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日，正月初八，早上五点半，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阮洼村邢围孜庄，我的父亲，乡村医生邢国新雷打不动地起床了。冬天的清晨，乡村异常寂静。早上温度还很低，地上铺了一层洁白的霜，空气中弥漫着丝丝寒气。

　　父亲走进灶房，把前一天晚上洗好的胡萝卜和红薯倒进锅里，添上水，点燃柴火。等到灶台锅肚里的劈柴火架起来，火苗呲呲往上窜的时候，他拿起扫帚开始打扫方方正正的小院子。职业习惯使然，打扫院子成了父亲每天的必修课。院子扫完，灶房里的火已经熄灭了，院子里充满着胡萝卜和红薯特有的香味。

　　刷牙，洗脸，刮胡子。几根胡萝卜，两块红薯，成了父亲的早餐。乡卫生院之前发的一套白大褂已经穿旧了，这次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又发了一套新的。吃过早饭，父亲毕恭毕敬地取下白大褂穿好，戴上口罩，拔掉电动三轮车充电器，出门一路往西，向村卫生室方向奔去。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很不适应，一直哭闹，后来爸爸把我带到单位，我在他单位宿舍的墙上画满了画，爸爸没有责备我，而是语重心长的说：“你现在正是上学的年纪，只有好好学习长大才能做你想做的事”。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逃过学。到了我上大学的日子，爸爸送我去上学，看着重重的行李，他二话不说，扛在肩上送到我的宿舍楼下。

　　现在的他，搀扶着年近90岁的奶奶去公园散步，边走边和奶奶说起过去的事。奶奶已经有些健忘了，可依旧听的很是认真。

　　如今的父亲虽已近花甲之年,步履却依然矫健，精神依旧饱满。他不管刮风下雨，一直坚持锻炼身体。通过近九个月的计步数据来看,已经走了1385公里。父亲这种乐观向上、不怕困难、持之以恒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我相信，这就是榜样的力量。生活中，父亲时常将“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挂在嘴边。是他，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的思想，是他，默默陪伴着我的成长，是他，用爱鼓舞、指引着让我的人生。

　　亲爱的爸爸：

　　这是女儿第一次提笔给您写信吐露心声，我猜您一定感到很意外吧。因为平常您对我总是不苟言笑，管教甚严，所以我有什么事都是与母亲倾诉，在家常和她说笑玩闹，却从不曾与您这般亲近。但是爸，我真的有太多的话想要和你说，却又怕面对您时不知如何表达，所以就写封信给您，把我心里的话讲给您听。

　　前几日，与母亲打电话时她告诉我说，您在得知我端午节要回家时，高兴的像个孩子似的，整天碎碎念我还有几天回去，还在小本本上记下我爱吃的菜、水果和零食，准备歇班的时候去街上买。说实话，当母亲告诉我这些时，我愣了好长时间，后来她又跟我聊了很多关于您的事情，我才后知后觉，原来这么多年您严厉的外表下一直深藏着一颗柔软的心，您用您的方式教会我做人做事，逼我成长，让我变得勇敢、坚强。但当我真正离开家，出门在外打拼时，您却再也掩饰不了内心的惦念，时常向母亲“打探”我的近况，每次我与母亲视频通话时，您都会“强势入镜”，话虽不多，但眼神里却流露出满满的不舍与担

　　时间流逝得悄无声息，想想您都年过半百了，岁月的风霜早已将您的青丝染白，生活的重担也早已把您的脊背压弯，无知的我却才读懂您无声而又深沉的爱。很喜欢筷子兄弟的《父亲》，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一生要强的爸爸，还在为我而担心吗，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

　　有一种神情总在回忆时才悟出是心疼，有一种声音总在难眠时才体味出是牵挂。在这个父亲节来临之际，女儿想大声告诉您：爸爸，我爱你，感谢您这些年来的默默付出，我愿用我的一切换您岁月长留，也请您放心，

　　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它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个（大排行是第十一，我们把他叫十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渝，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被迫弃家（其实已经没了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惹得她大发雌威，两次派人到我老家官庄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

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煎煮水，崦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风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拣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白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一些经历没有关系吗?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也颇不以为然。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当然要爱护；但爱护要得法，否则无异是坑害子女。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大概也总在四岁到六岁之间。我的老师是马景功先生：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也记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我那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

虽然没有私塾，但是小伙伴是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意思是哑巴的儿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谁。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洑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浑身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身露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后来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

我在故乡只呆了六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

我六岁那一年，是在春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故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如果我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有几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呜呼，世事多变，人生易老，真叫做没有法子！

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有亲身经历者，实难体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吃苦咸菜。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大约就在同时，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师附小去念书，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实际上“官”者“棺”也，整条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时“五四”运动大概已经起来了。校长是一师校长兼任，他是山东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在一个小学生眼里，他是一个大人物，轻易见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几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到济南高中去教书的时候，我们俩竞成了同事，他是历史教员。我执弟子礼甚恭，他则再三逊谢。我当时觉得，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

因为校长是维新人物，我们的国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话。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课文，叫做《阿拉伯的骆驼》。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当时对我却是陌生而又新鲜，我读起来感到非常有趣味，简直是爱不释手。然而这篇文章却惹了祸：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课本，我只看到他蓦地勃然变色，“骆驼怎么能说人活呢?”他愤愤然了：“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转学！”

于是我转了学：转学手续比现在要简单得多，只经过一次口试就行了。而且口试也非常简单，只出了几个字叫我们认，我记得字中间有一个“骡”字。我认出来了，于是定为高一。另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亲戚没有认出来，于是定为初三。为了一个字，我沾了一年的便宜，这也算是轶事吧！

这个学校靠近南圩子墙，校园很空阔，树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丽的。在用木架子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并不懂这四个字的涵义，只觉得笔画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从这个木匾下出出进进，上学，游戏。当时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来我才了解的意思，觉得他是非我族类。

我虽然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也有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看小说。我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说叫做“闲书”，闲书是不许我看的。在家里的时候，我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杆编成的“盖垫”（济南话）：我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旧小说。《红楼梦》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奥妙，黛玉整天哭哭啼啼，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