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勋（1698年—1773年），字延清，号尔钝，山东诸城（今山东高密）人。雍正二年（1724年）中进士，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要职。刘统勋官至宰相，为政四十余载清廉正直，敢于直谏，在吏治、军事、治河等方面均有显著政绩。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猝逝于上朝途中，乾隆皇帝闻讯慨叹失去股肱之臣，追授太傅，谥号文正。
人物生平
书香门第
康熙三十八年（1698年）刘统勋出生于陕西羌州。父亲刘棨是康熙朝进士，生刘统勋时担任羌州知州，后调任四川布政使。刘统勋的祖父刘必显也是进士出身，曾任户部广西司员外郎。刘统勋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得到良好的教育。
初入仕途
刘统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举人，雍正二年（1724年）考取进士，被翰林院选为庶吉士，担任编修。雍正时期，刘统勋历任南书房行走、上书房行走和詹事等职务。
乾隆元年（1736年），皇帝将刘统勋提拔为内阁学士，跟随大学士嵇曾筠到浙江学习海塘工程和治水之法。乾隆二年（1737年），刘统勋升任刑部侍郎，留在浙江继续工作，翌年返还京城。乾隆四年（1737年），刘统勋因母亲病逝而辞官回家守孝。
直言敢谏
乾隆六年（1739年），刘统勋守孝期满，被朝廷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朝廷官员言行。不久后刘统勋向皇帝上疏，参奏大学士张廷玉和尚书讷亲，称：“大学士张廷玉历经三朝重用，名望很盛，但晚年实在应当谦谨些，外面对他的责备已经很多。有舆论说现在缙绅望族里，张、姚两姓占据一半，他们互相通婚，为官举荐时互相包庇。请皇上三年内不要提拔重用张廷玉。”又称：“尚书讷亲管辖吏部和户部，部中议论大事，讷亲说什么别人必须执行，完全没有心存谦诚、集思广益。请皇上给予他批评，让他反省改正错误。”
两个奏章呈上后，乾隆答复道：“朕认为张廷玉和讷亲如果不擅自作威作福，刘统勋必不敢上这样的奏章。大臣责任重大，原本就不能避免别人的指责。听到别人指出缺点应当高兴，这是古人所崇尚的。如果心存不快或嫌怨，那就没有大臣的气度了。”随后乾隆将两人革职，并将刘统勋直言敢谏的奏疏公开给众臣看，刘统勋由此名闻朝野。
治水能臣
乾隆十一年（1746年），刘统勋出任漕运总督，开启了自己督修河道、治理水患之路。乾隆十三年（1748年），刘统勋与大学士高斌巡查山东赈灾情况，并勘察河道。当时运河涨水很快，刘统勋上疏请求通过濬聊城引河分流，将运河之水引出大海。并下令将德州哨马营和东平戴村两处堤坝的高度降低，秋天后又将沂州江枫口两处堤坝的高度提升，使得河水有所阻截，防止了溃坝和水灾。不久后刘统勋升任工部尚书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后又调任刑部尚书。
乾隆十八年（1753年），江南邵伯湖减水二闸和高邮车逻坝决口，刘统勋与尚书策楞前往视察，查出河道官员账目亏空、延误治河，据实上奏。河道总督高斌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被撤职，贪污钱款的官吏遭到严惩。同年九月，铜山小店汛河决口，刘统勋又查办出一批贪污渎职的官吏，上疏将不作为的官员李焞和张宾处死，并亲自驻守铜山监督塞河，直到十二月工程告结。
乾隆十九年（1754年），刘统勋升任太子太傅兼陕甘总督，得到赏赐孔雀花翎。乾隆命他巡视巴里坤和哈密驻兵，负责筹办军营、官兵和马驼粮饷，刘统勋忠于职守。此后遇到睦尔撒纳（回部首领）出兵扰乱新疆伊犁，定西将军永常被迫退师巴里坤。因赞同永常退兵哈密，刘统勋直言上奏请求舍弃巴里坤改为退守哈密，置空城以避敌锋。皇帝看后责备刘统勋附和永常，是置军威于不顾，下令将刘统勋和永常革职押解回京。不久后敌军败，乾隆怒息，认为主要责任在将军永常，刘统勋虽然进谏不当，但比起缄默不言的人忠心可恕，决定从宽免罪，补授刑部尚书。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六月，铜山县孙家集黄河漫溢，河务总督富勒赫因无能被撤职，刘统勋暂代其职，督促修筑堤坝事宜，至到冬天得以竣工。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秋天，河南祥符和杨桥等处黄河漫溢，水退后需要修筑堤坝，河道官吏却以修坝的干草不够为托辞百般怠工。刘统勋知道当中肯定有问题，微服私访，发现有大小车数百辆满载干草，捆好后却被搁置，旁边则有人哭泣。刘统勋上前询问，回答说官吏索贿不成、拒而不收。于是刘统勋将当事官吏捆起论罪，称要处斩，后因巡抚等人求情才免除一死，结果干草一晚上就全收上来了，一个月后工程完毕。
此后，刘统勋还曾于乾隆二十七年、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受命疏通运河水道，治水之功深得乾隆赞赏。
皇帝股肱
乾隆十七年（1752年），刘统勋进入帝国的核心权力机构，担任军机处行走，从此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下旨修纂《西域图志》，由刘统勋、傅恒、褚廷璋、何国宗等负责。刘统勋亲率测绘队历经艰难险阻踏遍天山以北地区，远涉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吹河、塔拉期河，获取了大量实地测绘资料，乾隆二十六年书成。《西域图志》成为后来新疆地图的蓝本。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5月，云南巡抚郭一裕怂恿总督恒文购买金铜制作禁物，刘统勋受命前往调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2月，西安将军都赉克扣军饷，刘统勋再受皇帝钦命查案，又会审山西归化将军保德侵吞公款案，皆如实向皇帝奏明，深得乾隆的信任。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刘统勋任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兵部事务。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升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尚书房总师傅、殿试阅卷大臣。乾隆三十年（1765年）任东阁大学士、国史馆总裁。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刘统勋七十大寿，乾隆皇帝亲笔御赐“赞元介景”四字匾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出任《四库全书》总裁官。
操劳猝逝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一月十六日，刘统勋赴紫禁城早朝，行至东华门外时，轿内忽然倾斜，抬轿人拉开轿帘发现刘统勋双目紧闭。乾隆听说后赶忙派御前大臣福隆安携药赶往救治，但刘统勋已经故去。乾隆皇帝亲往吊唁，到刘统勋家门口时发现门楣窄小、家居简朴，为之感动。回宫尚未进乾清门，乾隆就忍不住涕泣，对群臣说：“我失去了一位得力助手”，“刘统勋不愧是真宰相”，还亲自作挽联和怀旧诗，将刘统勋列为五阁臣之一，追授太傅，赐谥号文正。
第二年，刘统勋归葬家乡山东诸城白家庄祖坟，沿途二十里以内文武官员均至柩前吊祭。
主要成就
自古以来漕运和治水都是国家大事。刘统勋自乾隆元年（1736年）随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受命勘察疏通运河，前后督修河道、治理水患长达三十余年。期间始终秉公办事，惩治贪官污吏，为国家挽回损失。同时兴利除弊，按期完成堤坝运河的修筑维护，为帝国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可谓治世能臣。
刘墉（1719年—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清朝政治家、书法家，父亲刘统勋是清乾隆年间重臣。祖籍安徽砀山，出生于山东诸城。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 嘉庆九年十二月（1805年1月）病逝，谥号文清。
早年生活
刘墉，祖籍安徽砀山，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出生于山东诸城，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其曾祖父刘必显是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曾担任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代名臣。刘墉成长在名门相府，家族成员世代为官，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初入仕途
乾隆十六年（1751年），刘墉因为父亲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当年会试和殿试，考中二甲第二名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在散馆担任编修，不久又升迁为侍讲，成为其步入仕途的起点。
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因为办理军务失宜被下狱，刘墉受牵连也被惩治。后来父子得到宽释，刘墉被降为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起，刘墉被外放为地方官，此后20余年主要在地方为政，先后担任过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太原知府和江宁知府等职。为官期间，刘墉基本秉承了父亲刘统勋的正直干练与雷厉风行，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实事。同时积极贯彻皇帝意旨，查禁书、捉拿会党，得到皇帝赞许。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六月，刘墉担任广西乡试正考官，十月被提拔为安徽学政。刘墉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还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刘墉在任期间针对当时贡生、监生管理混乱的状况，上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得到皇帝肯定。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刘墉调任江苏学政，赴任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其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为政严肃认真，出任学政时按试扬州，因为把关严格，使得一些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他还上书皇帝称：“生监中滋事妄为者，府州县官多所瞻顾，不加创艾。（行政官员）既畏刁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以致遇事迟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后，应责革者，并不责革，实属阘茸怠玩，讼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奸。”这一看法深刻又切中时弊，深受乾隆皇帝赏识，称赞其“知政体”。刘墉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后期为官处事风格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是一以贯之的。
宦海沉浮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刘墉被任命为山西太原知府。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宁道台。第二年，刘墉因失察所属阳曲县令段成功贪侵国库银两，按律革职被判极刑。但乾隆皇帝爱其才，加恩诏免，仅发配军台效力赎罪，第二年被赦免后在修书处担任行走。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刘墉因父亲的缘故被重新起用，授予江宁知府。刘墉十分珍视这次机会，为政公正清廉，声名远播，百姓叹服刘墉的品行，将其比为宋朝的包拯。后来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刘墉调任陕西按察使。第二年父亲刘统勋病故，刘墉辞官回家服丧。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刘墉服丧期满还京，清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诏授内阁学士，任职南书房。十月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并派办《西域图志》及《日下旧闻考》总裁。次年七月，充江南乡试正考官，不久后复任江苏学政。在任期间，刘墉曾劾举秦州举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惩办，年底因办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升任湖南巡抚。当时湖南多处受灾，一些无灾州县盗案迭起，贪官污吏猖獗。刘墉到任后一面查明情由，据实弹劾贪官污吏，建议严办。一面稽查库存，修筑城郭建仓储谷，赈济灾民。仅一年余，库银充实，民粮丰足，刘墉得到当地百姓爱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刘墉升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任职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此时，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刘墉奉旨偕同和珅审理山东巡抚舞弊案。刘墉至山东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征税时对无力缴纳者一律拿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人。刘墉如实报奏朝廷，奉旨开仓赈济百姓，捉拿国泰回京。此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的御史也从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袒护国泰。刘墉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后来民间曾据此事写成通俗小说《刘公案》，对这位“包公式”的刘大人大加颂扬。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也只能“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表现出其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面对和珅专宠于乾隆，刘墉只好静默自守，滑稽模棱取容。
官声渐晦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刘墉升任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兼理国子监事务。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职玉牒馆副总裁。但在此后数年里，刘墉不断犯错，官声渐不及从前，并多次受到皇帝责备。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与皇帝关于嵇璜、曹文埴的谈话内容而受到申饬，被罢免了大学士职务。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却因没有按规定行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夏，刘墉兼理国子监期间发生乡试考生馈送堂官的贿赂案，被御史祝德麟弹劾，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上书房的师傅们久不到书房，刘墉做为总师傅而不予纠正，被降职为侍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墉担任当年会试主考官，却安排失当阅卷草率，导致违制与不合格的卷子很多。
嘉庆元年（1796年），皇帝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却被排斥在外。皇帝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说可以，实际上戴世仪十分庸劣难以胜任。
嘉庆二年（1797年）四月，刘墉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但仍被皇帝指责向来不肯真心实意做事，干活懒散。并称是因为没有其他人了，所以才提拔刘墉。五月，刘墉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到山东办案，察看黄河决口的情况，刘墉上书请求在决口处筑坝，下游疏导分流，朝廷采纳了意见。
善始善终
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刘墉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再次展现出不畏权势的一面，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奏报朝廷。嘉庆随即处死和珅。嘉庆四年（1800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对漕运中的漏洞体察至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看后，深以为然。嘉庆六年（1801年），刘墉充任会典馆正总裁。嘉庆七年（1802年），皇帝驾幸热河，命刘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时刘墉已八十有余，却轻健如故，双眸炯然，寒光慑人。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05年1月），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5岁。去世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值班，晚上开宴会招待客人，当晚去世。而据《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善于解脱之意，可说是寿终正寝、功德圆满。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主要成就
政治
刘墉出身名门相府，祖上数辈都是进士出身。父亲刘统勋更是官居宰相，深得乾隆皇帝倚重，因此刘墉走上仕途具备深厚的家族渊源。刘墉一生为官五十余载，宦海沉浮，几经起落，官职最高时做到体仁阁大学士，总体而言清正廉洁，继承了父亲刘统勋的衣钵，成为乾隆、嘉庆朝的重要大臣。
书法
刘墉不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书法家，是帖学之集大成者，被誉为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余三人为成亲王、翁方纲、铁保）。清朝徐珂称赞刘墉：“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刘墉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富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师古而不拘泥。刘墉书法的特点是用墨厚重，体丰骨劲，浑厚敦实，别具面目。刘墉之书尤善小楷，后人称赞其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刘墉还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经史，精研古文考辨，工书善文，名盛一时。
收藏
刘墉嗜好藏书，家中藏书既广且博，除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对于佛、道、类书、碑帖、字画、戏曲、小说、弹词、曲谱、平话之类无不收藏，此外收藏奇石、砚台、毛笔、古琴等也均称名一时。
族谱
清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岁(1783年)体仁阁大学士刘墉的《刘氏家谱集注》，审定源明公至广传公的客家世系共147世。
刘永福（1837年—1917年），字渊亭，汉族客家人，广西钦州（今属广西防城古森洞小峰乡）人，祖籍博白东平，清末民初军事人物，原是反清的黑旗军将领，1883年率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奉命赴台抗日，但最终失败。1895年5月25日台湾割让后，拥立巡抚唐景嵩为台湾民主国总统，自称大将军。同年6月自立为大总统。1917年1月病卒。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41年，叔父刘以定结婚成家，兄弟分居，刘以来携妻儿迁北鸡村（今防城扶隆乡北基村）谋生。
1842年，刘永福5岁时，他就能自制钓鱼杆，在离家不远的小河里钓鱼，为自家的饭桌增添一些“美味”。
1845年，刘永福8岁时，因家庭破产，永福随父母从小峰迁居广西上思州新圩八甲村（现上思县平福），以种地为活。
1850年，刘永福13岁就开始在船上当水手。做工之余，他仔细观察，非常熟悉何处水深，何处水浅，哪里行船安全，哪里行船危险。
1852年，刘永福15岁时，他成了一名熟练的水手，被船主雇为“滩师”（引航师傅）。同时，他还拜一些武术高手为师，学得了一身好武艺。
1854年，刘永福17岁那年，由于贫病交加，父母亲和叔父在几个月内相继病故。埋葬完几位老人，刘永福已经一无所有，连住的地方都没了，只好借了一间茅屋暂时落脚。他白天出去做工，换口饭吃，夜里回到茅屋栖身，日子过得极为穷困。据说，刘永福有一天上山砍柴，累了就躺在山间的石板上午睡。睡梦中，忽然走来一位长髯老人对他说，自己是虎将，应该反清，自己是陈近南之后。
1857年，咸丰七年时年20岁的刘永福加入天地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行列，走上反抗压迫剥削的道路。最初，刘永福在天地会首领吴凌云的部属郑三手下任先锋。他率部打垮巫必灵为首的地主武装，队伍迅速扩大。后来，清朝政府大举清剿农民起义军，天地会首领吴凌云壮烈牺牲。
1863年，刘永福已27岁，时吴凌云已牺牲，余部由刘永福和张三率领，转移至广西靖西、那坡一带活动，约一年后刘永福投入黄泽宏部。
黑旗将领
1866年，刘永福带领余部200多人同另支起义军首领吴鲲汇合，经过扩充整编，组建一个旗，刘永福被任为旗头。由于刘永福“胆艺过人，重信爱士”，深得部下爱戴和拥护，不久便成为吴鲲农民军中坐第三把交椅的“三哥头”。刘永福着手操使士兵，整肃纪律，选择人才，统一军令。当时他扎营于归顺州（今靖西）安德圩的北帝庙，看见北帝庙神像旁边的周公像手执着一面绘有“北斗七星”图案，镶有狗牙白边的黑色三角旗，就仿造黑旗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从此以后，这支队伍就举黑旗作战，称为黑旗军。
1867年秋，清政府派广西提督冯子材调集兵力重点进剿桂西南农民军，拉网扫荡，农民军伤亡惨重，军需银晌难以为继，加上农民军首领在艰难时期意见不一，只得分道扬镳，各自率领所部转移到越南。刘永福举义之日，正值越南多难之秋，内忧外患，国无宁日。1867年法国侵略者强行侵占了越南的南半部之后，疯狂地发动越南北部进攻，梦想灭亡越南，进而从西南入侵中国，建立一个所谓“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
中法战争
1873年11月20日，法国当局派安邺带兵180名和两艘炮舰突然轰击河内。刘永福见义勇为，挺身抗暴，亲自率军2000人，翻越宣光大岭，日夜兼程，南下抗法。12月21日黑旗军在河内郊外罗池与法军开战，击毙了法国主将安邺这个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其部属百余人也成了黑旗军刀下鬼，取得了“诱斩安邺，覆其全军”的罗池大捷。法军被迫退出河内。这是刘永福捍卫国疆，支援友邦抗法的首次战功。越王擢升刘永福为三宣副督，又赐印信一颗，文曰：“山西、兴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将军印”。以彰表功绩，并命刘永福扼守红河两岸。
1874年8月，在兴化等地助剿黄崇英有功，获授正领兵官。越南王正式允许黑旗军在保胜设关收税，以补军用。同年10月，越南政府进剿黄崇英，命刘永福权充三宣副提督，督率四路大军。
1882年4月，法国又进攻越北，直窥我国云南。刘永福率黑旗军三千人。两军相遇于河内西面的纸桥，刘永福见敌人在武器上占优势，决定采用伏击战，取得纸桥大捷。越南国王晋升刘永福为三宣提督，一等男爵。
1883年农历三月初八，唐景嵩同志作为天朝派来的“联络员”进驻黑旗军，成了刘永福的军师，为其出谋划策——可以说：这是黑旗军从流寇成为正规军的第一步的开始——而且让刘永福欢欣鼓舞的是：唐景嵩给他带来了可以恢复他和他的部队大清国国籍的确定回答——“天朝宽大为怀，凡我华夏子孙，但能御外侮，卫国疆者，皆是大清的好子民。”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8月，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以后，收编了黑旗军，授予刘永福记名提督。1883年法国国会任命李威利为总司令，率领法军2000人先后攻占河内和南定。接着又分兵进犯越南国都顺化及北宁、山西。刘永福满怀“为越南平寇，为祖国屏边”的宏愿，于5月6日率领黑旗军3000人挺进河内，发挥近战、夜战的优势，诱敌深入，使法兵腹背受敌，陷入重围。这一仗打死李威利及以下军官30多名，打死法兵200多名，夺得军械弹药无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纸桥之役。越王为了表彰刘永福纸桥大捷的军功，晋升他为三定提督，加赐一等义勇男的爵号。
1883年取得纸桥大捷。中法战争爆发后黑旗军在越南的山西等地抗法，翌年，刘永福接受清政府给的“记名提督”头衔，成为清朝的官员。
1885年，清政府为了逼刘永福率部回国，一个月内就连下九次上谕，采取胁迫利诱，恩威兼施的手法，赐予刘永福“依博德恩巴图鲁”和“三代一品封典”的荣誉。
1885年8月，刘永福被迫率领黑旗军三个人从越南保胜启程入云南省文山县南溪，于同年10月，刘永福率3000黑旗军入关回国，清政府下令将黑旗军裁减大半，只留1200人。
1885年正月，黑旗军在左育与法军援师血战，予敌重大杀伤后败溃。同年刘永福回广西博白祭祖，慈禧太后赐“福”字大匾挂于华尖岭刘家祠堂。
1886年4月，任刘永福为南澳镇总兵。此后，黑旗兵又被历年裁撤，最后只剩300余人。
1886年春清政府委任刘永福为闽粤南澳镇总兵。
1887年 5月，调署碣石镇总兵。8月任职。
赴台抗日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命刘永福赴台帮巡抚邵友濂办理防务。8月，刘永福率黑旗军赴台北，后又奉命驻守台南，并先后在潮汕、台湾等地招募新兵，将黑旗军扩充至八营，决心为保卫台湾血战到底。
1895年4月，清政府战败求和，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割让日本。为了迫使台湾人民投降，日本派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日军主力近卫师团，于5月27日从冲绳出发，分兵两路进攻台湾。其中一路日军从貂角强行登陆，攻占基隆。接着，又进犯台北。巡抚唐景崧等人畏日如虎，纷纷逃回大陆。6月7日台北被日军攻陷。这时刘永福在台南发出联合抗日的号召，表示为保卫国土“万死不辞”，“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仓促，不命倭得”。6月28日，台南地方绅民推举刘永福为台湾民主国总统，领导抗日斗争。刘永福坚持不受，仍以帮办之职，统率防军与台湾义军抗敌保台。
1895年8月中旬，战争转入台中。为了保卫彰化，黑旗军和台湾义军在大甲溪一带同日军展开激战，取得全胜，缴获日军枪械甚多。后来，日军不甘失败收买奸细带路，偷袭黑旗军后路，大甲溪遂为日军占据。大甲溪失守后，日军步步进逼，攻占台中等地。刘永福被迫率军退守彰化。
1895年8月28日，日军以强大兵力进攻彰化城北的八卦山，黑旗军和义军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击毙日本号称最精锐的近卫师团一千余人，打死少将山根信成。在这场悲壮的血战中，义军首领吴汤兴中炮牺牲，刘永福部将吴彭年英勇战死。刘永福黑旗军的精锐七星队三百余人也壮烈殉难，彰化失守。尔后，云林、苗栗亦相继沦陷，接着嘉义告急，刘永福命令黑旗军统领王德标迅速率领所部七星队北上增援，又派部将杨泗洪率黑旗军各营及各地义军密切配合，并亲赴嘉义前线坐镇指挥。由于黑旗军与义军的英勇善战，在刘永福的指挥下，各路义军协力作战，此役获大胜，杀敌近千人。并相继克复云林、苗粟、反攻彰化。但黑旗军和义军在连续苦战之后，断晌缺械，刘永福派人回大陆求援，清政府不但不予救济，反而将内地募捐援台款项强烈扣留，并下令严密封锁沿海，断绝对台增援。刘永福痛心疾首，发出“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的悲叹！
1895年9月11日，日本又派第二师团增援台湾。嘉义一战，日酋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重伤毙命。10月15日，日军进攻台南东南的打狗港。刘永福的养子刘成良率军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后来守卫炮台的兵士饥饿不能战，刘成良率部退守台南。这时，据守曾文溪的黑旗军和义军将士，与进攻的日军展开白刃格壮举，孤军不敌，台南最后一道防线失守。
1895年10月18日，刘永福召集部将会议，商讨战守之计，未得结果，次日，日军大举进攻安平炮台，刘永福亲手点燃大炮，轰击敌舰。当晚，日军攻城益急，城内弹尽粮绝，在艰苦的恶战中，士兵筋疲力尽，至不能举枪挥刀。当时城内大乱，刘永福欲冲回城内，部属极力劝阻。刘永福见大势已去，仰天捶胸，呼号哭说：“我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当天深夜，刘永福带领养子刘成良等十多人乘坐小艇，然后搭上英国商船“迪利斯”号内渡厦门。21日台南陷落，台湾全境被日军占据。
潜入大陆
1897年春回钦州闲居。刘永福对腐败无能的清廷投降卖国行径早已心怀不满，遂萌发了革命念头。次年，粤督谭钟麟电催回穗任军械局职，委辞不干。
1899年回南宁招募营勇，重建黑旗福军四营。回穗后几次奉令出兵镇压农民械斗而不行，力陈“并无作乱之事”真情，采取说服教育调解，使百姓免遭祸殃，深得众人称颂。
1899年冬，义和团革命斗争席卷北京。刘永福奉调入京镇守而迟迟不行，后经多次催促方始起程。但队伍抵衡州时，又奉电调回广东惠州、潮州弹压农民革命军。刘永福率军转回韶关后静观形势，直至事态平息始返广州。广东巡抚德寿又命令刘永福前往办理善后，永福以不熟悉情况而拒绝接受任务。刘永福同情农民，支持革命之心绪已在实际行动中显现出来。
1902年，粤督陶璜调永福署琼州镇，永福以情况不熟，地僻山荒难以适应，请改调碣石镇，获准。陶璜对刘永福德高望重，兵多将强早就畏惧三分，千方百计削弱刘永福兵力。
1903年，下令将刘部张来营调回省城。刘永福手下仅剩两营，已无足轻重，于是禀请销差。经两广总总督岑春煊批准，遣散为农，自己变成空名镇守。
1904年，刘永福干脆以风湿病发作三请辞职，粤督李鸿章批曰：“声望素孚，威扬中外，纵有微恙，卧治也可，”不予批准。只好回广州沙河刘家祠休养治病。广州是孙中山革命党人宣传活动的中心之一，刘永福接受革命思想越来越多，认识越来越深，思想起了深刻变化，于是，从同情支持革命到积极参与革命，成为民主革命先躯者。
1905年9月，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与王族阮述来至广州沙河刘家祠拜访刘永福，邀请刘大将军出任策划越南革命的军事行动，刘永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且答应越南革命军组成后，派黑旗军原部将吴凤典组织钦廉和左江一带壮汉族子弟兵编为别动队，与越南人民并肩作战。阮述留在广州，经常与刘永福联系策划。潘佩珠与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知交，孙中山对他影响很大。他在越南组织领导民主革命运动与中山先生互为呼应。越南革命党人经常来往于刘家祠堂，对刘永福的民主革命思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刘永福对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也逐步有所认识和了解。时年虽已古稀，仍祈望能参加民主革命营伍，为创建民国“贡献余力”。
1907年，刘永福的晚年，仍关心国事，体恤民瘼。钦州三那（那思、那丽、那彭）群众在刘思裕的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刘永福对此予以同情和支持。
1908年，孙中山派遣黄兴、王和顺领导钦州三那（那思、那彭、那丽）农民抗捐斗争失利，刘永福把王和顺藏于堂内，清军统领郭仁璋带领清军前来搜捕，刘永福亲自出面坐在堂中，怒斥郭仁璋为“小人”，不许轻举妄动。郭仁璋无可奈何，只好领兵退走，王和顺免于遭难。当晚深夜，令兵丁带上二千光洋，护送王和顺经十万大山转往越南河内，并秘信通知其妻黄美兰在云南河口的内弟黄茂兰送两挑光洋至河内支援孙中山先生革命，积极筹划河口起义。孙中山任命黄明堂为总指挥，王和顺、关仁甫为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黄茂兰家。黄茂兰是刘永福内弟、黑旗军部下，清政府缩编黑旗军时回云南河口老家任清军管带，革命党人通过刘永福的关系取得了他的信任，同意在他家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刘永福对河口起义作出了应的努力。
1911年7月，在王和顺等介绍下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刘永福不顾年迈体弱，与留粤的革命党人联络活动，积极响应革命，10月30日赴港。11月9日广东宣告独立，11月14日返穗，应广东都督胡汉民之请，出任广东省民团总长，节制广州十数万民军。刘永福就任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整理营伍，发布通告，分兵巡守，维护社会秩序，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越两月，全省革命秩序大体安定后，永福即请辞去民团总长职务，告老返乡，住在钦州三宣堂。
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大总统”的地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来换取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企图复辟帝制，刘永福闻讯后，义愤填膺，即拍电上京，请缨抗日，反对复辟，获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
1917年元月9日，刘永福走完了一生的历史途程，在钦州老家溘然长逝，终年80岁，葬于惠州城内西湖畔。
临终遗言
予起迹田间，出治军旅，一生惟以忠君爱国为本。无论事越事清，皆本此赤心，以图报称。故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虽幸战绩颇著，上邀国恩，中越均授以提督之职，居武臣极地，亦可谓荣矣。然予心惕惕，终不以官爵为荣，只知捍卫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国为责任。此身虽老，热血常存。现今国事日危，外强虎视，若中政府不早定大计，任选贤将，练兵筹饷，振起纲维，各省督军不知和衷共济，竭力为国，以救危亡，因循坐误，内乱交作，蛮夷野性，必乘机入寇，割据瓜分，亡国奴隶，知所不免。吾今已矣，行将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统师干，削平丑类，以强祖国。儿曹均已成立，各宜发奋为雄，抱定强种主义，投军报效，以竟予未了之志。倘为国用，自宜竭力驰躯，不惜以铁血铸山河，强大种族，以期臻于五大洲最强美之国。若不能见用于时，亦宜将于之遗嘱，遍告当轴名公，求其人告大总统，务以尊贤任能为急务。远小人，贱货色，严边防，慎取舍，旁求山林逸才，延揽智谋健将；惜民力以裕财源，养民气以威夷狄；集群策群力，以鞭笞天下，则天下之尚力者，自然入我范围而不敢抗。如是，则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吾虽死，九泉之下，亦将额首而颂太和。
刘胡兰（1932年—1947年），别名刘富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著名的革命先烈，优秀共产党员。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1946年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做妇女工作，担任妇救会秘书，后为主任，并成为中共候补党员。14岁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15岁英勇就义，毛泽东主席知道后非常伤心，专门为刘胡兰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她也是唯一三代领导人均为其题字的英雄。
人物生平
1932年10月8日刘胡兰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中农家庭。
1945年1月，刘胡兰参加西社夺粮战斗，同革命者扛粮装车。
1945年10月，刘胡兰背着家人只身到汾河贯家堡村，参加了妇女解放培训班，被选为小组长，潜心学习。在当地召开的反霸群众大会上，登台发言，揭露并痛斥恶霸地主和封建习俗残害人民的罪行，受到区里表扬。结业回村后，担任村妇救会秘书，组织妇女办冬学，帮助烈军属解决困难，支前和慰问部队等。与党员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
1946年2月，刘胡兰参加反击阎锡山顽军作战的东庄战斗的支前工作。
1946年春，县里下达200斤纺棉花任务，限期20天完成。她带领妇女昼夜苦战，提前2天完成，获全县第一名。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10月，刘胡兰和留下来的同志一起向各村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粮食。
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反动村长石佩怀处死。阎锡山匪军决定实施报复行动，大举进袭文水一带。为保存实力，中共八地委决定平川地区大部份干部转移上山。她以自己年纪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来，党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十二团三营连长王本固负伤，她将王本固隐蔽在一户军属家，用自己平时节省的钱给他买药治伤，并精心护理直至痊愈返队。12月，敌人频繁出击云周西村，并捕走地下工作人员石三槐等，形势日险。家人劝其撤退但她仍坚持等上级通知。
1947年1月11日夜，上级通知她转移。次日拂晓，国民党却突然包围了云周西村，把先期被捕的石三槐押解回村，强令全村群众到观音庙集中。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也随同群众来到会场。国民党当场又抓捕了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张年成等，并胁迫她出场坦白。审讯中，国民党千方百计，软硬兼施，想诱使其供出同党，并相许给她土地。刘胡兰百般不从，从容就义。
人物成就
刘胡兰14岁时被破格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组织参与当地妇女革命工作。
1946年6月，刘胡兰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进犯文水县城。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大部分同志转移上山，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斗争。她和留下来的同志一起向各村党组织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粮食，并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村长。
1946年12月，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处死。
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人物简介
刘齐衔（1815～1877），字本锐，号冰怀，又号冰如，闽县（今福州市区）人，世居光禄坊，故居又在宫巷14号。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举人，二十一年与胞兄刘齐衢为同榜进士，授户部主事。咸丰四年（1854年）选授湖北德安府知府，后调任襄阳、汉阳知府、汉黄德道道员。因政绩突出，经湖北巡抚胡林翼向朝廷推荐，说此人“堪大用”，于同治二年（1863年）升陕西督粮道，继而调任陕西布政使兼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
刘齐衔其人
他“躬节俭，裁漏卮，撤私税，徕商贾”，湖北巡抚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委其兼汉、黄、德道。市舶初开，外
国人谋据大别山，齐衔认为大别山临汉阳，扼武昌，地理形势重要，予以拒绝。同治元年(1862年)，擢陕西督粮道，旋代理布政使兼总粮台。齐衔看到民物凋敝，请求蠲免赋税，民力稍纾。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浙江按察使，又升河南布政使。任上“绝弊惩强”，力改腐败之风，同时“修学校，清交代，勘垦荒，”数年之内，岁增正杂二十余万。光绪三年(1877年)，河南大旱，库储支绌，齐衔请免粮贩输税。因呈报太迟，与法令不合，部议办理失当，被免职。不久，病卒于开封。光绪十四年(1888年)，河南巡抚倪文蔚根据其历官治绩和当时办灾实况，奏请“雪其事，恢复原官”。
刘半农（1891年—1934年），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民国十年（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北京病逝。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人物生平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城内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聪慧过人，6岁能作对联、咏诗。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成绩优异。
清宣统三年1911年应聘回母校翰墨林小学任教，并与吴研因等编辑《江阴杂志》。辛亥革命中，赴清江参加革命军，任文牍。
民国元年（1912年）2月，因不满军队内部的混乱而返乡。同年3月，刘半农与其弟刘天华至上海谋生，在开明剧社任编辑。
民国二年（1913年）春，在中华书局任编译员。他勤奋写作，先后在《时事新报》、《小说界》等刊物发表40多篇他翻译和创作的小说，介绍安徒生、小仲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等著名作家的作品。
民国六年（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章，对文学革命从形式到内容都提出深刻见解。同年夏，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破格聘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
民国七年（1918年）1月，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同年3月，在《新青年》发表《复王敬轩书》，对于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旧文学辩护的观点痛加批驳。
民国九年（1920年）春，刘半农赴欧洲深造，初入英国伦敦大学院，在语音实验室工作。
民国十年（1921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并在法兰西学院听讲，攻实验语音学。
民国十四年（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的中国人。8月，刘半农在回国的海轮上，写下诗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同年秋，刘半农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与钱玄同等12人联名在报纸上发出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的募款书，并书写墓碑墓志。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为完成《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和《中国方言地图》的编写，冒着酷暑沿平绥铁路深入绥远、内蒙一带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回归热”病，7月14日在北平逝世，年仅44岁。
个人成就
文学主张
文学改革
民国六年（1917年），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认为文学应表现自我的真情实感；只有将窒息性灵的古人作文的死格式推翻，新文学才能得到发展。主张在白话文没有取得正宗地位之前，文言和白话可暂处于对待地位，白话应吸收文言的优点，而文言应力求浅显，以便和白话相近。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主张增多诗体和以今语作曲。提倡文章分段，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随后，又发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在介绍英国约翰生和美国樊戴克的文学思想时，强调文学的真实性，批判背离现实的虚伪文学。刘半农首先从“形式”的角度，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力求实现文学的变革；其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文言与白话，对文学语言变革形成自己的观点； 第三，为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语言，作出了创立新式标点等具体而又切实的努力。
小说改革
在小说改革方面，他提出要用历史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研究小说，以促进小说的繁荣和进步，并作了“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中国之下等小说”等演讲，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和研究拥有群众的通俗小说的重要性。
民间文学
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以1918 年北大歌谣运动为开端，刘半农作为歌谣运动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他倡导新诗创作向歌谣学习的做法提高了歌谣在文学上地位，为歌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作了准备；他首倡歌谣征集与研究，使民间文学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并为之在学术界争取了合法地位；他的民歌采集和研究方法，他对民间文学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中的多学科视角和民间立场，对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典文学
在古典文学方面，校点出版了唐韩惺的《香奁集》，清董若雨的《西游补》，张南庄的《何典》。写有《读<海上花列传>》、《<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
文学翻译
刘半农是首批翻译外国散文诗的作家之一，也是第一个把高尔基作品介绍到中国，最早将狄更斯、托尔斯泰、安徒生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译者。他在翻译时对声韵等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声调是不能迁移的东西，对于艺术作品的感染力表现非常重要，因此主张翻译应以直译为主，在忠实翻译原文本意的同时，要尽力保存原文的语言方式，并要译出原文的真实感情。刘半农在译诗时，往往将原文当成乐歌看待，并认为这相当于中国的词曲，即能够在谱上曲后进行演唱。因此他的译诗较多地选择了五言古体的形式，为译诗的音乐品质提供了保障。其译著主要有《法国短篇小说集》、《茶花女》等。
语言科学
在语言科学的领域里，他的研究涉及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各方面。
语音方面
在国外，刘半农研习实验语音学，致力于汉字声调的研究。他测试了中国十二种方言的四声，撰著了《四声实验录》。他指出：四声和声音的强弱没有关系，和音质、长短有些关系，而决定四声的主要是音的高低。这种高低是复合音，是由此音移入彼音，移入时是滑的，而不是跳的。这个论断，科学地解决了四声是什么的问题。回国后，他在北大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记录了七十余种方言。根据七十余种方言的音素，编成《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撰写了《北平方音析数表》，分字音为“头”“面”‘颈”“腹”“尾”“神”六项，以六位数字表示一字的切音。此外，还写有关于语音的论文多篇，创制并改进了测音仪器，翻译了法国保尔帕西的《比较语音学概要》。他先后创制了刘氏音鼓甲乙两种、声调推断尺、最简音高推断尺、四声模拟器等语音实验仪器。他先后记录了全国70多处方言，还借助研究语音的仪器测试古代乐律。
汉字改革
刘半农主张汉字改革，认为汉字最终应走拼音化的道路。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发起成立“数人会”，经过二十二次讨论，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他认为，汉字在实行拼音制以前，写简化字是必不可少的办法，因此与李家瑞编《宋元以来俗字谱》。这本书表现了八九百年以来，简笔字演变的轨迹。
辞书建设
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向北大研究所提出《编撰<中国大字典>计划概要》。由于需要大量经费，无法实现。民国二十年（1931年），拟编《大学辞典》，也因经费无着而作罢。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为北新书局编撰《标准国音中小字典》，共收九千余字，还附录有他创制的《点直曲检字法》。他还为《中国大辞典》撰写了三百多页的“一”字稿本。此外还写有《打雅》等文章。他还倡议使用“她”“它”二字，作为代词。
语法研究
在语法研究方面，民国八年（1919年）北大出版组印行了他的《中国文法通论》。他对于机械地模仿外国语法的《马氏文通》体系不满，主张结合我国语言实际，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还反对以引用古奥的例句为尚的陈规，主张采用习见的和口语的例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为高中生写了《中国文法讲话》。
其他方面
戏曲改革
对于戏剧改革，他认为雅化了的昆曲，应处于历史艺术的地位，受人鄙视而仍有观众的京戏，应当进行改良。主张摒弃“恶腔死调”，改正剧本没有理想和文词不通的弊病，而以白描笔墨和方言去写脚本。以后，他为《梅兰芳歌曲谱》和《腔调考原》作序，对于京剧改革的阐释有所变化。他为使话剧发展取得借鉴，还翻译有剧本《戍獭》、《小伯爵》、《琴魂》、《天明》、《茶花女》。
乐律研究
写有《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律》、《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等论文多篇。说明中国乐律是建筑往“倍半相生”和“三分损益”两大原则之上，不宜于“变调”；而明代朱载堉发明的十二等律，解决了“变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是划时代的贡献。他对中国古代将乐、度、历混为一谈，更羼入荒诞的五行学说的乐律观，进行了批判。他还对中国古代乐器的音律，进行了实际测试。
文物考古
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京中国学术团体和瑞典考古学者斯文赫定，共同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他多次参与谈判，被推举为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民国十七年（1928年），去日本出席东方考古学协会的学术会议，在京都东亚考古学会作了“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的演讲。6月，在奉系军阀退出北京时，发起组织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他还对美国中亚考古团在蒙古非法盗掘文物、中法考察团的法方成员一再违反协定并殴打中国团员等事，多方进行过斗争，并在《北旧》、《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介绍黄种巡察团》等文中予以揭露和抨击。他还进行考古调查，在河南巩县、洛阳发现北魏和唐代的乐舞造象，又作“古度量衡举”，仿造汉代日晷仪。
摄影艺术
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的《半农谈影》，是中国第一部探讨摄影艺术的著作。
刘铭传（1836年—1896年），清朝名臣，系台湾省首任巡抚，洋务派骨干之一。
1864年，授直隶提督。无锡之战中，率中路淮军俘太平军黄子隆以下两万余人。先后于黄陂、潍县、寿光等地败东捻军。后向李鸿章献计，将西捻军引到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狭长地带，铭军在西捻军被围后与之决战，致西捻军全军覆没。以收平西捻军的全功而晋爵一等男。1884年，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于淡水等地率军击败法国舰队的进犯。
1885年，任台湾巡抚。在台任职期间，进行了编练新军，修建铁路等一系列洋务改革；开煤矿，创办电讯，改革邮政，发展航运事业，促进台湾贸易，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了台湾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台湾防务亦日益巩固。为台湾的现代化奠定了深远的基础。后加兵部尚书衔，帮办海军军务，1891年辞职。其治台策略与理念，后来由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承续，是推动台湾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有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湾近代化之父之誉。1896年1月12日在安徽六安刘新圩病逝。赠太子太保，谥壮肃。身前著述有《刘壮肃公奏议》及《大潜山房诗稿》刊行问世。2011年4月12日，刘铭传遗骨葬到其故里。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刘铭传，公元1836年9月（清道光十六年七月）出生于合肥西乡（今肥西县）大潜山麓的刘老圩。刘家世代务农，父刘惠，生6子，刘铭传最幼，排行第六。
儿时患过天花，乡里称“刘六麻子”。刘铭传11岁时，父亲病故，随后大哥三哥又相继去世，其他几个哥哥各自成家，此后便与母亲周氏单独生活。母子相依为命，靠贩私盐为生。刘铭传性情豪爽，同当地青年人相处甚好。
有一天，刘家因缴不出团队的粮食，被当地土豪侮辱。刘铭传向土豪警告道：“你们不能再作威作福，欺侮乡民，否则，我就要宰掉你！”土豪见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毛头小子，狂笑道：“孺子还敢阻挡我吗？”刘铭传夺下土豪的佩刀，手起刀落，劈下那土豪的头颅，跑回乡里大呼：“某土豪给我杀死了，你们要保卫家乡，就跟我来吧！”当即有数百名乡里青年表示拥戴。刘铭传便领着这些青年，在大潜山修圩筑寨，开始了团练生涯。
领铭字营
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李鸿章受曾国藩指派，到合肥招募淮军。刘铭传同张树珊、潘鼎新、吴长庆等各领本部团练投奔。曾国藩对这批新募淮勇极为重视，所有器械粮饷的供应悉仿湘军，手订营制，亲到校场检阅，命刘铭传充任“铭字营”营官。“铭字营”中多为刘家子弟，刘铭传在营中职务最高，辈份也最高，其骨干将领皆为刘家子弟和刘铭传办团练中结纳的“同里敢战之士”，他们绝对服从刘铭传的指挥，成了刘铭传起家的重要帮手。
四月，刘铭传率领“铭字营”和张树声的“树字营”等淮军一起，从安庆乘坐外国商船驰往上海驻防。五月二十日刘铭传率部与太平军初次接战，先后占领杭头和新场两地，直迫南汇城下。此时，南汇太平军守将吴建瀛和刘玉林发生动摇，通过当地团练头目前来“乞和”。
因吴建瀛还有所犹豫，刘铭传一面派部将前往刘玉林处联络劝降，一面与潘鼎新率部进逼城下，刘玉林乘机挟持吴建瀛出城投降。吴建瀛是安徽人，部下士卒也多是皖北籍，刘铭传以乡情、高官厚禄相引诱，将吴部驻南汇太平军1 万多人中老弱裁剪淘汰，收编为8 营，大大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五月三十一日，刘又率部击退从川沙方向来攻的太平军，于第二天乘胜攻占川沙。刘铭传因此升游击并获赏戴花翎。
连战连捷
淮军在上海站稳脚跟后，随即奉命进兵苏南。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珊等率3000淮军，由水路直扑福山。登岸后，骄兵轻进，在同观山与太平军遭遇激战，被打溃。
后来，在由外国雇佣军组成的洋枪队援助下夺下福山。刘铭传升“以总兵补用”，不久担任江苏狼山镇守使。随后，刘率部同其他淮军一起，连占太仓、昆山，攻下江阴县城。刘铭传又被升为记名提督。十二月，刘铭传乘机向无锡太平军发起进攻，经过一天巷战，俘守将黄子隆、黄德懋父子以下2 万多人，被清廷“加恩赏头品顶戴”。
公元1862 年（同治二年）十二月，刘铭传奉命率部参加合围常州的战役，由于城内太平军“顽强抵抗，寸土必争”，刘铭传等部淮军数次进攻均被打退，伤亡惨重，经过4个多月激战，才攻下常州这座孤城。淮军入城后，疯狂屠杀了护王陈坤书以下太平军将士近万人。刘因功被“赏穿黄马褂”。攻下常州、苏州以后，淮军实力大为扩展，刘铭传部已独立成军。
辖有左、中、右3 军，每军6 营，共18 营，另有炮营1 营，加上亲兵营及幕僚人员，铭部拥有9000多人，洋枪4000多支，成为淮军中的劲旅。公元1863年（同治三年）七月，太平天国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由洪仁玕等护送到广德，后又被堵王黄文金迎往湖州，不久复回广德。刘铭传奉令跟踪追击，攻陷湖州、打下广德，毙太平军堵王黄文金。洪仁、洪天贵福辗转至江西，先后被俘殉难。刘铭传被清廷“补授直隶提督”。年仅28 岁的刘铭传，一步步登上清朝军队的最高军阶，成为当时淮军将领中任军职最高的人。
镇压捻军
公元1864年（同治四年），曾国藩督师剿捻军，刘铭传奉令率军由广德北上。时清将僧格林沁正率精锐骑兵尾随捻军左奔右突，疲于奔命。铭军秉承曾国藩、李鸿章旨意，保存实力，驻六安、霍山一带按兵不动。僧格林沁部1.1 万多人马被捻军全歼，僧格林沁毙命。清廷闻讯震怒，严旨申饬曾国藩，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十一月，刘铭传尾追捻军，冲过周家口，强渡沙河，在宏济桥与捻军赖文光、任化邦、牛洛红等遭遇，铭军凭借洋炮队火力，杀伤捻军甚众，于次年三月攻下黄陂县城，刘铭传因此官复原职。九月，捻军赖文光部与张宗禹部冲破曾国藩的沙河防线，进军河南中牟，分为东、西捻军。曾国藩河防战略失败，引咎辞职，清廷令李鸿章接任。
李鸿章趁机扩充淮军，由4 万人扩展到7 万人，铭军马营增加尤为迅速，在淮军28个马营7000多匹战马中，约有13营3500多匹隶属铭军。铭军负责追剿东捻军，历时三载，最后在杨州瓦窑铺将东捻军战败。清廷授予刘铭传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赏给白玉柄小刀等物品。刘铭传以封赏太少，告积劳成疾不能坐骑为由，请假回乡养病。在东捻军垂危之际，西捻军闻讯驰援，直逼天津。清廷惊恐，严旨不停催促刘铭传率军护卫。刘铭传向李鸿章献计，将西捻军引到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狭长地带，铭军在西捻军被围后与之决战，致西捻军全军覆没。刘铭传以收平西捻军的全功而晋爵一等男。
失意闲居
随后赴陕甘，配合左宗棠镇压回民叛乱。至陕甘后，刘铭传头伤后遗症复发，加之李鸿章保荐出任陕西巡抚未成，以“脑痛欲裂”为由，奏准获假3个月回籍休养。此时铭军已有2万人马，刘铭传推荐甘肃提督曹克忠统领。刘回家不久，铭军武毅右营士兵因不服曹克忠管理而发生哗变。因此，刘铭传以荐举非人而受革职处分。刘铭传心灰意冷，退志更坚，即在家乡大兴土木，修建庄园，修成合肥西乡的刘老圩和六安麻埠的刘新圩。
保卫基隆港
刘铭传闲居十几年中，国事日益衰败，外患也日益严重，在同一些办洋务和具有改良思想的人士交往中，其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常常中夜彷徨，不能安眠。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已解甲归田，在乡间隐居多年的刘铭传愤然而起，准备重赴沙场，杀敌报国。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台湾事务大臣，筹备抗法，不久又授福建巡抚，加兵部尚书衔。1884年六月，法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台湾海面，清廷诏令刘铭传入京，他当即上了一道《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慷慨主战。6月26日，清廷下诏，命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就在同一天，法国政府下令将驻越南的东京湾舰队和南中国海舰队混合编组，成立一支特遣舰队。刘铭传于1884年7月16日抵达基隆，第二天即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增筑炮台、护营，加强台北防务。在他到达基隆的第15天，战争就爆发了。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越南北部及中越边境进行；第二阶段战火扩大到福建台湾沿海，有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尤以台湾陆战最为激烈。
1884年8月4日，法舰直逼基隆，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和副司令利士比派一副官上岸，要求守军“于明日上午八时以前将炮台交出”，守军置之不理。5日，法舰在利比士的指挥下齐向基隆炮台猛烈开火，摧毁了清军数处炮垒及营房，守军于死伤十余人后向内地撤退。法军登陆，占领基隆港，将港内各种设施和炮台进行破坏。6日下午，法军陆战队向基隆市街搜索前进，并攻击附近高地。守军在刘铭传亲自统率下奋勇从各个方向进行反击，逐渐缩小包围圈。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法军伤亡100余人，狼狈逃回军舰，侵占基隆的计划破产了。
法军侵犯基隆首战即告失败，于是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和议条件，清政府再次拒绝。此时，法舰已有预谋地集中于福州马江，乘清军将吏相信“和谈大有进步”、丝毫不作准备之际，于23日下午发动突然袭击，把福建水师所有战舰全部击沉，然后炮轰马尾造船厂和马江沿岸各炮台。从此，法军就牢牢地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得以随心所欲地全力侵台。
孤拔再犯基隆。守军奋勇抵抗约两小时，伤亡百余人，最后被迫后撤。法军乘势登陆进攻，基隆港湾及周围阵地尽失，基隆市区告危。这时，法军在利士比的指挥下正进攻沪尾。刘铭传在得到大批法军猛攻沪尾，沪尾不断告急要求增援的消息后，考虑到台北府城是统帅部所在地，军资饷械集中于此，不可稍有疏虞。为保台北，沪尾重于基隆，于是决定撤离基隆，移师沪尾。法军占领基隆后，于8日又对沪尾发起进攻。利士比以战舰七艘轰击沪尾市街和各处据点，然后登陆，分几路前进。法军不惯于陆战，一进丛林，便失去了统一指挥，只得各自为战。这时，预先埋伏在各处的清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奋起截杀，锐不可当。在短兵相战中，守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展开近战，而法军却溃不成军，伤亡累累。到最后，法军弹药已罄，全线崩溃，只得奔向海滩，逃回舰上。在这场战斗中，法方自认死27名，伤49名；刘铭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我军阵亡哨官三员，死伤兵勇百余人，法军被斩首二十五级，枪杀三百余人。此外又俘获法兵十四名，枭首示众。”通过这次战役，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淡水的败战突然发生，它一方面使我们看出中国兵力的强大，一方面使我们明白局势的危险。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自此以后，法国舰队只能轮流在淡水河口对这个海港实施封锁，再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
法国新的和议条件，其中一条是法国占领基隆、淡水作为可以接受第三者调停的先决条件。由于淡水大捷，清政府断然拒绝这样的条件。为了挽救进攻受挫、和谈停顿的困境，法国侵略者宣布自10月23日起封锁台湾。法军的封锁使台湾对外贸易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粮饷支绌。但在这种情况下，全台军民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许多大陆大小船只，不顾风浪和被截捕的危险，采取夜航、偷渡或在东南部海岸登陆等方式，突破法军封锁线，把3000名淮军、60门钢炮、9000支步枪、200万发弹药、40只鱼雷和10万两饷银安全运到台湾。沿海地方当局也纷纷“协饷馈械，南洋最多，北洋次之”。此外，云南广西两省军队也相机向安南边境的法军阵地进攻，以为牵制。在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援下，台湾终于度过了法军封锁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危机，使敌人的封锁计划完全破产。
法军自淡水惨败后，即集中注意力于基隆。从11月以来，双方冲突时断时续。1885年1月以后，战斗加剧。3月初，法军增兵大批到达，3日法军派出精锐1300余名猛扑月眉山，5日又出动2000名直攻戏台山。守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月眉山失守，退守基隆河南岸，河北地区悉为敌所占据。两军隔河对峙，直至战争结束。法军多次进攻，用了不少气力，而始终局促于基隆港周围一隅之地，经常受到强大守军反攻的威胁。为了摆脱进退维谷的困境，法军于3月29日向澎湖发起进攻，31日占领澎湖岛。但与此同时，法军在镇南关大败，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中国占有了极其有利的形势。清政府决定“乘胜即收”，《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在天津正式签订，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开放蒙自、龙州两地与法国通商，法军撤出基隆、澎湖，并撤销对于中国海面的封锁。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法国侵占台湾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结束。
督办台湾
公元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廷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在台湾任职期间，修建铁路，开煤矿，创办电讯，改革邮政，发展航运事业，促进台湾贸易，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了台湾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台湾防务也日益巩固。清廷加刘铭传兵部尚书衔，帮办海军军务。公元1890年（光绪十六年），刘铭传因通商口岸税务问题上与外商交涉及基隆煤矿招商承办等事，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和清廷的严厉申斥，忧病交加，被迫向清廷提出辞呈。次年清廷准其辞职。刘铭传怀着忧郁之心乘船离开他苦心经营7 年之久的宝岛。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溃败，清廷令刘铭传出山，刘因病重辞命。不久，《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刘铭传得知自己一生中花精力最大创置的台湾省被割让给日本，忧思郁结，口吐鲜血，于光绪二十二年一月十二日在六安刘新圩病逝。赠太子太保，谥壮肃。
刘道一（1884年—1906年），湖南湘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少年时期喜欢阅读进步书籍，1903年受革命潮流影响，加入华兴会。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刘道一受黄兴委任为萍浏醴起义领导人。到达长沙后，刘道一将核心同志召到水陆洲船上秘密开会，商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不幸的是，刘道一因在长沙、衡山等地运动新军、筹集军火，引起清政府注意，在从衡山返长沙途中被清军逮捕。面对严刑拷问，刘道一怒斥道：“士可杀，不可辱，死即死耳！”在狱中写下：“天地方兴三字狱，但期吾道不终孤。舍身此日吾何惜，救世中天志已虚”的诗句。1906年12月31日，刘道一在长沙浏阳门外从容就义，年仅22岁。
刘道一牺牲后，孙中山题写悼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黄兴题写悼诗：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刘震（1915年—1992年），原名刘幼安，湖北省孝感孝昌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奠基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15年3月3日，刘震出生在湖北省孝感孝昌县的小悟乡刘家嘴一农民家庭。在贫寒的家庭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土地革命
1930年3、4月间，孝感东北部的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刘震在这个时候参加了赤卫军。在斗争中，刘震逐渐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真正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1931年9月加入红军，被分配到陂孝县红军游击大队当战士。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春，刘震被调到鄂东北道委特务4大队1分队1班当战士。
1932年8月，在河南光山柳林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6月，中共鄂东北道委特务4大队改编为红25军手枪团，刘震在1分队1班当战士。
1934年5月，担任224团1营1连指导员。
1934年11月，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了长征。刘震从224团调到225团，任1营1连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认真执行上级命令，率领部队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因在战斗中指挥有方，被任命为1营政委。
1935年9月，红25军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胜利完成了长征。整编后，任红15军团第75师225团政治委员，带领部队先后参加了陕北劳山、榆林桥战役。
1935年11月初，红15军团和红军陕甘支队（即红一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次年2月，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行了东征战役。这时，刘震调到强渡黄河的突击团223团，任团政治委员。
1936年2月24日晚，东征渡河战斗打响了，223团以突击队为先导，他率1营为第一梯队，利用夜色掩护，从无定河出发，在山西石楼县贺家凹西北登岸。经激烈交火，先头部队占领了滩头阵地，次日拂晓，全团渡过黄河，尔后刘震率第223团转战晋西北。
1936年4月，223团扩编为73师，刘震任该师政治委员。东征战役结束后，奉命到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重返红15军团，担任75师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75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688团，刘震任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
1937年12月，率部随344旅开赴冀西平（山）、井（陉）获（鹿）三角地区，伺机打击正太、平汉路之日军。次年3月，又奉命开赴晋东南，参加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作战。
1938年6、7月间，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粉碎日军对中条山的进攻，奉命率领688团3营600多人开进中条山。除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外，刘震还支持发展当地群众性的游击斗争，并积极扩充部队，仅半年时间，就发展到近千人。
1938年11月，第344旅组建独立团，刘震任团长，奉命到冀鲁豫边区开展斗争。
1939年2月，边区部队统一组成冀鲁豫支队，独立团改为该支队第1大队，任大队长。在支队和中共鲁西南地委的领导下，指挥第一大队为保卫鲁西南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0年初，刘震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八路军第2纵队第344旅旅长。
1940年5月，率部参加了讨伐顽军石友三的战役。
1940年6月，奉命南下的第2纵队在涡阳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第344旅编为第4纵队第4旅。合编后，率领第四旅担任开辟和坚持淮上根据地的任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第四旅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第10旅。
1941年5月，率10旅奉命进到津浦路东，在洪泽湖以北和以东地区，开展边沿区斗争。
1941年9月，第10旅奉命拨归新四军第3师建制，调往苏北淮海地区，实行主力地方化，刘震任第10旅旅长并兼任淮海军分区司令员。
1944年春，苏北新四军部队开始对日军反攻，刘震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高沟战役、杨口战役、林公渡战斗和叶圩子战斗。还参加了阜宁战役，给苏北的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45年1月，中共华中局决定由刘震兼任淮海地委书记。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可盘踞在淮阴、淮安两城的伪军拒绝向抗日军民缴枪。
解放战争
1945年9月6日，指挥部队采取重点爆破与猛烈火力相结合的打法，迅速攻入淮阴城，击毙伪军28师师长，全歼该师9000余人，取得了部队从长期游击战转向对预有防御城市的攻坚战的重要经验。随后，又率部参加了解放淮安城的战斗。
1945年9月下旬，新四军第3师奉命进军东北，刘震被任命为副师长。
1945年11月底，3师在锦西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
1945年12月下旬，奉命在义县地区指挥5个团阻击国民党部队，掩护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在辽西前线安全转移。
1946年1月，率8旅主力及师特务1团，攻克吉林通辽，全歼国民党守军1400余人。
1946年3月，刘震被任命为中共吉江省委书记，并兼吉江军区司令员。同年6月，奉命和吴法宪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任司令员。
1947年春，率领第2纵队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在打靠山屯及新立屯等战斗中，歼国民党军3200多人，使第2纵队在战斗中提高了打运动战、攻坚战的能力。
1947年5月，率第2纵队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5月16日，指挥部队经长途奔袭，对怀德发起总攻，经过激战，于17日攻克怀德，全歼守敌5000余人。紧接着，率第2纵队主力迅速迂回，进行大黑林子歼灭战。
1947年6月，第二纵队攻克昌图。
1947年9月，指挥部队参加秋季攻势。在12月开始的冬季攻势作战中，率部经5个小时激战，攻克彰武，全歼国民党守军49军79师9000余人。中共中央为此专门致电嘉勉。
1948年10月3日奉命参加攻克锦州的战斗。
1948年10月14日10时，在攻占了锦州城西北的外围据点后，发起了对锦州的总攻。他指挥部队从西北门突破，经过纵深战斗，15日18时攻锦战斗胜利结束。第2纵队在该战中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几天后，率部赶赴辽西，协同兄弟部队全歼廖耀湘兵团。
1948年11月1日，指挥2纵队和第1纵队，担负了主攻沈阳的重任。战至次日拂晓，全歼沈阳守敌，在攻沈阳战斗中，第2纵队共歼国民党军3.1万余人，俘获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周福成等将官18人。
辽沈战役后，第2纵奉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刘震任军长，随即率部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39军完成了从城东突破的任务，歼国民党军2万余人。
1949年4月，刘震被任命为新组建的14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继续指挥部队向华中南挺进。
1949年8月1日，改任13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
1949年9至10月，率部参加了衡宝战役，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之后，又指挥部队参加了广西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残部3.2万余人，并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解放了广西全境。
建国之后
1950年10月，刘震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0年11月调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兼志愿军空军司令。
1951年9月25日、26日、27日，刘震将军指挥空四师，大战美空军，三天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首创击落美最先进F-86飞机战绩。
1951年12月2日、5日、8日，刘震将军指挥空三师再战美空军，共击落敌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此次空战规模空前，战果辉煌。”
1954年3月，刘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4年10月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8年9月兼任空军学院院长、政治委员。
1973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77年起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书记（后为第2书记）。
1980年至1985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还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一次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三大时，继续当选。
刘震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著有《刘震回忆录》。
1987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2年8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荣誉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奠基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主要作品
著有《刘震回忆录》（1990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还参与编辑了《星火燎原》（解放军出版社）。
刘道一（1884年—1906年），湖南湘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少年时期喜欢阅读进步书籍，1903年受革命潮流影响，加入华兴会。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刘道一受黄兴委任为萍浏醴起义领导人。到达长沙后，刘道一将核心同志召到水陆洲船上秘密开会，商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不幸的是，刘道一因在长沙、衡山等地运动新军、筹集军火，引起清政府注意，在从衡山返长沙途中被清军逮捕。面对严刑拷问，刘道一怒斥道：“士可杀，不可辱，死即死耳！”在狱中写下：“天地方兴三字狱，但期吾道不终孤。舍身此日吾何惜，救世中天志已虚”的诗句。1906年12月31日，刘道一在长沙浏阳门外从容就义，年仅22岁。
刘道一牺牲后，孙中山题写悼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黄兴题写悼诗：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刘锦棠（1844年—1894年），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父亲刘厚荣、叔父刘松山，都是湘军中的军官。刘锦棠10岁时，其父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丧生。成年后，投入叔父所在的湘军，随同叔父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作为左宗棠主力而平定西北区域的同治回乱和新疆乱局里的阿古柏继承人伯克胡里势力，积勋至州同、巡守道，还获得了“法福灵阿巴图鲁”（满语，对英雄的美称） 的荣誉称号。
为父报仇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出生于湖南湘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刘厚荣参加湘军，在岳州（今岳阳）被太平军击毙。从“报其父仇”的目的出发他15岁时投入刘厚荣生前所部。此后随其叔父刘松山转战于江西、安徽、陕西等地，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积功至道员，成为老湘军中后起的年青将领。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陕西，甘肃等地回民相继举行起义，屡败清军。1867年（同治六年），清廷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兵镇压回民起义军。1869年6月，清军兵锋直指甘肃义军的重要基地金积堡。左宗棠以刘松山老湘军为主力，对金积堡地区发起猛烈进攻。由于回民起义军积极防御作战，清军粮运不继，进展缓慢。1870年2月14日，老湘军统领刘松山被义军击毙，清军士气大挫。为了应付危局，左宗棠起用当时任老湘军营务总理的刘锦棠代理统领。并提出了“坚守”与“退屯”两种方案供其选择。刘锦棠审时度势，认为“坚守”、“退屯”均不可取，力主继续进攻。他向左宗棠建议说：“吾军深入乏食，不力战，贼即乘我，灵州旦暮失，大局不可支矣”（何维朴：《刘襄勤史传稿》，第3页），“必戳力致死，而后军可全。”（《清史稿·刘锦棠》第41册）这一意见得到了左宗棠的赞同。
1870年，刘松山在甘肃金积堡围攻起义回民马化龙部被击身亡。清廷根据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推荐，命刘锦棠接统他叔父留下的老湘军。这一年他才26岁。马化龙在刘锦棠的猛攻之下投降，刘锦棠也因战功而得到了云骑尉的世职。一年多以后，他又攻占西宁、肃州(今酒泉)，被派署理甘肃西宁道。
为了激励士气，刘锦棠召集部将鼓动说：我军功在垂成之际，不幸将亡师败。各位都是跟随我叔父多年的老将，难道忍心就此罢兵吗！统一将领们的思想后，他又将刘松山的灵柩放在军营之中，激发起大家的复仇之心，继续向金积堡地区进攻，次年初迫降回民军领袖马化龙，占领金积堡。
平定西北回乱
他最大的活动是作为左宗棠主力，平定西北区域的同治回乱和平定新疆乱局里的阿古柏继承人伯克胡里势力。清代的甘肃还包括宁夏府、西宁府。
进攻金积堡、平定马化龙
甘肃宁夏府吴忠县的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50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枕黄河。堡外有两个险要的地方，一是西面的峡口，它是黄河青铜峡的峡口，又是控制流经金积堡的秦渠和汉渠的进水口，二是东面的永宁洞，它是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也是控制秦、汉二渠的出水口。为了抢占有利地形，刘松山曾集中兵力攻下了这两个军事要点，但峡口不久又被回军夺回，清军陷入了将被回军水淹的不利境地。为了扭转这一态势，刘锦棠首先加强了粮道防护和对永宁洞的防守，接着率兵攻占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的各堡寨，为攻取金积堡打开了通路。对刘锦棠的这些部署与战果，左宗棠很满意，上奏清廷，“荐其才可大用”。清廷立即下旨，加封刘锦棠三品卿衔，令其正式统领老湘军。
为了抵御刘锦棠的进攻，回乱军首领马化龙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修堡建垒，使金积堡内外墙壁纵横，堡垒环列，渠水环复，易守难攻，还相继掘开了秦渠、板桥堰和山水河，使清军营地陷入一片水泊之中。面对这些困难，刘锦棠毫不畏惧。他身先士卒，往来于烂泥之中，率领老湘军逐次进攻，步步为营，苦战数月，终于攻占了金积堡外围各堡寨，开始转入对金积堡的进攻。金积堡修筑得十分坚固，堡墙高4丈，厚3丈，周长9里，堡中有堡，防守十分严密。刘锦棠则以深沟高垒围困。他令清军环堡挖了两道深1丈宽3丈的长壕，壕边筑起高约丈余的围墙，切断金积堡与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还筑成几座炮台，居高临下，不断向堡中轰击。终于迫使马化龙于1871年1月6日到清营投降，遂占金积堡。3月2日，按照左宗棠的指令，刘锦棠正法了马化龙父子及1800多名回军将士。
1872年7月，刘锦棠护送刘松山灵柩回湖南安葬。
平定西宁马桂源回军
当时西宁府属于甘肃。
一年之后，他率领18营老湘军进攻马桂源和马本源领导的甘肃西宁府回民乱军。由于回军利用西宁以东从小峡到大峡90里险要山谷坚决屠汉，刘锦棠只好强攻，前后两个多月，血战50余次，才攻占峡口隘路，进驻西宁。
平定新疆乱局
战争背景
19世纪中叶新疆的大部分地方正处于阿古柏的铁蹄之下。阿古柏已经侵占新疆南部和北部的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伊犁谷地则被沙俄军队非法霸占着，只有哈密、巴里坤、布伦托海、塔城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尚在清政府的控制之。
全国人民迫切期待清政府派兵入新，驱逐入侵之敌，收复新疆。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挥兵出关。对于湘军的战斗力和刘锦棠的指挥才能，左宗棠是了如指掌的。他在筹划和调派入新参战部队时，命刘锦棠担任总理西征大军的营务事宜，并负责指挥前敌诸军的军事行动。
31岁的刘锦棠，以湘军统领的身份总理了西征各军的营务，事实上担任了收复新疆的重任。他按照左宗棠关于先取北路后收南路的作战方针，率领湘军及其他各军，逐个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北疆各城；攻克了阿古柏重点设防的胜金口、达坂城等天山隘口和吐鲁番一带；然后出兵南路，先后收复了喀喇沙尔（今焉膏）、库车、阿克苏、乌什等东四城；收复了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今喀什）、和田等西四城。
阿古柏在清军节节获胜时，在库尔勒服毒自尽。他的儿子海古拉于携尸西窜的路上，被其胞兄伯克胡里设伏兵击杀。伯克胡里在清军收复喀什噶尔前夕率残部逃回已被沙俄占领的浩罕。
阿古柏匪徒在后方巢穴中的一些英国、土耳其教官和工匠，一夜之间成了俘虏。他们惊叹清军行动的神速，称刘锦棠为“飞将军”。 随着西征军的节节胜利，刘锦棠先后获得了骑都尉世职、赏戴双眼花翎、三品京卿候补。后来又由骑都尉晋升为二等男爵、补太常寺卿、转通政使司通政使。1878年左宗棠奉诏还京时，被清廷命为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刘锦棠从喀什噶尔赶回哈密，接受新的职务。由于收复新疆的战役的结束，刘锦棠一生的戎马生涯也告结束了。不久，通过外交谈判，清政府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给沙俄，俄兵退出伊犁九城。新疆的一系列善后工作，直到新疆建省等，都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刘锦棠的身上。这一年，他还不到35岁。
收复新疆之役，从1876年8月开始，到1878年1月结束，前后只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饱受蹂躏之苦的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和配合清军作战，轮台、库车、拜城、阿克苏、乌什、阿合奇等地的维吾尔、柯尔克孜族人民，更是奋起驱逐敌寇，据城而迎清军。所以， 这次收复新疆之战出乎意料地顺利迅捷。其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这一战争的正义性，而刘锦棠信任并善于利用维吾尔等族人民提供的情报，善于分化瓦解敌人营垒，善于捕捉战机、及时调整军事部署，也是一些重要因素。
北疆作战
1873年10月底，刘锦棠又奉命率5营人马参加攻打肃州（今甘肃酒泉）。他利用义军降将喊话诱降，守城义军首领马文禄于11月4日开城缴械。左宗棠历数部将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战功，将刘锦棠排居第一。清廷依此擢升他署甘肃西宁道。
1875年，中亚地区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新疆动乱之机，率兵侵入天山南北，在英、俄两国的支持下，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的殖民统治。 1871年，沙俄又直接出兵强占了伊犁地区。1873年，原陕西回民起义军首领白彦虎叛国，率部投靠了阿古柏。面对外敌入侵和李鸿章等重臣主张放弃新疆的严峻形势，刘锦棠以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坚决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从1875年（光绪元年）春开始，刘锦棠驻扎凉州（今武威），积极整军备战，将55营老湘军精简成25营，并结合新疆的敌情与地理特点，进行了一年多的作战训练，为收复新疆准备了一支劲旅。1875年5月3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于9月24日向清廷推荐他认为“英锐果敏、才气无双、志虑忠纯”的刘锦棠为前敌指挥，总理行营事务，很快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在肃州统率25营老湘军分批经过千里戈壁，向北疆进军。他依据左宗棠“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决定在“新谷遍野、有粮可因”的新秋之际发起北疆作战。7月下旬，会合先期进疆停驻于济木萨（今吉木萨尔）的金顺部39营人马，首先进占阜康，准备攻打古牧地（今米泉），撤除乌鲁木齐的屏障。
防守乌鲁本齐地区的有投降阿古柏的马人得、白彦虎等部2万多人，其中6000多人驻守古牧地。从阜康到古牧地有两条道路，一是途经戈壁、缺乏水源、无敌军防守的大道，一是途经黄田，水源充足、但有重兵防守的小路。敌军意在迫使清军走大道，过戈壁，陷入人马渴乏的困境。刘锦棠将计就计，8月8日，派出部队掘井挖渠，开沟引水，摆出要走大道的架势。10日夜晚，突然率领精锐部队，从小路进击，当夜夺取黄田，第二天进围古牧地。他令炮队在城外修筑炮台，用开花大炮把城墙轰塌了几个缺口，令突击队从缺口抢攻入城，于17日占领古牧地，全歼守敌。
攻取古牧地时，刘锦棠从缴获的信中获悉乌鲁木齐防守乏人，南疆阿古柏韵援兵也难迅速到来。于是，立即决定乘虚蹈隙，除留两营兵力防守古牧地外，大队人马星夜向乌鲁木齐疾进。次日黎明，部队抵达乌鲁木齐外围，炮队在六道湾的山梁上架炮向城里射击。马人得、白彦虎没有料到清军如此神速，炮声一响，便弃城南逃。
收复乌鲁木齐之后，刘锦棠令金顺率部西攻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自率老湘军清剿残敌，准备南进。不料玛纳斯南城之敌负隅顽抗，金顺部清军久攻不克。刘锦棠又派罗长祜率领11营老湘军驰援，。这时大雪开始封山，刘锦棠遵照左宗棠的意见，进行整军备战，准备来年春天举兵南进。
阿古柏得知乌鲁木齐失守的消息后，从喀什噶尔（今喀什）赶到托克逊部署防御。他派心腹艾克木汗率步骑8500人和马人得、白彦虎残部，以及1万民团守吐鲁番，令其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率步骑4400人守达坂城，并在东西天山隘口之间筑起了一座新城；令其次子海古拉率步骑6000人守托克逊。三城互为犄角，妄图阻止清军南下。
1877年4月上旬，刘锦棠按照左宗棠三路并进的部署，与张曜，徐占彪约期进发。14日，刘锦棠率领31营人马（新补充了炮骑各3营），从乌鲁木齐南下，于16日夜晚包围达坂城，直至次日凌晨城中守敌才发现。天亮后，刘锦棠环城侦察敌情，坐骑中弹倒地，他易马而前。摸清城防概况后，命令各营环城挖壕筑垒，严密锁围。同时构筑炮台，准备强攻。当清军两次击退海古拉派来的援兵之后，爱伊德尔呼里盼援无望，便准备突围南逃。刘锦棠命令夜间遍燃火把，密切监视。 19日晚，城东炮台筑成，他当即下令以开花大炮向城内轰击。由于弹药库中炮爆炸，加之大风骤起，烈火燃遍全城。守敌惊溃，四散奔逃。刘锦棠一面指挥各营截击，一面发动喊话劝降。在军政攻势下，守敌头目纷纷投降，爱伊德尔呼里也被活捉，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对于大批俘虏，刘锦棠遵左宗棠之嘱，实行宽待政策，凡是新疆平民，不论哪个民族，全部释放回家，并发给衣粮。其他俘虏，愿留者留，愿走者走。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爱伊德尔呼里主动给阿古柏写了劝降信。在整个进军南疆的过程中，刘锦棠始终实行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对分化瓦解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攻占达坂城后，刘锦棠分派罗长祜率步骑6营与张曜、徐占彪两路人马于26日攻取了吐鲁番。自率骑兵于同日赶到托克逊，截住准备南逃的敌军。经过激战，除海古拉率2000多人逃脱之外，歼敌4000余人。至此，历时不到半月，胜利地结束了攻占三城的战役。
进军南疆
占领托克逊后，刘锦棠决定待秋粮采运充足之后再行南进。在此期间，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5月29日，阿古柏患中风而死，一说被部下打死）。海古拉携其尸南返时，被其长兄伯克胡里所杀。艾克木汗在库尔勒自称为“汗”，又被伯克胡里败于阿克苏，遂率残部逃入俄境。伯克胡里继承了阿古柏的汗位后，除留部分人马防守东四城外，自率主力退保西四城。
依据南疆八城的地理和敌军分布情况，刘锦棠把进军南疆的部队分成两个梯队：以老湘军为第一梯队，专门“主战”，以张曜部为第二梯队，“且战且防”。9月 27日，刘锦棠率领第一梯队32营先期出发，10月2日进抵曲惠。为了消灭逃至库尔勒观望动静的白彦虎，他兵分两路，令余虎恩，黄万鹏率马步14营，取道乌什塔拉，沿博斯腾湖南岸进攻库尔勒侧背；自率主力沿大路过开都河，从正面进捣库尔勒。9日，两路人马会师库尔勒时，白彦虎已西逃库车。针对白彦虎长于流窜的特点，刘锦棠断然决定亲率精骑1000、健卒1500先行追击，令罗长祜领大队人马随后跟进。在刘锦棠的带领下，先行部队从库尔勒启程后，三昼夜疾驰400多里，15日追到布古尔（今轮台）时，击溃敌骑千余。18日追到库车城外时，又毙敌千余。22日终于在铜厂和木杂喇特河（今木扎提河）追上逃敌，经过激战，消灭一部，余敌继续西逃。24日追到阿克苏城外时，当地维吾尔族人民已自动占领该城“以待官军”。这时，白彦虎部经乌什逃向喀什噶尔，伯克胡里留守东四城的残部则逃向叶尔羌。对于刘锦棠指挥的这一阶段作战，左宗棠十分满意地赞扬说：“三旬之间，迅扫贼氛，穷追三千里，收复东四城，歼敌数千，追回难民数十万，决机神速，古近以来，实罕其比。”（《左文襄公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413页）东四城克复之际，原来投降阿古柏的和阗头目尼牙斯反正，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以策应清军。叛国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也反正，率领原部占据了喀什噶尔汉城，因力单难支，派人到阿克苏向刘锦棠乞援。在这种情况下，刘锦棠毅然决定改变原定首先攻占叶尔羌的计划，不待第二梯队抵达阿克苏，不顾长途追击作战的疲惫，马上进军喀什噶尔。他令余虎恩率5营人马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玛纳尔巴什，进攻喀什噶尔；令黄万鹏率步骑9营取道布鲁特游牧地，疾指喀什噶尔，自率主力进驻巴尔楚克，居中策应。12月17日晚；余、黄两部兵临喀什噶尔城下，当晚将回城克复，伯克胡里和白彦虎分率残部逃入俄境。21日，刘锦棠进取叶尔羌，24日占领英吉沙尔，董福祥于次年1月2日进占和阗。一月之内，清军驰驱2000多里，夺取西四城，胜利收复了南疆。
捷报传到肃州大营，左宗棠情不自禁地称赞刘锦棠的指挥道：“筹策之周，赴机之速，古今未尝有也”，“大军西征，如飞如翰，自秋徂冬，挈回疆全境还隶职方，即劳烈而论，已足光垂史牒。若夫功成迅速，则实古今罕见之事。”（《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420页）清廷也高度评价刘锦棠“智勇深沉，出奇制胜，用能功宣绝域，（《左文襄公全集·奏稿》五十二卷，第49页），将其晋为二等男爵，5月晋太常寺卿，8月授通政使司通政使。
善后工作
新疆初复，城池残破，官无衙署，民无居室，渠道淹废，田园荒 芜。刘锦棠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目睹了这—惨景。他在新疆所做的 第—件事，就是设立善后局，处理善后事宜。
南疆的善后工作，都由刘锦棠一路收复，—路设局经理。当时军队里幕僚人员很多，善后局主要由这些人来经办。善后局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招集流寓失所的农民，将被阿古柏匪徒胁行的人民遣返原籍，贷给籽种，使能够迅速恢复生产。新疆干旱少雨，农业生产全赖引水灌溉。为此，又仿行以工代赈的方法，每日发给口粮，组织刚刚返回原籍的农民修复渠道、坎儿井。清军官兵也被派去参加兴修农田设施的劳动。这些措施，保证了南疆各地农业生产的恢复。人们衣食有了着落，社会也就日趋安定了。
刘锦棠在战后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最终促成了新疆建省的实现。新疆设立行省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有人提出。在清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又几次奏请朝廷在新暑开设行省，因为伊犁未经收复而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新疆建省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第二年清军进驻伊犁。
新疆建省的事又由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重新提出。刘锦棠也是主张新疆建省的。为了使行省制度早日在新疆实现，他比较了左宗棠和谭钟麟的两种方案，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新疆设立巡抚，驻乌鲁木齐，受陕甘总督节制。下设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分别辖治哈密至乌苏的天山山脉一带、焉耆至乌什的天山南麓一带、喀什噶尔至和田的昆仑山北麓一带；伊犁仍设将军，只管伊犁塔城边防，不再总统全疆军务。清政府批准了这一方案。刘锦棠奉旨委任了各道、府、厅、州、县的各级官吏之后，于1884年被朝廷简派为第一任新疆巡抚，第二年迁入省会迪化(乌鲁木齐)视事。
新疆设立行省后刘锦棠曾说，每遇到一点问题就有人怀疑建省全局是否行得通；碰到一点困难就有人认为什么都不合适。这主要来自同级或下级的干扰。其实，他改变左宗棠在新疆单独设置总督的主张而仅设巡抚、仍受陕甘总督管辖，未尝不是考虑到与陕甘总督谭钟麟的关系问题。他建议保留伊犁将军不在伊犁塔城设道，未尝不是考虑到与伊犁将军金顺的关系问题。后来金顺去职，他就设置了伊塔道，将伊犁、塔城两处地方置于巡抚的管辖之下。虽然后来担任伊犁将军的人一再要求恢复过去的权限，但是始终未能如愿。刘锦棠治新时奠定的行政体制，直到清朝灭亡一直没有被改变过。
与新疆建省相联系的是伯克制度的废除。伯克制是南疆维吾尔社会长期存在的统治制度。各地以阿奇木伯克为首，下设各种伯克二三十人。他们依仗权势，对维吾尔族农民进行残酷的徭役制剥削。维吾尔族农民为推翻封建徭役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1864年遍及全疆各地的农民起义，对伯克制打击最为沉重，伯克制已经名存实亡了。
刘锦棠在南疆各地建立善后局后，曾经委派一些不甘投敌的爱国伯克担任一些差使，却没有赋予他们什么实权。如征收田赋时，只让伯克们督催农民直接赴善后局缴纳，不允许伯克出面经办收取，而且以前一向由伯克全权处理的民政事务，也一概由善后局办理。
刘锦棠顺应了历史潮流，没有去扶植已经处在没落中的伯克们的权势，建省之后也只让伯克在地方基层政权中担任书吏和乡约。这些措施，都为日后怕克制的正式废除准备了条件。
1887年清廷下令取消伯克制，原先的伯克们的品级和地位大为下降，社会却安定如常，没有出现任何波动。随着新疆省的建立，新疆与内地行政建置的一体化，过去对内地人民迁居新疆的种种限制也都不存在了。为了吸引更多的无地农民到新疆来，加快新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刘锦棠修改了以往的屯田办法。新疆，尤其是北疆，是清代移民开垦的重点地区，分布面广的主要有民屯、兵屯、犯屯三种。刘锦棠正式奏报了新的屯垦章程，规定两名男丁为一户，给地六十亩，屯民初到时贷给八个月的口粮及三石籽种，借给七十三两银子作为置办农具、牛只和筑履等费用；头一年归还一半，第二年还清，第三年征收额定田赋的一半，第四年起征收全额田赋。这种待遇，比一百多年前的乾隆年间差，比起咸丰、同治年间却好多了。他还咨照内地各省督抚，鼓励贫苦无地农民来新疆开荒种地。在这以后的一个阶段内，移居新疆的农民很多。他还在南疆东部的尉犁一带开辟了一些新的农垦地区。
按先前的旧例，这类民屯的剥削还是较轻的，兵屯的剥削就重了，最重的是犯屯。所以，兵屯、犯屯的生产历来很不景气。因为勇丁种地都是差使，并不关心收成好坏，各地官员都在哀叹兵屯耗资太多而收获无几。刘锦常提出变通办法，不再将老弱兵勇派去种地从事兵屯，而是裁兵分屯，将土地分给裁减下来的老兵，依照民屯办法，向政府缴纳租赋。
漏网之鱼
伯克胡里和白彦虎漏网逃入俄境，刘锦棠“常引为大恨”。为此，他注重边防卡伦建设，加强了对残敌窜犯的戒备。
1878年9月，白彦虎派其心腹金山率几百人马，侵入阿克苏以西边境。27日，刘锦棠率骑兵900，步兵300，从喀什噶尔出发，沿边境急驰，截住该敌，活捉金山，全歼所部。
12月上旬，伯克胡里派其亲信头目阿里达什率480余人侵入喀什噶尔西部边境。刘锦棠认为，阿古柏残部屡次回窜，“名为该部寻仇，实由俄回嗾使”，“必大加惩创，方免频来扰边。”（《刘襄勤公奏稿》卷七）9日夜，刘锦棠亲率骑兵900，步兵1100人，兵分三路，在当地布鲁特人的协助下，全歼了这股敌军，击毙了阿里达什。
1879年初，原阿古柏部将艾克木汗勾结布鲁特头目阿布都勒哈玛，聚集了2300多人来犯，侵扰到离喀什噶尔只有200多里的博斯塘特勒克一带。刘锦棠出动4000多人马，兵分三路，乘艾克木汗袭击清军营寨之机，设伏于博斯塘特勒克山谷内外，诱其入伏，四面包围，除艾克木汗与阿布都勒哈玛领100余骑逃脱以外，其余全部被歼。
9月上旬，艾克木汗和阿布都勒哈玛又纠集2000多人马，“声言奉俄国号令，攻取喀，英各城”（《新疆图志》卷九十七，《奏议》七），经喀什噶尔以西 700余里的乌什恰提卡伦，兵临色勒库尔（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城下，企图先占该城作为立足之地，刘锦棠闻讯，亲率马步2000，携带干粮，经英吉沙尔，取道荒无人迹的岩壑山路，昼夜兼程向色勒库尔疾进。艾克木汗得知清军大队来援，便撤离色勒库尔向北逃窜。刘锦棠立即改道向北，凿冰为道，冒险翻越终年积冰的卡拉塔什达坂，以4昼夜驰800里的速度，终于追上逃敌，将其全部歼灭。
左宗棠评价刘锦棠歼灭窜犯残敌的作战指挥道：“用兵不越旬时，渠目几无漏网，而内地各城，安堵如故，鸡犬无惊者，则审机之明，赴机之速，有以致之。” （《新疆图志》卷九十七，《奏议》七）新疆各族人民对刘锦棠坚决保卫新疆的历史铭刻在心，当1898年俄国武装侵占新疆的帕米尔地区时，广大军民怀念说： “若前抚臣刘锦棠在任，断不至此。”（《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十一）
1880年3月，清廷任命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他为配合左宗棠准备武力收复伊犁而积极备战。8月，左宗棠奉召回京，刘锦棠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84年11月任新疆巡抚，又授兵部尚书衔。在此期间，他改革新疆原军府制，在建省过程中，将征兵逐步改为防军，规划，建设了全疆的边防，为巩固西北边疆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抱病而亡
这时的刘锦棠已是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然而，他对升官晋爵不感兴趣，伊犁收复以后，多次以祖母老病和自己患脚疾为由，申请开缺回乡，但是，当一听说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袭击谅山，威胁广西、云南的消息后，“不禁积愤填胸”，乃于1884年8月21日上了一道《请率师与法夷决战折》，“请旨率师东下，与之决战，以纡积愤”，并且表示，“臣之脚疾虽迄未痊，而当国家有急，当奋不顾身。”（《刘襄勤公奏稿》，卷七）他在奏折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认为只要坚决抵抗，无论陆战、海战，都有取胜把握，要求准其自募6000人东下赴越，抗击法寇。可惜清廷妥协方针已定，拒绝了刘锦棠的请求。9月13日，刘锦棠又上奏请战，再次要求奔赴抗法前线，并且说明并非邀功请赏，只是为了报效国家。清廷又未准允。
1890年2月6日，清廷晋刘锦棠为太子太保。5月，他回湘省亲。9月2日，刘锦棠从湖南上奏申请开缺养病。此后他一直在籍休养。1894年4月，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清廷想起这位智勇双全的战将，7月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往湘乡传旨，令其召集旧部速赴辽东。为了抗击日寇，刘锦棠抱病启程，刚到湘乡县城，忽患中风，左体偏瘫，8月去世。
刘锦棠积极参与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回民叛军的作战，他指挥清军收复和保卫了新疆，这一重大的历史功绩更是不可磨灭的。他在作战中所表现的不畏强敌、敢打敢拼、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沉着机智、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指挥才能，在晚清反对外敌入侵的作战中也是不多见的。
刘亚楼（1910年—1965年），原名刘振东，福建省武平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四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十二军连长、营长兼营政治委员，红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治委员，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一九三九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四五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人物生平
生平纪实
1910年3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大洋泉村一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考进长汀七中，因家庭困难，不久便辍学回乡， 被母校崇德小学聘为教师。在该校校长、共产党员刘克模的启发下，阅读了《新青年》、 《向导》等革命书刊，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为刘亚楼， 积极参加了当地农民赤卫队和乡区苏维埃政府的组建工作。
1929年5月底，为迎接红四军二次入闽，刘亚楼参加了武平农民武装暴动。暴动队伍后被编入红四军第四纵队第八支队，任班长、排长。12月，被选送到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原部队担任连长。
1930年4月，刘亚楼任红十二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兼政治委员。1930年6 月，任红一军团第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治委员。9月，红一军团纵队改编为师，支队改编为团，任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1930年12月， 率该团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的龙冈围歼战，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9000余人， 该团作战英勇并活捉了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后又率部参加了第二、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并为作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2年3月，刘亚楼调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积极开展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群众的工作，努力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撤销军级建制，方面军直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刘亚楼任第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第四、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在长征途中，刘亚楼率领部队担任红一军团的前锋，取得了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勇夺娄山关和四渡赤水河等一系列重要胜利，为中央红军跳出强敌的包围、胜利北上创造了条件。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 刘亚楼先后任红一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1936年6月，作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批学员入校学习。12月毕业后，留校任红大训练部部长。
1938年1月，刘亚楼任抗日军政大学（红大改称）教育长。1939年初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德战争爆发后，加入苏军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1945年8月，随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回国。1946年初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为组建适应战争需要的高效率的司令部作出了重要贡献。8月，兼任东北航空学校校长，为后来的人民空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
东北内战爆发后，刘亚楼先后协助总部首长部署和指挥了三下江南、 四保临江，1947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作战，歼国民党军22万余人， 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座孤城之中。1948年1月，刘亚楼任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为使司令部工作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转变需要，对从思想、组织、作风多方面加强司令部机关建设， 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做出了贡献。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同时被委任为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1948年9月，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0月初，当林彪私自以林、罗、刘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提出放弃攻打锦州而北返打长春时， 与政治委员罗荣桓一同进行了耐心的劝说，并发了一封重申攻打锦州的电报，保证了锦州战役及整个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辽沈战役期间，积极协助总部首长，指挥部队连续作战52天，全歼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后，刘亚楼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的命令，立即筹划东北野战军分路迅速入关的各项工作，为保证将国民党傅作义集团围歼在华北做出了贡献。
1949年1月，刘亚楼任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兼天津前线总指挥，指挥了天津攻坚战役，创造了全歼守军13万、29小时结束战斗的攻坚战奇迹。3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 1949年7月，刘亚楼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着手筹建人民空军。 8月，赴苏进行购买飞机、派遣专家及援建航校的谈判。10月25日，被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为空军司令员。11月15日，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作出了关于空军领导机关组建原则的报告，提出了在目前没有空军部队的情况下， 应集中主要力量把航校办好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批准。为筹办好第一批航校，精心规划， 具体指导，事必躬亲，一丝不苟，终使六所航校于1949年12月1日如期开学。
1950年4月1日，筹建空军战斗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出从陆军各野战军选调建制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部队领导机构的建议，并得到批准。6月，第一支人民空军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随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规定的“边打边建”的方针，派新中国空军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战。在对志愿军空军进行空战指导时，根据毛泽东一贯主张的“集中兵力”的思想，结合空战实际，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 使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在开战之初就取得了一连串的优异战果，同时也为人民空军的空战战术奠定了基础。
1954年，刘亚楼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1964年被选为中国人民航空协会名誉主席。
刘亚楼于1965年5月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