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吏崔纪

崔纪（1693年—1750年）初名珺，字南有，山西永济人，清朝官吏。年幼丧母，哀毁如成人。事父及后母孝。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国子监司业，以母忧归。服阕，补故官。三迁祭酒。

主要经历

乾隆元年，提督顺天学政。雍正间，采安徽学政李凤翥、河南学政习俊、浙江学政王兰生条议：每岁令诸生五人互结，无抗粮揽讼；诸生有事告州县，当先以呈词赴学挂号；为人作证及冒认命盗案，先革后审；诸生殴杀人及代写词状，加常罪一等；已斥诸生不许出境；诸生欠粮，必全完乃收考。纪疏请罢之。又定诸生月课三次不到，详革，纪请改一年；诸生完粮，上户限十月，中、下户限八月，纪请改岁底。下部议行。迁詹事，再迁仓场侍郎，署甘肃巡抚。

乾隆二年，移署陕西巡抚。疏言：“陕属平原八百馀里，农率待泽於天，旱则束手。惟凿井灌田，实可补雨泽之缺。臣居蒲州，习见其利。陕属延安、榆林、邠、鄜、绥德各府州，地高土厚，不能凿井。此外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四府并渭南九州县最低，渭北二十馀州县地较高，掘地一二丈至六七丈，皆可得水。劝谕凿井，贫民实难勉强。恳准将地丁羡银借给充费，分三年缴完。民力况瘁，与河泉自然水利不同。请免以水田升科。”上谕曰：“此极应行之美举，当徐徐化导，实力奉行，自不能视水田升科也。”擢吏部侍郎，仍留巡抚，寻实授。纪疏言：“陕西水利，莫如龙洞渠，上承泾水，中受诸泉。自雍正间总督岳锺琪发帑修濬，泾阳、醴泉、三原、高陵诸县资以灌溉。惟未定岁修法，泾涨入渠，泥沙淀阏，泉泛出渠，石罅渗漏。拟於龙洞高筑石堤，以纳众泉，不使入泾。水磨桥、大王桥诸泉亦筑坝其旁，收入渠内。并额定水工，司启闭。”均从之。陕西民惮兴作，言纪烦扰。上令详勘地势，俯顺舆情。

乾隆三年，命与湖北巡抚张楷互调，时报新开井七万馀，上令楷察勘。楷言民间食其利者三万二千馀，遇旱，井效乃见。民益私凿井，岁岁增广矣。纪至湖北，自陈不职，部议降调。上谕曰：“纪在陕西凿井灌田，料理未善，致反贻民累。惟其本意为民，命从宽留任。”

乾隆五年，总督德沛劾纪以公使钱畀护粮道崔乃镛，上又闻纪以淮盐到迟，令民间暂食私盐，谕纪自列，纪疏辨，下部议，降调。乾隆六年，再授祭酒。乾隆九年，督江苏学政。以父忧归。十四年，起授山东布政使。以东省贫民借官谷累百万石，请视部定价石六钱，收折色，纾民力。乾隆十五年，命以副都御史衔再督江苏学政，力疾按试。旋卒。

纪潜心理学，上亦闻之，再任祭酒，召见，命作太极图说。历官所至，以教养为先。遇事有不可，辄艴然曰：“士君子当引君当道，奈何若是？”

清朝大臣崔乃镛

人物生平

崔乃镛（1681年—1754年），字伯璈，号餐霞，陕西同官县陈炉镇西堡人。清康熙辛丑（1721年）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雍正二年（1724年）出任云南寻甸州知州，八年六月题补曲靖府同知，后经翰林院侍讲提督云南等处学政巩建丰举荐：“品行端方，才具适用，办事勤敏，操守廉介”。九年四月雍正帝砂批提任为东川府知府，在云南供职十四年。乾隆二年（1737年）六月升任湖北督粮道台，在任三年被权臣诬陷而停职。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被贬职羁绊于陕西渭南。至此，闭门著书，不问朝政，时年六十三岁，在外作官共二十一年。乾隆十年（1745年）他以过人的机敏，逃脱了发配边疆之危，终于归宗故里，续写了《崔氏族谱》，与靳超随访，完成了东川之作——《炉山风土志》，撰写了《易经约函要义》等著作。

崔乃镛在翰林供职三年因蜀抚之请，调任云南寻甸州。日以民事为务，“宁息之，勿扰之；顺导之，勿逆也。”不以纷更张弛为事，故遭新任云贵总督鄂尔泰“因循”之责，崔据理严词反驳，后双方达成共识，乃着力于兴修地方水利，日以农事为重，鄂尔泰称其“善哉”，并奇其才。先生气宇严峻，同僚弗怵，议论此人克大勇。

崔乃镛治云南东川，东川原为四川辖，连接云贵、逼近乌蒙、疆界地形险要，乌蒙土官凶恶成性，骄悍横肆，为民大害，赋税粮草难能收交，故御批归滇。东川与寻甸州相连，乃镛深知民情，恩威兼施，妥善治理。之后他又致力于兴厂办矿，从事铜、铁矿的开采与冶炼。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序言中饮用了崔乃镛在东川地震纪事中一段话：“厂人累万，厂有街市巷陌”。又说：“厂数百硐,硐千百砂丁（矿工）。一硐有七十三尖。尖者，各厂取矿之径也。每尖至少十四、五人。大抵厂商聚‘楚、吴、蜀、秦、滇、黔’各民，五方杂聚，谁为亲识，贪利忘躯（压死），盖不知其凡几”。一个厂人数多至一万，砂丁来自各省，被厂商役使，“死亡等诸蝼蚁”。由此，充分揭露了资本剥削的残酷性，连封建官吏崔乃镛也认为“亦残甚已”！这段话表明了云南采矿冶炼业规模之宏大，又显示了设施简陋和厂主剥削压迫给矿工带来的悲剧命运，表现了崔乃镛对劳苦大众的极大同情心。

乾隆二年升任湖北督粮道台，同僚庆贺为美缺，前任官员克扣运丁，侵吞库帑、盘剥漕粮，无不中饱私囊，载宝而归。他到任后，愤其罔上害民，悉取而革之。因此触痛了新任湖广总督班弟、刘云翔等权臣和地方官德沛等贪官污吏，他们捏造崔乃镛解漕赴准，擅动存公银两，以及湖北巡抚崔纪包庇袒护崔乃镛等罪名，枉奏朝廷，乾隆帝御批：“交部严察议奏”，剥夺了崔纪“督参抚审”之例，乃镛受审三年，于乾隆七年被革职，幽禁渭南，为徒胥伍。此时他感慨的说：“功不建，名不著，悠悠随口实”。其丈夫气不衰，并以著书奚补于世。

后来，乾隆皇帝得知崔乃镛之罪纯系诬陷，便连下三道圣旨，召其回朝，官复原职。惜年事已高，均以年老多病而谢辞，据说第三道圣旨来时先生已不在人世。对此，他还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隆恩浩荡虽慕耕亦慰暮景，飞扬跋扈岂能为贤宰竖将”。抒发了昭雪慰暮景，忠心为国民的情怀。这幅对联及一幅圣昭后人仍妥善保存。雍正十二年，他用自己的积蓄，远从云南为陈炉窑神庙铸购了五套紫铜香炉等祭器，现四套已失，仅存一套在陈炉陶瓷厂，炉座和香筒下镌有“同官县陈炉西社邑人崔乃镛敬献”字样。他任云南寻甸州知州时还参与雍正四年西社窑神庙的重修署名。

个人著述

崔乃镛一生著述甚多，正著有《易经约函要义》四卷，滇楚纪实之作有《梧凤笔记》四卷、《芒部遗迹》六卷、《钟峰石鼓》二卷、《石安见闻》、《江上烟波》、《东川地震志》等遗著。陈炉专著有乾隆二年春在东郡官舍撰写的《炉山风土志》二卷、乾隆十四年在陈炉故居为原《炉山图歌》二首。他一生求真务实，在当时看过他著作的姻亲靳超说：“先生诸作，尽皆有所感愤而发也”。官居东川府，十分思念故土，先作《炉山图歌》以寄志，后作《炉山风土志》则为民生之忧，真实反映炉山凋敝之象，颓靡之风，写实而不粉饰，他期望诸贤感奋兴陈，实为匡救之志也！他在诸多著述中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描述故乡胜景，诗里行间充满乡情、瓷情与民情，他为陈炉昔日辉煌而骄傲，也为发展现实而忧思感叹！更为再度振兴而呼吁。他不愧是陈炉先民中值得崇敬和学习的典范，正是他这样一批先民和能工巧匠，才使陈炉有了清代中叶直至民国时代的繁荣昌盛。乃镛一生刚正不阿，才气过人。不畏权势，勤政爱民。虽仕途受阻，仍不失气节，为国为民颇有建树，应为同官一代名宦，受人敬仰。

清朝著名辨伪学者崔述

崔述画像

简介

崔述（1739年—1816年），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举人。历任上杭 罗源知县等。清朝著名的辨伪学者。著作由门人陈履和汇刻为《东壁遗书》，内以《考信录》三十二卷最令学者注目。他发愤自励，专心撰写《考信录》。嘉庆十九年（1814年），该书完稿。翌年，崔述不顾年老多疾，自己修订了全集88卷总目。9月22日，又将自己的书装为九函，并留下遗嘱。二十一年二月，崔述去世，享年77岁。

主要贡献

崔述所著《考信录》，主要包括《考古提要》、《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孟子事实录》等，共46卷。除以上考经辨史类著作外，还有《无闻集》、《知非集》、《小草集》等文集16卷。

崔述的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由于无裨于科举，因而淹没了近百年。20世纪初，日本人将《考信录》加上标点排印出来，使崔述的学术思想，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不久，学者胡适自海外归来，倡导新文化运动，作长传《科学的考古家崔述》。同时，还引起著名学者钱玄同、顾颉刚等的关注，将其著作重新编校出版。从此，崔述之学昌明于世。

崔东壁（述）的《考信录》，虽非为辨伪而作，但他对于先秦的书，除《诗》《书》《易》《论语》外，几乎都怀疑，连《论语》也有一部分不相信。他的勇气真可佩服。此外诸家笔记文集中辨伪的著作不少，不能尽录。

人物影响

崔述的疑古思想因在当时无益于科举，固难流行，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汉学和东洋史学影响重大。日本名史家三宅米吉于《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中记载，那珂通世从汉学家狩野直喜那里得到《崔东壁遗书》，给以高度评价。那珂通世将全书校订标点，1903年由日本史学会丛书出版。他又撰写《考信录解题》一文，在日本《史学杂志》发表。在日本的刘师培将这些讯息传回中国，引起胡适、钱玄同、洪业等人的兴趣。正如留日前辈黄现璠回忆说：“日本学者对于《考信录》则五体投地的信服。”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日本现代东洋史学和东京文献学派的疑古思潮和传统，来源于崔述的疑古思想和德国兰克史学的双重影响。

历史评价

蔡尚思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历史学与地理学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一节论崔述与《考信录》说：

“是古代史学上疑古派的一个代表，但还不足称为集古代疑古派之大成。因为他不仅不敢疑经，而且以经为其他一切的标准，这种疑古，还是一种信孔尊经的疑古，连王充、刘知几、李贽等也不如了。梁启超以崔述‘经书以外只字不信’为‘豪杰之士’，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