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年—1936年），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人物生平
少年时期
光绪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课余影描图画。与章闰水建立友谊。
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狱，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全家避难于乡下。每每为父亲出入于质铺及药店，遭人冷眼。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父亲去世。家境益艰。于本年开始写日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开会分房，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鲁迅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奋力求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入南京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12月，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南京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
宣统元年（1909年），《域外小说集》二册出版。
迷茫困顿
宣统元年（1909年）8月，归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兼任日本教员铃木珪寿的植物学翻译。
宣统二年（1910年），8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1911年，写个人的第一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
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从本年起至1917年，他大量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籍，其中也对佛教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民国六年（1917年），7月7日，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14日，乱平即返部。
民国七年（1918年），1月，参加《新青年》改组，任编委。
文坛先声
民国七年（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9月，发表小说《风波》。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民主战士
民国十四年（1925年），“女师大风潮”进一步升级，鲁迅因支持进步学生正义斗争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佥事职务，同年，鲁迅向平政院状告章士钊。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三一八惨案”发生。4月，鲁迅作《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等抨击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遭追捕，避难于山本医院。避难期间笔耕不辍。8月，《彷徨》出版，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12月辞职。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并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生活。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本年，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是年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民国十八年（1929年），9月27日，许广平生子，鲁迅为其取名“周海婴”。年底，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盟主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3月2日，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作《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演讲。
民国二十年（1931年），1月20日，柔石被逮，鲁迅离寓避难。28日回旧寓。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与艾青等人发起“春地美术研究所”。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2月17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怀念柔石。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出版。5月，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6月，集成《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长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肩及肋骨皆出现剧痛，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出版。2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5月15日再发病，医生诊断胃疾，自后发热未愈，31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情况不乐观。6月，身体略有好转，鲁迅及身边的人都认为“鲁迅先生好了”。10月17日病复发，18日黎明前疾病发作，气喘不止。19日上午5时25分逝世。
艺术特质
小说特色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杂文特色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散文特色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125]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学术思想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翻译思想
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与众多翻译理论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朴实无华，大多通过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翻译思想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论。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之大，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他的书法成就。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综观其风格特点，当以颜真卿《争坐位帖》脱出，上融篆隶、章草意，下掺宋人笔、明清间翰札法，形成了朴质浑厚、外柔内刚、疏朗雅洁、洒脱灵便的艺术风格。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闲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美术思想
鲁迅的一生和美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不仅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对美术有着精深的研究，而且还积极倡导大众美术，亲自参与了大量的美术实践活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由爱国主义精神出发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美术思想形成的根源基础。其主旨是：肯定美术的社会功利作用，强调美术与社会、时代、国民之间紧密的联系，把美术作为与一切黑暗、落后、腐朽的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从而改变国民的精神。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体现出两个最基本的精神：一是注重并提倡大众的艺术，一是倡导现实主义的精神。鲁迅提倡现代的大众艺术，并注重古代的大众美术——民间美术，以此来说明美术只有尊重大众，才会具有不息的生命力。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对待美术遗产上集中表现为“拿来主义”在对待艺术创作本身这个问题上。则表现为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内涵。提倡大众艺术和倡导现实主义精神交相辉映。串起了鲁迅美术思想的丰富内容。
诗作特色
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
鲁迅古体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个性鲜明，形象真实。在鲁迅的古体诗歌中，读者常常能够通过他所描述的种种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体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景物范围极广，蕴意很深，比如说“千林”、“鹭影”、“黄羊”等。而人物则有“挈妇”、“慈母”、“丈夫”、“英雄”等。
有时，作者还常常以自画像的形式经自己作为诗中的主体，直白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开阔的胸襟让世人认识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颂的主题。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作者运用“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简单明了的将自己身处白色包围中家人对自己的思念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场面形象生动的勾勒出来。作者并没有运用过多的语言铺垫，而是仅仅依靠“慈母泪”和“大王旗”两个意象以点盖面式的表达出来。
其二，语言朴实，立意深刻。鲁迅的诗歌的语言是朴实自然的，并未有过多的雕饰和渲染，读来令人亲切自然，然而在细细品味时，便可以立刻发现其表达的立意，宣扬的情感却远不是那么浅显。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鲁迅隐含在诗中的一种情绪——对封建迷信的讽刺与鞭挞。作者选取这一件事来反映家中的贫困，隐含的内容是认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只会让家中的贫困雪上加霜，要想摆脱命运只有靠自己，靠个人的抗争去换取明天的幸福。
其三，修辞丰富，形式多样。在修辞方面，鲁迅的常用的修辞有比喻、夸张、用典、反语、对偶等。这些功能迥异、特色鲜明的修辞手法在鲁迅的笔下成为了很好的宣扬思想、发泄情感的武器，也让读者深刻地体悟到鲁迅渊博的学识与睿智的头脑。此外，鲁迅的古体诗形式也非常丰富，有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题〈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诮》、《自题小像》等。
人物影响
文艺影响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精神、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学术影响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方面，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著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精神影响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政治影响
鲁迅一生追求民主，早在新文学运动伊始时期便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女师大学潮”发生后与迫害学生的军阀进行论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对战，显示出一个正直文人的气概。尔后国民党统治之下又大胆披露其黑暗统治。三十年代又与共产党内左倾的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其后与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合作成立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鲁迅作为左联的盟主领导左联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妄图绞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金良守（韩国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苏联作家）：“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他又评价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
郭沫若（诗人、学者）：“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日本文学评论家）：“鲁迅是现代中国国民文化之母。”
中性评价
胡适（现代思想启蒙家）：“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王蒙（共和国前任文化部长，当代著名作家）：“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
夏志清（美籍华人，著名文学史家）：“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负面评价
成仿吾（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
蒋梦麟（北京大学前任校长，现代教育家）：“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
王朔（当代作家）：“我从来没有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他的小说写的过于沉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
苏雪林（现代作家）：“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青年信以为真，读其书而慕其人，受他的病态心理的陶冶，卑污人格的感化，个个都变成鲁迅，那还了得？”
周馥（1837年—1921年），字玉山，号兰溪，谥悫慎。安徽至德（今安徽东至）人。早年因多次应试未中，遂投笔从戎，在淮军中做了一名文书。后又升任县丞、知县、直隶知州留江苏补用、知府留江苏补用。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道员身份留直隶补用，其间积极筹划建立北洋海军事宜，同时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光绪三年（1877年）任永定河道；七年（1881年）任津海关道；九年又兼任天津兵备道；十年，奉李鸿章之命到渤海编练民舶团练；十四年（1888年）升任直隶按察使。甲午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前敌营务处总理。马关议和后，以身体病弱自请免职。
周馥初为李鸿章文牍，协其兴办洋务三十余载，在北洋海军、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局及开平煤矿创办过程中均有作为，是后期洋务运动实际上的操盘手，而且助开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与安徽公学，有功于教育。
人物生平
1837年，生于安徽建德(今东至）。
1860年，被人推荐至湘军祝姓营务处帮办文案；次年至安庆，入李鸿章营中帮办文案，后因得李赏识，被擢为随营总文案。
1865年，经李鸿章保荐，先以知县候补江苏，旋又以直隶州知州候补江苏；次年，入金陵善后工程总局办事；又过了二年，经曾国藩、李鸿章荐保，以知府候补江苏。
1870年，李鸿章由湖广督直，招周馥任事；次年春，周馥抵津，恰遇永定河连年决口，因治河有功，乃于1872年奉旨以道员留直隶补用。此后二十余年间，任官直隶、山东、屡次办理河工，积累了一整套治水的经验。
1873年9月，奉旨加按察使衔；次年，奉旨加二品衔。
1875年任海防支应局会办。
1882年，奉旨补授津海关道。期间协助李鸿章办洋务：1884年创议架设北塘至山诲关电报线路；次年创办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督修胥各庄至阎庄运煤铁路，铺设钢轨60里；同年，周馥又提议修筑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并督修天津至林西一段；翌年，奉命总理北洋沿海前敌水陆营务处并督办旅顺船坞工程；1890年与丁汝昌等人议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同年5月，奉旨补授直隶按察使，次年1月抵任，此后曾一度署直隶布政使。甲午战争爆发时，周馥奉命总理前敌营务处，进出于安东、辽阳、摩天岭之间，筹运粮草，调护诸将；次年，中日《马关条约》订立，自劾归家，乡居三年。
1899年奉旨简放四川布政使，12月抵任；后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廷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李乃奏调周馥协助议和，遂任为直隶布政使。周馥随李鸿章，奕劻办理议和，后又负责处理京畿教案，1901年7月赴保安接藩篆；继而李鸿章卒，周馥加巡抚衔，暂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袁世凯督直，周馥被擢为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在此期间，除冶理黄河外，周馥对各项“新政”也十分重视：创办了山东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并令各地创办各类学堂；又设立山东省工艺总局，令各地设分会、分公司、立农桑总会，令各地建分会；同时，周馥还自己投资近代企业，收买胶济铁路股票13万两，投资10万两于峰县煤矿。
1904年9月，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曾筹办渔业公司，查勘东三省矿务，招商试办。
1905年6月，与张之洞、袁世凯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请派亲贵大臣赴各国考察政治；翌年7月，补授闽浙总督，未成行，随即奉旨移任两广总督，镇压各种起义；同年，周馥告老还乡。
1912年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周馥以前清遗老自处。
1921年10月21日，病逝于天津，年八十四，逊清谥之为“悫慎”。
人物经历
光绪元年（1875年）冬，李鸿章委派周馥筹办海防支应局，负责北洋水师军饷收放事务。他“苦心经画”，使军饷供应得到保障。四年（1878年）夏，周馥丁母忧回籍，两江总督沈葆桢以修理金陵城垣大工美差，劝他留在江苏任职。周馥坚辞说：“李相国待我最厚，我既出山，安可无端弃北而南也。丈夫出处，惟义是视，何计利害！”遂于七年（1881年）四月，丁忧期满后，仍回海防支应局本任。旋署津海关道。十二月，随李鸿章、马建忠与美国提督薛斐尔商定朝美通商条约。在他起草的约稿中，坚持“朝鲜乃中国属邦”的立场，但由于美国不接受，中国当局亦未能坚持，故此把朝鲜推向任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深渊。周馥每忆及此事，都深感遗憾。
光绪八年三月，李鸿章丁母忧回籍，遗缺由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张因诸务生疏，遇事多同“从淮军久”又与诸将士融洽的周馥磋商，依为臂助，故保奏他以津海关道会办天津营务处兼北洋行营翼长，负责襄办交涉、营务及海防诸事。
光绪十年夏，中法战争爆发，沿海防务吃紧，清廷命李鸿章派专员负责在渤海湾海口一带加强防务。李鸿章即以周馥“随营多年，熟谙工程，究心韬略”，奏委他督办此事。周馥从五月至七月，终日奔驰于海口南北各要隘，一面“联络营将，会督地方文武，编查民船，严禁接济勾结等弊”；一面督同各处将领，认真勘察各港湾炮台，并绘制北洋地形总图，又绘制大沽、北塘、营口、旅顺、大连、烟台、登州七处要塞分图，并制成部分模型，以供进呈。
是年，周馥又会办电报局事务，经手创办北塘至山海关电报线。翌年夏，奉委筹建天津武备学堂，“开创中国创办武备学堂之始”。十月，参加中法议订中法商民在越南边界通商章程。
光绪十二年春，周馥禀请李鸿章在天津建集贤书院，以招四方游士。又建文博书院，以培育精通外语人才。四月，总理海军事务醇亲王，奉旨巡阅北洋海防，扈从文武官员及舆仆人等230余人。李鸿章对醇亲王进行隆重接待，凡阅操一应事宜，悉由周馥筹办。周馥不仅对各种接待礼仪、膳宿安排、巡察路线、阅操程序作了精心安排，还随李鸿章陪同醇亲王至大沽、旅顺、大连、威海、胶州湾等巡视，检阅海军实弹演习，并参议防务诸事。同时，他还亲自撰写了数万言的《醇贤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逐日详细记述醇亲王巡阅的全部活动。对于周馥筹办的这次巡阅安排，醇亲王甚为满意，故保奏他以按察使留直隶补用。
五月，周馥看到“唐山运煤迟滞，不能以时接济兵船所需”，即禀请创建唐胥铁路，开中国商办铁路之始。后又奏请创建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并督办完成天津至西林段工程建设。
八月，户部以津海关“洋药税厘箱数不符”，奏参将周馥“严议革职”。李鸿章对此非常气愤，认为是户部有意对他掣肘拆台。即以津海关征收洋药税厘“箱数并不短少”，“查明并无弊混”等情，奏请撤销参案。同时李鸿章致信工部、吏部尚书，说明情况，希望主持公道。后在李鸿章的力保下，对周馥的参奏被撤销。十月，周馥调署长芦盐运使。
光绪十四年三月，周馥升任直隶按察使。奉委会同海军统领丁汝昌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六月，入京陛见时，醇亲王也多次接见他，详细商讨海军章程等事。次年四月，“户部以直隶旗地迷失甚多，既不交租，又不完粮，不如清查归公，以补缺赋”。李鸿章即委周馥会同藩司松椿，筹设直隶清赋局，制订“清赋章程”，切实调查。
光绪十六年（1890年）九月，周馥赴旅顺验收船坞工程，以督饬洋员船坞按期竣工，奉旨赏头品顶戴。翌年，周馥随同李鸿章视察北洋海军，他深感时事艰难，一旦发生战事，防务堪忧。有鉴于此，他曾密告李鸿章“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他认为朝官皆书生出身，不懂军事，毫无远虑，若情扩军增费，“必谓劳费无功”，若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若乘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同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李鸿章哀叹：“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周馥的这些顾虑，不幸被三年后的甲午战争所验证。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饬李鸿章“派兵往剿”，周馥曾就战守之策，向李鸿章“力陈三事”，均被李鸿章采纳。平壤、黄海之役后，李鸿章制订了旨在防御京畿重地、东省根本，然后厚集兵力，规复朝鲜之地的作战方阵，被光绪帝批准。李鸿章即委周馥“总理前敌营务处”，周馥于八月初二日离津，经山海关，于二十三日抵沈阳。此时，各军由朝鲜败退，海防吃紧，粮饷不济，李鸿章又委周馥兼“总理后路粮台”。周馥即在凤凰城、辽阳州等地设局转运粮械，并亲至摩天岭、营口等处收集溃勇，调护诸军。十月，由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周馥又赶往前线筹办饷械转运等事。但由于“军械粮饷，转运采买，萃于一身”，而“各军无主帅，亦乏粮械，节节败退”，“若将饷械送前，恐军败资敌，存后又难以时接济”，故周馥深感忧虑，以至成疾。翌年正月，李鸿章把他调回天津，前敌运务交给袁世凯接办。《马关条约》签订后，周馥“自请开缺”，回籍养病。
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周馥曾写有《感愤诗》五首，以抒发胸中的怨恨与悲愤。其中有：
岂真气数力难为？可叹人谋著著迟；自古师和方克敌，何堪病急始求医！
西邻漫恃和戎策，东海宁逢洗辱时；蠢尔岛夷何负汝？茫茫天道意难知。
十载经营瞥眼空，敢言掣肘怨诸公，独支大厦谈何易，未和阳春曲已终。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李鸿章电招周馥“赴山东襄黄河工程”。次年二月，入京召见。慈禧问及中日之战失败原因时，周馥则将“户部铿费，言者掣肘各事和盘托出，并将前密告李相国之言亦奏及”。又说“李鸿章明知北洋一隅之力，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但“李鸿章若言力不能战，则众唾交集矣。任事之难如此。”慈禧听罢，无言以对，只有长叹。这次召见周馥，原有“授河督”之议，但因“有阻之者”而搁置。李鸿章对此甚为气愤，曾与友人言：“吾推毂天下贤才，独周君相从久，功最高，未尝一自言，仕久不迁。今吾年老，负此君矣。”遂密疏荐之。八月，周馥简放四川布政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光绪匆忙逃亡西安，命李鸿章与庆亲王为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以直隶藩司迁雍被联军杀害，即奏调周馥为直隶藩司，负责“办理京畿教案”。旋又奉旨随同办理议和条款，直至《辛丑条约》签订才回本任。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六日，周馥在保定接“相国病危，嘱速入京”的急电后，匆忙赶往探望李鸿章。“比至，相国已著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我抚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余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须臾气绝。余哭之久，不能具疏稿。”
李鸿章的去世，周馥悲痛万分。回想三十余年相随，诸多洋务实业依为臂助，深信不疑。这种始终不渝的知同之情，使他铭感肺腑，一旦永诀，岂能忘怀！他曾赋诗咏志，以示纪念。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
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直隶总督遗缺，清廷即命周馥护理，直至袁世凯到任接篆，才回其布政使本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升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因与外国侵略者交涉撤销天津都统衙门、归还津渝铁路等事件未了，故延至七月初才抵济南接巡抚印。时值黄海水涨，惠民、利津等县河堤多处决口，他督率官民筑堤防堵。又因中日战时，德国乘机强租胶州湾，并私修胶济铁路，霸占沿路矿山。周馥以奏开济南、周村两处商埠相抵制，经交涉，德国被迫撤去沿路驻兵，归还矿山。
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次年十一月，因上海英国副领事无故判押华人官眷，并唆使印度巡捕打伤差役，激起民愤，引起互斗，结果3名印度巡捕、3名英国人被打伤；12名华人被杀，引起外交事件。周馥赴上海查办，组织会审公堂审理。他一面缉拿肇事人犯，安抚中外受害之家，一面将应撤副领事、应征西巡捕两事移交外务部处理，事乃平。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调任闽浙总督，未到任。旋又调补两广总督。次年，以年老多病，奏请“回籍就医”。
民国十年（1921年）八月二十一，周馥病逝于天津寓所，逊清谥之为“悫慎”，享年84岁。
政绩
参加军务
同治元年夏，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防御太平军攻打上海，奏派李鸿章统率淮军开赴上海。旋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即派周馥办理文案。翌年，李鸿章率淮军进攻苏、常等地太平军，周馥携护巡抚印信相随，并参议军务，以军功保奏知县留江苏补用。
四年（1865年）四月，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奏保周馥以知府留江苏补用。六年（1867年）冬，李鸿章奉命督师，赴河南、山东对捻军作战，周馥因襄办金陵善后工程局事务及丁父忧，未能随往。
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由湖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便以天津西沽筑城工程，函招周馥至天津筹划。时值直隶大水成灾，永定河多处决口，京津一带几成泽国，京畿安全受到威胁，李鸿章刚任直隶总督，就遇此大灾，非常恐慌，急派周馥负责堵修工程。周馥堪工备料，“终日奔波于 泥之中”，“日夜监工，虽大风雨亦不稍休”，很快将卢沟桥大石坝等处决口堵修完竣。李鸿章对工程进度十分满意，遂极力奏保周馥以道员留直隶尽先补用。周馥于光绪三年（1877年）署永定河道。
治理水患
周馥曾在直隶为官二十余年，凡遇水患，无不参予筹划治理。他深知直隶水患以永定河最为难治，“河十年八九决，每塞决费多或二三十万，少亦十余万，豁粮办赈又数万，历任直督苦之”，他认为要根治永定河水患，与之相关的河流也必须同时治理。因此他还对天津、通州等地河流进行治理，结果使直隶水患大为减轻。
清史稿记载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初侍李鸿章司文牍，累保道员。光绪三年，署永定河道。初，天津频患水，馥迭治津沽入海金钟河、北运筐港减河及通州潮白河，设文武汛官资防守。并言天津为九河故道，不泄则水患莫瘳，请就上游辟减河而开屯田，南运下游分水势。部议格不行。后提督周盛传开兴济减河，屯田小站，实本馥议。丁艰，服除，署津海关道。朝鲜初通商，馥与美提督薛裴尔议草商约保卫之，首称朝鲜为中国属邦，固以防侵夺也，而枢府削之。馥私叹曰：“分义不著，祸始此矣！”九年，兼署天津兵备道，俄真除津海关道。中法事起，鸿章命赴海口编民舶立团防。鸿章之督畿辅也，先后垂三十年，创立海军，自东三省、山东诸要塞皆属焉。用西法制造械器，轮电路矿，万端并举，尤加意海陆军学校。北洋新政，称盛一时，馥赞画为多。醇亲王校阅海军，嘉其劳，擢按察使。再署布政使。筑永定河北岸石堤卫京师，卢沟南减水石坝工尤钜，自是河不溢。
中日开衅，馥任前敌营务处，跋涉安东、辽阳、摩天岭之间，调护诸将，收集散亡，粮以不匮。和议成，乃自免归。鸿章疏荐之，授四川布政使。至则课吏绩，广银币，积粮储。虑教案易生衅，撰安辑民教示颁郡县。未几，拳乱作，八国联兵内犯，鸿章为议和大臣，总督直隶，馥亦调直隶布政使。先随鸿章入都，理京畿教案，数月事稍定，始赴保定受布政使印。先是法兵至保定，戕前布政使廷雍，遂踞司署。及闻馥来，列队郊迎入署。久之，观其设施，无间言，乃徐引去。鸿章卒，遂护直督。
俄擢山东巡抚，诏留议津榆路事。时和议虽成，外国兵壁天津，踞津榆铁道，设都统，治民政，屡争莫能得。至是，馥竟以片言解之。馥抚山东，值河决利津薄庄，议徙民居，不塞薄庄，俾河流直泻抵海。沿河设电局，备石工，讫十余年，河不为灾。德踞胶州湾，筑铁道达省治，因占路侧矿山。馥奏开济南、周村商埠相箝制，德人意沮，自撤胶济路兵，还五矿。
馥既膺疆寄，则益欲大有为，凡所以阜民财、瀹民智者，次第兴举，天子嘉之，擢署两江总督，移督两广。三十三年，请告归。越十四年，卒，谥悫慎。直隶、山东、江南士民皆祠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