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书画艺术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雅好丹青的帝王不在少数，论及成就和影响宋徽宗赵佶当属之最。赵佶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在位25年，他因书画艺术上的非凡才华而青史名留。在宋徽宗的直接推动下，宋代的文化艺术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峰，他的书画创作及审美理念对其后中国书画的发展更是影响深远。

宋徽宗赵佶（1082-1135）自幼喜好笔墨丹青，未及帝位时便常与当时的书画名家交游，如赵令穰、王诜、吴元瑜等。南宋邓椿《画继》中记载，赵佶即位不久，曾在一次宴会上对近臣说：“朕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赵佶本无意于政事，这种对丹青艺事的痴迷在他当上皇帝后，便由个人喜好上升成为国家意志，而他在书画上倾注的精力远大于国政。他广收天下书画名迹于内府，授意编撰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睿览集》等。其中，仅《宣和画谱》一部所收集魏晋以来名家画作就达6千余件。此外，他还改革内府画院，兴办画学，甚至参与其中亲自教授绘画，一时间名家能手汇聚，蔚为大观。

宋徽宗之所以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他以皇帝的身份不遗余力的推动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因他本身就是一位开宗立派的艺术大师。赵佶在艺术发展上非常全面，人物、山水、花鸟、诸体皆精，尤以花鸟画成就最高；在书法上自创“瘦金书体”俊逸挺拔气度非凡。宋徽宗还开创性的将诗、书、画、印融汇于画作之上。这种新的形式前所未见，对后世的绘画创作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

宋徽宗名下流传至今的书画作品约有三十余件，其中书法风格较为一致，以“瘦金书体”为主，而绘画大体呈现朴拙和工致两种面貌。关于宋徽宗的书画源流，宋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写到：“……时亦就‘端邸’（即端王府）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祐陵（赵佶）画本崔白，书学薛稷。凡斯失其愿派矣”。蔡絛是权臣蔡京之子，徽宗一朝所得见闻多是亲历，因此他对徽宗书画源流应有相当的认识。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蔡絛认为吴元瑜的师承对宋徽宗早期书画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宋徽宗书法早年学薛稷、褚遂良两家，结体笔势得褚遂良之舒展秀雅，用笔瘦挺则得于薛稷，不同的是他将二者的特征更加强化，变化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书法成熟较早，从他二十三岁时所写的《楷书千字文卷》可以看出其“瘦金体”楷书风貌已初具形态，自成规模，已然显露出超凡脱俗的艺术才华。此卷书法体势瘦直挺拓，用笔劲挺，点画重提按而少使转；横竖皆以露锋起笔，以点顿收笔，撇捺舒展开张，竖钩细长，笔画映带多以游丝相连。由于是徽宗早岁所作，用笔较之成熟时期书作更为收敛，点画风貌学习褚遂良的痕迹也十分明显。

宋徽宗流传下来的瘦金体作品较多，其中以《楷书千字文》及大字《秾芳诗》较为著名。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他在位时便喜于将自己的书法题各处，如当时所用钱币上的字也是他御笔亲题。

此外宋徽宗在草书上也是成就斐然。他四十岁时所书《草书千字文》卷笔法精熟、气势飞动，十余米长卷一气呵成犹如江水奔腾，堪称旷世杰作。徽宗草书笔法体势与唐代怀素狂草一脉相承，但在用笔上加入了自己“瘦金书”意味，起收处皆以露锋为之。因此，比之怀素多了几分俊丽。

与宋徽宗书法作品风格统一较易辨识相比，其绘画作品面貌多样，既有雍容典雅的重彩工笔，也有古拙朴茂的粗笔水墨。所以历来对其真伪归属多有争论，一般认为工丽细致的院体风格是他人代笔或是御题画，而朴拙一路则是徽宗亲笔真迹。但笔者认为宋徽宗看似迥异的画风背后其实并不矛盾，回顾当时的绘画发展，其实不难发现徽宗是有存在两种绘画风格的可能性的。

宋代院体画传承了五代花鸟大家黄荃的精工典雅风格，对于物像的描绘力求逼真，四时草木、飞禽走兽观察细致入微，再作于笔下。南宋邓椿《画继》中说：“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各图之；各极其思，华采烂然。但孔雀欲升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选左。’众史骇服”。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一朝天子的宋徽宗赵佶对于画院画师写生事物的要求近乎严苛，同时本人的观察能力也十分了得。赵佶在绘画上非常注重写生，《祥龙石图》就是很好的例证。从此画中的题赞上可以看出祥龙石确有实物，它所处的“环碧池”在蔡京的《太清楼特宴记》中也有记载。图中所绘湖石静穆典雅，气势雄浑，其表面的鳞状石凹肌理给人一种触摸式的真实感受。

这种从黄荃那里继承下来的极致“写生”传统成为宋代院体画百年来的主流。而黄荃所使用的技法正是传之久远的 “双钩填色法”，其精工的绘画风格正是基于这种技法之上的。“双钩填色法”作为一种古以有之的成熟绘画技法，在宋代无论是画院还是民间都被广泛的使用，宋徽宗赵佶成长在那个时代掌握这种被普遍使用的绘画技法当无疑问。如《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就属宋徽宗工丽的代表性作品，画面色彩典雅华贵、笔致细腻，是典型的黄荃画派风格。

前文提到蔡絛记述宋徽宗书画的源流时，谈到吴元瑜对徽宗的影响非常关键。吴元瑜是绘画大师崔白的弟子。崔白是元丰时画院待诏，绘事诸体无不精绝，尤长于写生，故所画之物逸趣生动。而在绘画的技法上创造性的将工致与粗放的笔墨并存，传神的笔致打破了当时内府画院盛行百年之久的“黄家富贵”的局面，全新的面貌引领了一代新风。而宋徽宗正是透过吴元瑜而深受崔白画风的影响，其朴拙一路风格主要源于此。根据《宣和画谱》记载内府所藏崔白画作竟然多达241幅之多，足见徽宗之重视。此外，宋代画坛兴起的“仕人画”，以追求萧散古雅的审美意趣，重视笔墨境界的表达。而当时引领此风潮的诸如王诜、米芾、李公麟等与宋徽宗都有密切的关系，这对其的影响不言而喻。受此影响宋徽宗融合了黄荃的工致画法与当时文人墨戏画法，形成了一种用笔古劲拙厚，迥异于当时院体花鸟画的独特风格。如《柳鸦芦雁图》、《竹禽图》、《枇杷山鸟图》便是宋徽宗这种朴拙风格的代表之作。

众所周知，徽宗以花鸟画名于画史，山水画古来罕见。《雪江归棹图》是宋徽宗极为少见的山水作品，所描绘的是寒林意境幽远，雪景用笔娟细松动，所画山水楼阁以意为之，无院体界画之工致，点画勾勒常有意到笔不到之处。点景人物着笔不多，身形动态跃然纸上。画中山石皴法与王诜似有渊源但更为萧散，此种意境董其昌认为或受王维山水画的影响。

徽宗的人物画也不多见，传世的《听琴图》、《文会图》工整清丽，用笔纤巧遒劲，同样表现出了精深的绘画功力。徽宗的这种人物画的表达不同与前代吴道子描绘的厚重朴实，呈现出一种清雅雍容之态。这种明丽的画风被后世宫廷人物绘画所继承。

在中国书画史上，宋代是一个绚烂光辉的时代，画法、理论齐备，更因宋徽宗赵佶的全力推动将绘画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宋徽宗对中国书画发展的贡献非简单的探讨可以讲清，其丰富的内涵还有待人们进一步深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