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结交众多高僧，但他对道教也不陌生，《世说新语·德行》“王长豫为人谨顺”条笺疏注引《幽明录》云：
           中书郎王长豫(王悦，字长豫)有关名。父丞相至所珍爱。遇疾转笃，丞相忧念特至，政在床上坐，不食已积日。忽为现一人，形状甚壮，著铠执刀，王问：“君是何人”?答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勿复忧。”王欣喜动容。即命求食，食遂    至数升，内外咸未达所以。食毕，忽复惨然，谓王曰： “中书命尽，非可救者!”言终不见。
   蒋侯乃汉末秣陵(今南京)尉蒋子文，讨贼战死于钟山，后改称蒋山。吴孙权为之立庙，称蒋侯庙，属道教神祗，民间信奉之人颇多。王导见蒋侯之事虽不可信，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剔除此文中的神仙色彩，即可知王导对道教也同样推崇。东晋南北朝时期，原本信道后转为信佛的人很多。如郗超出自道教世家，其父郗愔“事天师道”，“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而郗超却虔诚奉佛，与支道林交游非浅，“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风流胜贵，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为一时之俊，甚相知赏”(《晋书》卷六十七《郗超传》)。梁武帝本道教徒，《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载：“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晚年虽改事佛法，但对当时的著名道土陶弘景非常尊敬，恩崇始终不衰。早在他即位以前，陶弘景已与他有过交往，当他篡齐建梁时，“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因此，梁武帝即位后，对陶弘景“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南史》卷七十六《陶弘景传》)。陈寅恪先生曾论证佛教徒沈约亦出自道教世家，“虽归命释迦，平生著述……皆阐明佛教之说。迨其临终之际，仍用道家上章首过之法。然则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琅琊王氏本天师道世家，王导很可能在过江之前就已经是道教徒了，爱子病重，他祈请于道教神仙蒋侯，正是“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的典型表现。除家世影响外，魏晋神仙道的代表人物葛洪曾长期担任王导的掾属，势必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外，王导接触道教也与其政治观点有关。五斗米道的经典《老子想尔注》有扬天抑君的说法，以为“臣子不畏君父也，乃畏天神”，“既为忠孝，不欲令君父知，自嘿而行，欲蒙天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畏天则诚，为君则伪”：
           人为仁义，自当至诚，天自赏之，不至诚者，天自罚之；天察必审于人，皆知尊道畏天，仁义便至诚矣。今王政强赏之，民不复归天，见人可欺，便诈为仁义，欲求禄赏。
    天能够赏功罚过，民断不可欺天，而人道可欺，故应尊道畏天，以求天报，不必企求君恩。《老子想尔注》是张鲁所作，张鲁割据汉中，不便多讲效忠君王，便大力突出天神的权威。东晋时，门阀世族要执掌政权，也不欲让君主的权威太过张扬，因此，天师道的这种传统观点，与门阀世族利益相吻合，非常适合世族的口味，值王导大倡清静无为之际，道教无疑亦可拿来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