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不只是私人之事，也不只是家庭之事，姓氏是一种文化。它既关系到我们的历史由来，也关系到我们的血脉传承。

通过姓氏，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生命的来源。试想，一个人如果因故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姓啥名谁，那郁结在他心中的将是一种什么滋味？“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是谓‘寻根’”；“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河祖海”，是谓“问祖』。“寻根问祖”不在祈福于祖先，而在明白我们自身。我们与祖先血脉相连，先祖曾经的苦难与辉煌，通过血脉之传承，流传到我们现在。

通过姓氏，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的姓氏也曾有高低贵贱之分。“氏”曾经为贵族所独有，丢掉“氏』即是失去贵族地位。在古代社会中，高贵者有氏，卑贱者有名而无氏，此为常理。据郑樵说，夏、商、周以前，有贵族身份的男子只称“氏”与“名”，而不称“姓”，只有妇人称“姓”。至于“庶人”，当然无“氏”可言，只能称“名”。其后姓氏合而为一。       

通过姓氏，我们知道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通婚的一些法规。比如同姓是一道迈不过的大门槛。我们的祖先三千年前就规定，同姓男女均不得通婚。秦汉时期，“姓”、“氏”合二为一，以“地望”表明身份之贵贱。

山西省汾西县城关镇前南沟底村刘氏一族，现有人丁千百，但不知是先辈未立家谱，还是中途因故失落，祖宗源于何处，何时迁居到此，其间沧桑巨变之事，虽众说纷纭，但查无实据，莫衷一是，故不敢谬论。尚待后起之秀续查补偏，按籍而稽。

从幸存《刘氏宗祠》（俗称神子）及族兄翰荣（又名子芳）遗墨得知，我村现居刘姓鼻祖刘如金之名，清康熙五十四年，即公元一七一五年，村中修葺《观音庙堂》时，已碑勒捐款者四十二户之中，迄今已繁衍子孙十四代。遐想三百年来，历代先辈无论幸逢太平盛世时期，还是险遭风雨飘摇之际，均能承前启后，将一幅《刘氏宗祠》传至今日，供后人祭拜，可谓为刘氏一族立下丰功，为子孙后代树起楷模。追思往事，令人肃然起敬。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今国泰民安，政通人和，草木有心，禽鱼感泽，况在人伦，而不铭戴？为弥补无家谱之缺陷，余斗胆录《刘氏宗祠》、查故人墨迹、访健在耆老及有识之士，初步编篡了山西省汾西县城关镇前南沟底村《刘氏家谱》，分序言、源流、人物、家训、艺文、宗祠坟茔、刘氏世系、命名及后记九部分记述。不求传扬，仅作自警。

新撰族谱中，对故人、往事，均如实记录，不分偏见，不言糟粕。对当代凡有事业成功之女性，无论女儿或媳妇，与男子一样，均可载于族谱之中。刘氏世系中，增加了女儿姓名及嫁于何处、媳妇姓名及娘家村名，以示男女平等，以利子孙后代追思。

“姓”、“氏”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姓者，生也”。“因生赐姓”，这是血缘传承的标志。“氏”者，旁支别属也。这是地位身份的象征。前者重血统，后者明地域，一纵一横，二者相交，便把每个人固定在唯一的定点坐标处。给后人回溯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很多欧美国家迟至中世纪中期才开始采用姓氏制度。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也在十世纪左右才相继使用姓氏。日本在一八七零年（明治三年）才准许百姓取姓。

“姓”、“氏”之外，中国人又发明了“名”。“名”是用来区分相同“姓”、“氏”中的不同个体的称谓。另外，中国人还发明了“字”。“字”是从“名” 孳乳发展出来的另外的“名”。除“姓”、“氏”、“名”、“字” 之外，中国人更发明了“号”。它的发明充分体现了中国先人在秩序中求活络，在强制中求自由的“灵活精神”。“号”的精神实质是自由、灵活。它是姓氏文华中的调味剂，常让人回味无穷。

由姓氏而家庭，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家族文化与家族精神，一姓有一姓之个性，传统所养，基因之承，个体一般很难超越其规律，或慕王者之风；或重政治军事；或“五世六公”、“九代封侯”；或“数世科名，门第清华”；或专攻一门而成工商世家、书画世家、医药世家……。家族文化乃中华文化之缩影，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昔日的政治、经济、教育、伦理道德之知识，又能读得先祖之生存状况、处世哲学、价值观念，更可透视祖先悲欢离合，宗族盛衰的历史。

国有史书，省、县有志，家有谱牒。虽繁简不同，但其理一贯。真知者，无不引颈相探，追念先祖，明其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