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年代的街道，盛得下所有故事”文化学者余秋雨曾如此说道。

一个小山村，静谧地坐落在山脚下，不知是何时所建，现在也无从考证。而我的外祖父就居住在那里。七十余载，岁月悠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了他生命中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他处在深山中，却看尽了世事，也守住了那一方土地。

                 一   工分

外祖父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他自小便随着父母在田地里干农活。1960，他16岁，正好遇上了国家大饥荒，他说这辈子，他都忘不了那种感受：当一个个亲人因饥饿与疾病在面前死去的时候，自己却又无能为力。

寒假回家，我向外祖父问起了那段往事。

“外公，在60年代初的时候，你们也是在集体公社里干活的吗？就像我们高中历史书写的那样：集体劳作？”

外祖父坐在长凳上，不紧不慢地说“是啊，那时候，我们村也搞人民公社，村里还被分成了几个生产大队呢，每天大家都是按时出工，按时收工。大人和青年都要去，只不过得到的工分不同。”

“工分？是用来登记你们干活的时间长短的吗？”我好奇地问道，因为在初中上学的时候经常听老师提起，但又并未真正了解。

“工分的情况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外祖父挪动了他的位置，接着说：“在那时，我们农民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因为搞了公社后，土地都是公家的，所以我们就入社去集体干活，这样才能得到粮食。而每天不论是在田里插秧也好，耕田也好，都会有人监督登记—早上到的人就会得十个工分，下午到的人就会得五个工分。劳动结束后，大家就会在一起吃集体伙食。”

“那会不会有人怠工或是偷工呢？”我谨慎地问道。

只听外祖父语气坚定地回答说：“没有，至少在我们村是没有的，当时干活是有人监督登记的，而且大家也都明白，干活对家里意味着什么。”

沉默了一小会儿，我又接着问：“外公，您刚刚说的吃集体伙食是不是我们经常讲的吃大锅饭？”我的目光静静盯住他。

“是的，就是吃大锅饭，”外祖父的语气忽而变得略微低沉起来：“也就是在刚开始的那几年，不少人饿死啊！”

确实，外祖父说得没错，1958——1962年，因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农业收成少，不少地区因为没粮食而饿死的人不在少数，据官方统计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了1619.92万（国家统计局资料）。（而80年代出版的《中国人口》中显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098万）

尽管知道历史背景，但我还是想问问外祖父当时具体的情形：“外公，不是可以吃集体伙食吗？还能凭工分拿粮？”

“哎，没收成，又有自然灾害，人那能熬得过”外祖父叹了口气，说：“当时工分也不是立马可以拿粮的，只有到了年终才能，而且啊，当时是一年中百分之七十的粮食是用来分给队里各户的，百分之三十才是凭工分来抢粮的，可想而知，我们家里能有多少存粮，并且当时还宣传“大炼钢铁”，村里很多人都拿家里的铁锅，铁瓢等去融了。现在想想，就像做梦一样！”

我沉默了，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想安慰或是想感慨，似乎都不合时宜，在一个顽强的生命面前，心中只有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