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1904年—1992年），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靠母亲杨振德行医或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1913年至1920年，先后在北京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在北平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校任教。邓颖超青年时代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她和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等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与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她还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共同组织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1923年她参与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从此，她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开始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生涯。1925年夏，邓颖超被调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委书记和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秘书等职。她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组织广大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同年8月8日，她和周恩来结婚，从此他们结为终身革命伴侣。1926年，邓颖超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她为推进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从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党的地下工作五年。1932年至1934年，邓颖超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干事、中央机关总支书记、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在武汉、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在这期间，她积极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妇女，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工作十分出色。1938年当选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在历次国民参政会上，同董必武等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与中共方面的其他参政员一起，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抗议国民党的反共罪行。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任中央妇委副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邓颖超以中共方面唯一女政协代表身份，出席旧政协会议，为争取国内和平而积极奔走。同年，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全面内战爆发后，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历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中共八大后，为历届中共中央委员。1976年后任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这期间，她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加强党的纪律，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付出了全部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7年以后，邓颖超先后访问了缅甸、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鲜、泰国、法国和欧洲议会，会见了来自亚、非、拉、美、澳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客人，1982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友谊，为国际和平与世界发展的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92年7月11日上午6时55分，邓颖超与世长辞，享年88岁。
社会评价
邓颖超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她少年时就立志救国，在天津读书期间曾发出“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1919年，她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同周恩来等人共同发起组织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表现出强烈的邓颖超和周恩来爱国热忱和坚定的革命精神。1925年3月，邓颖超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她都勇于探索、不懈奋斗，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表现出共产党人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邓颖超同志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人。她曾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对妇女工作的关心和责任，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她坚持“只有求得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妇女才能得到解放”的观点，始终把推动妇女解放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完成。她参与领导起草的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成为中国妇女获得婚姻自由等权益的法律保障。她很早就致信党中央提出节制生育的意见。她还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党的妇女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重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积极培养妇女干部，热情鼓励优秀妇女和先进典型，号召广大妇女奋发图强，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女性。邓颖超同志为增进中国妇女同各国妇女的友谊、推动世界和平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各国妇女的敬重。邓颖超同志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部长何香凝真诚合作，联合和组织各界妇女投身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后担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参政员和唯一的女政协代表，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国内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她积极推动落实党关于民族、宗教、华侨和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地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为开创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各界人士的信赖和尊敬。邓颖超同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协助周恩来同志积极开展对台工作。1979年12月，她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和交往，为祖国统一大业倾注了大量心血。邓颖超同志是实践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楷模。她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严守组织纪律，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她始终坚持严以律己，功高而不自满，位高而不自居，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待人诚恳，严格要求亲属不搞特殊化，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表率。邓颖超同志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协助周恩来同志保护了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知名人士，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邓颖超同志始终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她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仍以顽强的拼搏精神继续为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地工作。她积极参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为确立和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新时期我国对外友好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你的生命要与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这是邓颖超同志喜爱的诗句，也是她晚年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1988年，邓颖超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仍以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精神，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注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邓稼先(1924年—1986年)，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出生于安徽 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邓稼先，父亲邓以蛰是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与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多年之交，母亲王淑蠲，操持家务。邓以蛰四个子女，邓稼先排行第三，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北平(即北京);1936年，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初中二年级，读至高一(因抗日战争，崇德中学在1939年停办)。这三年，他在英文、数学、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崇德中学，与高他两班的杨振宁成为好友。
求学报国
邓稼先少年时光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进入了北平城。不久北大和清华都撤向南方，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咳血不止，全家滞留下来。
1939年9月，邓稼先再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
1940年5月，邓稼先为避迫害，未读完高二，途径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7月-9月，在昆明升学补习班学习。9月，入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读高中三年级至毕业。
1941年邓稼先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 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邓稼先在北京大学教学，他想的是，要到科学水平更高的美国去，学习更先进的知识，掌握更先进的知识后，报效祖国。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邓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时间，他和洪朝生(后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邓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
毅然回国
邓稼先的成就，也纳入了美国政府的视线，他们打算用更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把他留在美国，他的老师也希望他留在美国，同校好友也挽留他，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 王淦昌教授以及 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两弹元勋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此后不久，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启动成功!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妻子表示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撒谎说前五大业务几乎为収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兴奋难眠，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1958年8月邓稼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0月16日，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汇集到北京，紧张而有序地投入到这项秘密的工作中来。
从此，邓稼先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59年，邓稼先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在严重的困难时期。对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来说，那是一个卡脖子的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8月23日，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名为“五九六”。
在这以后的五年时间里，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迎来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决战阶段。
中国大西北昔日的荒凉景象。就连生存都是很难的。可见搞科学研究时也是非常困难，然而“五九六”的战士们凭着爱国心和革命的豪情壮志，硬是把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古战场建设成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
1962年9月11日，由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此时，邓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3年2月，在华北某地参与并指导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9月，接聂荣臻元帅命令，邓稼先、于敏率领九院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原子弹氢弹第一次爆炸(6张) 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 8年零6个月 、美国用7年零3个月、苏联用6年零3个月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前苏联8年、美国6年、法国4年、中国2年8个月)，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文革期间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中央决定，国家研制核武器的基地和人员不能受冲击，加上他们所处的是军事管制单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稼先所在的单位和他个人没有受到冲击。正是在这种保护下，邓稼先和一批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继续埋头苦干，取得了许多新成就。
1971年， 造反派侵袭九院，许多建立过大功的科学家蒙冤被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
有的造反派还在批斗中要求科学家们把核武器研究关键数据“交待”出来，这使身处逆境的邓稼先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在被批斗时，邓稼先为了不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虽然处境很危险，他却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决不把重要科研成果披露一丝一毫。
正在此时，杨振宁自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首次回大陆探亲访问。他开列了在北京要见的人名单，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批示要邓稼先回京会见，救出了邓稼先，也解救了一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依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邓稼先连夜写信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此信派专人乘民航航班送到上海，在1971年8月16日饯行的晚宴上送到杨振宁手中。
1972年，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是年，在一次试验中，身体受辐射影响，但仍坚持工作。
晚年生活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称学部委员)。
1982年，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20年，邓稼先指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邓稼先高兴地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
1985年， 因直肠癌于7月30日住院。 这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进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他住了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时年，因“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和“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晚期大出血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
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老人也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悼念邓稼先;稼先逝世，我极悲痛!
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昔日好友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也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发来了电报。
主要成就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
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
邓稼先不仅注重科技实验，还格外注重对科学理论的及时梳理和总结。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