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汉族。西汉官吏、学者。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 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长安，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扬雄曾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玄为中心思想，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 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人物平生
少而好学
扬雄家族世代以耕种养蚕为职业。从扬季到扬雄，五代只有一子单传，所以扬雄在蜀地没有别的亲族。
扬雄小时候好学，不研究章句，通晓字词解释而已，博览群书无所不读。为人平易宽和，口吃不能快速讲话，静默爱沉思，清静无为，没有什么嗜好欲望，不追逐富贵，不担忧贫贱，不故意修炼品性来在世上求取声名。家产不超过十金，穷得没有一石余粮，却很安然。自身胸怀博大，不是圣哲的书不喜欢；不合己意，即使能富贵也不干。却很喜欢辞赋。
仰慕先贤
汉武帝时，蜀地有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很壮丽典雅，扬雄心中佩服他，每次作赋，常把他作为榜样模仿。又惊讶屈原文才超过相如，却至于不被容纳，作《离骚》，自己投江而死，为他的文章感到悲伤，读时没有不流泪的。认为君子时势顺利就大有作为，时势不顺就像龙蛇蛰伏，机遇好不好是命，何必自己投水呢！便写了一篇文章，常常摘取《离骚》中的句子而反驳它，从竖山投到江水中来哀悼屈原，名为《反离骚》；又依《离骚》重作一篇，名叫《广骚》；又依《惜诵》以下到《怀沙》作一卷，名叫《畔牢愁》。
步入仕途
后来，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召扬雄为门下史。后经蜀人杨庄推荐，汉成帝命他随侍左右。
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扬雄与成帝前往甘泉宫，作《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十二月又作《羽猎赋》仍然以劝谏为主题。被封黄门郎，与王莽、刘歆等为同僚。前10年扬雄作《长杨赋》，继续对成帝铺张奢侈提出批评。
扬雄后来认为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一篇《逐贫赋》。
晚年经历
王莽当政时，刘歆、甄丰都做了上公，王莽既是假藉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想禁绝这种做法来使前事得到神化，而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棻又奏献符瑞之事。王莽杀了甄丰父子，流放刘棻到四裔，供辞所牵连到的，立即收系不必奏请。当时扬雄在天禄阁上校书，办案的使者来了，要抓扬雄，扬雄怕不能逃脱，便从阁上跳下，差点死了。王莽听到后说：“扬雄一向不参与其事，为什么在此案中？”暗中查问其原因，原来刘棻曾跟扬雄学写过奇字，扬雄不知情。下诏不追究他。然而京师为此评道：“因寂寞，自投合；因清静，作符命。”
扬雄因病免职，又召为大夫。家境一向贫寒，爱喝酒，人很少到其家。当时有多事的人带着酒菜跟他学习，钜鹿侯芭常跟扬雄一起居住，学了《太玄》、《法言》。刘歆也曾看到，对扬雄说：“白白使自己受苦！现在学者有利禄，还不能通晓《易》，何况《玄》？我怕后人用它来盖酱瓿了。”扬雄笑而不答。活到七十一岁，在天凤五年（18年）死去，侯芭为他建坟，守丧三年。
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听说扬雄死了，对桓谭说：“您曾称赞扬雄的书，难道能流传后世吗？”桓谭说：“一定能够流传。但您和桓谭看不到。凡人轻视近的重视远的，亲眼见扬子云地位容貌不能动人，便轻视其书。从前老聃作虚无之论两篇，轻仁义，驳礼学，但后世喜欢它的还认为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景帝及司马迁都有这话。现在扬子的书文义最深，论述不违背圣人，如果遇到当时君主，再经贤知阅读，被他们称道，便必定超过诸子了。”诸儒有的嘲笑扬雄不是圣人却作经，好比春秋吴楚君主僭越称王，应该是灭族绝后之罪。从扬雄死后到现在四十多年，他的《法言》大行于世，但《玄》到底未得彰显，但篇籍都在。
主要成就
辞赋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实，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散文
在散文方面，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后来扬雄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以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鄙薄辞赋，谓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玄学。如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校注有《扬雄集校注》。
在所著的《太玄》中，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死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在社会伦理方面，批判老庄“绝仁弃义”的观点，重视儒家学说，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事》）。
儒学
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要的经典。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 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 因此，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 ，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 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在古时有杨墨塞路 ，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 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售）伪而假真、羊质而五虎皮、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历史评价
桓谭：文义至深，论不诡于圣人。
班固：雄之自序云尔。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
姚铉：如刘向、司马迁、扬子云，东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后代之法，张大德业，浩然无际。
萧纲：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
曾巩：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
程颐：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
范涞：唯扬子云深沉圣学，体撰契神。其诸赋尚且勿论，论其大者为《法言》，又为《太玄经》三摹九据，悉根于性命天道，泄羲、文、周、孔所未泄，即中原、稷下群儒瞠乎其后，猥云雕虫能之乎？说者犹疵其拟《易》，殆浅之乎？口耳窥也！
刘师培：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扬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坟典，头白仍著书。循善诱美人，门停问字车。反骚吊屈原，作赋比相如。训纂辨蝌蚪，方言释虫鱼。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伐更口诛。惟剧秦美新，遂加莽大夫。吾读华阳志，雄卒居摄初，身未事王莽，兹文得无诬！雄本志澹泊，何至工献谀？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诬？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近则亡，吊古空踌躇。
杨朱（约公元前395年—约公元前335年），一说约公元前450年—约公元前370年，杨姓，字子居，魏国（一说秦国）人，中国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主张“贵己”、 “重生” 、“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见解散见于《列子》《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在战国时期，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可见其学说影响之大。
知名弟子有孟孙阳、心都子，学说继承者，有告子、子华子、詹何、它嚣、魏牟等人。其学说并不是浅薄简单的“自私自利”。他们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发展，旨在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他们“贵生”、“全生”的观点，对稍后的庄周很有启发。
《列子》是先秦时代道家著作，其中有一篇题为《杨朱》。经考古证明，本篇内容为杨朱学说，属于它嚣、魏牟等杨朱一脉，代表杨朱的哲学。其中对于一毛不拔的记载证明了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对杨朱的断章取义。
思想主张
基本学说
杨朱学派在战国时代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更加之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家，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至东晋而又由张湛作注复行于世（指《列子·杨朱篇》）。张湛《列子序》中说《杨朱篇》为“仅有存者”之一，这不是编造之词。
关于杨朱学说，历来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较近于道家，而勉强归入道家；或以其与《老子》思想并非完全一致，老子贵柔而杨朱贵己，且又为庄周所斥，不归入道家；大多以“杨朱”起于老、儒、墨之后，确实是独树一帜，“杨朱”乃自成一家。归纳杨朱言论，其思想中必实为“贵己”，或曰“为我”。后世多斥杨朱之说“自私”、“颓废”、“堕落”，其实杨朱之言，有其时代性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中期，“孔子提倡”以为天下；而诸侯纷争，相互侵略、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杨朱愤世而倡导“贵己”之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吗？从“贵己”出发，杨朱造构了他的学说：
（一）论生死：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死皆归为腐骨，芜舜与桀纣没有不同。
（二）贵己：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
（三）全性保真：所谓全性，即顺应自然之性，生既有之便当全生，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但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满足生命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
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馀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乃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关于“杨朱”其人，上述资料有阳生、杨子、杨朱、杨子居、杨子取等称谓，据《古史辨》第四卷下编郑宾于《杨朱传略》考证，断定为“姓杨（或作阳）名朱，字子居（或作子取）”，并断定为秦人。关于杨朱的生卒年代，我以为必晚于墨翟，而前于孟轲，《古史辨》卷四下编门启明《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断定“他生卒年代的约数，当是西纪元前450至前370（即周贞定王十五年至周烈王六年）之间”.
道德观点
杨朱全真保性，轻物贵己。贵老子，马王堆帛书本老子曰：至虚，极也；守情，表也。所贵者乃情，很符合真本老子的原意。并非以往认为只是为个人利害而不拔一毛。
《列子·杨朱》，自汉与近代考皆属杨朱，保持有杨朱思想之原旨，未从根本上与“杨朱”乖背。从其中思想来看杨朱并不是损人利己者与纵欲者。“杨朱认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对此，贺麟先生认为：“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即极言其既不损己以利人，以示与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相反，亦不损人以利己，以示与损人利己的恶人相反，而取其两端的中道。”吕思勉先生在评价杨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时指出：“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杨子为我说如此，以哲学论，亦可谓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现代学者们对杨朱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同情理解，正与王弼在阐释《损》卦九二：“弗损，益之”时，所提出的“九二不损而务益，以中为志也”的中道说，是遥相呼应的，亦表明了人们对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道德价值的认同。因为真正的或合理的利己主义，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利益或幸福，虽不会有意地作利他之事，但至少不要危害别人的幸福，才可算得利己。“且自保自利虽系自然的本能的要求，亦虽有相当的才智学养，方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亦须有相当的修养和克制，方能不致损害别人的正当利益。故利己主义，亦有其道德价值。”。
政治思想
杨朱的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 。《说苑·政理》记载，杨朱曾与梁王论“治天下如运诸掌然”。他把自己比成尧舜，自称是“得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的贤人。他不治家，而专门从事政治活动。韩非说杨朱与墨翟一样有治世之才。
杨朱反对法先王。他认为舍弃当今的人而去赞誉古代的先王，是赞誉枯槁的死人骨头。因此，他主张建立新的社会。这种政治主张是从"为我"而不"侵物"的学说衍生出来的。即一方面从“损一毫而为天下，不为也”，衍化出“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另一方面，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还应衍化出：人人不以天下大利，人人不易其胫一毛，天下治矣。就是说，人人都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贪天下大利而拔自己一毛；人人都各自为自己，而不侵犯别人；这样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因为杨朱认为生命比一切都重要，而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而已。因此，他强调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重视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无君论。
杨朱认为治理这个社会的人要"贤"，而且要有谦虚的美德，“行贤而去自贤之心”，即行为贤德而不自以为贤德。杨朱认为，这个社会的成员都应该谨小慎微。《荀子·王霸》说杨朱哭“歧路”的故事，就反映了这种心理状态。这个故事说，杨朱走到十字路口，感慨地说："在这个地方要是方向走错半步，就会导致千里的差错呵！”因此，他伤心痛哭起来。杨朱哭“歧路”正是为了人生的道路。如果不慎而选错了道路，就会贻害无穷。杨朱理想社会里的成员，既要“为我”，又不“侵物”。但要做到这两方面并不容易，在生活中每一步都要认真考虑才行。
杨朱主张建立人人为自己而又不侵犯别人的社会。但是，这种社会在阶级社会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人的美好幻想而已。正如《韩非子·八说》批评杨朱时指出的那样：杨朱的主张虽然明察，但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本行不通的。
《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说：“阳生贵己。”（《审分览·不二》）《韩非子》（公元前三世纪）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氾论》）
在以上引文中，《吕氏春秋》说的阳生，学者们已经证明就是杨朱。《韩非子》说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杨朱或其门徒，因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别人有此主张。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些观念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是主张兼爱的。《韩非子》说的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说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不同。可是这两种说法与杨朱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后者与“为我”一致，前者与“轻物重生”一致。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
杨继盛（1516年—1555年），明代著名谏臣。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北河照村）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杨继盛登进士第，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师从南京吏部尚书韩邦奇学习律吕。后官兵部员外郎。因上疏弹劾仇鸾开马市之议，被贬为狄道典史。其后被起用为诸城知县，迁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调兵部武选司员外郎。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诬陷下狱。在狱中备经拷打，终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遇害，年四十。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世称“杨忠愍”。后人以其故宅改庙以奉，尊为城隍。有《杨忠愍文集》。
人物生平
刻苦勤学
杨继盛于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五月十七日（6月16日）辰时生于直隶容城县（今河北容城县）一个世代耕读之家。七岁时，其母曹氏早逝，其父杨富另娶。继母陈氏妒嫉他，让他放牛。杨继盛经过里塾，看见里面的儿童读书，很是羡慕。因而对他的哥哥说，请求能够跟从塾师学习。哥哥说：“你还小，学什么？”杨继盛说：“年纪小能放牛，就不能学习吗？”哥哥将这些对父亲说了，父亲让他学习，但还要牧牛。杨继盛十三岁时，才能够从师学习。家庭贫困，学习越发刻苦自厉。乡试中举，此后曾入国子监学习，国子祭酒徐阶颇为欣赏他。
从师习艺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三十二岁的杨继盛参加会试，中第三十八名。随后在殿试中二甲第十一名，成丁未科进士。六月，杨继盛担任南京吏部主事。到任后，考功司郎中郑晓对杨继盛颇为赏识，常常向他传授“居官守身之道与夫古今典故”。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杨继盛跟从南京吏部尚书韩邦奇学习，深思乐律的学问，亲手制十二律，吹奏时声音均极和美。韩邦奇大喜，将自己所学的全部传授给他，从此杨继盛更加有名。
力劾仇鸾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三十五岁的杨继盛调升京师，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当时，蒙古首领俺答汗数次带兵入侵明朝北部边境，奸臣严嵩的同党、大将军仇鸾请开马市以和之，杨继盛上书《请罢马市疏》，力言仇鸾之举有“十不可五谬”。疏章呈入，明世宗朱厚熜颇为心动，将这个建议下发由仇鸾、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严嵩、徐阶、吕本，兵部尚书赵锦，兵部侍郎聂豹、张时彻讨论。仇鸾攘臂相骂说：“这小子没有看到敌寇的厉害，应当将他撤职。”诸位大臣于是说派遣的官员已经走了，这件事难以中途废止。朱厚熜还在犹豫，仇鸾又进宫密疏。朱厚熜于是将杨继盛下诏狱，后贬为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典史。
治理狄道
狄道地区番人与汉人杂居，文化落后罕知诗书。杨继盛在狄道期间兴办学校、疏浚河道、开发煤矿、让妻子张贞传授纺织技术，深受当地各族人民的拥戴，称他为“杨父”。等到他离开时，“送于百里之外者千余人”。
直击严嵩
杨继盛被贬一年后，俺答依然扰边，马市全遭破坏。朱厚熜知杨继盛有先见之明，再度起用杨继盛，调为山东诸城县令，改任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当时严嵩当权，恨仇鸾侵犯自己，心中高兴杨继盛首攻仇鸾，想骤然使杨继盛显贵，又将杨继盛改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但杨继盛憎恶严嵩超过仇鸾。而且想起被谪籍后，一年内连迁四职，便考虑如何报效国家。当时唐顺之曾劝说他“愿益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而为。”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上任刚一个月，就草拟奏章弹劾严嵩。斋戒三日后，杨继盛在元旦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五奸十大罪”。奏疏呈入后，朱厚熜已发怒，严嵩看见其中有召问二王（裕王朱载垕、景王朱载圳）的话，高兴地说可以指此为罪，便暗中向朱厚熜进谗。朱厚熜更加愤怒，将杨继盛下诏狱，诘问为什么要牵引二王。杨继盛辩解说：“不是二王谁不慑怕严嵩呢？”他在诏狱被廷杖一百。廷杖前，友人王西石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告诉他：“用此物可以止痛。”杨继盛收入袖中。一位苗姓校尉也送酒一壶，劝他：“可以此吃蚺蛇胆。”但杨继盛拒绝，曰：“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苗姓校尉又说：“不要怕。”杨继盛回答：“岂有怕打杨椒山者。”于是谈笑赴堂受打。杖刑完毕后，杨继盛被关入刑部狱。家人所送的药物都被巡风官李天荣所截下。杨继盛“两腿肿粗，相摩若一，不能前后；肿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两人，用力努挣，足不覆地而行入狱。”提牢刘槚又将杨继盛转至条件更差的民监。幸得狱内外诸多人相助，才得以渡过难关。在狱中，杨继盛创伤发作，于半夜苏醒过来，摔碎瓷碗，用手拿碎片割腐肉。肉被割尽，筋挂膜，他又用手截去。为他持灯的狱卒颤抖欲坠，杨继盛却意气自如。在朝审时，观看杨继盛的人堵塞了道路，都非常叹息，甚至为他哭泣。朱厚熜将杨继盛关入诏狱后，让刑部定罪。刑部侍郎王学益为严嵩党羽，他受严嵩的嘱咐，想以诈传亲王令旨的罪名将杨继盛绞死，郎中史朝宾坚持不同意。严嵩愤怒，将他贬出朝廷。刑部尚书何鳌最终妥协，像严嵩所指的那样定案，但世宗还不想杀杨继盛。严嵩本想将杨继盛杀死，但杨继盛在陆炳等人的保护下，在监狱之中存活三年之久。同年闰三月，杨继盛撰成《年谱》（《杨继盛自书年谱》）。
杨继盛的好友王世贞等人为他四处奔走求救，严嵩见舆论不容，本想上疏解救杨继盛，但在其党羽鄢懋卿及其子严世蕃等人的说服之下，决心杀死杨继盛。当时国子司业王材也在坐，争道：“继盛之死不足惜也。然关系国家甚大，老先生还当为天下后世虑。”但严嵩已决意杀杨继盛。适逢严嵩的党羽赵文华送来对闽浙总督张经等人的论罪奏疏，严嵩在这份奏疏之后附上杨继盛的名字，世宗在阅奏时并未注意，便草草同意处刑。杨继盛的妻子张氏伏阙上书说：“我的丈夫杨继盛误听市井之言，还习惯于书生之见，于是抒发狂论。圣明不即加戮，使从吏议。两次经过上奏被审判定罪，都承受皇上的宽宥之恩。现在突然阑入张经的疏尾，奉旨处决。我仰望的只有圣德，草木昆虫都想得到处所，岂惜回首一次，下察沉冤。倘若因为罪重，一定不可赦免，希望立即斩臣妾的首级，来代替夫君受诛。我的丈夫虽然远御魑魅，必能战死疆场，来报效君父。”严嵩将此书扣下不奏。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严嵩授意刑部尚书何鳌，将杨继盛与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苏松副总兵汤克宽等九人处决，弃尸于市。杨继盛临刑前，将自书年谱交予其子，并作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相互涕泣传颂此诗。张氏不久后便殉夫自缢。燕京士民敬而悯之，以杨继盛的故宅改为庙以奉祀，尊为城隍，并以其妻配祀。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即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倒台，其子严世蕃被斩首。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于两年后凄惨死去。
死后褒赠
隆庆元年（1567年），即杨继盛死后十二年，明穆宗朱载垕继位，抚恤直谏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予以祭葬，并任命他一子为官。
隆庆二年（1568年），直隶监察御史郝杰在保定百姓的要求下，上奏道：“保定府是杨继盛的故乡，本地官吏和百姓请为杨继盛立祠，以做永久的纪念，请求批准。”朱载垕很快批准，并定名为旌忠祠。
主要成就
杨继盛担任狄道（今甘肃临洮）典史时，他的创书院、置学田，开煤山、肃褐市以及疏园圃、核户籍等举措，开拓了狄道吏治和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1、创书院、置学田：
狄道为汉、藏、回等民族杂居之处，其子“西番回子，俱习番经，通不读儒书”。杨继盛到任后，一改往昔谪官多静坐不理县事的习俗，决定从教育入手，以改变狄道文化落后的局面。
他首先解决了府县生员的学习之所，将门生贽礼并俸资所余，于东山超然台盖书院一区。其次，又在圆通寺设馆，募番、汉童生读书者百余人，聘教读二人指导学习。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取得了教育的初步成效，“各生俱知揖让、敬长上，出入循礼，其资质可进者三十余人。其各父兄亦因而知道礼，弃番教，举忻忻然…。”
为解决府县生员的生活问题，杨继盛多方筹措款项，购置学田二千亩。款项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筹部分，包括所得俸银并“鬻所乘马，出妇服装”的收入；二是清查户籍后的余粮，经请示上级后留用以置地。所购得的这些学田，一千亩由生员分种，一千亩佃种于人，收成用于诸生婚丧祭的补助或遇年荒时分用。
杨继盛创书院、置学田，为临洮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他的付出在他身后得到了回报，迤明以降，考诸陇上进士名录，临洮人氏多列其中，此皆杨继盛开创之功。
2、开煤山、肃褐市：
狄道县西南80里有煤山。煤山地居锁林峡（即今黑甸峡），有两处可供采煤，一处在陕西，一处在地竺寺前。烧柴的供应主要靠藏民贩运，价格高于县城。县府多次派员与藏民协商未果，最直接是煤山开采后，将触动藏民的实际利益。
杨继盛了解情况后，利用自己的声望，主动请命前往疏通。他与同去的四人“到则先摄之以威，次惠之以赏，由是煤利以开”，方便了当地百姓的生活。
“结褐”是边民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嘉靖时，吏治已坏，官吏承差和书吏动辄巧取豪夺，或减价和卖，或以杂物易换，致使织褐者不得其价。一些以织褐为生的家庭，生活得不到保障，“故有号泣于道者，有求死于河者，”这种流弊为害甚烈。
杨继盛为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公出告示禁止公差人员购褐，由上司定价后交给县府办理，以杜绝公差减价易换的舞弊行为。过了一段时间，巡按派人到狄道购褐，杨继盛不留情面，将差人拘禁起来，后经府掌印官说情才罢休。这件事情在官府中引起了强烈震动，各上司再也不敢派人来购褐了，百姓的收入也因此增加。
3、及疏园圃、核户籍：
黄河的主要支流—洮河，流经狄道县境，经多年沉积，形成了自南而北的狭长谷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狄道城西一带，多年来以种蔬菜为主，各户的园圃也连成一片，从而为县民生活提供保障。但多年的灌溉导致水渠的淤塞，蔬菜的产量逐年下降。杨继盛及时招募各园户予以疏通，使其得以恢复往年的规模，灌溉面积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狄道县征收粮草，没有正规的官府文册，只有书手的旧簿相传。征收粮草仍以旧簿为准，导致了“富者实减而贫者反增富者纳轻而贫者反重”的严重后果。
为扭转这一局面，杨继盛将掌管私簿的手书召集起来，先算各户的总数，次算一县的总数，往日的弊端便暴露无遗，粮草数量比原来反而多出30石。杨继盛在确查的基础上，将应征粮草的轻重分为三等，按各户拥有的土地均摊，使从前游移于其间而得利者无隙可乘。
户籍核查多出的30石粮草，杨继盛并没有隐瞒，而是如实上报。经过请示上司批准，这些多余的粮食用于购置学地。他的意义不仅在于此事本身，而在于它即解决了府县生员的后顾之忧，使狄道的吏治有迹可循，也使它的教育事业得到有力支持。
人物评价
郑晓：此人心志、气节、事业，将来不可言也。
鄢懋卿：此何用卜，继盛负海内重望，徐阶得意门生，阶一日当国，继盛出而佐之，我辈无遗类矣，所谓养虎自遗患也。
徐阶：万物禀气以为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奋，君恩必报以死殉。人心为愤地为震，岁星一终天乃定。群奸澌灭主明圣，易名建祠锡赠廕。制词前后相辉映，嗟公一死重孰并。我铭揭之为世镜。
王世贞：呜呼，国家之所以为杨公者，足矣。当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阙）公之忠，痛公之冤，而不知公之功实在社稷。天下（阙）先帝之怒，公至僇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鸾嵩之奸，于后天下知，今上仁圣，数用言官言褒卿公，而不知其阴体，先帝之遗意。呜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
屠隆：刘忠愍球（刘球）、邹吉士智（邹智）、黄少卿巩（黄巩）、杨忠愍继盛、沈少卿炼（沈炼）、刘侍御台（刘台）批鳞折槛，竟杀其身，龙比之俦哉，百炼之刚，则杨忠节最盛乎。
查继佐：椒山赴朝审之吟曰：“风吹枷锁满城香，簇簇争看员外郎。岂愿同声称义士，可怜长板见君王。圣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称平过汉唐。性癖生来归视死，此身原自不随杨。”玩末句，椒山诚闻道澈生死者欤！
王夫之：直击严嵩，而椒山之死以正；专劾魏阉（魏忠贤），而应山（杨涟）之死以光。
谷应泰：独惜世宗自负非常，而明杀辅臣，始于夏言；明杀谏官，始于继盛。
顺治帝：朕观明有二百七十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为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而被祸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杨继盛。
汪有典：呜呼！士君子图事揆策，不患乎言之不验，患乎验矣而君不信，信矣而暮用之不诚也！若公之竭智尽忠，帝之悔悟宠锡，斥未久而赐还官，一岁而屡迁。臣主相知，固已入肘腋而通寤寐。则当转圜加膝之时，乘疾雷破竹之势，为除恶务尽之谋，区区恃有独契耳！公尝谓同年友王公继津曰：“君子才当大展，姑畜敛锋锐，勿徒惟尽其心，而为忠之大者。”然则公之自爱，众可知矣。公初亦欲请告山居涵养数年，然后出而任事，及一岁四迁，则又自叹：“天下成就，用之太早，岂非在我，无可如何！”而世且诋公以愚戅取重祸，此世所以多乱臣贼子也。
张廷玉：语有之：“君仁则臣直”。当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观其蒙难时，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斯百余年培养之效也。
秦笃辉：杨椒山之攻严嵩，杨大洪之攻魏忠贤，皆在其势正盛之时，此与以身饲猛虎何异？二公何不姑俟其熟乎？苏明允所谓“取其心，不取其术”，正此类也。
马长淑：赡拜孤忠遇象贤，捧来手迹当依然。非关铁画银钩笔，自爱忠肝义胆传。磊落丹心留汗简，峥嵘浩气满云笺。鸿毛泰岱胸中宝，刀锯何曾介眼前。
刘墉：顽懦从来不汗颜，坊民以此尚逾闲。捐生那计终无补，知死犹闻重似山。何日墓门飞鸟去，只今祠屋夜鸟还。平生讲席留足迹，萧瑟松风昼掩关。
关省钦：此先生授命前一夕手迹也。每句以朱圈作读，无一笔轻率，无一笔之不近于道。慷慨从容，信所谓无求生以害仁者矣。
蔡东藩：
①至若仇鸾之创开马市，取侮敌人，杨继盛抗疏极言，其于利害得失，尤为明畅，世宗几为感动，复因仇鸾密陈，以致中变，盖胸无主宰，性尤好猜，奸幸得乘间而入，而忠臣义士，反屡受贬戮，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②盖严、仇互攻，严贼之势，虽一时未至动摇，然譬之治病者，已有清理脏腑之机会，杨继盛五奸十大罪之奏，正千金肘后方也，暂不见用，而后来剔除奸蠹，仍用此方剂治之，杨公虽死，亦可瞑目矣。且前谏马市，后劾严嵩，两疏流传，照耀简策，人以杨公之死为不幸，吾谓人孰无死，死而流芳，死何足惜？至若张氏一疏，附骥而传。有是夫并有此妇，明之所以不即亡者，赖有此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