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父白季庚

　　白季庚（729―794），字子申，巩县府君之长子。唐朝诗人白居易、文学家白行简的父亲，一生只娶了一女子。

　　人物成就

　　天宝末，明经出身，解褐，授萧山县尉，历左武卫兵曹参军、宋州司户参军，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时徐州为东平所管，属本道节度使反。反之状，先以胜兵屯口，绝汴河运路；然后谋东□江淮。朝廷忧虞，计未有出。公与本州刺史李洧。潜谋以徐州及口城归国，反拒东平。东平遣骁将信都崇敬、石隐金等率劲卒二万攻徐州。徐州无兵，公收合吏民，得千余人，与李洧坚守城池，亲当矢石，昼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诸道救兵方至。既而贼徒溃，运路通，首挫逆谋，不敢东顾。由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口等三城，到于今讫不隶东平者，实李洧与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别驾，赐绯鱼袋，仍充徐泗观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将忠谋，翻然效顺，叶其诚美，共赞良图。我悬爵赏，俟兹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宠殊阶之序。”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授检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别驾、当道团练判官，仍知州事。故其制云：“尝宰彭城，挈而归国。旧勋若此，新宠蔑如；或不延厚于忠臣，将何劝于义士?宜崇亚列，再贰徐方。”秩满，又除检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驾。秩满，本道观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绩闻荐，又除检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别驾。贞无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终于襄阳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权窆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迁护于下县义津乡北原，从巩县府君宅兆而合付焉

　　楚王?白公胜

　　（公元前533―479年），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太子建为郑所杀，公与伍子胥从郑逃奔吴。楚惠王二年（公元前487年），被诏返楚，命为巢大夫，封地白城，以城为氏，乃白氏受姓之始。白公好兵下士，图谋报仇。楚惠王六年请兵伐郑，惠王许而未发兵。楚惠王八年（公元前481年）晋伐郑，郑告急求救于楚，楚令尹子西受郑赂与其结盟。白公怒，楚惠王十年（公元前479年）遣勇士石乞等袭杀子西于朝，劫持惠王，白公立为楚王。

　　商圣?白圭

　　（公元前463―385年），洛阳人，中国古代善于经商的代表人物，视之如同伊尹、吕尚用谋，孙武、吴起用兵以及商鞅执法之道。乐观时变，善用计谋，不失时机，当机立断。他经营的决策主要依据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在粮食收获季节，买进谷米，出售丝漆等用品，在蚕茧出产季节，又收购蚕丝和丝制品，出售粮食。又在丰收年收购粮食，歉年出售，从季节的不同和年岁的丰歉所造成的价格浮动中，通过商业经营，取得利润。也就是自觉运用市场规律，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天下人皆称其为治商祖，后世有“商圣”之称。

　　常胜将军?白起

　　（公元前331―257年），战国时期秦国大将，眉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秦昭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为左庶长，攻击韩国新城。翌年，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拔王城，迁为国尉，明年为大良造，攻取魏六十一城。此后率军攻赵，拔光狼城，攻楚拔鄢、邓五城，又拔郢。秦昭王四十七年起为上将军，至长平与赵军对垒，出奇兵绝赵军后路及粮道，全歼赵军四十五万。为秦吞并六国，统一中国立下大功，封武安君，世称“常胜将军”。

　　五兵尚书?白建

　　（503―575年），字彦举，太原阳邑（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初入大丞相府骑兵曹，典执文帐，明解书计，为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书舍人，肃宗辅政，除大丞相骑兵参军。河清末，以护戎马有大功。历位尚书、特进、侍中、中书令、五兵尚书，封高昌郡公。赠司空。建时以温柔自处，勤于政，施于民，深得帝王、臣民所赞。

　　诗王?白居易

　　（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未冠以文谒顾况，况礼之。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对策乙等，调周至尉，为集贤校理。三年迁在拾遗。王承宗拒命，上以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切谏。又请罢河北用兵，迁太子左赞善大夫。盗杀武元衡，首上疏，请急扑贼，以先谏官言事，贬江州司马。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迁中书舍人，河溯乱，累上疏，论其事，帝不能用，出为杭州刺史。封晋阳县男。进冯翊县开国侯。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工诗，颇以规讽得失，士人争传，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计3800篇，数居唐代诗人之首，故后世有“诗王”之称。

　　唐宰相?白敏中

　　（公元792―861年），字用晦，长庆初，登进士第，累迁户部员外郎、翰林院学士、知制诰。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太原邵开国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迁宁节度使，历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封太原郡开国公，懿宗立，召拜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复辅政，累迁中书令。以太傅致仕，赠太尉。

　　新罗大相?白宇经

　　（公元749 ― 821年），字擎天，号松溪。仕唐佥议事，吏部尚书。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避奸臣之谗循于新罗（今韩国）（公元783年）仕仆射司空兼大司徒。于玉山下玉泉洞建迎月堂、万岁庵。致仕后建校于谷里，传授东方文化、终年七十三岁，为韩国白氏始祖。葬龙秋之南，后裔遂居韩国。白景亮，字明甫，南阳人。明法律，善书算。由征东行省译史有劳，超迁南恩知州，升沔阳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衢州路总管。先是，为郡者于民间徭役，不尽校田亩以为则，吏得并缘高下其手，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 多至破产失业。景亮深知其弊，乃始核验田亩以均之，役之轻重，一视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劳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为法。

　　郡学之政久弛，从祀诸贤无塑像，诸生无廪膳，祭服乐器有缺，景亮皆为备之，儒风大振，缙绅称颂焉。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俭约，惟以脱粟对饭而已。部使者尝上其事，特诏褒美，赐以宫锦，改授台州路总管。卒于官。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人物生平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主要成就

官场

1.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2.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3.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旧唐书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历代评价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鸣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辽金元三代

元好问：“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

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近现代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他国评价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