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我的曾祖父，村里的年长者无不交口称赞，而关于他的故事，通过我的祖父、父亲及众乡邻的传述，牢牢印在我年幼的记忆中，二十载后，仍然回荡在耳畔，清晰如昨??

路见不平

曾祖父年轻的时候，常常打报不平，为此，名扬十里八乡。有一次，曾祖父受本村地主的雇佣，运粮食到集市上。那时，到集市必须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最好的运输工具就是木制推车，一般能装四百斤，赶集上店的，村人大都用牲口拉车，有时也有两个人在前面拽的。伴随浩浩荡荡的车队，曾祖父独自一人一车，冲在最前头，把队伍远远甩在后面，在山顶休息了好大一阵，后面的人才陆续喘着粗气爬上来，一个劲地直叫娘。集市就在山下，人群黑压压的，依稀听见叫卖声。开始下山了，拉车的人则改成在后面拽，说说笑笑，却也小心翼翼，以免掉进路边的山沟里。曾祖父还是走在最前头，再拐过一个坡就到大集了，前面隐约传来老太太呜呜的哭泣声和老年男子的求情声。循声望去，在路边围了半圈人，小声议论着什么。曾祖父把车支好，一打听，原来是一对老农夫妇在下山的时候，因木推车失灵控制不住而把当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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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地主家的狗轧死了，地主崽子和狗腿子家丁非要老农夫妇赔偿，扬言非9000块钱不放人。“兄弟，得饶人处且饶人，能赔你个本钱，300块、200块的就行了。”曾祖父好说道。“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说得轻巧，我家的狗被他轧了，没个万儿八千的，没门～”地主崽子嚷道。“是呀，把东西毁了就得赔，况且，这是老爷家的狗呢～”狗腿子附和着。“难道你家的狗是金子做的，张口万儿八千，闭口万儿八千的，再说了，这个地方确实难走，一不经意就出事。”曾祖父辩解到。“是呀，是呀～”曾祖父的发言引来一片附和。“老石，要是你推着这车就好了”同来的老田说道。地主崽子忍不住打量起我曾祖父来，“要是你能把你的车倒拔三步，非但我家的狗不让他赔了，我另给你300块钱，若办不到，照赔不误”，地主崽子对着我曾祖父嚷道。“此话当真,”“当真，谁反悔谁是狗娘养的～”“无凭无据，谁能做证,”有好事者大声喊道。“对，立个字据～”狗腿子叫道。“来、来、来，这里有笔和纸～”人群中闪出一药房先生，只一会儿字据就写好了。“兹有??，无故把狗轧死，局外人石某若能把推车倒拔三步，张某非但不让赔狗钱，另送300块给石某，空口无凭，立此为证。中华民国贰拾贰年拾壹月捌日”。双方按下手印。大家伙都替我曾祖父捏把汗，曾祖父慢慢把车拾起，往下走了四五步，停了下来。“开始～”药房先生发出号令。“一步?两步?三步??”，曾祖父一连倒拔了六步，吓的地主崽子目瞪口呆，乖乖拿出300块钱，灰溜溜地走了，人群发出一阵喝彩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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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爷们，干什么事情都讲个情分面子，得饶人处且饶人，这300块钱，我分文不取，在场的有个份，中人20块，其余每人10块。”人群又爆发出更高的喝彩声。发完钱后，还剩50块，曾祖父全部交给了泪眼涟涟的老农夫妇。

虎口脱险

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贫穷的乡亲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饥荒威胁着善良的乡邻，强盗、土匪乘势而起。村民为了养家糊口就结伙到百里外的潍坊给地主扛活(做工)，到潍坊需经一段茂密松林覆盖的崎岖山路，那里狼群出没，土匪更是常客，步行于阴森恐怖的连绵松林中，四五个人都感到害怕。一般来说，抗活后的两三个月才能去领回工钱。这年又到了领工钱的日子，同往常一样，曾祖父约了一个伙伴，换上破衣裳去领工钱，我不知道曾祖父经过多少次讨价还价，据理力争，才讨回工钱，安全的把钱带回家却还是个大难题。为掩人耳目，曾祖父买了一个砂壶(一种陶制的烧水器具)，一大串红辣椒。把辣椒覆盖在银元上。落日的余辉里，那阴森的小路更加恐怖，两人小心翼翼的往前赶，一切都那么寂静，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突然，前面晃动出一个人影，接着第二个?总共出来九个，有的拿者石块，有的拎着砍刀，有的提着棍棒，为首者一身酒气、满脸横肉，完了，遇上劫匪，真想扔下砂壶逃命,不行,扔了钱逃走就没法跟村民交代,说什么也不能扔,硬着头皮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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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住，干什么的,”一声断喝，土匪二头子发话了。“长官，俺是走亲戚的，没带什么好东西。就这一砂壶椒子”。曾祖父哆嗦着把砂壶放在地上，为了不引起土匪的注意，紧盯着二头子的脸。上来两个土匪把曾祖父和同伴全身搜了个遍，一文钱也没有。“长官，要不给您这个砂壶燎水(烧水)喝，给您这椒子炒菜吃。”“去、去、去，谁稀罕你的烂东西，两个叫化子，快走，别影响我们的生意”，大头子发话了。曾祖父忙不迭地拎起砂壶与同伴迅速的离开是非之地，一场惊险化为平安。

夜斗二狼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原大地到处还有战争的痕迹，我的爷爷仍在东北同进行剿匪作战。80岁高龄的曾祖父还坚持劳动。收秋的时候便在山上搭个小棚子“看山”(收获的庄稼暂时不能运回村，有人负责晚上看护)，当时人烟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稠密。曾祖父担当独自一人在刚刚收获的红薯地里看守。一个深夜，曾祖父打着灯笼，又同往常一样在地里巡视，一遍又一遍??突然，山崖下高粱地里传来哗啦哗啦的声响，曾祖父把灯笼调得小一些，随手放在地上，大喊一声“谁～”，话音刚落，两个黑影已经蹲在眼前二三十米处，曾祖父的头发唰地全部竖起来，头皮一阵麻似一阵，“不好，碰上狼了～”心想，“身上没有带什么防身的东西，怎么办,难道就仅仅依靠这根枣木拐杖了～”“狼是两个，怎么办，怎么办,”曾祖父的大脑在急速的运转。两狼在跟前四五米处停下来，足足有一分钟，蓦地，其中一只开始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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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绕圈子，一圈，两圈?似乎在寻找最佳攻击时机。也许是找到了，速度由快而慢，前面蹲着的狼呼得战起来，做出前冲的姿势。说时迟，那时快，曾祖父迅速地侧转身，双手高扬起枣木棍，尽力向前面的狼挥去，只听得“碰”一声，枣木棍折断了，那狼发出谁也听不懂的哀鸣声，循着山梁飞窜而去，眨眼就不见了踪影。后面的狼惊呆了，它迅速后退几步，用尽全力气向曾祖父扑来，曾祖父急忙闪向一边，那狼猛得把嘴插到地上“嗥——”，除了半截枣木，别无他物，曾祖父奋力把那截枣木刺向狼脖子，不偏不依，正好刺中。那狼也循着刚窜跑的狼的足迹狂奔而去。为防止招致更多狼的袭击，曾祖父收拾了一下东西，一路小跑着回村汇报了情况。生产队长急忙组织了30名精壮小伙子，带上镰刀、木棍、土铳，到山上巡视，一夜无事。

第二天，放养人发现了那两狼的尸体，一只嘴巴少了大半，躺在血泊中;另一只死于水库中，身上仍然带着那截枣木。

公元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享年92岁高龄的曾祖父离开他曾经为之生活和奋斗的土地，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