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到1972年，父亲一直在家里边学习边务农。他说，自己小时候很调皮，经常遭到父亲的打骂。让他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他当时在乡民办小学读书的时候，因为调皮被老师锁在衣柜里惩戒。那时候的他依然不觉得害怕，也没有哭泣。或许，这就是童年的父亲，一个生性调皮捣蛋而敢作敢为的小男孩。

1972年的冬天，父亲遇到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党的关心下，他被当时的江孜县委组织部保送到西藏民族学院读书。带着内心的迷茫和困惑，怀揣着临行前父母对他的期望和嘱托，刚满16岁的父亲远离故土，到祖国内地咸阳学习、生活。在咸阳期间，父亲读了三年预科、两年试训，担任过班里的团支书，连续三年被学院评为“三好学生”。一个刚到民院时还是半文盲的藏族学生，能有这样的成绩，是多么的不易和艰辛，可想而知，他付出了多少努力。

1977年五年的学业之路结束后，因在学校表现优秀，父亲被留校担任思想政治教育老师。但由于身体原因，父亲向组织申请调回西藏工作，那时他并没有要求具体的地方和岗位。对于一个离家五年的青年来说，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在家乡工作；可作为一名党员，他知道为人民服务是宗旨，而服从组织安排是原则。

1979年，经组织安排，父亲被调到江孜县委组织部工作。在1979年到1990年期间，父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严于律己，恪尽职守，曾先后担任江孜县人事局局长、组织部副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务，并连续几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1990年，父亲被调到南木林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并曾兼任政法委书记。当时家里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和体弱多病的母亲，他调职后，家里的一切都要由母亲一人操劳。当时父亲虽然不愿离开自己的亲人，可他是一名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虽然他做到了一名合格的党员和国家公务员，但他并没有做到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那时候，我和哥哥都期盼着他休假回家，每次他回家我们都会在他的行李里寻找带给我们的礼物，那是非常幸福的事情。现在，我自己也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能理解他的选择，他把祖国、民族的利益放在了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