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敏（约1719年—1805年），一说字依吉，号恕轩，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著名医学家。他博览群书，对天文、历法、术数、方技、医药、卜算等书籍多有涉猎。著作宏富，包括药书、本草、养生、祝由、眼科、炼丹及民间走方医疗法等多方面的内容。著有《医林集腋》、《养素园传信方》、《祝由录验》、《囊露集》、《本草话》、《串雅》、《花药小名录》、《升降秘要》、《摄生闲览》、《药性元解》、《奇药备考》、《本草纲目拾遗》等，今仅存《串雅》和《本草纲目拾遗》两种，其中《串雅》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有关民间走方医的专著。
主要成就
族人赵柏云为走方医，出所用有效方授之，学敏又合平生所录奇方，著成《串雅内编》、《串雅外编》(1759撰)各四卷，其一千众条方或法。乾隆三十(1765年)，又成《本草纲目拾遗》10卷，全书按水、火、土、金、石、草、木、藤、花、果、谷、蔬、器用、禽、兽、鳞、介、虫分类，辑录《本草纲目》中未收载的药物共716种，丰富了中药学的内容。为纠正《本草纲目》中的误记和疏漏，还在书首列“正误”一篇。又从民间收集很多秘方，与自己累积的验方汇编成《串雅内篇》、《串雅外篇》。还辑有《本草话》、《医林集腋》等多种著作医药书，未见流传，惜乎仅成以上二书。
赵之琛（1781年—1852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次闲，号献父、献甫，又号宝月山人，斋号补罗迦室。蝶隐园书画杂缀作赵之瑛。清代著名的篆刻家和书画家，精心嗜古，邃金石之学，篆刻得其乡陈豫锺传，能尽各家所长。尝为阮元摹刊钟鼎款识，兼工隶法，善行楷。画山水师倪、黄，以萧疏幽澹为宗。花卉笔意潇洒，傅色清雅，大有华嵓神趣。间作草虫，随意点笔，各种体貌，无不逼肖。然丈尺之幅，腕力已薄，虽不能追踪古人，亦当抗衡奚冈、方薰、黄易。
篆刻生涯
赵之琛是浙派篆刻的代表人物，继“西泠四家”（丁敬、蒋仁、黄易、奚冈）之后，入列“西泠后四家”（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前后四家合称“西泠八家”。为陈豫钟弟子，又取黄易、奚刚、陈鸿寿三家之长，在篆刻技法上可谓集浙派之大成。在嘉庆、道光之后声名卓著，效之者甚夥。
次闲作印，力求巧妙，章法整稳而内含姿态，刀法滞重而蕴藏轻峻。他尤以切刀之法见称印坛，然其所以得之处，亦失之处，风格由此出，亦囿于此。至于晚年印作，则已多显习气，正后人“燕尾鹤膝”之讥；刀法之外，其格局亦少创意，趋于僵化，边框处理亦细碎稍微。其印章边款，则别具一格，字体隶行结合，下刀生辣，线划挺劲。他勤于奏刀，今存世印作有千余枚之多。
于金石文字之学有扎实的工夫，阮元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内所摹写古器文字，多出其手。据说他平日足不出户，潜心书画篆刻，并常摹写佛像，故有斋号“补罗迦室”。
《补罗迦室》一印可算其代表作，是其自用印。章法、篆法、刀法均极讲究，如其中“罗”字的下左偏旁和“迦”字的走之旁，简而代繁，既是浙派的典型结构法，又可见其用心之谨慎。
篆刻之外，赵之琛书画兼攻，而山水、花卉之作自成面目，另有韵致。一生不仕，晚年在太平天国战乱中流离失所，客死他乡。有《补罗迦室集》行世。
绘画造诣
精勾细勒见情趣 ——赵之琛的《双勾竹石图》
竹，是中国古代画家最为喜爱的绘画题材之一。由于竹有着挺拔、有节、虚心向上、耐寒不凋等习性特点，中国古代画家常常以之作为精神的写照和人格的象征，不论是梅、兰、竹、菊的“四君子”，还是松、竹、梅的“岁寒三友”，萧萧修篁都赫然位列其间。至于修竹与瘦石的结合，更是自宋元以降历代文人画家的拿手好戏，在中国古代的绘画史上，擅写竹石的画家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关于竹的画法，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双勾填色，一类是水墨写意（也有以色代墨者）。前者立足于画，致力于形态；后者立足于写，强调的是风神。赵孟頫所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也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云云，即是以枯木竹石作为例证，来阐释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的书法性原则的。不过，赵之琛的这幅《双勾竹石图》里竹子的画法却用的是双勾。画面下方的土坡上修篁三竿，亭亭玉立，直冲画外，竹叶繁茂，左右纷披，昂抑错落，姿态优美，尤其浅淡的汁绿渲染，更使得整个竹子显生机勃发，清气盎然。
从总体上看，赵之琛对竹子竿、节、叶的形态皆能准确的把握，法度谨严，笔法工细，位置的穿插安排，自然合理，疏密有度，颇见功力与匠心。在竹子的前端，画家画有湖石一方，玲珑剔透，瘦峭崛立，此亦中国文人画的惯用手法，其作用一则为了与修竹相互映衬，另一则为了稳定画面。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赵之琛笔下的这块湖石形态独特，重心前倾，在构图上显得颇为奇险，而画家却能处险不惊，化险为夷，实属难能可贵。湖石的四周另有茅草随意点缀，益发有助于画面的和谐和自然。
通观全画概括而言，赵之琛的这幅《双勾竹石图》在表现内容上并无任何新奇之处，在绘画的语言和技法上也没有多少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然而画家能于平淡无奇的题材中画出情趣，于惯用的语言和技法上尽显功力，却也决非一般庸手所可能企及，殊属不易。
该图为纸本、设色，纵128.2厘米，横61.5厘米，为赵氏晚年用意之作，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赵氏生活的年代，封建社会已近尾声，文人画已趋式微，文人画最后一次振起的海上画派已露端倪。赵之琛与海上画派之间虽无直接联系，但其画风中还是或多或少透露出某种绘画体格流变转换的消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将赵之琛视海上画派之前的过渡性人物。
书法造诣
书家未必能治印，但印家必定能书，如不通书法，绝难成一位好的篆刻家。赵之琛不以书名，但书法还是十分可观的，并工行书、篆、隶及绘画。
这件小行楷书纵31、横37厘米，有暗格，书自作词三首。现藏上海童氏处。小字写的十分精到，一撇一捺皆见精神，用笔骏紧，笔画起笔处有时重、有时轻，不一而足，起收笔皆干净利落，结构多取侧势，故跌宕生姿。虽然是小幅作品，但却是十分耐看和值得品味的佳作。
赵之谦（1829年—1884年），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汉族，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都从他处受惠良多。
在晚清艺术史上，赵之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在绘画上，他是“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其以书、印入画所开创的“金石画风”，对近代写意花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书法上，他是清代碑学理论的最有力实践者，其魏碑体书风的形成，实得碑派技法体系进一步趋向完善，从而成为有清一代第一位在正、行、篆、隶诸体上真正全面学碑的典范；在篆刻上，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广为取法，融会贯通，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生平简介
赵之谦，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印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自幼读书习字，博闻强识，曾以书画为生。参加过3次会试，皆未中。44岁时任《江西通志》总编，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卒于任上。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初画风工丽，后取法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家，笔墨趋于放纵，挥笔泼墨，笔力雄健，洒脱自如，色彩浓艳，富有新意。其书法初师颜真卿，后取法北朝碑刻，所作楷书，笔致婉转圆通，人称“魏底颜面”；篆书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掺以魏碑笔意，别具一格，亦能以魏碑体势作行草书。赵之谦篆刻初摹西泠八家，后追皖派，参以诏版、汉镜文、钱币文、瓦当文、封泥等，形成章法多变，意境清新的独特风貌，并创阳文边款，其艺术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在清末艺坛上影响很大。其书画作品传世者甚多，后人编辑出版画册、画集多种，著《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诗》、《勇庐闲诘》、《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谱》。此外赵之谦撰有《张忠烈公年谱》，以编年的形式叙述明末抗清名将张煌言的一生。
收藏大家
藏书秘册甚多。家有藏书楼为“二金蝶堂”、“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藏书印有“赵之谦”、“二金蝶堂藏书”、“为五斗米折腰”、“鹤庐”、“二金蝶堂双钩两汉刻石之记”等。据藏书刻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简称《鹤斋丛书》），6集，38种，所首经说、杂史、金石、笔记等，都是篇幅短小的罕传之书。其中《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一书，为当时最新的历史记载。性狂放，善画写意花卉，与任伯年、吴昌硕并称“清末三大画家”。书学二王及颜体，创造出沉雄朴厚的独特风格。又精于纂刻，印文浑朴厚劲。善诗文。著《国朝汉学师承续记》、《补环宇碑访录》、《勇庐闲话》、《二金蜨堂印存》、《辑雅堂诗话》、《梅庵集》、《悲庵居士诗膡》等。
书法生涯
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记道：“二十岁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可见其于颜体，用功极勤。然而时世之变，帖学渐衰，碑学方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正如康有为所说的：“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赵之谦处于此时此境，以其性格，绝不甘落人之后，凭其才能，亦必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赵之谦避走温州后，有空闲得读《安吴论书》，深为包安吴理论所折服。在《章安杂说》中已看出他倾心六朝古刻之心态：“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必执笔规模，始知无下手处。不曾此中阅尽甘苦，更不解是。”又云：“安吴包慎伯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书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模勒之事，成为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奉为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八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唐人模勒，亦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其于书不满足于二王也如此。于是，他开始了学习书法的转折，渐与二王系统分道扬镳了。在他赴京之后，与沈均初、胡甘伯、魏稼孙等相聚，皆癖嗜金石，其时他正着手重编《补寰宇访碑录》，大量搜罗古刻，尤其是得《郑文公碑》，最为之心仪。35岁前后年余时间，每日流连往返于琉璃厂，奇赏疑析，晨夕无间。
赵之谦逐步地完全放弃了颜体书而转向了北魏书法。他36岁为祁季闻书写楷书自作诗十二开册，可以说是他学北魏书初期经典。赵之谦还保留着颜体书风，仅仅一年的时间，他的书风便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对常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从此，他弃颜入魏，一发而不可止。37岁时，致胡培系（子继）函中述道：“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然总不解‘龙跳虎卧’四字，及阎研香（汉军，名德林，包氏弟子之一）来，观其作字，乃大悟横竖波磔诸法。阎氏学此已三十年，其诀甚秘，弟虽以片刻窃之，究嫌骤入。但于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书至此，则于馆阁体大背，弟等已无能为役，不妨各行其是。”《艺舟双楫》是赵之谦由颜体转为北魏书的指导理论。郑道昭的诸刻石，使其领悟到了“卷锋”的行笔方法。张宛邻（名琦，1764～1833年）书法，又开阔了赵之谦的眼界，使其知道真、隶的书法互用。而邓石如的书法，使其悟出了行笔的顿挫韵律。此外，赵之谦还特别称道张琦之女张纶英（1780～？年），以为“国朝书家无过阳湖女士张婉钏名纶英，郑僖伯以后一人也” 。张纶英善北碑，以郑道昭为法。与赵的作品对比一下，可以明显地看出她对赵的影响。
然而，观赵之谦35岁后之书，甚至是40岁前后书，风格虽初步形成，而乏笔力，其中运笔、转折、连接，多有勉强之处。正如他在致魏稼孙函中所说的：“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曰：起讫不干净。（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万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则其中神妙处，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这一“起讫不干净”五字病，在行书方面，显得更为明显。大约是在40岁之后逐渐得以解决。确切说，是在赴江西任前后—44岁前后完善定格，50岁以后最终完成而至“人书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称：“汉后隋前有此人”，信然！
上溯秦汉，下开风气，篆隶行融会贯通
赵之谦于篆书，或因其学篆刻，最初源自邓石如、吴让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响。当时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
赵之谦亦学此而只擅长小篆，大篆作品极少，能见得到的仅一横额，故不足论。清代善篆书者以邓石如为第一，这在赵的时代已成定论。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钱坫、孙星衍等篆书高手，皆重玉筋篆，乏变化，不合赵之谦性格，故不为赵所重。邓之后，张惠言、吴让之、德林传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则于此道有专长。赵在54岁为弟子钱式临《峄山碑》册时写道：“峄山刻石北魏时已佚，今所传郑文宝刻本拙恶甚。昔人陋为钞史记，非过也。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觰甫。熙载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钱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邓法书绎山文，比于文宝钞史或少胜耳。”这其中透出种种信息，其中根本性的则是师法邓石如。然而，赵之谦与吴让之的最大区别，便是不墨守成规，师法邓石如而不死守邓法，化人为己用。他评邓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自己则是天七人三。凭天分则在诸人之上。因此，从心底里，他也不服邓石如，以为经过努力，除却“起讫不干净”五字病，则有邓、包诸君不能到者。
赵之谦34岁临《峄山碑》册及前后篆书作品，结构在邓石如、胡澍之间，笔力尚乏沉雄。中年为鹤年临李阳冰《城隍庙碑》等篆隶二体团扇中篆书，将结构美化到了一个极致，在邓石如、吴让之、胡澍之外，别出新意。而此新，则主要在于“结构”之美。 隶书对于赵之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附带性的书体。他曾说：“生平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正书—北魏书是赵之谦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称“仅能作正书”，篆隶则是为正书的学习作铺垫。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实际上赵之谦的篆书已如前述，而隶书亦自成家。
赵之谦于隶书涉猎很广，从其传世作品中便可知其所学。先后临书有：《石门颂》、《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刘熊碑》、《封龙山碑》、《武荣碑》、《魏元平碑》、《成阳灵台碑》等等。从35岁至50岁以后，作品中皆有临汉碑者。35岁进京后，广搜碑版。曾为沈均初藏《刘熊碑》作详细考证，以天一阁宋拓本及翁方纲摹刻江秋史巴予籍双钩本为底本，逐一校勘，并作释文题记。又别出双钩之法，大量钩摹汉碑刻石。其中有《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皆稀见刻石残字。45岁为李文田补摹《西岳华山庙碑》残本96字，即因“旧双钩本”，可知其早年亦曾钩过《西岳华山庙碑》。他在35岁时刻《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作铭云：“不能响莪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载后人来相求。”可知，赵之谦于隶书，用功亦勤矣！
赵之谦初学邓石如，而后上溯汉碑。以赵之性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于某家某体，甚至某碑，故其师法汉隶，终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见到的约35岁前后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中年《为幼堂隶书七言联》（40岁）、《隶书张衡灵宪四屏》（40岁）、《为煦斋临对龙山碑四屏》（41岁），则已入汉人之室，而行笔仍有邓石如遗意。晚年如正书，如篆书，沉稳老辣，古朴茂实。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寓圆于方，方圆结合。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
赵之谦作品最多、传世最广的是行书。35岁前作品多行书，皆自颜体，细审之，与何绍基有同出一辙者，温文尔雅，雄浑而洒脱。35岁时，在四月为厚夫作行书七言联：“参从梦觉痴心好，历尽艰难乐境多。”还依然颜面，而在一个月之后为子莼作行书八言联：“春云乍阴，窗外疑夕；午睡未足，枕中游仙。”则开始疏远“颜风”了，在十月作篆书四言联为魏稼孙补款时，则字形由长方变方扁，虽然点划还未完全脱离“颜风”，而已由量变开始质变。36岁之后此种颜体行书便再不复作。37岁前后以北碑法试作行书，多牵强之处，其自评之“起讫不干净”5字病，在这一时期可以明显看得出，转折不自然，笔力亦靡弱。众所周知，赵之谦北魏风行书是其独创，前无古人。邓石如开北魏书风气，而其行草则不作中锋行笔，而用卷锋，裹笔而行。包世臣亦然，字型则未脱唐人风范。唯有赵之谦，始将北魏书笔法直接运用到行书之中。因此，它没有前人所遗留下的“参照物”，而且由于北魏书独特的用笔方法：卷锋加侧锋转换为中锋，很难于连贯。对此，赵首先是在“文稿”小行书，或者说小字落款中得以解决。40岁前后的款书已经自然老到而全然无生硬之处，虽笔力还不够浑厚，而行笔已无不畅。从某种意义上讲，其行书作品的完全成熟要晚于正书、篆书以及隶书，是最后才得以羽化成形的。45岁以后，心手双畅，已能随心所欲，故而一任自然，从笔驱毫，挥洒自如。赵之谦曾自称：“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其实赵之谦晚年作品中行书占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只是世间以北魏正书论赵之谦，而忽略其它书体，以至于视北魏风行书为“赵之谦北魏书”，而不予以区别。大凡有成之书家，必自正书入，而以行书结。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赵孟緁、董其昌……，皆如此。近代书法，多挂轴于墙面来欣赏，更是注重行书作品。尽管赵以北碑名世，传世仍以行书为多。这大概是世人对书家的要求。
一个人的书风，各种书体最终如果能得到统一，则其必具独到风格。50岁之后的赵之谦，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种书体均已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所可惜的，是赵之谦平生少作草书，从中年草书《为犍汀草书集圣教序联》观之，浑厚质朴中见飘逸，亦全出自北魏笔法。
绘画生涯
知前人到处 到前人未到处
—赵之谦绘画
曾见赵之谦与任熊（渭长）（1823～1857年）合作之画。如果我们将赵之谦31岁所作的《为元卿花果图册十二开》（上海博物馆藏）和《为英叔花卉图册十四开》（故宫博物院藏）与任熊的《姚大梅诗意图册一百二十开》（故宫博物院藏）和作于大碧山馆的《花卉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相比，不难发现两者的诸多共同之处。牡丹等花卉的画法几乎一样。勾勒后设色，方法也相同。各种花卉绵密穿插，布置大开大合也非常相近。两人的绘画技法、绘画观念是相通的。赵在《为元卿花果图册十二开》中题道:“任渭长死，吾谁与语。”两人都是浙江人，且有共通的友人—大碧山馆主人丁文蔚（字蓝叔，1827～1890年）。丁与任是同乡，皆为萧山人。丁与赵曾结拜为兄弟，丁蓝叔长于诗，也擅长书画，与任、赵有同好，画风也相近，由此也可知他们之间的交往。可以推想，赵早年或受过任的影响，曾一起作画，互论画理。
对古典绘画用功
从他的画中题款，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取法的画家有：吴镇、李鱓、张彦、马元驭、恽寿平、张敝、王武、蒋廷锡、陈洪绶、寄尘、李方膺、金农、邹一桂、周之冕、陆治、高凤翰、边寿民、王蒙、钱载、王宸、沈襄等等。这其中，提及最多的当是李鳝，其次是恽寿平、徐渭等。
清代早些时候花鸟画，以恽南田为代表，研求没骨法，上追北宋徐崇嗣画风，设色典雅明丽，开时代新风。一时形成“南田派”。“扬州八怪”出，一洗南田派末流纤弱风气，以写意法作画，气势恢宏。他们学习徐青藤、陈白阳以及八大山人，以书入画，追求书写效果，重其神而轻其形，一时间在民间广为流行。“扬州八怪”之后，写意画也趋颓势。至道光年间，画界相当沉寂。赵之谦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他在大约同治元年（34岁）时为又溪作行书四屏，其中一屏录10岁时的诗句，称:“此仆十岁题指画《松月生凉图》句也。”据此可知赵在少时便用功于绘画。从他传世画作观，他曾对恽南田的没骨画法用功极深。他的勾线、设色及写生造型能力都非常好，评者称其“青年时习恽寿平画法”。
但赵之谦更长于分析综合，他把恽南田的没骨画法与“扬州八怪”的写意画法相结合。特别是汲取李复堂（鳝）小写意的手法，以“南田”设色出之。将清代两大花鸟画流派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风格。由于他书法功力深厚，线条把握精到，以这种富有金石气的笔法勾勒，粗放厚重而妙趣横生。运用各体字体题款，长于诗文韵语，这也是他高出其他清末画家，成为绘画巨匠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是诗书画印有机结合的典范。
综观赵的传世画作，最令人赞叹的就是他的绘画题材，画前人所未画。33岁时为避战乱而客居温州一带，在那儿见到了新奇的花卉和海产品，他将所见一一写入画中，从而大大开拓了绘画的题材。他的《异鱼图》、《瓯中物产卷》、《瓯中草木图四屏》等等，成了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
由于他高超的艺术成就，以上海为中心的艺术家们，特别是吴昌硕等新一代受赵之谦影响，逐渐形成了崭新的流派—海派绘画。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这样写道:“会稽撝叔赵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事实上，赵之谦的影响不只限于海上，肖俊贤、陈师曾等北派巨匠们也一样受过他的影响。
篆刻生涯
不以印传 盛年息刀
—赵之谦篆刻
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颠峰。其中诸多的历史经典，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任颐、赵叔儒、易大厂，直至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篆刻（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始于明，盛于清中期，以丁敬、邓石如为代表，开派立宗，形成两大体系:浙派和皖派。浙派有西泠八家，赵之谦初学篆刻之时，赵次闲、钱松还在世，皖派则有吴让之。赵之谦家在绍兴，离杭州不远，在当时的交通以及社会环境下，受地域影响，从浙派入手，便成为必然。事实上赵之谦是从学陈曼生开始的。他36岁时说:“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则尽弃之。”（《杭四家印谱〈附二陈〉序》）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弃曼生，却没弃浙派。在34岁与魏稼孙在福州相遇之前，一直有仿浙派的作品。这期间的作品，大约有近百方传世。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有年款的作品是24岁的两方:《躬耻》、《理得心安》。此时印风明显是浙派，但很快就发现有邓石如的皖派风格的出现。26岁前后刻的《陶山避客》，款称:“学完白山人作。此种在近日已如绝响。俗目既托为文何派，刻印家又狃于时习，不知几理，可慨也。”同期所刻的《蕺子》也是仿邓石如，而另一方《付以豫茂臣氏之印信》则称“略有秋景陁意”。约同年刻的《以豫白笺》和27岁刻的《郭承勋印》又明显是汉印风。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介于浙派、皖派、汉印之间，摇摆不定的。然而，他不满足于浙派、皖派和汉印，而是在寻求浙、皖两派合处的同时，上溯秦汉，进而将触角伸向汉碑汉镜等等。其取法之广，是前无古人的。
辛酉冬，避乱温州的赵之谦应在福建为官的老友付节子的邀请，航海到了福州。次年3月，魏稼孙来访，二人一见如故，结为金石交。二人的结交，对于赵之谦篆刻艺术来说，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魏稼孙虽不刻印，却对印学有精解，且好集印谱。赵之谦印名在外，魏早为之心仪。相见之初，互赠诗稿，赵为作书画。之后，一起探讨印论，并请赵为其刻印。赵之谦精于篆刻，而不好刻印，“以少有合故”（《何传洙印》款）。即便遇到魏稼孙这样的知音，也不轻易奏刀。魏稼孙深知其为人，故以激将法迫使其刻印。首先，魏提出为赵集印谱，索赵的旧作，所集不过几十方，不足以成谱。而且面对旧作，赵之谦自己也不能满意。为此，赵之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批量性的刻印，为自己，为魏稼孙，也为付节子等好友们刻。其次，二人探讨印论时，魏稼孙或有意将赵与丁敬、黄易等前辈高手相比，以为赵不及丁黄，这样激起了赵要与古人争雄的创作心理。赵在为魏刻《魏锡曾》、《稼孙》对印时，刻款道:“稼孙目予印为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又在《赵之谦印》刻款云:“龙泓无此安详，完白无此精悍”。又在另一方《赵之谦印》刻款云:“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之工”。更在《松江树镛考藏印记》刻款云:“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模印家立一门户。”本来就不服输，俯瞰千古的赵之谦创作欲被激发，一发而不收。他在致友人函中说:“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这种创新欲望，应该说与魏稼孙的促使不无关系，而为赵编印谱是个关键性契机。
魏稼孙为赵集《二金蝶堂印谱》是壬戌夏开始的。赵之谦大量创作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约半年而成初稿。次年的秋冬魏至京小住，新增部分作品，而后随刻随寄，直到甲子年，才完成印谱。在壬戌、癸亥、甲子（34至36岁）3年中，赵为魏稼孙刻二十多方，为同年同事老友胡澍刻近二十方，为金石家好友沈均初（应读为韵初）刻30余方。加上自用印及为其他好友的所刻之印，三年刻印二百余方，占赵之谦一生刻印的一半多。
大批量的精心创作，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为了补充《二金蝶堂印谱》，另外一个原因，是篆刻前辈吴让之的存在和刺激。
与吴让之交谊
（1799～1870年）长赵之谦30岁，是当时惟一的前辈篆刻巨匠。魏稼孙在决定编《二金蝶堂印谱》之初，便拟请吴作序。癸亥夏秋之际，魏专程到泰州访吴让之，出示《二金蝶堂印谱》初稿，吴应请为作序，中云：“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赵之谦得印谱序后，以为吴对自己的评价并不如想象那么高，仅称自己“已入完翁室”。这对赵之谦来说恐怕是个不小的刺激。也促使他去开创新局，超越皖派。
这期间的二百方作品已看不到浙派风格了，而且形式多样，变化丰富，某些印章反差极大。印风虽然未能统一，却能反映出赵之谦一心想要开辟道路的追求。
约三十四岁刻的《悲翁》，款云:“由宋元刻法迫秦汉篆书。”—追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强调刀笔的统一和秀美的结体。35岁刻的《会稽赵氏双勾本印记》，《之谦》连珠印，《二金蝶堂藏书》等等，是其中精品。
约同年刻《魏锡曾印》，款云:“此最平实家数，有茂字意否？”—追求汉印平实中见朴茂的境界，开赵叔儒、陈巨来为代表的近代海派印风。此类以汉印为蓝本的作品是这个时期赵之谦白文印的主要取向。同年的《二金蝶堂》，35岁刻的《赵之谦印》，36岁刻的《吴潘祖荫章》等等，皆为此类精品。
约三十六岁刻的《郑斋所得》，款云:“略似六国币。”—取法汉金文，追求线条的爽朗，结构的巧妙，平中寓奇。《灵寿华馆》、《镜山所得金石》等是此类名品，开黄牧甫印风。35岁刻的《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巧妙构思也是黄牧甫印风的基础。
35岁刻的《积溪胡澍川沙沉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以《莱子侯刻石》为形式，以篆书为形体，追求古拙浑厚，启吴昌硕印风之萌。《灵寿华馆》（款称法啶君开褒斜道碑）等印是为同类。
34岁刻的《锡曾审定》，继31岁刻《丁文蔚》之后，再次尝试单刀直入，开齐白石之先河。
35岁刻的《巨鹿魏氏》，加十字界格，师法秦印，强调刀笔并重，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真正去接近秦印，古典而现代。在此之前的所谓“师法秦汉”，是只师法汉印而已。这种实践，为吴昌硕及以后的印人提供了新的模式。新发现的《灵寿华馆所藏金石记》属于此类。37岁之后直至44岁的8年间
虽然也为自己刻了若干好章，有38岁刻的《为五斗米折腰》，约四十一岁刻的《安定佛再世坠落娑婆世界凡夫》，43岁刻的《汉学居》，44岁刻的《金石录十卷人家》等等，这是他印风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可惜，八年间所刻也不到70方。在10年赶考，4次礼部试均告失败之后
44岁的赵之谦心灰意冷，转求实务，呈请分发，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为官是他的理想，他决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爱好—篆刻。在壬申春（44岁）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又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之后，南下赴任，从此就“誓不操刀”（赵的江西任上同事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54岁为潘祖荫刻《赐兰堂》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章。
缺乏知音大概是他在江西不刻印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好像是失去了篆刻创作的原动力。观其一生所刻，皆是为自己及亲朋好友所作，绝无泛泛的应酬作品。他曾在杭州（42岁）以字画为生，晚年也有过应酬，但却从未以篆刻鬻食，这表明了他不愿以篆刻为生的态度。也可知其对篆刻艺术爱好的纯粹。
我们不能不为他惋惜，毕竟他是在盛年息刀的，这是赵之谦的一件憾事，也是篆刻史上的一件憾事。
赵戴文（1866年—1943年），字次陇，先辈居马邑（今朔州），明末始移居五台县东冶镇。为通往佛教胜地五台山清凉胜地的必经之地，故赵戴文又自号清凉山人。儒者，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山西辛亥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阎锡山的军师、宰相，兄长。山西守土抗战和组织牺盟会的倡导者。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长。民国以后的山西军政两届出身的人物无不是他的学生。
人物经历
弃农学商
赵戴文，清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出身于山西五台县东冶镇，父亲赵良槐虽因父母早亡，不得不弃农学商，走上了一条与父辈们不尽相同的人生道路，但却不能忘怀那“耕读传家”的祖训。因此，在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之后，9岁的赵戴文被送入村塾，与他的同龄人一起，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从“三字经”、“千字文”发蒙，幼年的赵戴文一步步学下去，到十四岁时，已经可以自己阅读经史著作了。因“读松阳讲义，知有圣贤之学”。又读同里徐继畲《瀛环志略》，“晓然世界形势”。其间，因仰慕清初学者陆陇其之为人，自号次陇。
科举之路
赵戴文既是家中的长子，又“生而颖异”，自然被寄予厚望。如同那个时候所有读书人一样，赵戴文开始走的是一条科举之路。19岁上即应书院试而得中，负笈省城太原晋阳书院。在晋阳书院，青年赵戴文师从李菊园先生，整整度过了五个年头。李菊园师极为推崇程、朱理学。有鉴于此，赵戴文在可塑性极强的青年时代饱受了宋明理学的熏陶。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24岁的赵戴文晋阳书院肄业。三年之后的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赵戴文在经过十数年的文化积累之后，正式参加科试。扎实的旧学功底使他的应试之文被“学使王梅岑擢为今古第一文，列一等第一”。接着，依惯例调入“令德堂”继续学业。 赵戴文得入令德堂，无疑意味着仕途的进一步顺畅。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从此再没有应试。令德堂非但没有成为赵戴文向仕途迈进的阶梯，反而给他的科举之途划上了句号。进入令德堂的赵戴文并没有沿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而是从此再不应试，一心只做他的学问。如果不是以后的留学日本，赵戴文毫无疑问会成就为一个学问家，一个学者。
精治儒学
令德堂卒业后，赵戴文开始应用他二十余年中所学所得，赴祁县就家馆。同时，在精治儒学经典，博览群史诸子的过程中，又发现佛典的深义，于是中年以后，更潜心于佛学典籍，在宗教领域里，积极地进行哲学探索，乃悟出儒佛的共性。由此，可把赵戴文一生的治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段是着重身心性命，中段是着重经世致用，后段是着重宇宙和人生哲学的探讨。他自己则将其归结为“志佛家之所志，行儒者之所行”。
对中国传统文化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研读、仔细探讨、深入了解，一方面成就了他的“道德文章”——，另一方面则成为他后半生处于阎锡山的“亦师亦友”之间，作为阎锡山首席辅弼而终其一生的资本与阶梯。
留学日本
1905年冬,赵戴文三十九岁时(清光绪三十一年)被山西当局保送公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就读。期在山西同乡会结识阎锡山。
社会关系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 1900年，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中国的北方地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这时，赵戴文尚在外县就教家馆，遂起程返里，回到故乡东冶，组民团，任团长，卫乡里。虽然几丧性命，但却使一贯侧重于学理的赵戴文经受了他平生第一次实践的考验。
义和团运动在清政府的妥协下，被八国联军残酷地镇压了。为卫乡而返里的赵戴文，重操旧业，继续做他的教书先生－－先赴宁武中学任教，再受聘于山西大学堂。 赵戴文一生的重大转折发生在1905年。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朝野逐步认识到的一个重要命题。得之于此，其时在神州大地刮起了一股不小的留学狂潮。大约在1904年秋，山西巡抚张曾敫根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各省可以“选派学生出洋游学”的“上谕”，以晋省“学识未尽开通，兴学则无堪教习之人，练兵更少精习新操之士，自非选派生徒出洋就学，无以开风气而育人才”为由，请准派学生50名到日本留学－－其中20名入普通学校学习各门课程，10名入速成师范学习教授管理等法，20名学习陆军。上奏得准，生员派定，学文者由师范学校、山西大学堂出之，习武者选自武备学堂。其时，赵戴文正任教于山西大学堂，遂作为山西公派留日学生中的一员，肩负着学习教授管理等法，“以备开办师范学堂之用”的使命，漂洋过海东渡扶桑，进日本东京宏文师范学习深造。与当时众多留日学生一样，肩负清廷使命负笈东瀛的赵戴文，到日后却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成为山西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
1906年秋，赵戴文由东京宏文师范肄业，准备归国。适逢阎锡山准备利用学习间隙归国探亲。这时，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总部鉴于“北方民风顿塞，急需做好革命的发动工作”的现实，拟派骨干分子回国开展革命发动工作。于是，二人相约接受组织任务，结伴同行。赵戴文与阎锡山携带同盟会总部发给、作为发动革命武器的两枚炸弹由东京起程，踏上了归国之路。 私携炸弹过海关的一关，由于阎锡山的临阵沉着和正确判断，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然而，两人在危险时刻所表现出的争相承担责任的精神却永远地留在彼此的记忆之中，从而为他们日后长期合作共事、相知相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06年，赵戴文已年届不惑。和阎锡山携带两颗炸弹同行回国后，他先后在太原农林学校、晋阳中学等校担任教员、庶务长、斋务长等职，同时根据组织安排，利用职务之便在学生及知识阶层中开展组织发动工作。 同盟会成立后，即决定在各地建立支部和分会。1905年当年同盟会山西分会就在东京正式成立。赵戴文既是山西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那么也就自然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到1906年底，已先后介绍后来成为革命骨干的杨沛霖、李嵩山、张树帜等多人入会。1909年，同盟会山西分会在省内的力量加强了。这主要是得之于阎锡山等一批军事人才的学成归来。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日历翻到了公元1911年－－辛亥年。这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革命一触即发的时刻，山西的举义也迫在眉睫。这时，赵戴文与阎锡山已经分别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赵戴文任晋阳中学斋务长，不仅有满园“桃李”，而且有亲自介绍加入组织的一批同盟会员同志；阎锡山担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是山西同盟会员中军职最高者。两人在举义之前，多次暗中相商，交换意见，颇能一致 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山西的革命党人提前举义，于1911年10月29日光复太原。赵戴文作为一介书生，由清廷腐败的切肤之痛中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毅然加入同盟会，几年如一日，参与发展会员，谋划行动，虽没有振臂高呼，也不可能跃马扬鞭，阵前冲杀，但襄赞之功当不可没。
弃笔从政
一夜的暴风骤雨，山西省城太原一切都变了样，龙旗换成了八卦太极旗，威严的巡抚衙门不见了昔日的主人（巡抚陆钟琦被起义军开枪击毙），街衢之上到处都是戴着义军标志的兵士……。在历史的剧变中，赵戴文最后完成了由学者向政坛要人的转变，正式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太原光复的当天——1911年10月29日，28岁的阎锡山凭借其归国两年中培植起来的力量，一标之统的地位，起义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影响，做了山西都督。阎锡山上任都督后，马上号令成立山西军政府，决定首先扩充武力，光复全省，防堵清军反扑。随即，派出以姚以价为总司令的东路军，出兵娘子关御敌。考虑到娘子关系山西东大门的重要性，赵戴文被任命为东路军参谋长，随军开往前线。 太原光复之初，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民军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一方面内部尚不统一，另一方面又要应付清廷的反扑镇压。为了扭转不利局面，阎锡山决定与清政府派来镇压起义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联合组织“燕晋联军”，合兵直捣京师。 不料风云突变，功败垂成。吴禄贞的行动引起了乘机出山收拾残局的袁世凯的忌恨。11月7日，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办公室被杀。吴禄贞事未竟而身先卒， 第六镇遂成一盘散沙，其直接后果是燕晋联军烟消灰灭，不了了之。
接踵而至的是袁世凯派其精锐曹锟第三镇主力进发山西，重兵压境，山西民军寡不敌众，兵败娘子关。娘子关失守后，总司令姚以价弃队而逃，民军残部在赵戴文等人带领下退回太原，省城上下一片混乱，内部意见纷呈，有人主张毁灭太原，付之一炬；有人主张保全省会，以图再举；还有人主张集合全军，占据晋东，待清军入太原后，断其后路，后发制之；甚至有主张全军入陕，协助陕西起义者。在众说不一的纷乱情况下，阎锡山力主“分退南北，发动人民，再次合攻太原”。赵戴文在几十年穷经究典的过程中，也曾涉猎过大量的兵书要籍，深知以退为进的道理，因此也就成了阎锡山“分退南北”主张的坚决的支持者。
在赵戴文等关键人物的积极支持下，阎锡山的意见占了上风。成立不久的山西军政府决定，暂时放弃太原，组成南北两路军，分退晋南晋北，北路军由都督阎锡山统领，南路军由副都督温寿泉指挥。赵戴文自然随了阎锡山的北路军。 在滴水成冰的严冬，北路军一行，一边收容队伍，一边进军绥包。1912年1月初旬，集结而成3000余人的队伍，从晋西穿过伊盟准格尔、 达拉特两旗界，踏冰渡过黄河。过河后，山西民军顺势而下，在试图与绥远当局谈判和平收复绥包未果后，武装攻占了包头。
就在山西民军攻包头、陷萨拉齐、克托克托的同时，南北议和达成，袁世凯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袁世凯曾借口都督离省，否认山西起义的事实。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力争下才被迫承认），答应从山西撤军，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 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在山西咨议局代表的敦促下，阎锡山率部南返。经过一番折冲樽俎，1912年4月7日，阎锡山返抵省城太原，回到山西都督的位子上。 阎锡山复任都督后，赵戴文先任都督府秘书监（其间一度由贾景德充任）兼将校研究所所长，继任督军公署参谋长。在阎锡山肆应袁氏，韬光养晦的一系列行为中，过从机密，出谋划策。
阎锡山虽然恢复了都督之位，但是，参加光复起义、筹组燕晋联军的一段历史却一直为袁世凯所忌。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据有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随即便电召阎锡山进京述职。赵戴文陪同阎锡山住在京城的大同公寓内，等待着袁世凯的传见。袁世凯的威仪是出了名的，加上明显表示出来的猜忌，阎锡山是怀着无比畏惧的心情面见这位袁大总统的。第一次会面时，据说阎锡山竟吓出了一身冷汗。回到寓所，仍心有余悸地连声对赵戴文说：“真是可怕！”接着，主官与“军师”之间少不了一番筹谋，依阎锡山后来的做法观之，当时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以庸碌、懦弱的面貌出现。由于依计而行，通过后来的两次接见，袁世凯终于开始改变了对阎锡山的态度。阎锡山返省复位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依据其对政治的认识，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军队建设上。为了尽快培养自己的军事骨干，切实掌握军队，巩固既得地位，决定加强军事教育机构。
成立于1905年的山西陆军小学就是当时山西唯一的军事教育机构了。但是，少年得志、心高气盛的阎锡山不能满足于陆小的初级水平，他要筹组一所高层次的军事学校。 1912年冬，取名为“将校研究所”的军事教育机构应运而生。赵戴文多年从事教育，堪称学界耆宿，加之兼通兵学，被阎锡山特委为首任将校研究所所长。 将校研究所在赵戴文的主持下，首先吸收了太原起义后整编军队时编余的军官一百余人，致力于军事理论和军队操典方面的研究，以为改良军队和训练军事干部的基础。 将校研究所可以说是阎锡山军事教育的滥觞，后来陆续举办的“山西军事教育团”、“学兵团”、“山西军官学校”等，都是由这里繁衍而来的。故有论者在谈到赵戴文的“建树”时称：“晋绥军将校多出其门。”
勇夺兵权
做了山西都督的阎锡山，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严峻形势下，表现出的完全是一付庸碌无为的假象－－军事上将军政司长黄国梁推到前台，军队主力则相对集中于南北两个镇守使手中，自己做起了“甩手掌柜”。 1916年，袁世凯因帝制自为而亡。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操纵了北京政权。阎锡山一改往日形象，一方面对外积极发言，参与政争；一方面整肃内部，着手统一事权。
在阎锡山的一系列集权行动中，赵戴文不仅参与谋划，而且亲往实施，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褫夺晋北镇守使孔庚的兵权。孔庚的晋北镇守使是1915年1月24日实授的。之后的1916年5月就曾因故由赵戴文代署过一段，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此，对于晋北镇守使署的情况，赵戴文是比较熟悉的，也就自然成了在这里为阎锡山排除异己的合适人选。 1917年3月3日，阎锡山声称“据报大同驻军中的旧巡防队，受人勾惑，有不稳情形”，急令参谋长赵戴文前往处理，将“异动”消灭在萌芽状态。赵戴文衔命轻车简行，星夜驰赴大同，急匆匆赶到晋北镇守使署。下车伊始，先晤镇守使孔庚，接谈片刻，自然是先以“据报”晓之。 接着，责成孔庚召集营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赵戴文沉着冷静，代督军阎锡山训话，绝口不谈“异动”之事，只是大讲阎锡山的“保境安民”宗旨和军人职守，同时冷眼旁观军官们的神色。 赵戴文话音刚落，团长张树帜等人就站出来表态：“誓死服从命令，敢有不轨者，请镇守使下令处死。”对军官们的效忠，赵戴文多加慰勉，随即回省复命。孔庚仍领镇守使兵符，所谓“异动”之事归于平静。
赵戴文大同之行后不几日，阎锡山就借故免除孔庚的晋北镇守使，强制其交出兵权。遗缺先由赵戴文暂代，继由团长张树帜接任。前因后果联系起来，问题自然更加清楚了。赵戴文急往大同，无疑是阎锡山夺取孔庚兵权的重要步骤，是整个实施计划的铺垫和试探。这样，赵戴文的行动就带有了“入虎穴”探虎子的色彩；因此，他也就赢得了“智夺权将兵符，只身独往，视若无人”的赞誉。
国民师范
袁世凯败亡后，阎锡山瞅准机遇，上下其手，实现了他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宿愿。为了巩固既得地位，打出“保境安民”的旗号，避开军阀纷争的漩涡，推行“村政”和“六政三事”，实施政治统御，埋头发展，壮大自己。 阎锡山的“村政”和“六政三事”起于他独掌山西军政之后的1917年，迄于2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赵戴文发挥其所长，倡导“洗心”，主持国民师范，从意识形态方面做了积极的配合。 阎锡山有一句名言，叫作：“为政当从人心上入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精神统御是当权者必须首先注意的问题。为此他发明了“洗心”与“洗心术”，要求人人“攻恶克己”，“好善恶恶”。 对于“洗心”，赵戴文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推动者。1917年3月11日，赵戴文牵头组成了一个实施“洗心”的社团－－“洗心社”。洗心社设于省城太原文庙宗圣总会内，特聘阎锡山担任社长，赵戴文则亲自主持社务。“洗心”二字的别具一格，省府两位头面人物的担纲主持，社址地点的神秘性，三位一体构成了洗心社这个社团的与众不同和特殊地位。 洗心社成立后，每礼拜（来复日）集会一次。由于其社之宗旨及其洗心理论和思路与赵戴文的一贯主张一脉相承，也由于他是社中实际的主持者，所以几乎每会必到，并不时发表演讲，讲“良知”，讲“至善之心”，讲“明明德”，讲所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为人群求乐利，为社会谋安全”……赵戴文在这里找到了宣传自己政治主张和人生哲学的讲坛。
阎锡山还有一句名言：“国民教育为人群之生命。”基于对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阎锡山执掌山西民政之初，即开始着手实施国民教育。按照国民政府民国元年学制，小学分初等高等两级，民国初年改初等小学为国民学校。民国七年，阎锡山主持的山西省公署颁行了《山西施行义务教育程序》，要求从民国七年七月到民国十二年二月，全省普及义务教育－－凡满五十户的村庄必须设立（不满五十户的须联合设立）国民学校。这个设计，需要有足够的师资相匹配。在此情况下，赵戴文受阎锡山的委派，主持创办起了能容纳2400名学生的国民师范学校。国民师范学校正式创办于1919年。国师建成后，赵戴文以督军公署参谋长、第四混成旅旅长兼任校长，军务、政务之余，悉心于学校校务及教育诸事。由于国师校长是赵戴文而不是别人，所以学校的一些大事，山西省教育厅管不了，必须由他直接过问。 服务于国民教育的特殊作用，加上赵戴文的亲自主持，国民师范学校很快发展起来，迅速成为太原市规模最大、经费最多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不仅拥有初始时的初师班，而且开办了五年制的完全科和三年制的普通科，开设了二部师范、体育专修科、雅乐专修科、俄文专修科等。赵戴文对国师的影响仅举一例即可证明。大约在20年代中后期，他由儒学皈依佛法，影响所及，国师高师部因此而开设佛学课程。 1925年开始，赵戴文推荐赵丕廉接替他做了国师校长，自己改任监督，只对特殊情况下的某些大事予以过问。国民师范在当时的山西是有相当地位的，它的学生几乎遍及政府各个部门，赵戴文亦因此而被官场中人尊崇为“先生”。
身感无奈
从1911年辛亥起，到20年代中期北伐之前，屈指算来，赵戴文活跃于政坛已经有十几年的时光了。总参议、总监、参谋长，一个一个的头衔，加上与阎锡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谓之显赫。然而，从本质上看，赵戴文仍然是赵戴文，他生活简朴随便一如既往，他的思想方法言谈举止给人的印象，仍然还是一个学者。这一切无论于他本人，抑或于事业，都是一种无奈，这种无奈则又不是个体的孤立的，它是一代在“革命”大潮的裹挟下走上政坛的“儒者”学人所共同的。1926年前后发生在他与徐永昌之间的几次会见可作为这方面的绝好注脚。 徐永昌在他的《求己斋回忆录》中谈到他与赵戴文的几次交往，他说：“我在太原第一次与赵次陇见面时，他向我上下打量地说：‘儒者气象，儒者气象。’我听说后非常不安，因为我实在没有多读过什么书，对‘儒者气象’一语，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感。”“有一次，次陇请我吃饭，只有四碟花生鸡蛋之类的小菜，一大壶潞安红酒，吃包饺子。他说他作秀才时，曾请客如此。‘今仍以作秀才时的办法请你。’只请一位陪客是赵公庵（名三成，五台人，次陇远门长辈，是我于民国五、六年在北京代郡会馆相识的朋友）。这一顿饭吃得格外痛快，我竟大醉。因我离开山西以来，即未曾吃过像这样的家乡饭。” “有一天，次陇来寓看我，因相识已久，说话不拘形迹，我与他说：‘以次陇先生读书的渊博，理解力之强，山西的政事，已有像阎先生这样的人作首长，次陇先生如放弃政事而讲学，其成就一定不在傅青主、郭林宗之下。’我当时的意思，即阎先生虽作督办省长，将来亦不能与那些人比，当今之世，赵先生如讲学，一定很有成就。我的确是诚意，赵先生听了肃然起立，拱手说：‘你真是我的畏友畏友。’听话音是接受，看神气是很惊疑的。我因为他惊疑的很厉害，接下去竟使我再说不出什么话来。”
“畏友”两个字，道出了赵戴文对徐永昌与他心灵感应的深刻理解，道出了对徐永昌所谈之事的由衷认同；而神气 “很惊疑”则除了一个花甲老人的诸多顾忌之外，剩下的只是“上”固然不易，下去则更难，身不由己，以及“既来之，则安之”的感叹和无奈。 无奈，无奈，无奈“官身不由己”，六十岁的赵戴文，还要打起精神，在政坛风云中，随着他的主官阎锡山升降沉浮。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与积蓄力量，山西的阎锡山已今非昔比－－军队，由两万人增至13万；地盘扩大到绥远，使晋绥连为一体；经济上也了一定的积蓄。“保境安民”与“武力统一”是那个时代各军事集团惯常使用的两个武器－－弱者声言“保境安民”，强者高倡“武力统一”，成为定式。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向外发展就演为必然之势。 在阎锡山埋头发展的同时，国内情势大变－－在北方，北洋政府的统治，因军阀混战不断，民不聊生，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南方，广州国民政府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誓师北伐，兵锋直指北洋军阀。自认有了一定力量的阎锡山，再次瞅准机会，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之后的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宣布“易帜”北伐。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后，晋绥军也随之改称“北方国民革命军”，赵戴文再担军师之责，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参议。
中枢作用
在大势所趋下，1927年7月，由晋军主力改编而成的北方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分左右两路军沿京绥路、京汉路攻打张作霖的奉军。赵戴文作为总参议，坐镇后方，帮助阎锡山调兵遣将。 开战之初，阎锡山企图以外线作战，掌握主动，集中兵力，突然袭击，一举击溃奉军，乘势控制京津。然而，进展并不顺利，一方面问题出在军事上－－张作霖以相对优势兵力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则可以归结为政治的影响－－8月13日， 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通电下野。失去依恃的“北方国民革命军”孤掌难鸣（虽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在陇海线上坚持，但却难以彼此协调），遇上优势兵力的奉军，战略企图自然难以达到。在张作霖所部的抵抗与反击下，不得不于出兵两个月后，陆续撤回省境，凭险据守，等待时机。
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许多政治人物的辞职下野往往只是以退为进的手段。蒋介石的下野更是如此。在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中，1928年1 月蒋介石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续北伐。随即，统一北伐军序列，编成一、二、三、四共4个集团军，晋军由北方国民革命军改编为北伐军第三集团军，赵戴文随任第三集团军总参议兼政治训练部主任，继续扮演着非他莫属的角色。 一切准备就绪后，1928年3月，蒋介石下令各集团军进行“北伐”。根据统一部署，第三集团军奉命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实现与各集团军会师京津的战略企图。
在发动战事的同时，阎锡山充分调动他的政治谋略－－其中自然也有赵戴文参与策划的成份，派专人到天津活动，疏通日本驻军（天津，自1894年甲午战争后，即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从此，日、法、英、美、德五国租界在海河西岸连成一片，形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日租界内不但有大批“驻屯军”，而且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特务机关）。第三集团军主力，借各集团同时发动，北洋势力分别被牵制在各条战线上的良好战机，出娘子关，经石家庄，沿京汉线，攻克保定。然后，挟一路传檄之余威，以张荫梧部直捣京师。之后，又根据事先约定，由傅作义在时机成熟时直接出面负天津卫戍之责，和平接收天津。 由于不失时机地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北伐之役，第三集团军成了最大的赢家，地盘由晋绥扩展到京、津、冀、察，势力范围及于两市四省，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司令，由“山西王”摇身一变成了“华北王”。
北伐“成功”后，论功行赏，张荫梧、傅作义分任北平、天津警备司令，商震任河北省主席，徐永昌任绥远都统。赵戴文也同时得到了察哈尔都统的任命。 第三集团军既是“北伐”的最大赢家，那么在中枢自应占有相应的席位。赵戴文依其资历、地位，以及与阎锡山的关系，成为代表第三集团军利益、代表阎锡山意图，入佐中枢的最佳人选之一。于是，从1927年底到1929年8月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系列任命：
1927年12月9日，选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
1928年10月8日，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
1928年10月24日，代理内政部长（部长阎锡山）；
1928年12月4日，任赈灾委员会常务委员；
1928年12月13日，特派晋察冀绥赈灾委员会委员；
1928年12月27日，特任内政部长；
1929年1月，任导淮委员会委员；
1929年2月9日，特任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委员；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选任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增选中央政治会议常委。
1929年8月29日，推选监察院院长（继蔡元培之后）。
枯树逢春
“北伐”之后，赵戴文就任察哈尔都统。1928年11月27日，因已代理内政部长而免职，遗缺由杨爱源接替。1928年12月27日，赵戴文正式被任命为内政部长。1929年8月29日， 又被推选为监察院长。因此，一个时期中，他一直在南京履职。只是由于后来发生的阎冯联合反蒋之役——中原大战，才打破了这种格局。
众所周知，“北伐”结束后，蒋介石不能听任各军事集团坐大，企图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异己势力，真正统一军事。而这同时又是各实力派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编遣会议没有结果；也因此，而不得不再动干戈。1929年2月， 蒋桂战争首先发生；接着，蒋冯反目，蒋介石以“银弹”分化西北军，并下令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是年底，讨伐唐生智之役烽火再起。在此期间，阎锡山虽然左右逢源，上下周旋，力图自保，但是亦难免唇亡齿寒之感。在蒋介石的步步紧逼下，犹豫再三，权衡得失，反反复复，终于树起了反蒋大旗，积极准备联合冯玉祥、李宗仁，与蒋介石一战。
源于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赵戴文的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爱民意识，他既忠于他的主官阎锡山，不愿意阎锡山“称乱”犯上，更不愿意战火弥漫，父老生灵涂炭。想尽其所能止乱息争，消弭战患。是故，在此期间，赵戴文不厌其烦，竭力做阎锡山的工作。1929年4月9日，赵戴文由南京电报阎锡山，对其“偕冯出洋”表示赞同：同年9月30日和10月5日赵戴文又就此事两次电报阎锡山，剖析时局，晓以利害。
1929年冬，唐生智联合阎锡山反蒋，赵丕廉奔走其间，太原已盛传其事。过了不几天，阎锡山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太原张贴标语，大造反对唐生智的声势，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是由于赵戴文专程由南京赶回，力劝阎锡山不可助唐反蒋，而要与改组派断绝关系，助蒋讨唐而促成的。据冯玉祥的专使薛笃弼回忆，“冯派薛见赵，陈述联唐倒蒋意见。赵一听之下，怒气勃发，由坐椅上站起来，把一个细瓷带盖茶杯，猛掷于地，大声吵着说：‘你们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阎伯川哩。’在屋内走来走去，怒气不息。薛说：‘冯无意为自己，为的是阎先生。’赵大声说：‘打了唐生智再说。’”
1930年初，阎锡山开始与蒋介石“电报论战”，战事如箭在弦，一触即发。赵戴文在南京日夜焦虑，夜不能寐，多次谈话表示：“我不忍看见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我就要跳长江。”南京各报大字刊登。随即，赵戴文携蒋介石的亲笔信再回山西。 在太原，赵戴文与阎锡山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两人一见面，他便声色俱厉地责问阎锡山：“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阎则表现得心平气和，不紧不慢地说：“次陇，你干什么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蒋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没等阎锡山说完，他就接上话茬说：“总座（指蒋介石）率军北伐，已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都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说话间，贾景德与薛笃弼有事找阎。一进门就撞到枪口上，被赵戴文劈头教训道：“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打你的头。”慑于他的威望，贾与薛都不敢做任何辩护，只好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贾、薛退出后，赵戴文继续着原来的话题，语重心长地说：“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吗？再看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蒋的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人见利则争，遇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招失败吗？你太原的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军人，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尽管赵戴文语重心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阎锡山只以一言相对：“你被蒋介石收买了。”说得老先生好不伤心，掩泪而去。
赵戴文辅佐阎锡山主政近二十年，可以说，在一些大问题的看法上基本上是“君”唱“臣”和。这一次意见相左至此，世人都感意外。徐永昌就曾这样说：“有一件事使我感觉奇异，即当决定放冯回陕，此一顿午饭前之很短时间内，赵次陇问阎先生：‘你一定要放他？’阎答：‘不放他二集团即跑了。’赵闻之，义形于色，大哭而去。可见此老实不愿有此战事，亦为我所仅见渠坚决反对阎先生之一次。”
在说服不了阎锡山的情况下，赵戴文没有重返南京，而是继续留在太原。旋即，接替周玳再做阎锡山的总参议，表示出与阎氏共进退的决心，赵戴文试图消弭战患没有结果，历史的“惯性”还是把民国时期战线最长，投入兵力最大、代价最沉重的一次混战－－中原大战展现了出来。
赵戴文不幸言中，“流亡政客”、“失意军人”的“乌合之众”，到底不是握有中央政权的蒋介石的对手。和此前此后的一次次反蒋战事一样，中原大战从1930年5月发动开始，持续了整整五个月，虽然联军一开始有过胜绩，在陇海线甚至差点活捉了到前线督战的蒋介石，但在蒋中央“银弹”的攻击下，最后仍然是以反蒋派的失败而告终。胜者王侯，败者寇，中原战后，失败了的阎锡山被迫将原有的华北地盘交由关键时刻入关支持蒋介石的张学良处置，接受“下野”“出洋”的惩罚。
阎锡山当初不听也不可能听得进赵戴文的劝告，终于落得个声败名裂，背井离乡。面对眼前的事实，赵戴文仍然一本“忠心”，先紧跟到天津，再辗转随抵大连。大连的日子，对赵戴文来说堪称闲适，这毫无疑问是他一生中最为放松的几个月光阴。 经过一段时间的蛰居、观望、等待，1931年8月5日，阎锡山在出走8个月之后，，以尽孝道为由，包租一架日本小型飞机，经大同秘密潜回五台河边。由于阎锡山终于得以离开日本人控制的大连，赵戴文的心境较前更显得平和，与人谈及阎回晋问题时，如释重负地说：“这下我就放心了，甩掉了邪魔外道（阎锡山到大连后，日本关东军即派人前往拉拢煽动，赵戴文对此一直忧心忡忡，这也可以说是他在大连期间闲适之外的主要担心之处）。”
一个多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新的形势下，蒋介石适时地调整了他的内外政策，在“捐弃前嫌，团结御侮”的共识下，与阎锡山达成谅解。与此同时，作为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戴文再任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
英勇抗日
1936年5月27日，年届古稀的赵戴文在各种矛盾的复杂交织中就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接替徐永昌）。 赵戴文上任之时，阎锡山在对日问题上正处于首鼠两端的境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势力的触角继续延伸，先是侵占热察，又从1935年开始策动“华北事变”、策划蒙古族上层在绥远地区搞所谓“自治”运动，在政治、经济上直接威胁到山西的存在和发展。形势如阎锡山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华北何计良，国是无主张，二次（赵戴文与徐永昌，赵字次陇，徐字次辰）伤国泪，疚心亦断肠。”与此同时，一方面是中国工农红军高张“开赴抗日前线”的旗帜，于1936年2 月渡河东征，一举摧毁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与晋军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不仅使阎锡山付出了损兵折将的代价，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局面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蒋介石中央政府借协助拦阻红军之机，对山西的“一统江山”实行渗透政策。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下，何去何从？这是摆在阎锡山面前，也是摆在新上任的省主席赵戴文面前的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
还在1935年春，中共为了影响山西的上层人士，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就曾陆续派一批左派教授、名流学者到山西“讲学”。在此前后，一些山西籍的学子，如留德的杜任之（共产党员）等也回到山西省署任职。鉴于赵戴文礼贤下士的儒雅之气，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风，进步人士与他多有接触，潜移默化地对他产生着影响和作用。杜任之就曾就黑格尔、康德的哲学与他进行过开诚布公的讨论，使他不由自主地对共产党人有了几分信服。
进步人士、共产党人的影响与赵戴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几十年如一日所汲取的爱国主义的精髓，交汇在一起，自然形成一个简单的共识－－“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并以此决定着他对于阎锡山，进而对于省政决策的影响。 由此再回到“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由于阎锡山以清醒的头脑认真地分析了山西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同时也由于赵戴文等的主张，进一步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放弃以往的反共政策，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方针，同意成立了救亡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发动了“绥远抗战”。
1936年“九一八”纪念日，由进步青年救亡积极分子发起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阎锡山任会长，赵戴文任副会长。为了使山西的救亡工作搞出一点声色，赵戴文提出“楚材晋用”的方针，并以此影响阎锡山，用“共策保晋大业”的名义，从北平请回了共产党人薄一波，实际主持牺盟会的工作。赵戴文在与薄一波的一次谈话中，这样阐述他的观点：“你看，我们师范学校也出人才。这次请你回来，是想叫你帮助阎先生做点事。阎先生已决心要抗敌救亡。我们生于斯、死于斯，保卫桑梓有责。山西应当把山西的人才都用起来，只能楚材晋用，不能晋材楚用。”
在组训民众，整饬吏制的忙碌中，赵戴文转眼之间在山西省主席的职位上过了一年。1937年7月7日，伴随着卢沟桥的枪声，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了。抗战爆发后，为了便于指挥，赵戴文以山西省主席兼二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一爆发，国民党正面战场即遭到日军来势凶猛的进攻。就全国而言，丢北平，失天津，沪宁危急，一退再退。从山西来看，先是盘山天镇不守，大同会战泡汤；再是平型关失利，军队悉数后撤，战而不胜。从而导致失败主义论调盛行，民情激愤。身为二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的赵戴文，一反温文之气，在太原自省堂大厅设坛公开讲演，表示“不作亡国奴，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指出“轴心必败”，用以坚定抗战信心。
阎锡山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后，随即便率各路人马由太原出发，将指挥部设在代县雁门关东的太和岭口，亲自督阵。一个多月的前线督战换来的只是一页页败绩，一声声怨言。沮丧之情由衷而至，溢于言表。 一日，愁眉不展的阎锡山找来他的老搭档赵戴文促膝长谈，一起探讨失败的原因。 阎锡山的委屈一股脑：“察哈尔之战后，我主力九个师损失几乎过半，晋绥一线两千里战线布防实属不易。天镇不守，败局已定，放弃大同会战是不得已而为之。破釜沉舟，在勾注至恒山一线与敌决战，把晋绥军全部家当30个团一字摆在了战场上。岂料日军进攻方向有变，茹越口失陷，后路被抄，内长城防线后撤也是情势所迫呵！”
“赵戴文方不紧不慢地分析道：“有的讲，晋军之败败在战略。从南口到雁门，呆板的阵地战，单纯的防御战略是很危险的。敌人的战术还是攻南口的老调，先当头一拳，然后拦腰一脚。我们则把军队摆得像一条长蛇，首尾不能相顾，击首尾不动，击尾首不动，或者干脆抱着头叫人家打。偶尔踢几脚，手却用来抱头，不能相帮。结果正好给了人家各个击破的机会，击破一点，全线动摇，死守变成守死。不是想办法考虑打，而是指望老虎不张口。” 赵戴文继续说：“也有的说，晋军之败败在士气上。山西之于华北乃至全国战局关系至大。战略固然是关键，但士气亦不能小视，战略再好，将士不能用命，也难以奏效。晋北沦为察北第二，雁门关变成了张家口，士气很重要。如果少几个李慕颜（晋系第61军军长李服膺，也曾是晋军中的一员干将，因弃守天镇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被阎锡山以军法处死），晋绥局势何至于此？纵观察哈尔、晋北、绥东几个战役，虽情形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敌为主动，我为被动，致敌每占优势。” “还有的说，晋军之败败在政略上。去年杜任之他们就说，谁能抗日，人民就拥护谁。常言道‘得人心者得天下’，时下山西危在旦夕，谁能领导抗战谁就能得到人心。还是要在人心上下功夫。”
阎锡山道：“民众确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没有民众的戮力同心，确实很难取胜。但这个力量不是那么好掌握。群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又是个乱子。”此后，阎锡山在忻口重新布防，在忻口以北的弧形阵地上摆开战场，上接受中央军的增援，下依靠共产党八路军的配合，在关键时刻以一天一个团的代价换取阵地二十三天不动摇。
克服困难
忻口激战犹酣，胜负难分。日军故伎重演，以偏师攻破晋东门户娘子关。娘子关一失，忻口侧背受敌。阎锡山在“当时若非娘关败，忻口岂止二十三”的哀叹声中，再蹈覆辙－－全线撤军，省城太原门户洞开，呈不保之势。1937年11月8 日，华北重镇、山西省城太原沦陷。赵戴文与他的山西省政府，偕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在城陷之前先行撤离，一路南行，暂驻晋南临汾。以后，随着寇锋的南指，先移吉县，再转陕西宜川。
斗转星移，在晋西、陕北黄河两岸坚持“华北抗战”中，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1940年春，乘“西线无战事”之机，第二战区长官部、山西省政府机关再一次从陕北迁回晋西，在吉县的南坡村安营扎寨长期住了下来。为了讨个吉利，同时也表示一种精神，阎锡山将南坡村易名为“克难坡”、“克难城”。 初到克难坡时，部队和机关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方面是贫瘠的晋西一隅，只有几户人家的克难坡，相对于庞大的军政（约四五十万人）机构，明显地不敷支出；另一方面则是日军经济封锁的接踵而至。一时，军食民用都成了问题。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阎锡山发起“克难运动”，要求长官部以及各机关一律实行克难生活。规定：凡党、政、军、经、教人员，不论官兵，均穿粗布料军服；一日两餐，以素食为主；住的问题自己动手，开挖窑洞解决。开展生产运动。对于阎锡山倡导的“克难运动”，赵戴文是一个积极的响应者。他不但身体力行，“不置家产，不藏私蓄”，一套布军装，一孔土窑洞，粗茶淡饭一如既往－－赵戴文虽然历任军政要职，但一生勤俭，淡泊名利，宣称“家有丧事，不发讣文；有婚嫁不收幛礼”。不做寿，不请客——自己“卑宫菲食”。而且利用各种场合，讲“明明德”，讲“亲民”，讲“止于至善”，倡导人人在从“卑宫室，恶衣服，菲饮食”上下功夫，以弘扬传统文化，共度难关。 “卑宫室，恶衣服，菲饮食”，语自《论语·泰伯》，原意用来称赞大禹治水的精神，后被一些所谓的“圣君明主”“良相贤臣”用来进行自我标榜。赵戴文在抗战的关键时期将其大力提倡，却有他的良苦用心，不失为一种精神号召，对于安定人心，鼓舞士气，不无作用。
由于这一切，赵戴文在当时颇得赞誉，1942年的一篇新闻稿中这样说“年登七十六岁高龄的赵主席，银髯飘飘，在清晨的朝会上很少间断过出席，除非他老人家病了。他说话的声音永远是那么样宏大，霹雳似的惊醒了每一个人的痴心邪念。他拄着的一根手杖磨得光亮，显出它也有了悠久的历史光彩。每当说至兴起处，手杖蓦地举起，当空劈下，棒喝了多少条心，凝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伟力，纵横在华北的战场上，团结在民族革命的大纛下，和着胜利目标迈进。”“多少人恳切地请求他老人家朝会时坐个椅子，冬季穿件皮衣，吃饭加点补养品，但是他都拒绝了。他始终是一套布军装，屹立不动地在洪炉台上，亲切训示，点化作育这一班年轻的人们。这种伟大的毅力，我没法比拟与形容，只有被感动的夺出两眶热泪。”
秋林会议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秋林镇召开了二战区师长及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就是有名的秋林会议）。这是阎锡山限制新派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会议的中心内容总起来说只有一条：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制，文官不能兼任军职。会上阎锡山特别强调，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马拉松式的秋林会议围绕取消新军政委制这个中心内容，讨论了取消战动总会（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会活动，缩小专员权限等具体问题。然而，取消政委制的提议只是阎锡山的一厢情愿，一经提出即受到新派势力的抵制。决死二纵队政委张文昂激昂慷慨，说：“你不要我们就算了，我们搬上铺盖就走。你不让行政官员带兵，我现在就辞掉专员，留下政治委员。”薄一波则表态说，“政委制不能取消。山西搞了这么些时候，就是搞了些新军，帮助了阎先生抗战。现在这样不行。”
由于薄一波等的坚决抵制，取消政委制的决议不能顺利通过。关键时刻，赵戴文作为救兵被阎锡山搬了出来。其时，赵戴文正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住在陕西三原。专程赶到二战区长官部所在地秋林后，他与被阎锡山特意从重庆召回的赵丕廉一起出面，以国民师范前后任校长的名义找薄一波、张文昂谈话（薄、张均毕业于国师）。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据薄一波回忆，话“谈得很和蔼、亲切，似有难言之隐。最后，赵戴文对我俩说：‘阎先生碰到了困难，只要你们现在帮帮他的忙，度过困难，日后他会报答你们的。’阎还表示，要我担任山西省建设厅厅长，主持省政府工作。这样软缠硬磨了几个月，最后还是要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办。”
当初，赵戴文积极主张“联共抗日”，支持山西新派。而后，又附和阎锡山限制新派的做法，尽力促成取消新军政委制。其中的变化完全是利益使然。然而，与阎锡山不同的是，在赵戴文看来，对新派“限制”是必要的，大打出手则不适时。他认为进攻新军势必造成和延安的决裂，即使自己腹背受敌，又影响抗日大局。阎锡山则坚持，时既至此，新军已成为心腹之患，如同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不去不行。并在心中暗暗责怪赵戴文缺乏政治头脑，不懂得“冬天穿皮袄，夏天穿布衫”的道理。
阎锡山不听赵戴文的逆耳忠言，在“冬季攻势”发动之时，以“讨叛”为名，攻打新军决死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落得个以汾（阳）军（渡）公路为晋西南、晋西北的分界线，旧军（阎锡山的旧晋绥）、新军分区而治的结果。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使自己处于内外交困的地步。正在这时，日本军方加紧了其诱降政策。为了利用日方的诱降，缓和形势，摆脱困境，走出低谷，从1940年开始，阎锡山恢复了与日军的谈判接触。1942年4 月还亲自在一个叫做安平村的地方与日酋岩松举行了会晤。尽管这些接触或是议而不决，或是决而不行，基本无实质性的进展；尽管这些活动都是在暗中进行的，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加上日方别有用心的宣传（将经过特技处理合成的阎锡山与日军代表握手的照片印成传单，广为散发），阎锡山与日本军方频频接触，准备降日的口风不胫而走，传播开来。
在舆论的一片哗然中，二战区的一些高级干部找到赵戴文，叙述了他们对阎锡山“和日”做法的担忧和不满。这时（1942年）的赵戴文已是七十六岁高龄，年老体衰，疾病缠身（患有严重的肝病），深居简出，外边的消息自然不很灵通。 通过一些高级干部之口得知了阎锡山的秘密行动后，赵戴文以为大谬不然，决定亲自出面说项。在梁化之陪同下，赵戴文面见阎锡山。一见面，老先生便开口询问“妥协”真相，阎低头不语，只有梁化之敲着边鼓答非所问地说：“一般青年，决不妥协。”他见问不出个究竟来，只好以“今日一旦打败，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当下流汉奸，你如何吃得下”的言语，强调了一番之后，默默退出。 以后风声日紧，一班将领干部再找赵戴文。他当即表示：“我向来是一切都服从他的，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于是再见阎锡山。又是一次不愉快的谈话。
赵戴文首先询问：“外传与日妥协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大家是反对的。你回太原去，大家都不愿跟你去。”
阎不动声色，反问：“你的意见如何？”
赵不假思索，立地有声：“我也反对！”
阎显得很不耐烦：“我如果投降，你将怎么样？”
赵戴文仍然是不假思索地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
阎锡山竟然拍了桌子：“次陇！再不许你这样说话。今天是你和他们都不对。你告大家说，山西的事如何办，只有我配主张，到不得已时，黄河也只有我配跳。你们都不该提主张，也不配跳黄河！” 虽然阎锡山表现得极不通融，赵戴文却是矢志不渝，他立即坚定地回答：“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决不回太原当汉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
病逝吉县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于同盟国已经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而胜利在望。在有利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坚持了六年的抗日战争也明显透出了胜利的曙光。这一年，赵戴文的肝病发展到了晚期。自知不久于世的老先生，对世界的未来充满着不尽的期望，来日无多的迫切性使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先于9日30日草就《希望世界和平之遗言》一文。 文章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出发，为未来的世界进行了一番堪称美妙的设计：接着，向行政院建议四案：恢复从祀孔庭之制，扶助陕西三原之清麓书院，奉清鸿儒任启运从祀孔庭，聘太虚上人代表佛教为参政员。10月29日上蒋介石书，重提以上各事中的后两项。在做完上述一切之后，赵戴文开始安排他的后事。12月25日，他正式立下“临终遗言”： “七十余年，事多愆尤，生期报尽，岂堪再留。在此之前，赵戴文即亲自监督刻成“中国国民党党员赵戴文之墓”墓碑一座。“中国国民党党员”是赵戴文给自己留下的惟一的一个头衔。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农历腊月初一日）上午9时40分，肝癌医治无效故去，时年七十七岁。他去世时，阎锡山正在吉县建军，匆匆赶回克难坡，并亲写祭文悼奠。祭文未尾曾有：“愿你成其学，化育赞天地”的辞句，语极悲恸。赵戴文临终嘱在其墓碑上刻：“中国国民党党员赵戴文之墓”。重庆国民政府派徐永冒来克难坡致祭。他的灵柩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始由晋西运回太原，先停灵崇善寺，后在兰村窦大夫祠旁择地埋葬。“文革”开始，他的墓为“红卫兵”平毁 。
赵戴文一生著述颇丰，要者有《孟子学说足以救世界》、《禅净初谭》、《清凉山人文稿》、《读经隅笔》、《唯识入门》、《周易序卦说》、《读藏录》、《宇宙缘起说》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