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传播


汉族姓氏起源于远古，一说起源于迄今4000年以前的黄帝时代，一说是起源于比黄帝还要早的母系氏族社会。而“马”姓是汉族姓氏中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为什么以“马”为姓？据说是当时先民中的一部分人愿以他们所喜欢的动物为标志，“马”自然是选择的对象之一，久而久之就姓“马”了。那时候的姓不像现在人看得那么重，姓什么仅仅是这部分人区别那部分人的一个标志，不具有血统上的意义。如相传黄帝有25个儿子，他给他们赐予12个姓氏。
我营儿门马氏现在以汉族“马”姓自认，其实，无论从我们祖先的民族属性看还是从“马”姓的来源看，都与汉族姓氏有天壤之别。
营儿门马氏原本不是汉族，而是前元蒙古贵族的后代。其“马”姓也不是来源于古代，而是元末明初由蒙古贵族姓氏改换而来的
关于营儿门马氏的民族渊源和姓氏来历问题，130多年前修撰的《光绪十六年谱》已讲得十分清楚。该谱序言这样写道：“太祖之始，本系前元国姓，兄弟二人，名铁礼棉、铁礼秀，元末时由汴都而北迁，至红罗以南渡，率水浒而走马，向山曲以胥宇，驻扎营儿门，为始托足之地，由斯易铁为马。”（见附1）
“前元”即由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氏族”靠武力建立起来的横跨欧亚、空前庞大的蒙古帝国政权。确切地说，是指公元1271年，由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建立的以 “元”为国号的元王朝。
“国姓”，即国之皇族之姓，正如汉以“刘”为国姓，唐以“李”为国姓，宋以“赵”为国姓一样，前元国姓，当然是成吉思汗家族之姓——奇渥温。
“前元国姓”，“易铁为马”，这就指明了我营儿门马氏的民族渊源和姓氏来历。
同时，“前元国姓”还指明了我营儿门马氏祖先在“易铁为马”以前的社会地位，即他们是前元皇族的一支。关于这一点，中华民国六年由马氏儒学增广生员周卿氏马建基撰写的《马氏族谱》（以下简称《民国六年谱》（见彩插图18））序言中说得更为明确：“太祖之所自出，原属元室苗裔。”
“由汴都而北迁”。汴都指汴梁，是今河南开封的古称，因在五代，梁，周和北宋时，均为定都之地，故又称汴京、汴都。公元1140年，即宋绍兴十年被金人所占。1214年，即金贞佑二年，金宣宗因惧怕北方蒙古势力南侵，又把国都从燕（今北京）迁于汴梁。1234年，即宋端平元年，又被蒙军从宋人手中夺取。以后至元末，一直是蒙古贵族生活驻军的重地，规定近城辟牧场，语言只能说蒙语等。“由汴都而北迁”，进一步说明了我马氏祖先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那么，我马氏祖先究竟是哪位皇室的后代呢？对此，几个家谱都有记载，但均含糊不清。新中国成立初，一本由乌兰樵隐抱愧子王介夫根据马凌云谱的素材写的《马氏家史序》中写道：“溯马氏原系铁木耳之本姓”（见附4）；《民国六年谱》写道：“马氏其先世以国为姓，系铁木耳之后裔。”
铁木耳为何人？这对弄清马氏的渊源极为重要。但元时叫铁木耳的人太多了，我们一时很难说清。不过，我们撰修的是马氏族谱，确切的说，是“指马为姓”以来的家史、宗族史，认不认“以国为姓”的元朝皇族为先祖，对撰修马氏族谱并不重要，我们认铁礼棉、铁礼秀就足够了。铁礼棉、铁礼秀之前的家族史、姓氏史的问题，还是留待有学识、有兴趣的后代作进一步考证吧。
二、北迁、南渡、指马为姓——马氏祖先生死攸关的三次重大选择
马氏祖先为什么要实行北迁、南渡？又为什么要指“马”为姓？这是马氏族史中的重大问题，而对这样的重大问题，已找到的家谱、族谱，多数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如新中国成立初撰修的《马氏家史序》中模棱两可地写道：“元末时干戈扰攘，烽烟四起，不无迁地为良之计”(见附4)。《民国六年谱》序中也含糊其词地说：“元德既衰，举玉干金枝之盛，充作琐尾流离之子”等等。少数族谱甚至回避了这样的问题。
马氏祖先的北迁其实不是马氏一个家族的行为，而是在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的。公元1227年8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结束了他波澜壮阔、震撼世界的一生，把一个庞大的帝国留给了他的后代。这个帝国经过15帝、163年的统治，又被新兴的明王朝所取代。在帝国统治末期江淮一带群雄并起，而北方亦叛乱频繁，帝国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使得当年追随成吉思汗南下的“黄金氏族”们再也不能平静地统治下去了。他们拼命镇压，以图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在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挫折和失败之后，不得不面对现实，无奈的做出了“不无迁地为良之计”的决定。而马氏祖先的北迁，实际上是整个元王朝统治上层北迁行动的组成部分。
马氏祖先的北迁始终是在察罕铁木儿和扩廓铁木儿这两位元末重臣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是和他们且战且退的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元至正十二年，即公元1352年，察罕铁木儿从河南奋起义兵，得到信阳李思齐的响应。他们在镇压红巾军中崛起于豫东，遂战河南，平河北，击关中，又复汴梁，平山东，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至正二十二年，察罕铁木儿被山东降将田丰、王士诚刺死，其养子扩廓铁木儿继之。至正二十七年，明军攻下大都，顺帝率后妃、太子逃到上都，元朝遂亡。而扩廓铁木儿则拥兵数十万，据守太原，对明军构成巨大威胁。洪武元年，扩廓铁木儿被徐达、常遇春所败，西奔甘肃。次年，徐达又总大兵出西安，捣定西，取扩廓。扩廓方围兰州，又回兵定西，于沈儿峪（今定西巉口车道峡）与徐达屯兵会战。洪武三年四月，扩廓兵败，明军擒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1860余人，将士8万余人，马、驼杂蓄巨以万计。扩廓挟妻子北渡黄河，奔和林（今蒙古国境内）。
扩廓兵败，把大军及追随他们的朝臣都留在了甘肃，除被杀被抓者外，其余皆四散流落，自行逃命，营儿门马氏祖先就在这流落、逃命者之列。
北迁之后，马氏祖先又实施了南渡。这是他们生死攸关的第二次选择。
南渡是在红罗山下实施的，这一点各个家谱记载一致。为摆脱追捕而实施的南渡，本来就是惊心动魄的，民间传说又赋予了这次行动以更加传奇的色彩。
“红罗”指寺儿湾石窟所在地的红罗山，与营儿门隔河相望，山下是黄河古渡口之一。传说“七人七马”过黄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七人七马”是指当时过黄河的主要人物，其中有王爷、丞相、驸马等。相传，在前有大河，后有追兵，眼看就要束手就擒的紧急情况下，他们躲进一石窟，向寺里的佛祖祈祷求助：“我佛如能保佑弟子过河脱险，愿以终生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弘扬佛法。”话音未落，只见河面上鬼使神差地出现了一座浪柴浮桥。“七人”喜不自禁，叩头拜罢，踩着浪柴策马过河了。明军追至，浮桥自行散去。无可奈何的明军只能仰天长叹：“天不灭鞑子呀！”这些情节的真伪对写家谱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氏祖先等确实在这里过河了。这一点红罗寺和红罗渡口的存在多少是个证明。红罗山确有一寺，叫红罗寺。该寺早在唐代就开凿，当时叫古刹寺，元末才改为红罗寺。这一改名是否与上面的故事有关，至今没有材料证明。马氏祖先确实对该寺进行过长期的监管和维修。红罗渡口也是自古就有。自元以后，也对过河的马家人实行过特殊优惠。鉴于此，我们对上面的故事也就“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了。
南渡之后，我马氏祖先及同行的人以营儿门为“始托足之地”。营儿门地处一个不大的山沟里，至今保留着马氏的耕地。在耕地的对面，有一座状如圆锥的尖山。这尖山自古就是修神造庙的去处。元第13代皇帝文宗崇敬汉将关羽的英武忠义，于天历元年，即公元1328年，诏封其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并“遗使祠庙”。受其影响，这里的人们也在此处凿洞修一关帝庙。从此，尖山又多了一个名称，叫关爷山。如今，关爷山上庙宇林立，香火旺盛，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处灵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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