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源远流长，梁启超认为中国武士之道，始于黄帝，光大于春秋。“我神祖黄帝，降自昆仑，四征八计，削平异族，以武德贻我子孙”。“春秋战国间，我民族所以以武闻于天下也。抑推原所自始，则由外族间接以磨厉而造成之者，功最多焉”。梁氏对春秋战国间诸霸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了，指出“推其致霸之由……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原，皆赖是也。”于是，“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族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梁氏提出“我民族武德之斵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此第二之天性，谁造之，曰时势造之，地势造之，人力造之。”“作俑者为秦始皇。始皇既一天下，锄群强而独垄之。贾生记之曰：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鐻，以弱天下之民。”“次催之者汉高祖。叔孙通定朝仪，尊扬主威，功臣武士，皆戢戢慑伏，汗下不取仰。”“次则景武之间，复大挫之。”“群天下血气之士于辇毂下，使其心志佚于淫治，其体魄脆于奢靡。”后世所谓“福杀”也。“而复选严酷之吏……以次第锄之。盖景帝诛游侠，孝武承流，法网逾密……而公孙弘、主父偃之徒，复假儒术，文奸言，以助其焰。”至是，而尚武精神，澌灭以尽矣。太史公伤之曰：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梁氏在《凡例》中说”本编采集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论评，以发挥其精神。“因此，梁氏对战国后各朝代的兴武禁武之事未作着述，后世的历史人物如”武圣“关羽等也未述及。

　　但是，杨氏感慨到”自汉以来，所谓尊崇儒教者，不过表面上欺人之词，而其实则所行者非儒教而杨朱之教也。“统治者”以儒教为表，以杨教为里，而斩除武士道者，中国之所以弱也。“世人更是”徒以鲜衣厚食声音美色为乐“，追逐名利，”自暴自弃，流于放情纵欲“，以至武士道之精神日衰。

　　侠之大者

　　 书中梁氏共介绍了七十一位以武士道精神而彪炳千秋的人物，并用”新史氏“的身份对他们作了述评。始于孔子而讫郭解，书中梁氏感叹武士道精神之衰落，”阴气森森而来袭余心，吾投笔欷歔而涕交颐。“然而书中人物并非全部都是武士游侠，笔意所及上至王侯将相，中至文人武士，下至屠夫宦者、渔者村姑。梁氏对有些身死而无名的草根义士更是扼腕叹惜，他认为他们义举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中华民族之魂。

　　 蒋由智在序言中着重提出了”侠之大者“的观点：”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吾闻解剖英雄之性质者，其一条曰，凡英雄者，为国家为社会而动者也。“”诚审是意而读是书，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时势而善用之，其于提倡尚武者之心，必盖有合矣。“

　　文章以孔子开篇，梁氏认为”今叙武士道，一依年代，惟首列孔子，示一国以向往云尔。“”天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者乎？身处大敌之冲，事起仓卒之顷，而能定于指顾之间非大勇孰能与于斯？“”《论语》《中庸》，多以知、仁、勇三达德并举，孔子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者至矣。“同时他提出”孔子卒后，儒分为八，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按此下后世游侠之祖也。“”孔门尚武之风，必甚盛矣“。批判了后世认为儒者软弱之说，”《说文》训儒为需弱，其去孔子之真，不亦远乎？

　　 “ 墨子也受到梁氏的称颂，因”墨子以战死为光荣，而谓求学之目的，即在于是矣。故门弟子百数，皆可赴汤蹈火，其所以为教者使然也。“他认为墨子及其弟子具有最宝贵的精神是”重然诺，重义务，轻死生“。蒋氏对墨子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非真如墨子者流，欲以任侠敢死，变厉国风，而以此救天下之一道也。观于墨子，重茧救荣，其急国家之难若此，大抵其道在生于赴公义，而关系一家私恩私怨之报复者鲜焉。此真侠之至大，纯而无私，公而不偏，而可为千古任侠者之模范焉。

　　 “ 梁氏对赵武灵王予以极高的称誉，认为他是”自黄帝以后，数中国第一雄主……“。”中山者，春秋之鲜虞赤狄最大部落也……使中国百年无宁息者，此族也……为中国病者已三千年……至武灵王乃犁其庭而扫其穴也。吾以为靡赵武灵王，则五胡之祸，竟见于战国之际，未可知也。故武灵王实我族之大功臣也。举朝实行胡服，得地改为骑邑，其所以振厉尚武精神者至矣……武王其犹龙乎！“他赞赏赵武灵王军功的同时，更钦佩的是武灵王勇于向其它民族学习，移风易俗，推行胡服骑射的远见和魄力。梁氏通过称赞武灵王批判了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