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姑且不谈郑樵在此段描述中，对春秋时代人物缺乏周密考证（例如根据史记，秦仲公元前822年就去世了，如何能有功于40年后才出生的周平王？）之事，仅看他对姓氏的说法，笔者就感觉其概念模糊不清，存在不妥。

中国在秦代以前，“姓”和“氏”是有严格区别的。“姓”是族号，代表氏族的血统，是世代不变的；而“氏”是源于同一父姓始祖被分出去的各支系，代表地位身份，是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

古代贵族中用其“氏”来称呼男子，以便“明贵贱”。周代是我国古代宗法等级制度最严格的社会，当时实行土地分封制，一个人的血统（姓）就可以决定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今后的前程。按照“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原则，一个宗族的子孙分出，便新命名一个“氏”为代号，以其祖为祖，“氏”为小宗。分支后繁衍后代，他就成了本支“氏”的祖，他的子孙再分别为更小的宗，并且也各自为氏，以示区别。因此，当时的贵族都是有姓有氏有名，康伯公即姓赢、氏梁、名庆。而一般平民没有土地分给子孙，也就没有姓氏，只有一个名字。

比如说周平王，姓姬，记载有三十五个儿子。太子姬狐早亡，嫡长孙姬林继承王位；其他的三十四个儿子不能继承王位，便分封小国，以国名做为他的“氏”。其中庶幼子姬唐被封在南梁汝州，就称姬姓梁氏。 这些小国的嫡子在首任国君逝世后继承侯和氏，其他儿子又被分封一地，所分封地名便又成为他的“氏”，如此延续下去。因此，会存在一个人的後代有几个“氏”，或者父子两代不同“氏”。另外，不同姓之间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命“氏”，因此也会出现“姓”不同而“氏”相同的现象，如赢姓梁氏和姬姓梁氏。

由此可知，我们梁氏始祖康伯公（秦庆）在周宣王七年(公元前821年)，随兄驰骋疆场、破戎建功，受封伯爵，在夏阳创立梁国。按照先秦时期“封国命氏”的惯例，古人以国为氏，就标志着中华民族又诞生了一个新的氏族——梁氏。根据“男人称氏”的说法，从此，“秦庆”也被人改称为“梁伯”或“梁庆”，正式从秦氏家族中分离出来。

在梁伯没给他的儿子们分封土地时，儿子便随父氏。继康伯公之后，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梁姓人物是梁鸯，是周宣王的御用驯兽师。按春秋早期男人称氏的原则，他应该与梁伯有密切关系，很可能便是梁康伯的儿子，或者家人。

所以，历史上第一个梁氏（姓）诞生的时间应是公元前821年，康伯公受封之时。至于公元前６４１年，亡国后的梁国子孙为纪念祖国，纷纷以原国名为氏，只是说明以梁为氏的人骤然多了起来，并不代表梁氏的起始时间。

而先秦时期贵族中的女子，则用其“姓”来称呼，以便“别婚姻”。 古代为了优生优育，均采用原始、简单的判别办法——同姓不婚。因此，了解贵族妇女的“姓”比“氏”重要得多。待嫁闺中的女子，如果要加以区别，便按排行大小，在姓上冠以孟、伯、仲、叔、季。例如姬姓女子：老大叫孟姬、老二伯姬、老三仲姬、老四叔姬、最小的叫季姬。出嫁后便在姓上冠以自己所出的国名（如梁姬、秦嬴）；如嫁的是别国的国君，便在姓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国名（如虢姬、苪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考古学家在三门峡西周时期虢国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时，从一座虢国贵夫人古墓中出土了一件刻有铭文“梁姬”的青铜小罐。经专家分析考证，认定墓主人是虢国国君虢文公的妻子虢季夫人。虢文公姓姬，按照古代同姓不婚的祖制，虢季夫人不可能姓姬，周宣王时期又不存在一个姬姓梁国。因此，这个梁姬一定是嫁于梁国国君的姬姓女子。由此推测可知， “梁姬罐”应该是梁姬专为女儿（虢季夫人）所作的陪嫁品，墓主虢季夫人很可能就是梁伯公之女，，叫梁赢或虢赢。

当历史车轮转到到公元前三世纪时，秦王朝统一了中国，取消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于是 ，周礼宗法制度开始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了根本变革。这时“氏”和“姓”逐渐没有了本质区别，“氏”开始转变为“姓”。自此以后，姓即氏，氏即姓，“姓氏”这个词仅成为一种书面用语，已失去了它诞生初期的内涵意义。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家谱、族谱的题名上都是《梁氏家谱》、《梁氏族谱》，而从未见过《梁姓家谱》、《梁姓族谱》。这就是远古时期“姓氏有别”文化留下的历史痕迹。 “氏”由于是先秦时期男子的标识符号，而自古以来家谱、族谱又是纪录男姓家族成员血缘关系的档案。所以，当时编撰pan >家谱或族谱的题名一定是要用“氏”来称呼，于是此称法便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