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解长林

解长林(1917—2002),鲁西南老八路。山东省聊城市堂邑县凤凰集村(今属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曾用名张蔚菁。父亲务农。解长林8岁读私塾,9岁起先后在聊城道立模范小学、省立叁师附小读书。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晋升少将,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3年4月离休。2002年1月16日22时40分在北京逝世。 
成就及荣誉  
  抗日战争时期,任鲁西北范筑先部第十支队连政治指导员,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二科科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鲁西军区第八支队政治处副主任,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处副主任,军区后勤部政治处主任,第七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鲁西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区补训兵团第八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务部部长,空军第四航空学校预科总队政治委员,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部主任,武汉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人物生平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要求到南京请愿,组织罢课,被学校开除。1932年考入山东省立聊城第二中学,1936年考入北平弘达高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到太原参加牺盟会,任薄一波领导的国民兵教导1团5连战士、国民兵教导3团排工作员、山西第2战区随营学校2队工作员。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范筑先部10支队连指导员、聊城军事教育团指导员、山东纵队6支队司令部2科科长,参加攻打东平县城战斗。1939年任6支队泰安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参加陆房突围,任鲁西军区郓汶钜嘉支队政治处副主任、鲁西军区8支队政治处副主任、黄河支队3团政治处副主任。1940年任鲁西军区军政干校政治处副主任。1941年任鲁西军区后勤部政治处主任、鲁西军区3分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生产部部长。1945年10月任冀鲁豫军区5分区政治部主任,1947年任5分区副政委,1949年任华北军区补训8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二野军政大学4总队副政委,组织技术兵种训练工作。建国后,1950年任二野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政委,负责国民党起义100多名将官,300多名校官教育、改造工作,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务部部长。1951年,任西南军区空军第4预科总队政委。1955年任空军第1航校政委。1957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中央军委在雷达兵领导体制上做了调整,将防空军对空情报兵指挥部改为空军雷达兵部,调解长林担任雷达兵部主任。1969年任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1971年被免职。

开国少将解方

解方(1908-1984),原名解如川,字沛然,吉林省东丰县四平乡人。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东北军第51军参谋、副旅长、第113师参谋长。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在陕西西安市面见周恩来,周恩来向他陈述国内政治形势,以及东北救亡组织和东北军上层工作等问题。7月,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成立,为委员,直接领导东北军第51军113师的地下党工作。1939年解以副旅长的职务带领军队移防鲁南地区。1941年5月到延安,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训练队教员,八路军120师358旅参长,八路军东北挺进 支队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部参谋长,第15兵团参谋长,第13兵团参谋长,1949年9月任第40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副军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参谋长,参与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和1953年春季反登陆战役准备的指挥 ,参加了开城停战谈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 

回国后,1954年任越南停战谈判顾问,赴越南工作。回国后任军委军训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 副院长,1979年任后勤学院副院长。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两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 
1984年4月9日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终年76岁。骨灰安放在北京领先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灵堂中有一副挽联:奏凯白山黑水,飞鞭饮马珠江,破浪扬威宝岛,援朝卫国保乡,血战沙场千里赤;献身铁壁铜墙,制蒋密谋张帐,治军襄赞中央,忠党鞠躬尽瘁,歇鞍公墓万年康。

彭德怀眼中的“诸葛亮”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司令员每遇到迟疑难决的军机大事,就会对通信员喊道:“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彭总所说的“诸葛亮”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 

解方受命担任第13兵团参谋长后,就立即开始了战前的准备工作;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熟悉了所属部队的人员编制、装备状况,详尽考察了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势、桥梁等情况,并搜集了有关朝鲜战场态势的大量情报。 

1950年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将美军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然而,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后方空虚、兵力不足的战略弱点已经比较明显。解方根据朝鲜地形和美军作战特点判断:美军将以一部兵力在现地与朝鲜人民军周旋,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前后夹击。如果这样,朝鲜人民军将腹背受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立刻向邓华、洪学智作了汇报,并以邓华、洪学智、解方3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了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报告,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仔细研究,作出了麦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陆、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判断。 

事态的发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军集中了7万余人,在20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 第4次战役时,由邓华指挥的东线部队预计于1951年2月11日晚向横城方向实施反击。发起反击的当天,在选择主攻方向上产生了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总希望与邓华交换意见,决定取舍。当时,志愿军司令部与邓华指挥所没有建立有线电话,而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前不能使用,只能靠电台联络。这种战役部署的电文一般比较长,通常一个来回要两天。时间紧迫,按常规办事势必贻误战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解方果断地改变了正常的程序,命令作战、机要、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岗安排两人值班,彭德怀开始口述后,就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流水作业,只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两个指挥部间信息传递任务,效率提高了几十倍,有力地保证了战役反击按预定计划当夜发起。解方称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高效运作方法为“救火车”,意即如救火车行使在大街上,畅通无阻。这在当时我军尚属首创。这种方法的运用在以后成为一种制度,只是名称改为“电台全程预告”了。 经过5次战役后,美国被迫坐下来与我进行停战谈判。解方参谋长受命为中朝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在谈判桌上,他发言反应迅速,应对鞭辟入里,有一种无可置辩的逻辑力量,显示了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 在确定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问题上,我方代表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本来在停战谈判前美方也持相同主张,此时却横生枝节,加以拒绝。他们自认为,虽然双方相持于“三八线”,但在空中、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要求我方向后退出1.2万平方公里。这一强盗逻辑理所当然遭到我方严厉的驳斥。会商十几次毫无结果。在后来的一次小组会谈中,解方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对方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在另一次小组会上,解方又幽默地说:“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一席话戳穿了美方荒谬的“海空优势论”,对方无法反驳,却坚决不干。 美方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狂妄地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对于这种威胁和恫吓,解方针锋相对:你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战场上得到! 停战谈判因美方发动夏秋攻势而休会。美军在两个多月的攻势行动中被我歼灭15.7万余人。军事威胁失败后,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始。当美方重弹“海空优势”的老调时,解方说:“我劝你还是不要谈那刺激感情的什么‘补偿论’吧。如果一定要谈,那么地面部队的优势难道不要补偿吗?”在无可奈何之下,美方不得不放弃了其“海空优势补偿”方案。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不幸遇难后,解方将军曾请示彭总:“这件是要不要向主席报告?“彭总沉吟半响后,曰:“迟报不如早报,今天就报。”其时,有人提议将毛岸英尸体运回国安葬,彭总不同意,致信周恩来,曰:“我意即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此事杜平将军言之。 
彭德怀元帅好训人,解方将军则例外。某日,有人言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总闻之火冒三丈,怒斥曰:“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德、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