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
林伯渠(1886年—1960年),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省常德安福(今临澧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 他曾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重要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2] 林伯渠同志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1960年林伯渠先生去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3年4月2日林伯渠同志骨灰回归故里。
生平事迹
早年生平
林伯渠自小受到戊戌变法影响,思想开明,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1903年考取公费生,赴日本留学,1904年入横滨弘文学院,1905年8月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年底罢学回国。1906年,奉命前往长沙办理振楚学堂,1907年,又以新任吉林省巡抚朱家宝随员身份前往东北,预谋联络当地马匪反清,失败后仍留东北管理学政,直至1911年秋返回上海,随即前往湖南西部争取当地驻防官兵的支持。
护法战争
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后,林伯渠在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失败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出任湖南护国军参谋长,林伯渠任湖南总司令部参议。袁世凯退位后,林留任湖南政务厅长。1917年9月13日,林伯渠参与发动湖南南部衡阳、零陵驻军参加护法战争的行动,10月17日,林被委任为劳军使,赴前线激励士气。11月20日,护法军攻占长沙,林伯渠出任湖南财政厅长。1918年3月,长沙复为北洋政府攻占,林伯渠等被迫撤回广州。1919年底,南北议和,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林修梅等湘军将领被迫离开湖南,护法战争在湖南结束。此时,林伯渠参与了协助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北伐时期
林伯渠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党小组,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此后林伯渠奉命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军政府参议,10月15日,林修梅病逝于广州。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林伯渠再度流亡上海。1923年1月2日,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大力吸收共产党人士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林伯渠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民部长,后前往汉口负责当地的国民党支部活动,6月失败返广州。同年底,林伯渠随孙中山北上,次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林伯渠又随同扶柩至北京西山碧云寺。1925年5月,林伯渠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7月1日,林伯渠出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8月,廖仲恺遇刺后,林伯渠出任代理中执委常委,兼理秘书处,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1926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再次当选为中央执委,并担任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兼农民部长。他在任内聘请毛泽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林伯渠被迫辞去农民部长一职,转而全力投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政治工作,7月20日,参加北伐。9月20日,蒋介石邀请林前往北伐军总部工作,林伯渠遂随军先后至南昌、九江。1927年2月,林伯渠返回汉口,其后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秘书长。3月26日,林伯渠前往南京,密谋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不料被南京卫戍司令程潜拒绝。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宣布分共,林伯渠被迫退出国民党,前往庐山。1927年8月1日,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部队,前往香港,后经上海、神户、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1933年,林伯渠回国,前往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1934年10月10日,林伯渠参加长征,任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国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1935年,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林伯渠转而担任当地政府财政部长。
抗战时期
1937年2月24日,林伯渠奉命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7月27日,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团一员前往西安,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后,9月6日,林伯渠正式出任陕甘宁边区主席。1938年4月12日,林伯渠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10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40年10月,林伯渠返回延安,专注于边区政府工作。1942年2月,林伯渠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一职,负责在政府系统中开展整风运动,他反对康生发起的抢救运动,争取到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批示,促使这次抢救运动没有大规模发展。1944年2月17日,林伯渠奉命前往重庆,与国民政府重开谈判。11月,谈判无疾而终,林伯渠遂返回延安。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委员,其后又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12月26日,林伯渠调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卸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职。1949年3月26日,林伯渠作为中共谈判团一员,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结束内战的谈判,未果。8月,林伯渠又代李维汉负责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30日,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次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民重官轻
“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的座右铭;“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是百姓对他的赞誉;“只见公仆不见官”是他参与领导培育的延安作风;“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是中共中央给他的寿诞贺词,尽显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林伯渠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自1937年9月起,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达13年之久。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乡干部到边区政府主席,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典范,带动形成了延安时期“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风尚。据陕西省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记载,1944年至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多种形式的检查会、座谈会,专门讨论机关作风问题。1945年6月13日,在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局负责人参加的边区专员联席会议上,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政权工作的本体就是这样:边府的各厅、处、院负责同志,他们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边区150万人民为对象。”在6月19日的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一个政权的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边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是政府力量的源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觉悟”,要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来决定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要时刻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的事情,甚至是最琐碎的事情。1942年1月5日林伯渠到富县考察。在10多天时间里,他召开了县议员和绅士参加的县政座谈会,帮助政府改进工作,走访群众,处理有关婚姻、土地纠纷等民事案件40余起,件件做了妥善安排。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林老奇逸人中龙,风流潇洒有大度。胜任愉快政多宽,不事吹求公令布。童颜鹤发非导引,公余且作长征赋。漫天风雪巡洛富,怀古不忘杜工部。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1942年1月2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曾就国民党军抓捕佳县居民张鸣儒事件,专门致函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经过,要求转告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迅速释放张鸣儒等6人。
李鼎铭延安时期,林伯渠多次手拄拐杖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走家串户,每到一地都要详细了解当地群众生活、生产、支前、土改等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为发展边区生产、改善人民生活,1940年他亲率农业技术人员勘察南泥湾,认定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地方;1942年8月,延安、安塞、延川、绥德等县发生特大水灾,他亲自赶往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1945年为了抗旱保秋,他带领边区军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解决边区难民移民的就业吃饭问题,他指示开办难民工厂;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坚决留下来同陕北人民共渡难关,转战陕北一年多时间,为保卫党中央、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作出了贡献。1945年是林伯渠虚龄60寿辰,3月28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林伯渠贺寿祝词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为林伯渠的寿辰祝词。祝词称赞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林伯渠祝寿。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都亲临祝贺。林伯渠在致辞中,以战斗的激情回顾了自己60年的征程,并说:“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是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今天大家在这里替我祝寿,我在这里给一切革命者祝寿,祝同志们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健康,为千百万人民增添福寿和康宁。”
新中国成立后
1954年,林伯渠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八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重要贡献
林伯渠同志始终重视经济建设,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被称为红色理财家,财经思想和观点对毛泽东财经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陕甘宁边区兼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期间,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指示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坚决实行财经工作为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服务兼顾改善民生的方针,注重对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并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 林伯渠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他以诚恳务实的作风坚持党的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林伯渠受命于危难之际,多次和国民党谈判,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二次国共合作,在稳定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联络奔走,使很多仁人志士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被许多民主人士视为和蔼可亲的长者和可信赖的朋友。林伯渠长期从事政府工作。
1948年底,他奉调中央后,为新中国的筹建劳心竭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并主持规模宏大的开国大典,在国家的政权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他把定期下基层视察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为一种责任。
1955年,他回到湖南视察,先后下到益阳、常德、临澧等地和县许多单位开展深入调研,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省地方政府的工作。人物评价编辑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到: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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