即分别。怀孕的涂山氏女在伤念中生下了夏启后就死了。夏启作为大禹的儿子，夏朝第二任君王，大约公元前2037―前2029年在位。相传因享高寿的大禹去世时，夏启也已进入暮年，所以在位较短（九年）即去世。相传大禹死后，本来按照“禅让制”已推举伯益继位；但夏启通过武力征伐伯益而夺取政权。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也是传统上被公认的中国第一位帝王。所以，唐朝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并自立为华夏第一位女皇时，曾追封同为华夏第一位上古帝王的夏启为“齐圣皇帝”。
相传大禹晚年，也曾设想继续实行“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度”。并在部落联盟会议的推荐下，最先考察选择了东夷部落首领皋陶（读高摇gaoyao），作为继承人。但由于在大禹手下掌管“五刑、狱讼”的皋陶年龄偏大，加之大禹给他安排的任务过多，最后皋陶就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了。
此后，又推荐了颛顼帝的后裔伯益（一说即皋陶的儿子、也有史籍说是舜帝的儿子），作为继承人。相传伯益曾协助大禹平治水土，有功而受到舜帝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之职，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之说，有学者认为伯益的功绩在于首创畜牧业，并使之有了较大发展。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夏启作为领袖之子，在部落联盟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曾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实在无法与伯益相比。因此，伯益最终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
关于这场继承权之争，史书古籍记载说法不一。据《史记·夏本纪》载：“（伯）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就是说，伯益被确认为大禹的继承人之后，曾表示有意让位给大禹的儿子夏启，并故意到“箕山之阳”居住躲避。这里说的“箕山之阳”，即今河南登封县的箕山南部，约在嵩山南三十里。相传夏启即位后，为报伯益让位之德，封其长子若木为徐伯（封地在今江苏徐州）、次子飞廉为葛伯（封地在今河南宁陵）。
《夏本纪》又说：“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意思说：大禹的儿子夏启很贤明，天下都希望他当天子。大禹去世时，虽把继承权传授给了伯益，但伯益辅佐大禹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取得天下的信服。所以部落诸侯都离开伯益而去朝拜夏启。并说“这是我们君主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夏启即了天子之位，这就是夏后帝启。
另据《中国小通史。夏王朝的建立》引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有关记载说：最后，东夷偃姓部落（即伯益的部落）不服，起来反抗夏启，并一度把夏启的军队打败，还俘获并囚禁了夏启。但夏启最后设法逃脱，并重新组织军队反攻；最终打败了东夷部落，并杀害了伯益。古文所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
又据《韩非子·外储说》载：“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而《战国策·燕策》则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上文意思是说：大禹死后，将让伯益继位，但夏启的部下以及党羽攻击伯益而夺得天下。甚至说，大禹名义上传天下与伯益，但并没有实际交权，所以被夏启利用自己拥有的势力夺取之。
总之，这场权力交接并不平稳，曾发生过激烈斗争。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相传大禹晚年，在儿子夏启及其部属的纵勇下，对伯益继位问题也产生了动摇之心，他既没有向伯益放权，又使实权逐步过渡到自己的儿子夏启手中。最后，大禹东巡，又南行至会稽（读计ji；即今浙江绍兴一带），不幸染病而驾崩。从而，夏启凭借父亲大禹的威望和势力，很快掌握了全国政权。
夏启继承大禹即位后不久，即放弃了旧都阳翟（今河南禹州），西迁到安邑（今山西夏县西），相传是为了躲避伯益的东夷强大实力。此后，夏启又举行“钧台大会”（钧台又名夏台，在今河南虞州），会盟各诸侯部落首领，以确认和巩固自己的天子地位。但夏后氏的同姓部落、实力强大的有扈氏（在今陕西户县附近），对夏启破坏“禅让制度”十分不满，拒绝出席“钧台大会”。夏启便以“恭行天罚”的名义，讨伐不臣服他的有扈氏。所以《史记·夏本纪》有“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一带）”的记载。经过激烈而又反复的战争，最终结局是有扈氏被打败，夏启最后灭掉了有扈氏，并将其族众贬为牧奴（放牧的奴隶）。相传夏启与有扈氏作战之前，由于面对的有扈氏势力强大，夏启曾在甘泽召开誓师大会，《尚书·甘誓篇》即记载了此次大会的誓词。
史籍记载，夏启最初“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于是夏启总结原因说：“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于是，他励精图治，“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意思说，夏启认为“我的国土不小，我的民众不少，之所以不能取胜，是因为我的恩德太薄，而且教化不善。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夏启以亲情亲近亲友，以尊长之礼敬重长辈，尊敬贤良的人，重用有才能的人，一年后终于征服了有扈氏。可见夏启取得“甘之战”的胜利，并达到“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各部落诸侯方国都来朝服）”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
以上就是“大禹传子”，而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和“世袭制”的历史开端及其过程。就这样，从大禹的儿子夏启开始，废除了帝位“禅让制”，首开“君主世袭制”之先河，从此中国走上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直到满清灭亡为止，前后历时近四千年。
据著名史学家吴晗所著《中国历史常识》考证，在夏朝之前的“公天下”（又称“大同”）社会，其部落联盟的最高领导人（如尧、舜、禹）的产生，都是经过“四岳群牧”即各诸侯部落首领本着“选贤与能”的原则，进行公推公选，最后由即将卸任的部落联盟最高领导人拍板交权，史称“禅（读善shan）让”。
相传那时的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老人、幼儿和鳏寡孤独（鳏，读关guan，即光棍汉；寡，即寡妇；孤，即孤儿；独，即年老无儿女的人）以及残疾人，一律由社会供养。人们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没有剥削压迫，从而也就没有阶级和阶级矛盾以及阶级之间的战争。
到了夏朝之后，开始出现了王位的世袭，财产的私有，阶级剥削和压迫也因此而产生；相传最早由战俘与罪犯所形成的奴隶阶层，以及由王室贵族势力所产生的奴隶主贵族阶层的出现，从而导致了奴隶制社会开始形成。
另据《中国大历史》等记载：夏朝朝廷实际直接统治的地盘并不大。《太平御览》引用三国东吴史学家韦昭所注，有“夏都阳城，嵩山在焉”。说明夏朝都城所在的“阳城”，就在嵩山附近，即今河南登封市境内（据考证，阳城即今登封市的告成镇）。又据《战国策。魏策》记载：“夫夏桀（读杰jie,夏末暴君）之国，左天门之阴，右天谿（读溪xi）之阳，庐睾（读告gao）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即夏朝末年国君夏桀的直接统治疆域，主要包括天门山之北、天谿山之南的伊、洛河流域。在今黄河中游、河南的豫西南部和山西的晋东南部一带。其周边则是被众多的诸侯部落方国（古字“方”与“邦”通用，方国即邦国）所环绕。
《逸周书·度邑》说：“自雒汭（ruì）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古人把河流会合或转弯的地方叫做“汭”，《尚书·禹贡》有：“东过洛汭。”《孔传》注曰：“洛汭，洛入河处。”伊汭，即伊水汇入洛水之处（在今河南偃师）。也就是说，夏王朝的中心辖区，相当于今黄河流域中游、中岳嵩山和伊、洛、颍、汝四水流经的豫西地区，西至华山脚下，亦即洛阳周围地区。这一点业已被地下考古所证实，如在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夏代王都。不过，从夏到商朝“盘庚迁殷”之前，我们的祖先基于“游牧”习俗及“灾患”等种种原因，“民无所定”，不时迁都。由是可知，其时的夏王朝，有可能还没有明确的固定疆域，其周边犬齿交错的疆界，包围着的是众多诸侯部落方国，犹如众星托月。
据《吕氏春秋。用民篇》记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指商王成汤）而三千余国”。可见上古时代，氏族部落方国之多。到商朝末年，周武王姬发起兵讨伐殷纣王时，号称“八百诸侯”会盟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方国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从大禹时的“万国”，到商王成汤时的“三千余国”，再到商末周初的“八百诸侯”。期间兼并统一的斗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据史书记载，仅周朝灭掉商殷藩属诸侯方国99个，降服小部落652个。从而，才结束了商殷王朝之前原始部落和小邦方国林立的局面。
到夏朝中期，开始由朝廷派遣各州的地方长官，即“九牧”（所谓“牧”，指掌管治理和养育教化的意思），以贯彻夏王朝的意志为目标，从而逐步代替了古代“四岳群牧”部落首领式的族群首领议会体制；开始具有了国家统治的行政管理体系雏形。
与此同时，夏朝中后期还开始出现了城郭、宫殿、武装组织、圜土（圜，读环huan，即监狱）、“禹刑”（即朝廷制定的刑罚制度）、奴隶（当时称“众”、“庶人”以及由战俘转做奴隶的“牧竖”等）、贡赋（即捐税赋役）以及宗庙（祭祀祖先和举行册封典礼的殿堂）、社稷（祭祀天地的祭台）等等；从而具备了国家性质的专政组织体系和王朝统治象征。
夏朝的社会文化物质形态，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中国断代史，将大禹确定为中国原始社会的最后一位帝君；而从夏启开始，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
史书记载：夏朝时还没有文字（后来的商朝才发明甲骨文），所以夏朝的帝王故事，都是口口相传，并由后来追忆追记。夏朝帝王也还都没有“某某宗”或“某某帝”之类的称号或年号，那是后来朝代的事。夏朝的帝王，史书上都是直呼其名，或统称“夏后氏”（“后”带有帝王的意思）。如有称“帝王”者，也都是后来追封的。
据史书记载，大明王朝还先后组织了如：“徙（读希xi，即迁移）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称“太祖（朱元璋）时徙民最多。”同时，为了巩固边防，明初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军镇；并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所，仅明初洪武朝三十一年，即增设卫所达136处。为了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又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史书上说：“于时，东自辽左（辽宁东部），北抵宣大（今河北宣化至山西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云南、四川），极于交趾（今越南北部）；中原则大河（黄河）南北，在兴屯（兴办军屯、民屯）矣。”史书上说，仅迁往云南屯田戍边的移民，就多达四五十万。
明初最为著名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大移民，更是规模浩大，波澜壮阔，影响深远。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洪洞大槐树大移民，涉及移民主要来源地有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沁州、汾州等府州的51个县（当时山西共有70余县）；直接迁移到中原地区的山东（当时泛指太行山以东的山东、北京、河北、河南等地）、江淮（主要指江苏、安徽等局部地区），涉及498个县。
据安介生所著《山西移民史》等记述：由于元末山西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而受战争影响极小。加之在王保保（蒙古名为扩廓铁木耳）等官府的有效治理下，政局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加之外来避难者众多，后期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等等，从而为明初大移民储备了丰富的人口资源。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山西人口有四百多万，而山东、河南二省的总人口共计不足二百万。仅明初山西各类形式的外迁移民，在册登记者累计约达二百余万。相传涉及812个姓氏，其移民后裔，目前总人口超过亿人。
所谓“洪洞大槐树移民”，由于其地处山西东南部，临汾盆地北端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通幽燕（河北、北京）、东接齐鲁（山东）、南达秦蜀（陕西、四川）、西临河陇（黄河河套、甘肃）；洪洞县北关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重要驿站。明朝政府在这里设局派员，作为当时移民汇合的其中一个集散中心，后来竟成为了明初大移民的代表性标志。当时，明朝廷在洪洞县城北贾村驿旁的广济寺（寺旁有大槐树），设立移民局，在这里集中登记造册，确定安置地点，发放川资凭照（安家补助和划拨土地凭证）；然后集中编排队伍，统一开拔上路。
如当代学者葛剑雄教授所说：“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张青所著《洪洞大槐树移民志》认为：“洪洞大槐树移民的时间，实际上应该从北宋末年、宋室南迁开始（开始是逃难式迁移），到明朝洪武、永乐形成高潮（官府移民），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历时自宋徽宗元年（1101年）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约700余年的时间”。但以官府直接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则主要集中在明初洪武、永乐期间。
另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由于太子朱标早亡，他的嫡长孙朱允炆继位，史称“建文帝”。由于建文帝登基之初，即强行推行“削藩”（即削弱各地强势藩王的权势），从而引发诸位藩王的反抗。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于建文元年(1399年)，便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史称“靖难之役”。至建文四年六月，南京城破，以朱允炆自焚、朱棣夺权登基皇位而结束，历时4年。双方投入了几乎所有能够动员的全部兵力，从北平（北京）到南京，反复争夺厮杀，造成兵民死伤无数，从而又造成了许多新的无人区，后来不得不进行二次移民。
据《明史》记载，燕王军队在战争中，抢掠屠杀极为严重，尽管朱棣称帝后，对此讳莫如深，但仍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如“燕军掠（河北）真定，顺德、广平、大名”(见《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今河北高碑店市境内）一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等等(见《明史.成祖本纪》)。
由于中原地区受“正统”思想影响较深，当时的官民皆视朱棣为“反王”叛乱，而自发帮助朝廷军抗击朱棣的燕军。因此，燕军所到之处，对朝廷军与广大百姓“杀无遣漏”。据河北、山东等地一些族谱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相传当燕军打到冀、豫交界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顽强抵抗，燕军就把这一带杀的只剩胡、刘两家。
另据山东临清县寨村于光绪四十年所修《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所以，经过四年“靖难之役”的血腥杀戮，又使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原地区，重遭劫难，出现了许多新的无人区。朱棣登基后，又不得不在永乐年间开始二次大移民，以填补新的无人区。加之朱棣决定将明朝都城，自南京迁往他的封地燕国北平（北京）；于是，从明太祖营建的应天府（南京）、开封府、以及中都凤阳等当时的三大都市中，迁走大批皇室成员、文武百官、兵士仆从、以及工匠、艺人、脚夫及其眷属等，以充实扩建新的京都北平。因朱棣年号“永乐”，史称“永乐移民”。
据《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等记载：从朱元璋洪武初年，至朱棣永乐15年，在近50年的时间里，先后官方自山西等地大规模的在册移民有18次；其中明洪武年间移民10次，永乐年间之后又移民8次。
1、1373年(明洪武六年),徙山西真定（今河北正定）民屯凤阳。九月，迁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云内等州边民8238户、39349口，迁入中立府（今安徽凤阳）淮河以北各地。同年，在河南、四川、湖南郴州、陕西绥德、甘肃庆阳、辽东瑞州等地，都有移民行动，主要迁入京师、河北等地，具体数目不详。
2、1376年(洪武九年)十一月，迁山西民无产业者约五千人于凤阳屯田，遣人赉（赠送）冬衣给之。还从山东兖州，江西九江、饶州（江西鄱阳）等府，迁民约九万于凤阳府境地。
3、1380年(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户者二万四千余户，悉（全部）还藉为民。
4、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八月，迁山西泽州（今晋城）、潞州（今长治）等地人民，于河南彰德（今安阳）、归德（今商丘）、太康（今周口）和河北真定（今正定）、山东临清。同时，从陕西、湖北等地向四川移民，此后，向四川移民约八十万。江西向湖北黄州、武昌、德安、汉阳、沔阳、荆州、襄阳的移民，约八十七万。
5、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迁山西贫民于北平大名（今河北邯郸）、广平（今河北永年）、山东东昌（今山东聊城）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余顷。十一月，又迁山西民于河南彰德、卫辉、归德和山东临清、东昌等地。
6、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今山西长治西北一带）民张丛整等一百一十六户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都督佥事徐礼分田给之。”同年，从安徽往江西移民四十余万。
7、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从山西向河南、河北、山东迁589户，迁入徐州府三千人。同年，从江苏南部和江西饶州（今鄱阳）、徽州（今安徽）两府向扬州府迁民二十三万，向淮安府迁民二十万。
8、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八月，“冯胜、傅友德率开国公常升等分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今属内蒙鄂尔多斯）等地。计平阳（今山西临汾、运城境内）选民丁九卫，太原、辽（今山西晋中一带）、沁、汾（今山西吕梁一带），选民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9、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 ，“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恪等往谕（宣告）山西民愿迁居彰德者，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其后移民数目不详。
10、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至此，山西迁入河南的民众约93.4万人。从山西迁往山东青州、济南、莱州、登州府的人口约63.4万。（以上迁移的起始时间不详，应是对洪武朝部分山西移民的累计数字）。同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指长城以北）筑城屯田。另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迁入山东青州（齐长城以南）5.6万人。
11、1402年 （惠帝建文四年）九月（有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其实洪武仅三十一年止；是年六月惠帝建文已城破自焚而亡。此时应是朱棣所为，只是当年尚未改元，又不愿使用建文年号，故说洪武三十五年）,经户部遣官核实，已迁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今山西左权县）、沁州（今山西沁源县）、汾州（今山西隰县）各府、州丁多田少或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充）实北平各府州县。又迁山西8卫军人及眷属于北平各地。具体人口数目不详。
12、1403年(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俱免，免杖（免除杖刑）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奏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省府），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皇上全都批准）。
13、1404年（永乐二年），徙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汾州、沁州万户（充）实北平。迁洪洞民六万人于顺德府（今河北邢台）诸县。迁入真定（今河北正定）府柏乡县的550户，主要来自山西长子、屯留、襄垣、黎城等县。迁入河北南宫县400余户，主要来自山西高平、长子等县。
14、1405年（永乐三年），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民万户（充）实北平。四年，从山西、山东、湖广等地郡县迁（官）吏214人于北京，李懋等吏（永乐之前的旧官吏）言：愿为民北京。（朝廷）户部给道里费（旅途和安家费）遣之（派人护送）。
15、1407年（永乐五年）,迁山西平阳府、泽、潞二州及山东登、莱二州民五千户于北京上林宛（居庸关一带），牧养栽种。
16、1414年（永乐十二年）,迁山西等处流民，及各地罪囚当迁谪（发配）者1647户，8148口于隆庆州（今北京延庆）。
17、1416年（永乐十四年）,迁山西、山东、湖广民约2300余户于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和隆庆州。
18、1417年（永乐十五年）,迁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县贫民于北京、（河北）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地。
据史学界推算评估，明初山西在册移民约200多万人（不算以上重复累计数目）；除山西之外，还从其他省的个别或局部人口稠密地区，也征调了部分移民，迁往无人区或地广人稀的地方安置，移民人口总数大约也在二百多万。而其他不在册的移民、包括未经移民当局签发证照，自行迁移的所谓“流民”，也非常多；具体数目难以计算。据《明朝大移民与山东村落的重构》等书籍记载，中原地区一带、特别是山东、河南二省，有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代新建立的
在明初“洪武移民”和“永乐移民”之后，各地移民又相继发生多次。据史书和方志等记载，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居住在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处、黄河故道上的二十余万流民，因河溢横流，多转徙于荆襄地区（今湖北）。河南、山西、山东、四川等地的流民约十余万人，流入汉中（今陕西西南部）地区。
又如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年号，宣宗为永乐之孙，其父仁宗在位仅二年驾崩）,河南南阳一带聚集的流民不下十余万口。所谓“流民”就是在洪武年间，未经过移民当局签发证照，自行迁移，且未在当地落户入籍的移民。
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荆襄地区（今湖北）发生了两次流民起义，朝廷派军队镇压，有近百万人被遣返原籍，五十多万人自行散往各地。后来流民又重新聚集，朝廷在襄阳府（湖北）、汉中府（陕西）和河南南部一带安置近四十万。明朝中后期，江西、广东一带的流民多次“叛乱”，流民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外，自明太祖朱元璋颁布《教民榜文》，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同时也带动了小手工业和商业。从明代前期，全国开始大量引种棉花，织布棉纺业已普遍成为家庭副业。同时与此相匹配的是商业资本和商人的活跃；如明朝徽州商人、苏州商人、山陕（山西与陕西）商人、江西商人等崛起，以长途贩运为主的“商帮”，也带动了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另据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所著《中国移民史》和山东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民俗学硕士生导师刘德增教授所著《山东移民史》等记载：明初大移民最多的省份山东，有历史记载的移民，先后有大小七八个批次。
一是山西大槐树移民；目的地主要分布在东昌府（今聊城市辖区，因与山西交界，是当时移民中转站）、兖州府西部（今菏泽一带）、济南府南部（包括今泰安、莱芜、济宁部分县市）、青州府南部（齐长城以南包括今潍坊、临沂、日照等部分县市）；还有登州府（今蓬莱一带）一少部分。
二是河北枣强移民；枣强实为山西移民迁往山东的中转站，因为枣强也是元末明初的重灾区，枣强又与山西（洪洞）、山东（德州）距离较近而成为交通枢纽和重要驿站，自洪洞至枣强再到德州，是当时移民干线；其移民目的地主要分布在青州府北部（齐长城以北包括今淄博、潍坊、滨州部分县市）、济南府北部（包括德州部分县市）；覆盖今济南历山区、章丘市、商河县、长青县、垦利县、利津县、广饶县、博兴县、沾化县、邹平县、惠民县、寿光市、安丘市、沂源县（南麻）等十多个县市区。当地曾流行民谣“要问老家在那边，直隶省的枣强县。”作为“枣强县中转”的移民，与笼统说“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意思相同。只是有的“习惯成自然”，最后真的也把自己当成了枣强县土生土长的移民后代了。
三是苏州阊门移民；阊（读昌chang）门是苏州古城之西门，通往虎丘方向，乃商业繁华地区。《苏州市志》记载：洪武五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与沂州、莒州一带。一说朱洪武为打击商业投机；一说为活跃山东商业经济；这部分移民，主要迁往今日照、临沂二市的日照、莒县、莒南、临沭、郯城、苍山、沂水、沂南等地。
四是四川铁碓臼移民；铁碓（读对dui）臼，即舂米场（一说是俘虏与犯人的劳改场所），有来自成都、奉节、绵阳、酆都、德阳等地的四川移民，在此集中汇合（类似洪洞大槐树），然后一部分迁往今山东莱州、招远、昌邑、高密、平度、即墨等地。
五是云南和“小云南”移民；目的地主要在今胶东半岛的沿海军事要塞灵山卫（今青岛）、鳌山卫（今威海）、雄崖所、浮山所、海阳卫等地，进行戌边屯田。据《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等文献记载，山东有一百多个村庄，五十五个姓氏来自云南，主要分布在青岛、威海、烟台一带；其中即墨、平度最多。据考证，这部分移民，分别来自旧云南的乌撒卫（已划归贵州省）和号称“小云南”的云南祥云县、以及云州（今山西大同）南部的三个地方。其中乌撒卫（今属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移民，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云南分设十四卫，乌撒卫是其中之一。此后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又设鳌山卫于青岛即墨，同时又设立了威海卫，成山卫、灵山卫、以及雄崖所、浮山所、海阳所等于胶东半岛至青岛等沿海要塞。来自乌撒卫的军户移民，应为卫、所的军队官兵及其眷属，属于各卫、所之间的调剂和换防（一说因内乱被远途贬遣）。而“小云南”祥云县，即今云南省祥云县；因祥云县古称“云南县”，后来因与云南省名相重，改为祥云县，所以民间俗称祥云县为“小云南”。“小云南”这批移民，可能与乌撒卫移民属于同一时期。此外，还有一部分族谱上自称是“云南大槐树”移民的人，则是来自云州以南地区（今山西大同）的山西移民，他们也号称“云南移民”。从西南边疆云贵高原迁来的移民，有一项特殊的民俗，即死了人要举行一种送魂回归云南老家的仪式，名曰“送盘缠”；须在村头十字路口举行，亲人参加，由主持人宣读“过关文书”，祭奠后连同纸马（配纸扎马夫）、“盘缠”（冥钞、衣物、被服等）一同焚烧；儿子还要站在凳子上哭喊：“爷啊（母死喊娘），向西南，西方大路，苦处使钱！”并连喊三遍，谓之“指路”，说是防止死了的人迷路。其仪式各地大同小异。只是这种仪式，后来在山东各地逐渐普遍流行开来，现在已经难以根据是否举行这种仪式，来区别是否是云南藉移民了。
六是越南交趾移民；据当代著名学者易中天教授所著《客从何处来》记载，明初所设“交趾布政使司”因故撤消后，其官员、军户及其眷属，被发送到今青岛一带落户入籍。“交趾”，古时泛指五岭（广西、广东）以南，包括越南北部和东部滨海一带。史书记载，明初有越南权臣黎季犛（读黎li，又名胡季犛，越南胡朝开国皇帝），篡夺了越南陈氏王朝的政权，应陈王朝请求，明成祖朱棣命将军张辅、沐英等统兵讨伐黎季犛。擒获黎季犛后，朱棣下诏改越南为交趾布政使司（相当于省）。二十年后，因越南局势恶化，明宣德二年（1427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宣布撤销交趾布政使司。期间，有大量交趾人流亡中原。部分交趾官员、军户及其眷属，被发送到今青岛浮山一带。从宣德七年（1432年），一名叫陈复宗的原交趾籍官吏，在给明宣宗皇帝的奏折中，曾提到一批交趾籍官员、军户，被安置在河南、山东一带的情况。与宣宗时期安置交趾籍移民的时间，大体吻合。
七是运河移民；明初将元朝已淹堵停航的京杭大运河（北京到杭州），经过疏浚修复通航之后，主要来自山西的晋商和来自安徽的徽商，大量涌入沿运河开展漕运（用船进行的水上商业贩运），并在运河山东段的东昌（今聊城）、临清、德州、济宁、台儿庄等码头附近落户入籍，成为一批有特色的商业移民。
据史书记载，由于先期移民安定后，其地广人稀的优势，又吸引了投亲式再移民。相传明初移民若干年头后，广大移民大众逐渐安顿下来。由于地广人稀，加之连年风调雨顺，移民百姓的温饱得到保证。从而回乡探亲等活动也逐渐增多。因此又吸引了许多故乡的少地或无地农民，自发投亲移民。恰如后来的“闯关东”一样，通过投亲靠友，引来更多同族或亲友移民，使新的移民人口不断壮大。另一方面，随着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又随之出现了人多地少等新的问题。因而，又引发了移民子弟再移民的现象。
如纪连海先生所著《历史上的刘墉》中记载，刘墉（即刘罗锅）的祖上，是江苏徐州府砀山县（后划归安徽省宿州市）的大刘家村，元朝末年避难迁入江苏东海当芦村。明初移民到山东日照与莒县交界的甲子山西北的“喜鹊窝村”。于明英宗天顺年间，因家中发生火灾，刘墉祖上兄弟五人只好分头外出谋生。其中老二刘思源留守本地，其余老大刘承源迁往安丘，老三刘接源迁往邱前，老四刘续源和老五刘根源迁往莒县。若干年后，刘墉先祖刘思源的八个儿子，为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决定只留老四刘禧留守故土，其他兄弟七人分头外出谋生。其中刘福、刘禄同迁日照三庄乡刘家沟，刘寿迁刘家庄，刘诗迁大株洲，刘书投奔莒县的叔叔刘续源和刘根源；刘忠迁临沂，刘厚迁沂水刘家店。再后来，到清朝弘治年间，刘墉的高祖刘福，因避匪乱，又自日照三庄刘家沟，迁居诸城逄哥庄（今属高密市）；并从此定居于这里。
另据史书记载：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多半不理政事，或游乐嬉戏，或炼丹修道，追求长生不老。如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在位48年）后期，由于沉湎酒色（一说染上鸦片烟瘾）加之因立太子之争，竟与内阁怄气，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接见朝臣；史称“万历怠政”。并在民间大选嫔妃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在宫中养着十个长得俊俏的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从而形成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使明朝政治进入黑暗时期。
加之明代末期气候，进入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个寒冷期，长期寒冷干旱。明朝后期，灾情进一步加重。如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的旱灾，持续到崇祯十一年（1638），旱情进一步扩展，长达18年之久，遍及华北、华东、中南和西北地区。在连续发生旱灾的同时，又多次爆发蝗灾与鼠疫等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灾民纷纷离乡逃亡，引发社会激烈震荡。从而爆发了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又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北方（长城以北）的人口大量迁入关内。崇祯十七年（1643年），吴三桂率部五十万众退守山海关。辽宁重镇广宁卫（今辽宁北宁市）失守后，辽人大批转移入关，数量达百万余，另有约几十万人逃往朝鲜半岛。
据《明史·食货》《中国人口史》等记载：明朝人口发展鼎盛时期，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全国人口峰值曾达到约1·3亿至1·5亿之间。后来，由于灾荒与战乱连年发生，全国人口开始下降。到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时，全国实际人口约1亿左右。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明朝初期，全国宋姓人口大约有54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57%；排名由宋朝的第十六位，下降到第三十七位。宋、金、元四百余年间，全国总人口大约增长了20%左右；而元末宋姓人口，却比宋朝鼎盛时期减少了30多万；应是人口减少最多的姓氏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南宋与金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侵占中原地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加上农民起义战争；从北宋到南宋、再到金、元以及朱洪武等起义军争夺天下，其时的战争与战场，主要长期集中在淮河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原古老大姓的宋氏，其人口恰恰大多集聚在这一地区。除此之外，这期间又接连发生了几次大的灾荒和瘟疫，人口大量死亡或者逃亡；使这一带的许多地方，出现了大面积无人区，从而使整个中原北方人口比重大大降低，宋姓人口也随之降低。
在明初大移民过程中，限于当时的交通、通讯和社会经济等条件，除山西大移民和陕西、湖北填四川等大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一些局部对局部的、近距离小型移民。如江苏（东北部）迁山东（东南部），江西迁江苏（西北部）、江西迁安徽；以及采取军屯（即征调军队或地方武装及其眷属到边疆垦荒戌边）、民屯（由官府招募无地农民集体耕种官田或垦荒）等多种移民措施。后来移民区的许多地名叫“官庄”“官屯”或“某某屯”“某某营”等村落，就是由那时的军屯、民屯遗留下来的。
由于中国人存有浓厚的“安土重迁”传统，即一贯安于乡土，而特别看重搬迁，也不轻易搬迁的习俗。所以，明初推动移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据吴晗先生所著《朱元璋传》记载：“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腾），至于率吁众蹙（读促cu）。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劓，读异yi，割掉鼻子的刑罚）。意思是说：移民命令刚颁布，就引起民怨沸腾，以至政府采取恐吓胁迫手段，（对不服从命令的）威胁处以割掉鼻子的刑罚。
同时，明初官府还先后采取了“两丁抽一”（即兄弟两个必须迁走一个）和同族拆分（防止抱团反抗）；以及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等政策。甚至派出军队强行押送，防止半路逃回。以致出现了连移民大小便，都需要报告“解手”（即松绑双手）等问题。
据《明太祖实录》和《山东通史·明清卷》等记载：明初移民山东青州府辖区（当时辖潍州、莒州、胶州三个州；含后来划归升格后沂州府的莒州、蒙阴、沂水、日照等县）南部地区，约有移民20万人。
其中，属于山西籍移民青州府南部地区的，共约9万；另有河北枣强籍移民约2万，还有通过调剂其他地方的移民人口约2万（总计约13万）。他们先从山西太原东部边界的娘子关，进入河北真定府（现为石家庄市正定县），经河北枣强县，再进入山东青州府南部的各县各地。
其中，另自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及宿迁部分县）移民青州府南部地区的人口，共计约有6万人。他们分两路行动；其中一路（西路）自江苏东海县北上进入山东沂州府（当时山东南部驻军重镇“沂州卫指挥使司”所在地；明初实行军政合一，以军管为主）驻地兰山县落脚后，通过领取“盘缠”（即移民补贴）和划拨土地的“官契”（即官方发给的土地凭证）等之后，再分配到沂水（包括沂南、沂源）和蒙阴县内各地。另一路（东路），自海州（今连云港）经江苏赣榆县，一路北上直接进入莒州、日照等辖区各地。
相传由于当时这里的部分地区瘟疫流行尚未完全解除，部分移民先期到达沂州府驻地兰山县后，先在这里落脚了一段时间。然后，根据当时同族拆分（防止抱团反抗）的政策，又被拆分到各县各地。
由于元末明初山东人烟极为稀少，加之当时地方基层组织普遍尚未建立，官府与驻军（当时以驻军为主）对大量移民的安置管理，极为粗糙混乱。以致出现了许多移民一再被辗转迁移的现象，从而导致同族移民相互失去联系，音讯隔断。这也是后来各地续修家谱时，普遍遇到的难题。
通过明初大移民，又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稳定发展时期，宋姓人口得到较快发展。明朝末期全国总人口平均值约为9300万，而宋姓人口约接近80多万；从而又恢复发展到占总人口接近0·8%左右。当时，山东为宋姓第一大省，约占宋姓总人口的17.1%。宋姓人口在当时全国分布最为集中的省份是山东、江西、浙江，这三省宋姓人口大约占了宋姓总人口的46%，其次分布于江苏、山西、河北，三省又集中了约25%的宋姓人口。经明朝大移民后，全国重新形成了鲁冀晋、苏浙赣两大块宋姓人口集中聚居区。
2、清朝时期
（公元1644至1911年）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即山海关）初期，由于受战争残酷影响，加之满清本身游猎民族特征，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杀戮、甚至“屠城”等血腥，制造了不少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
据史书记载，满清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等早期首领，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他们进攻中一旦遇到抵抗，破城得地之后，即不分军民男女老幼，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殆尽。自清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廷遣兵南下，即大肆屠戮汉人，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多尔衮曾代表清廷发布“屠城令”，并带领大军血洗江南、岭南。先后发生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等大规模惨无人性的大屠杀。尤其是四川地区，由于遭受张献忠叛乱和清兵入剿战争的严重摧残，全省大部地区的人口几乎灭绝，以致后来不得不进行“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大移民，以填补那里的大面积无人区。
相传清军屠江苏昆山的时候，有妇女千人藏匿在昆山顶上。因有小孩啼哭被搜山清军发现，于是“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4月，清军围攻扬州，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固守孤城。清军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诱降，许以高官厚禄，但史可法严词拒绝，并率军民浴血奋战，历七昼夜。于25日城破，军民大部壮烈牺牲。为此清军纵兵屠城，“十日不封刀”，先后八十多万汉人惨遭杀害。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多铎又劝他归降，但史可法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公元1645年，清朝颁布“剃发令”，制订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残酷强制规定。致使许多固守民族传统，认为“人之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详见《孝经》），而不愿剃发的汉族男子，遭到残酷屠杀。如江苏江阴人民还举行了“反剃发”起义，共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提出“头可断，发决不可剃”，而惹恼了清廷，清廷先后调动24万大军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坚守城池八十一天。但终因力量悬殊，加之粮食断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之后遭到清军血腥“屠城”，男女老幼被杀尽，青少年女性被掳走充当奴婢，有的被卖入妓院；致使繁华的江阴街市，遍地一片废墟。
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下诏，规定亲王以下宗室皆束金黄色腰带，以示宗室的尊贵和地位。“黄带子”成为皇族的别称。清廷规定，“黄带子”杀人不偿命，犯了法也只能交由皇家大内的衙门处理。大批无所事事的皇族子弟，欺辱滥杀平民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直到嘉庆年间，这一特权才被取消。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据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先生研究推断，自1627年陕西农民发起义暴动，到1644年清兵入关，再到1682年吴三桂等“三藩”被平息，长达55年间，中国死于战乱的百姓超过一亿人。致使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清兵“屠城”所造成的极大恶果，一是导致中国敢于反抗的忠勇之士，几乎被杀绝赶尽。二是明朝刚刚兴起的工业化萌芽基础，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使中国从此落后于西方工业化经济的命运，几成定局。
清朝政权稳固后，急于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向四川等广大无人区，大量移民；向被“屠城”后的广大城镇地区，就近调剂人口。
一是“湖广填四川”；据史书、方志等记载，自康熙七年（1668年）,清朝政府接受四川巡抚张德地的请求，朝廷扩大招募来川垦荒移民的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进川垦荒。康熙九年，又迁陕西移民进入成都。十年，川湖总督蔡毓荣，发布放宽招募民众入蜀者升官的条件，并延长对垦田者减免赋税的年限等；大规模的移民入川由此全面展开，史称“湖广填四川”。到雍正六年（1728年），户部（掌管土地、户籍、赋税、财政等）对移民授田方案进一步放宽。自此，广东、福建两省几乎每年都有成批百姓“挈伴入川”。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统计，百年间四川接纳来自湖南、湖北、广东、福建、贵州、陕西以及江西、浙江、广西等地的移民，包括所繁衍的后裔人口，总量达到了623万。
二是“走西口”移民； 清朝通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休养发展，加上“种牛痘”等防疫措施的推广，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到乾隆末期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史称“康乾盛世”。但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尤其灾荒、战乱年间，大量内地贫民、灾民迫于生计，开始“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和“下南洋”，"赴台湾"（一说“赴金山”即大批劳工到美国旧金山等地以劳务谋生）,形成近代五次大的移民浪潮。狭义的“西口”，指长城以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后西口”包括陕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张家口等地。“走西口”泛指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冀等地人民，陆续涌入内蒙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鄂尔多斯、以及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罕省扎布哈朗特）和科布多地区（今分属蒙古国、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的四百余年间，上百万山西、陕西、河北人民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其中“杀虎口”还是通往外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西北丝绸之路”重要商道。“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不仅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将中原文化和先进技术带到了那里，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
三是“闯关东”移民；“闯关东”，本意是闯过山海关以东，后来泛指移民东北三省。满清统治中国后，东北满族居民大部进入内地，编为八旗。他们生活在广大汉人之中，逐渐采用汉语，并学习中原文化；同时满、汉之间开始通婚，出现了民族融合的景象。由于东北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但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十八世纪以来，由于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陆续进入东北。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政府禁止中原汉人进入东北的禁令开始松动；期间，先后迁入辽东的移民约为90万，迁入吉林约30万，迁入黑龙江约11万。由于东北人口增加，经济繁荣，税赋也随之增加。清廷从中尝到了甜头；加之随着内地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到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终于正式宣布开放东北的呼兰河平原（今哈尔滨以北）；第二年又开放吉林西北草原；“由是民屯大起，直隶（今河北）、山东游民流徙关外者，趋之若鹜”。大规模的东北移民垦殖由此展开，民间称之为“闯关东”。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宣布对东北全部开禁，内地“闯关东”的人口迅猛增加。清代末年（公元1911年），东北三省人口增至2，900万。在短短的一百余年间，东北总人口增长了近30倍。从而，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增长的压力，又为朝廷开辟了一项财源；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充实巩固了东北边防。中华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到1931年“九一八”之前，估计年均迁入东北的人口在25到30万人之间。“闯关东”这一壮举，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是“下南洋”移民；是指中国移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国。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南洋是明、清时期开始使用的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其移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其历史悠久，到清朝时期迅速增加；俗称“下南洋”。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早在西汉末年，一批逃避战乱的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五胡乱华”时，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尤其唐末黄巢起义攻占广州时，广东人大量逃往东南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明末清初，有大量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甘清廷统治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州、雷州、廉州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及其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明末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 (今泰国 )，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等大族，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由于“南洋”诸国地广人稀，加之当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 )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葛剑雄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推算：从1840年到1930年的九十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当今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五百万人，华人约占75%，是海外华人占比最高的一个国家。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曾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 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生活经济文化状况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中，先后涌现出了大批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慈善家、政治家等著名人物。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如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后裔；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具有华裔血统；新加坡更是一直由华人掌握政权的国家。华人通过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把资金投向祖国近代工商业，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当时由侨商陈启沅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民族火柴厂“巧明火柴厂”，由侨商卫省轩创设。据统计，从1862到1949年，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资企业即达25510家。
五是“赴台湾”移民；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明末将领郑成功在大陆抗清失利后，率部数万进军台湾。荷兰殖民军投降，台湾收复。郑氏政权鼓励民众垦田，并大量招徕大陆“流民”进入台湾垦殖。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 大批大陆移民开始迁入台中地区垦殖。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朝廷准许在台湾的有业居民，可回大陆原籍接走眷属去台湾；从而解除了对闽、粤（福建、广东）民众渡台之禁。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从福建泉州、漳州和广东潮州、惠州、嘉应州等地，迁入台湾的移民大约有90万人。咸丰初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清政府加快了向台湾移民的步伐。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建省时，人口已达320万。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大陆约有200余万人迁台。
六是“蹚古道”移民；蹚古道，是指陕西与旧西康省（辖今四川甘孜、凉山、攀枝花、雅安和西藏东部昌都、林芝等地）、以及云南、西藏地区等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所开辟的陕康藏“茶马古道”。由于这条古道在国内经商侧重于茶马交易，出国则成了“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内地走向西亚、印度和东南亚诸国的一条重要陆上通道；所以又被学术界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自明朝后期从陕南到四川康定一带贩运茶叶开始，到清朝时每年茶叶交易扩大到数千吨。由于是用马帮驮运，途径秦（陕西）蜀（四川）、康（康定）、藏（西藏）、以及云南大理、腾冲等地，蹚出了一条条狭长古道，故称“茶马古道”。“蹚古道”不仅沟通了“丝绸之路”，与中外商人开辟了通往世界的商业大道；由于路途遥远，沿途设有众多驿站、仓库、护卫、汇兑（相当于后来的银行）、甚至加工销售集散中心等，需要动员组织大量人力资源为其服务；从而使大量陕商和川商以及随从人员等，从内地涌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千百年来“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和各民族融合。
七是边疆移民；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边外蒙古地区行商、耕田的山东（泛指太行山以东，包括河北、河南、安徽、江苏部分地区）移民，达数十万之多。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政府招募甘肃一带的贫民，向新疆地区移民。
从明末到清初，满清政府入主中原的同时，也带来了东北及蒙古等大片疆域，回归于祖国怀抱；不仅使国家疆土面积和人口大大增加。通过移民开发“北大荒”，“闯关东”又一次形成了“移民潮”。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代宋姓人口在东北三省成为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份，这可能与移民主要来自宋姓人口相对集中的山东、河北地区有关。
明清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发展，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宋氏族人，由于经商、游历以及灾荒、战争等原因，开始陆续迁移到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泰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居住。而山东、河北、江苏一带的宋氏族人，开始有人迁往韩国和日本，尤其韩国的宋姓家族比较兴盛，改革开放后，曾有来华寻根问祖的旅行团队。还有一部分，迁居于现在属于俄罗斯管辖的远东地区。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当代宋姓人口已达932万，排全国总人口第二十二位的中华大姓（也有二十三和二十四位等说法，主要是不同时期的统计数据不同所致）；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8%。当代宋姓人口以山东、河南、河北三省最多；约占宋姓总人口的34.3%多。其中山东约占14.4%，是宋姓人口第一大省。其次为四川、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西、吉林、湖南九省；约占宋姓总人口的40.5%。宋姓人口所占单位面积密度最高的地区有：山东大部、河南东北部、河北东南部、辽宁大连、四川成都、江苏东部、吉林东北部和黑龙江部分地区。即鲁豫冀、苏皖、川鄂、东北四大区域。宋姓在华北、中原、沿长江中游省份和东北地区是比较常见的姓氏之一。
当代宋姓人口的分布频率，以宋姓人口单位面积看，密度最高的地区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黑龙江局部、辽宁大连地区、四川成都地区，每平方公里的宋姓人口达到3．3人以上，有的地区甚至高达7人以上。宋姓分布密度示意图(见彩图)表明：密度最高的(3．3人以上／平方公里)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4．9%，宋姓人口大约214万；2．2-3．3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9．8%，宋姓人口大约249万；1．1-2．2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24．3%，宋姓人口大约356万；0．1一1．1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40%，宋姓人口大约146万；不足0．1人／平方公里的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21%，宋姓人口大约7万。
当代宋姓人口分布很广，但不均衡。在晋冀鲁豫、京津、苏皖鄂北部、陕西大部、甘肃中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四川中部，宋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最高，在0.81%以上，中心地区最高可达到2.2%以上，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29%，居住了大约65%的宋姓人群。
另有资料显示：宋姓在山东东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最高，在1．4%以上，有的达到2．5%以上，其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5．6%；山东西部、晋冀豫、陕甘宁大部、苏皖鄂川大部、辽宁、吉林西部、内蒙古中东部，宋姓频率在0．7一1．4%，其覆盖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8%；云南、贵州北部、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福建西北部、浙江大部、台湾东南部、青海东部，宋姓频率在0．35一0．7%，其覆盖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9．4%；宋姓在其他地区的频率不足0．35%，其覆盖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7%，其中频率不足0．1的地区占了28%。
据国家抽样调查，宋姓人群的血型分布，总的情况是：O型约占31．3%；A型约占28%．4；B型约占30．6%；AB型约占9．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