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康同薇，字文僴，号薇君，生于1878年12月。有一个勇于改革的父亲和一个通情达理的母亲，使康同薇从小免去了缠足之苦。她的榜样作用还影响了妹妹们，康家的新一代女性都不再缠足，也不穿耳眼，而且她还成了不缠足运动的开路先锋。父亲和叔叔常拿她做例子，说明天足的好处，缠足的危害，推动不缠足运动向全国发展。家庭环境的影响和父亲的有意培养，使同薇自小就对新生事物感兴趣，像自强之道，救国之法，变革之事，她都能说出一二，小小年纪就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和事业上的积极追随者。家学渊源、自身天赋和后天努力，又使她打下了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历史地理、文化典籍、西学知识皆有较深的造诣。父亲说她“天资颇颖，勤学强记”。康有为从1886年就开始收集资料准备编撰《日本变政考》，但他不懂日文，很伤脑筋，于是就鼓励小同薇学习日文，以便将来大派用场。同薇不负父望，几年下来日语水平直线上长。她十五岁时就开始替父亲翻译日文书籍。1898年同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在上海创办《女学报》，是我国第一份女报，也是我国最早的由妇女主持编务、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报刊。
人物生平
教育
康有为认为“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后世之所以进步，变乱之所以减少，是《春秋》思想发扬的结果。《春秋》微言大义，包涵了孔子改制的思想。在阐释《春秋》经义的典籍中，有古文经学派的《左传》和今文经学派的《公羊传》、《榖梁传》三家。康有为信服今文经学派，他说《左传》但为鲁史，不传经义，要想把握孔子改制思想的奥义，还要从《公羊》、《榖梁》二传入门。为了还《国语》之原貌，需要一番审视甄别，去伪存真的功夫。而这个很有意义的学术任务由康同薇承担。这要有渊博的学识和极大的耐心，也是一项繁重的文字工作，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来说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据说这项工作做了十多年，直到1911年才有眉目。此外同薇还以二十四史为根据，编辑整理《各国风俗制度考》，作为她父亲从事维新变法的参考，并以此验证社会人群进化的道理.
成长
康有为非常关心女儿的成长，同薇看什么书，学哪些科目，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在康有为的理想中，同薇最好做个报馆主笔或编辑记者，成为一个知识女性；而同薇确实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为了当报馆主笔，她发奋阅读，不断练笔，写出的文章很有气势。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在澳门创办，同薇真的成了一名记者。由于她掌握了英、日两门外语，因此又做了兼职翻译。《知新报》极力宣传康有为的维新主张，鼓吹变法理论，评议时政，报道中外近事，介绍西学，是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康同薇在《知新报》第三十二、五十二册上发表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等论文有相当见地，是她的维新变法思想的代表作。
工作
1897年2月22日，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作为华南宣传阵地。《知新报》创刊后不久，康同薇就担任该报的日文翻译并参与撰稿。据《知新报》第32册的《本馆告白》(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向读者告知近几期《知新报》的日文翻译由康同薇担任，“近刊之日本报大半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原名薇君)所译，揭之于此以免掠美。”①由于告白没有声明康同薇是正式的日文翻译，这可能同康同薇代替暂时离开的日文翻译，到了第4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康同薇就开始完全接替《知新报》日文翻译山本正义，“本馆去年所聘之日文翻译山本正义、英文翻译陈君焯如皆已因故自行辞去。嗣后所译日文拟请南海康文亻间女史任之，其英文翻译则添聘香山容君廉臣与旧聘之新会周君灵生总其事。此布”②。据笔者统计，她的日文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日文报纸：日本《内阁官报》、《东京日日新闻》、《长崎新报》、《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时事新闻报》、《东京时事西文报》、日本《时事新报》、日本《太阳报》、日本《新闻报》等。
除了在《知新报》担任日文翻译外，康同薇还是该报的撰稿人之一，她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分别发表于《知新报》第32、52期期首。她的文章用一气呵成的排比句式、古今中外纵横对比的写作手法表达了她要求变法以“振士气”、兴女学以强国的强烈愿望，观点明确，有理有据，显示了较深的文字功底与深厚的知识积累，与当时《知新报》的其他撰稿人的水平不分伯仲。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康同薇至少在1897年9月26日已经参与《知新报》的工作，到1898年2月11日开始成为该报的正式人员，这些新闻活动均早于裘毓芳在1898年5月11日开始《无锡白话报》的活动。因此，康同薇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女性新闻工作者。
思想
在《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中，她提出了什么是“士”的标准和“士气”与国家民族兴衰的关系，强调“士”要爱国救国，担当起其应该担当的责任。接着她引证中外事例说明“士”盛则其国强，“士”寡则其国弱的道理，认为中国积弱积贫，数十年变法而不强的原因就是由士习的积弊造成士气不振。所以她呼吁要像公车上书那样，激励士气，合天下之士气，专心国事，中国必可救，国家必能强。在《女学利弊说》中，她介绍了欧美国家的女子教育情况，阐明女子教育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提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可以说，康同薇对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视和对女学的精辟论述，在近代教育史上有先导作用。1898年7月，康同薇在上海与梁启超夫人李惠仙等共同创办了《女学报》，这是中国最早由妇女主办的以妇女为阅读对象的报刊，其开创意义不可低估。
在庚子勤王的那些日子里，康同薇是父亲在香港的全权代表。从康有为写给女儿同薇的多封信中可看出，大到勤王大业的成败，小到家中琐事的安排，他都与同薇商量，并交她去做。康有为听说有人在香港报纸上撰文攻击他，立即写信叫同薇去见港督夫人，为自己辩护。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后，他想假列强之力迫慈禧下台，于是告诉同薇：“吾党欲再起，万不可使其速和，汝暇可多作文，交香港《士必报》，言若那拉再临朝，诸贼柄政，必再杀西人云云以耸之。”同薇发挥自己的文字特长，不断撰文，配合父亲作舆论宣传。
评价
晚清才女
在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康有为最为得意的事情莫过于昼夜奋笔疾书，向光绪帝进呈变法理论著作《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其中《日本变政考》最为重要，变法内容、变法步骤及变法纲领都包含在这一著作中。皇上频频地催要，康有为快速地编写，“一卷甫成，即进，上复催，又进一卷”。这本引起光绪皇帝极大兴趣，忙得康有为不可开交的著作，与康有为长女康同薇的数年劳动分不开。正是她根据父亲提供的大量日文资料，将其译成中文，才使父亲得以集多年之力完成此书。
康广仁（1867年—1898年），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广，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之弟。参与戊戌变法，慈禧太后重夺权力后，因梁启超带病往北京应付官试，与他同行，因而被捕，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齐被斩，合称戊戌六君子。
人物生平
清末维新派，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幼弟。早年不事举业，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禁人才所致。曾作过浙江小吏，后耻于官场污秽，腐败而辞官。1897年初，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任总理，旨在“发明民政之公理”，旋赴上海，倡设女学堂，并与梁启超等设立戒缠足会，遭守旧份子诋毁。后闻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即积极响应，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国，在内政上废八股取士之制，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以培养更多的维新爱国志士。1898年春，与梁启超结伴入北京，助康有为拟新政奏稿，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戊戌政变时被捕入狱，谈笑自如，宣称“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不久与谭嗣同等同时遇害。事年31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办学办报
康广仁历来反对科举制度，从不参加应试，并认为国家弱亡，皆因八股锢塞人才所致，变法图强应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以培养爱国志士。所以，康广仁对办学办报兴致盎然。
血溅京华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将“百日维新”扼杀于摇篮之中。康有为有幸事先得密报，死里逃生，潜往海外。而康广仁却在北京南海会馆被捕，他在狱中谈笑自若，视死如归；9月28日，与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菜市口，临刑前他昂首向天，大声喊道：“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牺牲时年仅31岁。
遇难
家族——兄弟
康有为(1858年—1927年)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
1986年庞莲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时，在人民大会堂向邓颖超表达了这个历史愿望，邓颖超表示赞同，并说：“康有为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康广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
遗诗——题独立图
迢迢香海小阑干，独立微吟一笑欢。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与人看。
康幼博茂才遗稿——节选
“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
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
历史真相
六君子就义图。一个曾看守谭嗣同等六人的叫做刘一鸣的老狱卒如此描述六君子：谭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旭闻哭，尤笑不可抑。既面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任职刑部，安慰康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牵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刘于是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尔。
典籍记载
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厉鸷，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遂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之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
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闒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
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
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后，上书极少，又不觐见，但上折谢恩，惟于所进呈之书，言改革之条理而已，皆从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决意不出都，俟九月阅兵之役，谋有所救 护，而君与谭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办译书，以君久在大同译书局，谙练此事，欲托君出上海总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诏，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诏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恋阙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与复生、卓如及诸君力谋之。”盖是时虽知事急，然以为其发难终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独留，遂及于难，其临大节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达于生死，常语余云：“吾生三十年，见兄弟戚友之年，与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计其数矣。吾每将己身与彼辈相较，常作已死观；今之犹在人间，作死而复生观，故应做之事，即放胆做去，无所挂碍，无所恐怖也。”盖君之从容就义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谷、钱维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鸣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学，以仁为宗旨，君则以义为宗旨，故其治事也，专明权限，能断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严于辞受取与，有高掌远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时士大夫皆以豪俊俯视之。当十六岁时，因恶帖括，故不悦学，父兄责之，即自抗颜为童子师。疑其游戏必不成，姑试之，而从之学者有八九人，端坐课弟子，庄肃俨然，手创学规，严整有度，虽极顽横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谨。自是知其为治事才，一切家事营辨督租皆委焉。
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严密缜栗，令出必行，奴仆无不畏之，故事无不举。少年曾与先生同居一楼，楼前有芭蕉一株，经秋后败叶狼藉。先生故有茂对万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爱护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则君所锄弃也。先生责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乱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检其阁上旧书整理之，以累世为儒，阁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举而付之一炬。先生诘之，君则曰：“是区区者尚不割舍耶？留此物，
此楼何时得清净。”此皆君十二三岁时轶事也。虽细端亦可以见其刚断之气矣。君事母最孝，非在侧则母不欢，母有所烦恼，得君数言，辄怡笑以解。盖其在母侧，纯为孺子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过。其事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轻许可，及其既任，则以心力殉之；有过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盖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
君尝慨中国医学之不讲，草菅人命，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欲以移中国，在沪创医学堂，草具章程，虽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盖君之勇断，足以廓清国家之积弊，其明察精细，足以经营国家治平之条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国以没。其所办之事，则在澳门创立《知新报》，发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以开民智；
在西樵乡设一学校，以泰西政学教授乡之子弟；先生恶妇女缠足，壬午年创不缠足会而未成，君卒成之，粤风大移，粤会成，则与超推之于沪，集士夫开不缠足大会，君实为总持；
又与同志创女学堂，以救妇女之患，行太平之义。于君才未尽十一，亦可以观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记诵词章之学，明算工书，能作篆，尝为诗骈散文，然以为无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盖皆以余事为之，故遗文存者无几。然其言论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言人所不敢言。盖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仅发其端，含蓄而不尽言，君则推波助澜，穷其究竟，达其极点，故精思伟论独多焉。君既殁，朋辈将记忆其言论，裒而集之，以传于后。君既弃浙官，改官候选主事。妻黄谨娱，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论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语余云，二康皆绝伦之资，各有所长，不能轩轾。其言虽稍过，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时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兄所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为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呜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两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时余适自湘大病出沪，扶病入京师，应春官试。幼博善医学，于余之病也，为之调护饮食，剂医药，至是则伴余同北行。盖幼博之入京，本无他事，不过为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