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在儒、玄基础上，接受佛、道宗教信仰，是琅琊王氏家族文化转型的特点，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过程也是两晋之际世家大族宗教信仰形成的历史缩影。
    表面上看，王导子孙信佛，无一人以“之”字为名；王正子孙信道，少有人以“僧”字为名(《世说新语·文学》“羊孚弟娶王永言女”注引《羊氏谱》：“琅邪王讷之女，字僧首。”)，并且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家风：信佛派重义理而信道派重实践。故王导一支有王洽、王谧、王弘等人与僧人往来答问的书信载于史册，而王正一支则有王羲之等人采药炼丹，上章首过的道家习俗流传后世。六十年代初于南京王丹虎(王彬长女)墓中发现的二百余粒红色丹药，便可能是这一支的道教徒“采药石不远千里”的结果(参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二、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第10期第29页)。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排斥其他学术思想或宗教(《晋书》卷一百《孙恩传》载：东晋末，五斗米道领袖孙泰“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王珣言于会稽王司马道子，流之于广州。”此事王殉更多的是站在稳定朝局方面，而非宗教之间的互相排斥。后孙泰终因煽动百姓，阴谋造反作乱，为司马道子所杀。)，未使家族分化成敌对的两派，而且，不同信仰的家族成员之间的互相交往，还促进了佛、道二教的互相交流。
    王羲之属信道一派中人，与道士许迈、妻弟郗愔共修服食之道，但他任会稽内史期间，与佛教徒孙绰过从甚密。孙绰长于清谈，王羲之本是儒玄兼综的，他与孙绰的交往，自然是以谈玄为 王羲之属信道一派中人，与道士许迈、妻弟郗愔共修服食之道，但他任会稽内史期间，与佛教徒孙绰过从甚密。孙绰长于清谈，王羲之本是儒玄兼综的，他与孙绰的交往，自然是以谈玄为
主，但清谈之中渗入佛理，无疑会加深他对佛教的了解。孙绰曾著《喻道论》，宣称“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也。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认为佛教所证悟的，即道家所提倡的无为之道。他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弘明集》卷三，孙绰《喻道论》)，极力证明儒佛一致，这势必会对王羲之产生更大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正是通过孙绰，王羲之结识了高僧支道林，因其玄妙的谈论而“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当然，支道林参与清谈，并以佛理解释玄学的主要目的还是宣扬佛教。作为佛教徒，支道林清谈的论题并非局限在本体论哲学层面，其哲学理论终究是为确立宗教信仰服务的。在东晋“般若”学的高潮时期，这位义学高僧时时不忘宣扬佛家关于精神不灭、轮回报应、涅槃成佛的教义，如所著《阿弥陀佛像赞》涉及西方极乐世界时说：“有奉佛正戒，讽诵《阿弥陀经》，誓生彼国，不替诚心者，命终灵逝，化往之彼”(参见王哓毅《论东晋清谈的积极意义》，《史学月刊》，2001年第四期)。王羲之与支道林的交往，虽然是受佛学的抽象思辩以及深邃哲理的吸引，却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佛教教义的影响，从而推动了佛、道二教之间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