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官身为有功名的乡绅，选择了经商之道，可谓特立独行。在对下一辈的教育上，张官的想法也很独特，他有意识地让儿子们习武健身，以应对动荡不安的时局。

　　张官有三个儿子，长子张甲勋，次子张甲龄，三子张甲第。浑源州裴村有一个贡生叫荣彩藻，曾和张官在恒麓书院就学，两人素来交好。荣彩藻也有三个儿子，其中次子叫荣鸿胪，三子叫荣鸿儒。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发布了停止科举考试的诏书后，荣彩藻和张官的儿子正好到了入学就读的年龄。当时，一些新式学堂在全省范围内招生，荣彩藻和张官经过商量，认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习武比习文更具实用价值，于是决定让儿子们到省会太原的山西陆军小学堂去学习军事。荣家和张家的孩子从小爱好武术，正处于活泼好动的年龄，听说不用读令人乏味的四书五经，而是去学习武术和军事，都雀跃欢呼，高兴的不得了。

　　荣彩藻和张官为后代的这种选择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他们也留了一手，那就是将各自的长子留在身边打理家族事务。家里三个孩子，让两个孩子出外求学，一个孩子留在家里照料，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两全其美的稳妥策略。

　　光绪三十二年（1906），荣鸿胪进入山西陆军小学堂第一期学习。光绪三十三年（1907），荣鸿儒、张甲龄和张甲第进入山西陆军小学堂第二期学习。这两对兄弟同在省城的陆军小学堂就学，在偏僻的浑源州城被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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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军校

　　　　　　　　　　保定军校操场

　　宣统元年（1909）秋天，张氏兄弟和同乡荣鸿胪、荣鸿儒兄弟同时从陆军小学堂转入清河陆军第一中学学习，宣统三年（1911）10月肄业。

　　民国2年（1913）7月，张氏兄弟进入保定 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骑兵科学习，民国5年（1916）6月毕业，入职晋军任下级军官。

　　民国7年（1918）秋季，阎锡山感到晋军战斗力不强，决心训练下级军队干部，便有了筹办“学兵团干部训练队”的想法。其时，晋军悍将商震率第一混成旅在湖北作战，全军覆灭，他本人畏罪不归。阎锡山派副官荣鸿胪等人赴汉口将商震接回太原，随后责成商震筹办“学兵团干部训练队”。

　　阎锡山委派商震任“学兵团干部训练队”团长，委任荣鸿胪（任前为第五团第二营营长）为中校团附。商震是晋军名将，阎锡山深为倚重，其因兼职过多，学兵团干训队实际上是荣鸿胪主办其事。荣鸿胪为了方便行事，邀请与自己交好的原保定军校同学程绍岩、张甲龄来协助办学，从此他们三人共事达十余年，成为莫逆之交。

　　民国8年（1919）6月，“学兵团干部训练队”正式改名为“学兵团——斌业中学”，荣鸿胪升任团长，程绍岩为中校团附，张甲龄为少校团附。学兵团是一个很特殊的军校，它对教育部报称“斌业中学”，对陆军部报称“步兵第九团”，对内又称“学兵团”，是个同时有三种称谓的三合一混合组织。

　　阎锡山对学兵团非常重视，每逢周日都会在督军府为排以上军官训话，开学和毕业典礼时也会亲临学校训话，以培养忠实于自己的军事人才。以后，“学兵团”先后更名为“山西军官学校”、“北方军官学校”，为晋军共培训出6000多名军事将领，其中不乏董其武、楚溪春、王靖国、李服膺、张荫梧、李生达、于镇河、刘召棠、马良等晋绥军高级将领，被誉为“山西的黄埔军校”。

　　民国9年（1920）夏，学兵团在招收第二期学员时，中校团附程绍岩调任为第一营营长，张甲龄晋升为中校团附。

　　一两年后，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因兵旅扩编，需要一位骑兵将领。张甲龄出身于保定军校第二期骑兵科，有丰富的骑兵教学经验，经荣鸿胪保荐，张甲龄调任为张培梅辖下的骑兵支队队长。

　　民国15年（1926）夏，阎锡山同奉、直系联合进攻冯玉祥所统领的国民军，晋军和国民军在晋北展开激烈的战斗。其时，阎锡山深恐兵力不足，便成立了一个补充旅，由荣鸿胪（时任第六路司令兼太原卫戍司令、城防司令以及第九旅旅长、第十七团团长多项职务）任补充旅旅长，程绍岩、魏树鸿分任第一、二团团长。

　　10月，“倒冯”战争结束后，阎锡山大获全胜。论功行赏之际，阎锡山将作战中各旅、团长等人都升任为师、旅长等职，唯独要将补充旅遣散到各部，这引起荣鸿胪的极度不满。在晋北战争中，荣鸿胪的三弟荣鸿儒（时任晋军第3混成旅6团上校团长）在防守左云县城时阵亡；荣鸿胪在浑源（处于交战地区）的家中财产被国民军浩劫一空。如今，荣鸿胪所率的补充旅又面临裁减，真是欺人太甚！于是，荣鸿胪在盛怒之下，接连三次向阎锡山提交辞呈，但均未获准。

　　程绍岩、张甲龄等故旧看荣鸿胪义愤填膺，生怕将事情闹大而不可收拾，遂劝荣鸿胪不必固执己见，以免对自己不利。荣鸿胪在朋友的劝说和阎锡山的挽留下，最终不再坚持辞职。

　　10月底，“学兵团”改名为山西军官学校，学校分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阎锡山委任荣鸿胪为山西军官学校校长，经荣鸿胪的保举，程绍岩被任命学校教育长，张甲龄被任命为骑兵科科长。

　　民国16年（1927），山西军官学校改称为北方军官学校。北伐时期，阎锡山和南方蒋中正建立了联盟，荣鸿胪和程绍岩、张甲龄均被邀任为黄埔军校的教官。

　　民国18年（1929），阎锡山和南方北伐军将奉军逐出关外，晋军势力扩充到京津一带，新增了不少部队番号，其中就有军官教导团。同年，张甲龄调任为教导团战术教官。

　　民国19年（1930）初，张甲龄调任为晋绥军某骑兵师少将参议。

　　同年，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蒋，发动了中原大战。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调停，声援蒋介石。阎锡山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前往大连避难，山西军政由徐永昌、杨爱源两人负责主持。其时，晋绥军由张学良改编，编余军官2000多名均集中在晋绥军军官教导团内，从事整训，张甲龄也属被编余整训之列。

　　整训期间，张甲龄自感从军多年，前途茫茫，遂思解甲归田之念。经过一番争取，张甲龄获得补发的三个月的欠饷，回到家乡浑源，从此淡出军界。

　　民国19年（1930），张甲龄回到家乡。

　　在浑源，张甲龄的大哥张甲勋遵从父亲愿望，一直在家乡协助父亲打理产业，成为家族中的中流砥柱。张官去世后，张甲勋承袭父亲的衣钵，管理这个大家庭的所有产业和生活，成为浑源的知名乡绅。

　　张甲龄回浑源后，协助张甲勋打理过家族产业，在浑源中学担任过几年教师，闲暇之余还在张官花园中养蜜蜂自娱。

　　浑源的最高学府是省立浑源中学，它的前身是清朝的恒麓书院和清末的浑源中学堂，建校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个时期，浑源中学的校长先后是刘学圣（宣统进士）、徐秉忠（山西大学毕业）、李镜寰（山西大学毕业），历任教员更是名师云集，其中有孙秉衡（光绪进士）、林杰三（光绪举人）、陈世武（清末拔贡）、白精彩（北京大学毕业）、鲁光前（北洋大学毕业）、张子纲（北京师范大学毕业）、黄礼堂（黄埔军校毕业）等人，山西大学毕业的教师更是不可胜数。

　　浑源中学师资力量强盛，治校严谨，学风纯正，在晋北的名气颇大。据资料记载，这个时期雁北区（雁门关以北）各县中，浑源的教育最为蓬勃兴盛，浑中毕业生到北京各所学府负笈求学人数约占雁北各县的百分之八十，为周边各县望尘莫及。

　　张甲龄在太原时，长期在军校治学，军事教学经验丰富。他回到家乡不再出去的消息传出后，引起浑中管理层的注意，浑中校长希望他能够为家乡出一份力，留校任教，培育家乡学子。

　　浑源中学的教育如此兴盛，教员不是饱学硕儒便是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这让张甲龄颇具好感。经校长的一再延请，身为陆军少将的张甲龄最终接受诚聘，担任了几年军事教师。

　　　　　　　　北岳全图正面碑刻

　　　　　　　　　　　北岳全图反面碑刻

　　除上所述，张甲勋和张甲龄兄弟还参与过浑源县的另一桩大事，那就是“北岳全图”的刻石立碑工程。

　　民国20年（1931），浑源县知事董垚和驻防陆军营长岳济泰职守浑源时，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为浑源做点有益的事情。后经两人会商，便想到将恒山全景绘制成一通“北岳全图”石碑，以方便游人观览。

　　县知事董垚深知绘制“北岳全图”是一项有利地方的大事，如果借助乡绅的力量进行，往往会事半功倍，于是，召集县城有名望的乡绅共同会商此事。董垚找的乡绅共有五人，分别是张裕昭、麻席珍、张甲勋、张甲龄和于镇华。由此可见，张甲勋和张甲龄兄弟俩已取代了逝去父亲的地位，在家乡具有了较高的社会声望。

　　在议定了修建“北岳全图”后，众乡绅群策群力，分工协作。他们有的指点绘刻之事，有的督理工程进度，有的联系匠人及石料、用物等必需品，积极推进绘制“北岳全图”的进程。对此，董垚在《补绘北岳全图记》碑文写道：“（县绅们）或指点绘事，或督理工程，群策群力，以数千百年未竞之功，不数日而竟成者于焉，岂不懿与！”

　　民国21年（1932）3月，“北岳全图”石碑立于恒山会仙府中。这块石碑是由县知事董垚撰文，“小军机”赵国良书丹，丹青高手耿建瀛绘图，著名石匠左士金、左士玉刻石。现在此碑成为北岳恒山的镇山之宝。

　　　　　　　　　　恒山会仙府正殿

　　民国26年（1937），浑源沦陷，张甲勋、张甲龄在日伪统治下的县城煎熬度日，带着一家老小支撑到抗战结束。

　　民国34年（1945），抗战胜利，作为抗日老区的浑源县率先获得了解放。次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向下设的县、区、村里派出土改工作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工作队把贫下中农们发动起来，对所辖地的地主、富农进行了“吃大户”、“清浮财”、“分田地”等一系列斗争活动，浑源县也不例外。张甲勋、张甲龄因积聚了一定的财富，被划分为地主成份，列入清算之列。为了逃避愈演愈烈的斗争，张甲勋和张甲龄带着全家老小先后离开浑源，投奔到大同、内蒙等地避居。

　　1952年，张甲勋在北京的子女家中辞世；同年，张甲龄在大同的住所辞世。据悉，他们的棺椁均葬于郝家寨村祖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