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探亲

1566年初秋的一天，郭朴趁回乡探亲的机会，微服私访，独自一人来到凤凰岭 (南岗)上。正走着，忽听背后有人急声叫道：“老哥!老哥!”郭朴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中年人推着满满一小车棒槌，正使劲往坡上推。

见郭朴回过头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求告着说：“老哥，帮帮忙，帮咱推推车吧!”郭朴快步上前，帮他推上了坡。郭朴在朝中听腻了那些唯唯诺诺的奉承话。今天，突如其来有人喊他“老哥”，觉得怪新鲜，很多年以来，没人喊他一声“大哥”了。郭朴非常高兴，对推小车的说：“好，好，好，我就认了你这个穷兄弟。”

谈话间，知道推小车的是卖棒槌的，就问他：“这些棒槌都是你自个做的么?” 卖棒槌的回答道：“是自家做哩，推到会上去卖，多谢这位老哥了。”郭朴说：“我既然认你作了兄弟，就跟亲兄弟一个样儿，有啥好谢的。这样吧，过几天到八月十五，你给我送一车棒槌来，能办到吧?”推小车的说：“别管了，大哥，到时候一准给你送去。”他万万也没想到，今天帮他推车的布衣“大哥”竟是大明王朝的阁老郭朴。

八月十五这天是郭阁老的生日，来祝贺的官员自然很多，宾客盈门，一派喜气洋洋。可是，天都晌午了，郭阁老还不让开席。客人们一个个 饥肠辘辘。家里人有些坐不住了，问郭朴咋还不开席呢?郭朴回答：“先别慌，我还有个朋友没来呢，大家再耐心等等吧。”

大家正在纳闷时，有个卖棒槌的被家人拦在门口。家人说：“今天家里有事儿，你要卖棒槌就先到别处去吧，况且，这儿也不是你卖棒槌的地方。”家人说着就撵他走。卖棒槌的说：“有位大哥让我今天送棒槌来。”家人问：“你大哥是谁?”他答不上来，只是口口声声要找“大哥”。家人也着了急：“走，走，走， 你肯定找错了门儿!”卖棒槌的认定不错，急得满头大汗， 家人进去一通报，郭朴亲自出门迎接。

走进客厅，郭朴让卖棒槌的和他并肩坐着，客人见状，都猜不透等来的是啥样的人物，这样受抬举。片刻，有个当地的大乡绅问：“他是阁老的啥亲戚?”郭阁老说：“他是我的一个穷兄弟，是卖棒槌的，今儿个是来向我祝寿的，顺便也给大家送棒槌来，送给每人一对棒槌，作为见面礼。他家里穷，日子过得很艰难，还要养活80多岁的老母。大家随意给他一点回赠，也算个心意吧。”说完，当面取出十两银子，给了卖棒槌的穷兄弟。

这么一来，前来祝贺的官员、乡绅见德高望重的郭阁老这样敬重这位穷兄弟，也都纷纷赠送银子。有三两的，也有五两的，有些没带零碎银两的就慷慨地送了随身携带的珠宝。一会儿，就有了几百两纹银，还有珠宝玉器等贵重物品。卖棒槌的心里非常感激他这位“大哥”，忙又谢了众宾客，告别郭阁老，推车出门去。临别，郭阁老对他说：“好兄弟，回去用这些银两置买些土地，好好种地以养家餬口吧。”

智救海瑞

郭阁老在安阳几乎是家喻户晓。然而，郭阁老在大明王朝究竟是怎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呢？官场之上，宦海沉浮，免不了有人被政治激流断送了性命。只要是忠臣良将，郭朴从不袖手旁观。

当时有个年轻气盛的海南人叫海瑞，原是淳安县的一个知县，后来升任户部主事。谁知仕途险恶，海瑞栽了个大跟头，一头栽进了政治漩涡里；海瑞惹恼了皇上！海瑞危在旦夕!

事情发生在明嘉靖四十四年冬天。年轻气盛的海瑞誓死要给皇上提意见，而且意见提得十分尖刻，尖刻得就是平常人也难以接受。世宗皇帝看过海瑞的奏章，顿时七窍生烟，火冒三丈，将海瑞的奏章狠狠摔在地上，厉声对殿前侍卫喝道：“这哪里是提意见，分明是对朕的恶意攻击，胆大狂徒，一派胡言，快与朕拿住此人，不要放走了他!”一个名叫黄锦的太监马上告诉皇帝：“皇上，听说这个海瑞上疏时，预先就买了一口棺材，并且和妻儿老小诀别，给家里所有的闲杂人等一一发了银两，让他们各自投亲靠友去了，这个海瑞决不会逃走的。”

皇上当下传旨，将海瑞打入死牢大狱。御林军奉命去后，太监黄锦将海瑞的奏本捡起，放在御案之上，气急败坏的世宗皇帝又重读奏本，不知不觉心里有所触动，感到海瑞所说，亦有可取之处。世宗皇帝自言自语道：“这个海瑞还有点像商王朝那个叫比干的忠良，可朕并不是殷纣王啊。”

转眼间，冬去春来。明嘉靖四十五年，世宗皇帝已是花甲之年。便召郭朴近见，问郭朴对此有什么良策。郭朴见世宗皇帝身体虚弱，劝皇上保重身体，暂时不宜出宫，有些事情暂缓处理为好。世宗又道“郭爱卿，你也知道那个海瑞给朕提的意见是多么尖刻!朕不爱护自己的身体，致使病痛缠身。如果朕像前几年精力充沛地在金殿之上执掌朝政，及时处理国家大事，何至于被那海瑞尖刻地指责呢。这个海瑞真是死有余辜。”提起海瑞，皇上就气不打一处来。

郭朴奏道：“海瑞这样做，实在愚笨，他做知县时就憨厚刚直，但是，海瑞的内心也是为了陛下好，其心尚可原谅，老臣乞请陛下开恩，饶恕海瑞，他一定会为陛下的江山社稷肝脑涂地。”世宗叹道：“朕也不愿多杀这些敢于向朕提意见的谏臣了。”

郭朴退出后，太监躬身递上法司的奏折，奏称：“海瑞实为对皇上讽刺讥笑，论罪当死。”世宗略略一瞧，便将奏折搁在一边，并不加批复。如果世宗随手加上批复，海瑞性命难保。海瑞不死，多亏了郭朴。这一幕，实在令人惊心动魄。

郭朴一贯秉公办事，惟才是举，知人善任。虽然手握重权，却从不滥用，虽然深受皇上宠爱，他从不恃宠专横。所以，《明史》称郭朴“为人长者”(德高望重的人)。

郭隗，生卒年不详，战国中期燕国人。燕国大臣、贤者。燕王哙七年(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攻破燕国，哙被杀。赵武灵王闻燕国内乱，将燕王哙的庶子职从韩国送回燕国。燕昭王元年(前311)，职被燕人拥立为王，称燕昭王。昭王为报齐灭燕之仇，并复兴燕国，拜访郭隗，求计问策。郭隗以古人千金买骨为例，使昭王广纳社会贤才，建筑“黄金台” ，昭王并尊郭隗为师。此举天下震动，乐毅、邹衍、剧辛及其他有才能的人皆来归附燕国，燕国因此强大起来。

《战国策》记载

郭隗说燕昭王求士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 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昭王曰：“寡人将谁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 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共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闵王出走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唯独莒、即墨。

【译文】

燕昭王收拾了残破的燕国后登上王位，他降低自己的身份，拿出丰厚礼物来招揽人才，希望将来凭借他们的力量报仇。因而去见郭隗先生说：“齐国趁著我国混乱，乘人不备而进攻。我非常了解燕国势单力薄，不够用来报仇。然而若能得到贤士一道治理国家，以洗刷先王的耻辱，是我的愿望。敢问先生凭借一国之力报仇该怎么办?” 郭隗先生回答说：“成就帝业的人与老师相处，成就王业的人与朋友相处，成就霸业的人与臣子相处，亡国之君只能同仆役小人相处(这里是说越贤明的君王就越能招致才高的贤人，不能尊重贤人，贤人都会离去)。屈己之意(指：意思，想法)以侍奉贤者，恭敬地接受教导(北面：面朝北。古代正位是面朝南的，使贤者面朝南，自己面朝北，以表示虚心)，那么才能超过自己百倍的人就来了。奔走在人前，休息在人后，自己最先向贤者求教，最后一个停止发问(嘿：沉默)，那么才能超过自己十倍的人就来了。见面时别人有礼貌快步迎上来自己也就有礼貌地快步迎上去，那么和自己能力相仿的人就来了。依著几案，拿著手杖，斜视用手示意别人去做事，那么服杂役的仆人就来了。如果君主对人狂暴凶狠，随意打骂践踏，那么只有刑徒和奴隶在他身边了。这就是自古实行正道求得人才的方法。大王果真广泛选拔国内的贤者，而登门拜见，天下听说大王拜访那些贤臣，天下的贤者(便会)疾速到燕国来。”昭王说：“我应拜访谁合适呢?”郭隗先生道：“我听说古时的一位人君，想用千金求购千里马，三年也没买到。打扫清洁宫廷的人对他说：‘请允许我去寻求它。’国君派遣他去了。三个月后获得千里马，马已死，用五百金买了死马的头，返回去把此事回报国君。国君大怒，道：‘所要购求的是活马，怎么带回死马而花去五百金?’涓人答道：‘死马花五百金购买，何况活马呢?天下必定认为大王您是能出高价买马的人，千里马现在就会到来了。’于是不到一年，千里马来了好几匹。现在大王果真想要招揽贤士，先从我开始吧;我尚且被尊奉，何况胜过我的人呢?他们难道会嫌路远而不来燕国吗?” 于是昭王为郭隗专门建造房屋，并让郭隗作为自己的老师。乐毅(战国名将，率燕军先后攻占齐国七十多城)从魏国赶来，邹衍从齐国赶来，剧辛(赵人，后为燕将)从赵国赶来，人才争相奔向燕国。燕昭王悼念死者，慰问活著的人，与百姓同甘共苦。燕昭王二十八年，燕国殷实富足，士兵们生活安乐舒适，不怕打仗。于是就用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赵魏韩，三国的国君原是晋国大夫，后瓜分了晋国)联合策划攻打齐国。齐军败，齐闵王外逃(至莒，不久被杀)。燕军独自追赶败退的齐军，深入到(齐都)临淄，掠尽齐国的财宝，烧毁齐国的宫殿和宗庙。齐国城邑没被攻下的，只剩莒、即墨。方志记郭隗(生卒不祥)，燕(今涞水县隗家庄村)人也。燕昭王当齐破燕后，卑身厚弊，招贤者，谓隗曰：“孤知燕小，不足以报齐，诚得贤士共图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身事之。”隗曰：“王必欲置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昭王为隗筑宫，以师事焉，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赴燕。公元前311年，燕昭王二十八年在乐毅指挥下联合三国攻齐，占领齐国七十余城，是燕国最兴旺之期。(入《畿辅通志·名臣》)涞水旧志按“《广舆》记载：“隗于保定，时涞水隶保，涞产即保产，无足异也。其冢在涞水县署东十里隗家庄，下马禁樵，至今人重明德焉。以字为姓。隗辩而下诗书之泽，代不乏人。贤哲之生，确有其地。郡邑既分，义必明于专属。隗为涞产班班可考，故特表为人物志之首。唯战国时尚未置县，统为燕地。《通志》仍系以燕人是矣。”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 ，建平太守郭瑗之子，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好古文、奇字，精天文、历算、卜筮，擅诗赋，是游仙诗的祖师。郭璞除家传易学外，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传说他擅长预卜先知和诸多奇异的方术。西晋末为宣城太守殷祐参军，晋元帝拜著作佐郎，与王隐共撰《晋史》，后为王敦记室参军，以卜筮不吉阻敦谋反，被杀，后追赠弘农太守，宋徽宗时被追封为闻喜伯 ，元顺帝时被追封为灵应侯 。

郭璞为正统的正一道教徒，长于赋文，尤以“游仙诗”名重当世。《诗品》称其“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文心雕龙》也说：“景纯仙篇，挺拔而俊矣”。曾为《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葬经》作注，传于世，明人有辑本《郭弘农集》。

人物生平

郭璞的父亲郭瑗，西晋时官至建平太守。郭璞喜好经书学术，学问渊博而有大才，但不善于语言表达，他的词赋自中兴以来首屈一指。他喜好古文奇字，精通阴阳术数及历法算学。有一个叫郭公的人，客居于河东，精通卜筮之术，郭璞跟从他学习卜筮。郭公授予他《青囊中书》九卷，由此他通晓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能攘除灾祸，通达冥冥的玄机，就是京房、管辂这样的人也比不上他。郭璞的门人赵载，将《青囊中书》偷了去，还未来得及阅读，就被火烧掉了。

惠帝、怀帝之际，河东之地首先出现了骚乱。郭璞卜了一卦，丢下书策长叹一声说：“哎呀，老百姓将要陷于异族统治之下了，故乡之地将要受到匈奴的蹂躏啊。”于是暗中联络了亲戚朋友数十家，准备迁移到东南去避难。他们到达将军赵固那里，正遇上赵固所乘的一匹好马死了，赵固非常痛惜，不愿接待宾客。郭璞来见他，守门人不让郭璞进去。郭璞对他说：“我能使马死而复生。”守门人很吃惊连忙告诉赵固。赵固马上出来见郭璞，对他说：“你能使我的马复活吗?”郭璞说：“需要健壮的汉子二三十人，每人手持一根长竿，往东走三十里，在山丘树林里有一个土地庙，便用长竿拍打，就会出来一物，要迅速捉住带回来。得到了这个东西，马就可以复活了。”赵固照着他说的去办，果然捉住了一个像猴子一样的东西，便带了回来。这个像猴一样的小兽一见死马，便对着死马的鼻子呼吸，一会儿马就站了起来，昂头嘶鸣，吃起料来和平常一样，可那个像猴一样的怪兽却不见了。赵固惊奇欣喜，送了许多钱财作为报答。

走到庐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司马睿召为军谘祭酒。当时江淮之间还是平安无事，胡孟康安然无忧，不想过江南去。郭璞为他占卜，得到的结果是“败”。胡孟康不相信。郭璞整顿行装将要离开，但看上了房主的一个婢女，一时没有办法得到，于是取小豆三斗，把它撒在房主人宅院的四周。主人早晨起来，看到数千穿红衣的人把院子围了起来，到近处看又没有了，心里又厌恶又恐惧，请郭璞为他占卦。郭璞对他说：“你家里不应该收留这位婢女，可把她领到东南方二十里远的地方卖掉，千万不要和买主讨价还价，这样妖怪也就自行消失了。”主人就依此而行。郭璞暗中派人以很低的价买下了这个婢女。再画了符丢入井中，那数千红衣人都被反绑双手，一个接一个跳入井中，主人非常高兴。郭璞也带着这个婢女离开了此地。后来不过数旬庐江就沦陷了。

郭璞过江到了江南，宣城太守殷祐请他担任自己的参军。当时有一物像水牛一样高大，灰色，脚很小，脚的样子如同大象，胸前和尾巴都是白色，力气大但行动笨拙迟缓，来到城墙之下，大家都觉得怪异不解。殷..派人埋伏起来准备捉住这个怪物，叫郭璞为之占卦，得出的是遁卦和蛊卦，卦辞上说：“艮下乾上相连接，这物体形巨大。山中潜藏的牲兽，不是犀兕也不是老虎。其身与鬼神相并，乃二午之精所聚。依法应将它捉拿，可两位神灵不允许。虽会受到创伤，但终究要回归本地。按照卦上显示，这是一只驴鼠。”占卦刚结束，埋伏的人用戟刺杀这怪物，刺进一尺多深，就突然不见了。郡中纲纪到祠中求告神灵，请神除掉这怪物。庙中巫士说：“庙神不高兴这样干，庙神说：‘这是(共阝)亭驴山君鼠，被指派到荆山去，从我们这里路过，不能侵害它。’”郭璞占卜之术就是这样的精妙。殷..迁为石头城的督护，郭璞仍然跟随着他。当时延陵出现了鼯鼠，郭璞占卦说：“这预示郡东有妖人想称帝，但很快他就会自己死掉。过后当有妖树生长出来，好像是瑞兆实际上并不是瑞兆，是辛香有刺之木。如果真是这样，东南方数百里处必会出现叛逆作乱之人，等到明年就知道了。”无锡县炎欠那个地方有四棵茱萸树枝条互相交织，像连理树一样，当年盗贼杀了吴兴太守袁琇。有人问郭璞，郭璞解释说：“卯爻发而沴金，卯为木，木兴旺要被金所伤，此木不变曲，直挺当有灾祸。”王导非常器重郭璞，引他任自己的参军。曾经让他占卦，郭璞说：“你有被雷震的灾厄，可以起驾向西走数十里，找一棵柏树，截取和身子一般长的一段，放置到睡觉的地方，其灾祸可以消除。”王导照此办理。数日后果然发生了雷击，柏树被震得粉碎。

当时元帝刚刚出镇建邺，王导叫郭璞为元帝占卦，得到的是咸卦、井卦，郭璞说：“东北方向的郡县名称中有带‘武’字的，会出铎，以示受王命之瑞符。西南方郡县有以‘阳’为名的，水井会沸腾。”过后晋陵郡武晋县有人在田中得到五枚铜铎，历阳县中的水井沸腾，好几天才平息。等到元帝为晋王时，又让郭璞占卦，得到的是豫卦和睽卦，郭璞说：“会稽郡要出古钟，以显示王业的成功，钟有勒铭文字，应是在人家井泥中得到。这就是卜辞所说的‘先王以作乐而广布德政，以盛乐荐祭于上帝’呀。”到元帝即位，在大兴初年(318)，会稽郡剡县人果然在井中得到一只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面有古文字十八个，有几个字是“会稽岳命”，其他的字人们都不认识。郭璞说：“凡是有圣王兴起，必定有灵异的瑞符出现，以昭示天人之心，与天道神祗契合，然后才能说是受命于天。现在我们看到有五铎最先于晋陵予以明示，接着又有栈钟出现在会稽以告天意，瑞兆不失其类，并列而出，这是多么奇伟的事啊。然则铎发出声响，钟是其象征，这些礼器一件又一件的来到，以事实来说明一切。上天与人世之间的关系不可不察呀。”元帝因此非常重视他。

郭璞著有《江赋》，文辞壮丽，为世人所称道。后来又著成《南郊赋》，元帝见了非常喜欢，任他为著作佐郎。当时阴阳错乱，而诉讼刑狱之事大兴，郭璞上疏劝谏。过后太阳上出现了黑气，郭璞又上疏陈事。不久，郭璞迁为尚书郎。数次上书，所言便公益民，对朝政多有匡益。明帝在东宫时，和温峤、庾亮关系密切，有布衣之交，郭璞也因才学而为明帝器重，和温峤、庾亮具有同等地位，受到舆论的赞美。然而郭璞性格率意不拘，不注意仪表，嗜酒好色，而时常过度。著作郎干宝常常规劝他说：“这不是任性而行的事啊。”郭璞说：“我的寿命是有一定限量的，尽量享受还怕达不到定数，你怕酒色会给我带来祸患吗?”郭璞喜好卜筮，门阀贵族们多取笑他。他自己则认为才高位卑，就写了一篇《客傲》。永昌元年(322)，皇孙诞生，郭璞上疏再言时政，此疏奏上，被采纳，随即大赦天下，改元永昌。

其时暨阳县有一人叫任谷，耕田时在树下休息，忽有一个穿羽衣的人来与之交合，随即就不见了，任谷因此有孕。几个月临产时，羽衣人又来了，以刀剖其下体，产出一蛇就一起走了。任谷于是成了阉人。后任谷上书，自称有道术，皇帝就把他留在宫中。郭璞上疏认为任谷只会妖术，请求将其驱逐。其后元帝崩，任谷也逃走了。

郭璞因母丧而去职，卜葬地于暨阳，离水有百许步。人们都议论不该离水太近，郭璞却说：“当要变为陆地。”其后淤沙堆积起来，离墓几十里的地方都成了良田。不到一年，王敦起用郭璞为记室参军。这时颍川陈述为大将军掾，很有名声，为王敦所器重，但不久就死了。郭璞哭得非常悲痛，呼叫道：“嗣祖，嗣祖，谁能知道这不是福气呀。”不久王敦叛乱。当时明帝即位跨了一个年头，没有改先帝的年号，正好遇到火星进入房星之域。郭璞当时休归在家，明帝派人拿着手诏前来询问。正好暨阳县汇报说有人见到了赤色的乌鸦。郭璞上疏请改年号赦天下，其文多不流传。

郭璞曾为人选墓地，明帝微服前往观看，因而问主人为何葬地依龙首之星位，这种葬法越礼，依法要灭族，主人说：“郭璞说这不是葬龙首而是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惊问：“当出天子也?”主人回答：“是致天子，可以为天子解答问题。”明帝疑惑不解。郭璞平素与桓彝友善，桓彝每次造访，有时正好郭璞在内室，便直接进去。郭璞对他说：“你来我这里，别的房间都可随意出入，但千万不要入厕中找我，不然，主客都有灾难。”后来有一次桓彝醉中来找郭璞，正好郭璞在厕中，桓彝就悄悄地去偷看，见郭璞赤裸着身体，披散着头发，口衔宝剑正在设祭。郭璞一见桓彝大惊说：“我经常嘱咐你不要到这里来，你偏偏要来。不但害了我，你自己也难免其害。这也是天意，我怪谁呢?”郭璞最终死于王敦之祸，桓彝也死于苏峻之乱。

王敦将要叛乱，温峤、庾亮让郭璞占卜，郭璞回答说不能判定。温峤、庾亮又让为他们占凶吉，郭璞说：“大吉。”郭璞走后，和庾亮议论说：“郭璞说不明白，是他不敢明言，或许上天要夺王敦之魄。今天我们为国家办大事，郭璞说大吉，是说明举事必定会成功。”于是劝帝讨伐王敦。当初，郭璞常说：“杀我的人是山宗。”到这时果然有姓崇的在王敦面前说郭璞的坏话。王敦将要起兵，让郭璞占卜，郭璞回答：“不会成功。”王敦怀疑他曾劝告过温峤、庾亮，又听他报的凶卦，便对他说：“你再为我占一卦，看我寿命长短。”郭璞回答：“根据刚才的卦，你若是起兵，不久就有大祸，若是住在武昌，寿长不可限量。”王敦大怒道：“你的寿命你知道吗?”郭璞说：“我就会死在今天中午。”王敦恼怒，把他抓起来，命令押到南冈处死。郭璞临赴刑，问行刑人往哪里去，回答说：“在南冈头。”郭璞说：“一定是在两棵柏树之下。”走到那里，果然有两棵柏树。他又说：“树上应该有个喜鹊巢。”大家都找不到，郭璞叫人再仔细寻找，果然在树枝间找到了，被密集的树枝遮蔽着。当初，郭璞在中兴之初经过越城，途中遇一人，郭璞叫他的名字，将衣服送给他，那人不接受，郭璞说：“只管拿去，以后你自会明白。”那人接受后离去。到这时果然是那个人行刑。郭璞这年四十九岁。到王敦乱平，追赠为弘农太守。

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郭璞因算学方面的成就被北宋追封为闻喜伯。

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郭璞被追封为灵应侯。

主要成就

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

现今的《辞海》或《辞源》上均到处可见郭璞注释。

郭璞代表作是《游仙诗》十四首和《江赋》。作品虽多涉及玄理，然词采绚丽，境界扩大，坎壈咏怀，与当时玄言诗绝不相同，通过对神仙境界的追求，表现忧生避祸的心情。另有《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明人辑有《郭弘农集》。

郭璞花18年的时间研究和注解《尔雅》，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为它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而郭璞开创的动、植物图示分类法，也为唐代以后的所有大型本草著作所沿用。

在学术渊源上，郭璞除家传易学外，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理论，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传说擅长诸多奇异的方术。

郭璞是中国风水学鼻祖，其所著《葬经》，亦称《葬书》，对风水及其重要性作了论述，是中国风水文化之宗。

郭璞一生的诗文著作多达百卷以上，数十万言，《晋书·郭璞传》称“词赋为中兴之冠”。其中以《游仙诗》为主要代表，现仅存14首，是中国游仙诗体的鼻祖。游仙诗的来源很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汉乐府中也有这类作品，建安、正始时期更不断有人继作。游仙诗中明显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所谓正格的游仙诗，它们“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文选》李善注);一种是借游仙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如曹植、阮籍的某些作品。郭璞显然是继承了后一种传统。他的游仙诗借游仙以咏怀，有一定的现实内容。如第一首说：“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表示了对朱门的轻蔑与否定。第五首说：“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圭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表现了才志之士生不逢时的感慨。第四首则表现了求仙的渺茫和伤时叹逝的感情。郭璞游仙诗的另一特色是富于形象性，和一般游仙诗往往写得过于抽象不同。如第三首说：“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写想象中的神仙居处和生活情态，形象鲜明而生动。《诗品》说他的诗“彪炳可玩”，正是指出了这种特色。不过《游仙诗》的主旨毕竟在歌咏高蹈遗世，所以消极性仍是很大的。《文心雕龙》称“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

《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一部解释语词的著作。它大约是秦汉间的学者，缀缉春秋战国秦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全书19篇，其中最后7篇分别是：《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和《释畜》。这7篇不仅著录了590多种动植物及其名称，而且还根据它们的形态特征，纳入一定的分类系统中。《尔雅》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的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是后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的重要著作。据史书记载，东汉初，窦攸由于“能据《尔雅》辨豹鼠”，所以汉光武帝奖赏给他百匹帛，并要群臣子弟，跟从窦攸学习《尔雅》。郭璞更是把《尔雅》视为学习和研究动植物，了解大自然的入门书。他说：“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但是，《尔雅》成书较早，文字古朴，加上长期辗转流传，文字难免脱落有误，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不少内容，不易被人看懂。因此，在郭璞之前已经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等人，为《尔雅》作注。郭璞从小就对《尔雅》感兴趣。他认为旧注“犹未详备，并多纷谬，有所漏略”，于是“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并参考樊光、孙炎等旧注，对《尔雅》作了新的注解。

《葬经》不仅对风水及其重要性作了论述，还介绍相地的具体方法，是中国风水文化之宗。王祎《青岩丛录》曰：“择地以葬，其术本于晋郭璞。”

《葬经》，汉青乌先生撰。青乌先生，乃一托名。我国的丧葬文化一直较为发达，相对文献也较为丰富，而其中则首推青乌子的《葬经》、《葬经》的思想内容为后来的风水书所承袭和发挥。青乌子的《葬经》可谓风水之宗，要了解中国风水文化，不得不从青乌子《葬经》始。

郭璞为正统的正一道教徒，长于赋文，以《游仙诗》名重当世。《诗品》称其“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文心雕龙》也说：“景纯仙篇，挺拔而俊矣”，他的《游仙诗》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浪漫想象。他受道教清高隐者之思想影响，根本看不起那些豪门世族以至帝王将相们，说他们是“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至于他的挺拔艳逸，则是由于他把神话中的想象用具体丰富的形象写了出来。生动而鲜明的表现，使人如入神仙世界中。可谓是游仙诗中首屈一指的杰作。

历史评价

房玄龄：景纯笃志绨缃，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咸释;情源秀逸，思业高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矣。夫语怪征神，伎成则贱，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于前图，轶梓窀于遐篆。而宦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然寄《客傲》以申怀，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块流形，玄天赋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虽稽象或通，而厌胜难恃，禀之有在，必也无差，自可居常待终，颓心委运，何至衔刀被发，遑遑于秽向之间哉!晚抗忠言，无救王敦之逆;初惭智免，竟毙“山宗”之谋。仲尼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悲夫!

徐钧：博学多闻世所宗，推占小术验奇功。人生祸福既前定，犹撰青囊启后蒙。

王夫之：夫郭璞有所测知于理数之化迹，而迫于求人知之，是以死于其术。苟其知性为人所不可知，则怀道以居贞，何至浮沈凶人之侧，弗能止其狂悖，而祗以自戕?无他，有所测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性之中含者也。李慈铭：若羊祜之厚重，杜预之练习，刘毅之劲直，王濬之武锐，刘弘之识量，江统之志操，周处之忠挺，周访之勇果，卞壸之风检，陶侃之干局，温峤之智节，祖逖之伉慨，郭璞之博奥，贺循之儒素，刘超之贞烈，蔡谟之检正，谢安之器度，王坦之之风格，孔愉之清正，王羲之之高简，皆庸中佼佼，足称晋世第一流者，盖二十人尽之矣。

郭象（252年—312年），字子玄，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西晋时期玄学家。小人儒，好老庄，善清谈，黄门侍郎、太傅主簿(帝王师)。注庄子三十三篇，删其余十九篇。“倍子之师而学之徒”。从有关文献来看《庄子注》是竹林七贤向秀的著作。《庄子注》除了向秀。《庄子注》之外，郭象还作了篡、删、增、改、编等人为工作，以合己意。实则向秀所著，盖象篡名也

西晋末年的《 庄子注 》 中第一次精炼提出这种思想的“ 双遣” 、 “ 三翻”的典型表述，从而形 成 以“ 双 遣 ” 、 “ 三 翻 ” 为特征的重玄理论 ，后为佛学理论所吸收，同时也为道教义理所摄取。

郭象反对有生于无的观点，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据，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他调和二者，认为名教合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应符合名教。

郭象虽然被赞为古今第一注庄大家，今本《庄子注》对道家义理的挖掘固然不可磨灭，但可惜，一个儒生在注庄时，始终遵循的孔子的地位。文中很多明显批判儒家的内容被其硬歪。

他以论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为目的，所以认为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事，人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有哪样能力的人就做哪一种事业，这样的安排既是出乎自然，也合乎人的本性。

在中国封建时代成为《庄子》的标准注解，实际上这不是《庄子》这部书的注解，这是一部原创的哲学著作。

晋书记载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论十二篇。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综合概述

据《晋书·郭象传》记载，他“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世说新语·文学篇》说他“才甚丰赡”，曾与善辩名士裴遐辩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时人咸以为王弼之亚”。当时一些清谈名士都很推崇他，如太尉王衍常说：“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郭象早年不受州郡召，闲居在家，“以文论自娱”。后应召任司徒椽，迁黄门侍郎。又为东海王司马越所招揽，任命为太傅主簿，深得赏识和重用，“任职当权，熏灼内外”，遭到了一些清谈名士的鄙视和非议。

郭象解《庄》有明确的诠释进路：“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山木注》)①。这是说，庄子学说的内容本质上是“内圣外王之道”(《庄子注序》)④，而解《庄》的方法则应当是“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 (《逍遥游注》)③，即超越表达手段(所寄)以把握精神实质(会归)。这可以说是王弼“得意忘言”说的发挥与应用。

独化和玄冥

《郭象与魏晋玄学》向、郭哲学是道家发展阶段。向、郭哲学有一个是“独化”，一个是“玄冥”。前者继承了先秦道家自生自化论，后者有关心灵境界的讨论，而这两点正是道家哲学的主题所在之一。体现了道家「先秦至东晋」此一历史长河中概念演变及发展脉络。

魏晋玄学从何晏﹑王弼至郭象，发生了不少变化，但贯串其中的有一个共同的、而又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玄学理论形式的变化，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名教”是指封建的等级名分和道德规范，“自然”是指所谓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同时也指天地万物的自然天性与状态。

何晏、王弼等“以无为本”的“贵无论”，开始提出自然无为、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期望以自然统率名教，使名教复归于自然。

到了阮籍、嵇康那里，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原因，他们突出地强调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名教的规范。

到了西晋，清谈名士﹑“贵族子弟”却“任自然”来骄奢淫逸﹑放荡无耻的生活

乐广对这种情况提出批评说：“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

裴頠则著《崇有论》，从理论上用以有为本批判以无为本，提倡有为，否定无为，推崇名教，排斥自然。向秀在此之后进一步从理论上重新把名教与自然调和统一了起来却被郭象夺其名作，取而代之。

中心理论

郭象“独化论”是中心理论

其手法原则是霸、王道，自作聪明、随意裁剪，以合己原有之心理。

试举其例要，兹如下：

一、日“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结果暗示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心理主张

郭象不赞成把儒教与自然对立起来的理论，仁义等道德规范就在人的本性之中，说：“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人的本性的自然发挥也一定符合儒教。表面看来借助于外力的儒教规范，其实存在于自身的自然本体之中。“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郭象还认为，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栽植桃树最忌常作修剪，修剪得过多，往往会妨碍到它们的发育。而梅树却恰好相反，枝叶修剪得愈利落，果实生长得愈壮硕。

二、日“物各有性”，人何尝不然”结果暗示他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心理主张

认为儒家教化完全合于人的自然本性，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源或共同的根据，万物之间也没有任何的资助或转化关系。所以他说：“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郭象物各有性，有些需要借助礼教教化外来的力量塑造它的性格，有些却只须依仗自己的力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 认清事物的本质，可以避免错误的处置，“杀牛取角”就是轻重倒置的结果。“物各有性”，人何尝不然?

三、日“天理自然”，“天性所受”“谓之无为也”结果成了暗示他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心理主张

郭象还认为，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人们如果“各安其天性”，则名教的秩序就自然安定了。因此，名教与自然两者是不矛盾的。他不赞成把“有为”和“无为”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们把“无为”理解为“拱默乎山林之中”，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所谓“无为”者乃“各用其性，而天机玄发”;“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即只要是顺着本性，在本性范围之内的一切活动，就是“无为”。

玄学家的本体论

玄学家的本体论，都不是讨论自然界或客观世界的存在问题，而是解决人的生命存在以及精神生活的问题。因此，本体问题同心灵境界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说来，玄学本体论是其境界说的理论基础，而境界说则是它的完成。

但是，郭象的“独化说”，却否定了玄学本体论。他既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人目的论，又否定了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同时，他也不同意裴頠以有为体的崇有论。那么，他要不要确立人的存在本体呢?他是以何者为本体呢?这正是郭象的“独化说”所要回答的问题。

王弼以自然为本，建立起一套“以无为本”的“贵无论”体系。

裴頠以名教为本，提出了一套“济有者皆有”的“崇有论”体系。

独化论

郭象好老庄，秀或许原有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之意，构成了一套即本即末，本末一体的“独化论”体系。

在郭象看来，则是儒教便是名教，名教即是自然，自然便是儒教，其他的“贵无论”“崇有论”“本体论”等等一律打倒。不择手段的以高压手段钳制民口，偷偷摸摸改动《庄子》独尊郭氏。

万物自生，这是向一郭《注》里称之为“独化”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万物不是由一位造物主所造，但万物之间相互关联，这种种关联不仅存在，而且是必要的。向一郭《注》中说：“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大宗师》“知人之所为者……”注)

每一物需要每一个“它物”。但每一物仍然是独立自为地存在的。向—郭《注》说：“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秋水》“以功观之……”注)照向一郭《注》的说法，事物之间的关联就像两支国际同盟军，每支军队都是为本国而战，但是两支军队互相支援;一支军队的胜负，必定对它的同盟军产生影响。

宇宙间存在的每一事物都需要整个宇宙作为它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它的存在又并不是由某一个特定事物所产生的。当某些条件具备，在某种情况下，某些事物就必然会发生。这并不意味着，万物是由一位创世主或某个人所创造。换句话说，事物是由一般性条件所产生，而不是由于其他某个特定的事物。举例来说，社会主义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而不是。就这一层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事物是自己生出来，而不是由别的事物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每一事物只能是它自己。向一郭《注》中说：“故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为，弗能为也，其所为，弗能不为也。故付之而自当矣。”(《德充符》“死生存亡……”注)

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现象领域。向—郭《注》又说：“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者也。……治乱成败……非人为也，皆自然耳。”(《大宗师》“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注)这里所说“皆自然耳”是指它们都是一定条件和情况下的产物。《庄子·天运》篇讲到圣人乱天下，向一郭《注》对此评论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日天下耳。言圣知之迹非乱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乱。”(《天运》“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注)

郭象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郭象的“独化论”片面强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的“自得”，根本否定事物之间的相互资助、转化关系，认为一切物都“自足其性”，物的“独化”都由其“性”、“命”所定，而物的“性”、“命”又是自己不能改变的，即所谓“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命非己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同时，对于万物既“独见”又“共聚”，“不可一日而相无”的现象，郭象也不得不用“必至之势”加以解释，使其“独化论”最终陷入了命定论。

郭象注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郭象从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出发，强调一切事物都“独化而足”。认为形象上千差万别的事物，只要“各足于其性”，就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了，这进一步发展了庄子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郭象把各个物的“独化”归于“无故”，对“独化”的原因完全是茫然的。他在认识论上，完全持消极态度，认为“以有限之性，寻无极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坚持“不识不知而冥于自然”的神秘主义。

成果及后记

郭象的“独化论”逻辑论证是相当精致的。他基本上满足了当时门阀地主阶级调和与统一名教与自然理论矛盾的要求。郭象的玄学理论已臻完善，但现实却没有朝他所指定的方向发展，而是国家荡然无存，社会动不安。独化论也被束之高阁了

反对“有生于无”，非常道

他反对王弼等把“无”说成是统摄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共同本体的理论，声称“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不能生物”。并且进一步明确指出：“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自生”。“自得”、“自尔”等等。独化论充分肯定“物皆自然”，反对造物主，否定“有生于无”等观念，具有合理的因素。但独化论同时认为，不仅“无”不能生“有”，而且“有”也不能生“有”，而是“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这样﹐郭象一方面把“物各自生”引向“突然而自得”，“然自尔”，“无故而自尔”，“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神秘主义;另一方面他又把各个“自生”“独化”的“有”，夸大为永恒的绝对，即所谓“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

融道合儒

正如许多论者所说，郭象是融合儒道的玄学家，“冥内而游外”就是融道合儒，其主要特征是，在个体学说中容纳了群体精神，在个人的精神境界中包含了道德内容。这在理论上似乎是一种矛盾，因为“玄冥之境”是一种超是非超善恶的精神境界，而伦理道德是有是非善恶的。为了使他的学说能够适应伦理社会的需要，他作出了很大的妥协，修订了老庄的自然无为说，把体现社会伦理关系的仁义之性看成是存在的重要方式。“夫仁义，自是人之性情，但当任之耳。……恐仁义非人情而忧之者，真可谓多忧也。”(《庄子·骈拇注》)仁义是不是自性呢?他没有说，也难以说清。但是，他接受了儒家以仁义为性之说，则是肯定无疑的。这样一来，“玄冥之境”实际上包含了道德境界的内容，虽然从其“冥合玄同”的绝对意义上说，亦可说是超道德的。

玄冥之境

郭象的《庄子序》可以看作是他玄学体系的一个总纲。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复归于玄学的正题，着眼于自然和名教的结合，而重点在于阐述一种内圣外王之道。但是 郭象不同于王弼，他接受了阮籍嵇康和裴頠的挑战，针对他们的问题，一方面从超越的观点重新解释了名教，另一方面从名教的观点解释了超越，最后提出了“神器 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命题。“神器”这个词源于《老子》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为也”，指的是国家政治。郭象把神器和玄冥之境联系起来既回答了阮籍嵇康二 人应从何处追求精神境界的问题，又把裴頠维护名教的做法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形成了新的综合。因此郭象玄学的主旨集中凝结在“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 这个命题之中。

所谓玄冥之境，意思是整体性的和谐。国家政治如果出在这种状态之中，人们所向往的正常的封建秩序也就得到了实 现。但是郭象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这种和谐状态是不存在的，“八王之乱”破坏了这种和谐。在郭象看来，掌握权势兴风作浪的八王都是一些“贪婪之人进躁之 士”，把当时的现实危机归结为思想原因，认为有必要用自己的玄学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弘其鄙，解其悬”，使他们“忘形自得”，并且进一步“去离尘埃而返 冥极”，于是国家政治可以复归于原始的和谐。由此可见，郭象的玄学的体系大致包含着三个层次。首先，他用“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的独化论来证明 自然和社会存在一种原始的和谐。其次，他从各个方面来探索破坏这种和谐的原因。最后提出了如何在现实中超越的人生哲学，用以纠正人们种种不正确的思想，使 自然和社会恢复到原始的和谐。

从表面来看，原始的和谐即指事物的自生自有自足于己而无待于外，按造自己的本性而独化。但因为在 每个具体事物的自为之中自然而然的产生了相为的作用，这种“相与与无相与，相为与无相为”的关系就把整个世界组成为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由独化必然通 向玄冥之境，即个体的和谐达到整体的和谐。但是这种和谐，由于统治者决策失误和喜怒无常滥用权力而破坏殆尽，这与阮籍嵇康是相通的。但郭象并没有从“越名 教而任自然”的角度观察问题，而是立足于名教和自然的结合，在肯定君主专制和名教的前提下来探索其产生弊端的原因。关于怎样复归于和谐，郭象认为是“神器 独化于玄冥之境”，使名教合乎自然，各种关系处于最完美的和谐状态;策略手段是君主应该无为而治，“因天下之自为”，“无心而付天下”，而不是“有心而使 天下从己”，“以一己而专制天下”。

主要著作

郭象的著作，流传至今最为重要的是《庄子注》。这部书一直流传下来，在中国古代成为《庄子》的标准注解，它是代表玄学发展第三阶段的最后体系。经典著作《老子》《隋书·经籍志》载存郭象着《论语体略》2卷;又着录郭象撰《论语隐》1卷，亡。在梁代皇侃《论语义疏》中引有郭象注九则，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本。观其文意，与《庄子注》互相发明，对研究郭象思想很有价值。《道藏》中题为齐顾欢撰《道德真经疏》﹑李霖《道德真经取善集》等书中，均列郭象注《老子》，并引有郭象注文若干条，但全文已不存。《唐书经籍志》著录象文集五卷，(《隋书志》作二卷)传于世。《旧唐书·艺文志》仍著录《郭象集》5卷，今均已佚失。《晋书》本传记郭象著《碑论》12篇，《文选》刘孝标《辨命论》一文中提到郭象撰有关于论“命”的著作，唐李善注说：“郭子玄作《致命由己论》，言吉凶由己。”这些可能都是《郭象集》中的内容。象著有《碑论》十二篇。关于郭象哲学思想的特征和基本倾向，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郭象哲学思想的特征是“崇有论”;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独化论”。有的学者认为郭象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有的认为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再深入分析，又分别得出了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不同结论。这些分歧意见表明郭象哲学思想的复杂性。

后周太祖郭威 (904年—954年)，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五代时期后周王朝建立者，951年—954年在位。 曾为后汉的邺都留守，后汉隐帝嫌“厌为大臣所制”，派人前往邺都去谋杀郭威，以激起了郭威反叛。950年冬郭威发兵南向，攻入开封，推翻了后汉王朝，951年2月13日，即位建元，国号周，史称后周。他生性节俭、虚心纳谏、改革弊政，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形势渐渐趋向好转。

早年经历

郭威本邢州尧山人，父亲郭简，曾为晋顺州刺史，被兵死难。威此时仅数龄，随母王氏走潞州 ，母亲在路途中辞世。姨母韩氏提携抚育，始得成人，威18岁时依故人常氏家，闻命应募，编入行武。

郭威18岁的时候，当地的潞州节度使李继韬招募兵士，他去应招，李见便收留他在身边做“牙兵”(藩帅的亲兵)。郭威长得很魁梧，勇力过人，李继韬很欣赏他，有什么小的过失也经常迁就他。郭威好斗，喜欢赌博，又好喝酒，但有时也喜欢打抱不平。一天，郭威又到街上闲逛，有一个屠户欺行霸市，非常跋扈，大家都很怕他，喝了点酒的郭威不服气地到了这个屠户跟前，让他割肉，然后找茬骂他，屠户也知道郭威不好惹，但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就扯开衣服用手指着肚子说：“有胆量你就照这儿捅一刀!”郭威抄起刀子就捅进了他的肚子，结果屠户一命呜呼，郭威被抓进了监狱，李继韬佩服他的勇气和胆量，又将他放了。后来李继韬被李存勖发兵灭掉，郭威也被收编进了后唐军队，入了李存勖的亲军“从马直”。

文治

郭威称帝皇帝之后，马上就着手治理国家，进行改革来增强国力。他从小经历了很多苦难，对民间疾苦也有亲身体会，所以首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这方面郭威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罢除不合理的牛租，二是撤消营田务。在早年朱温征伐淮南时，朱温将缴获的上万头耕牛给百姓使用，然后向百姓收牛租，几十年之后，到后周时仍然在收，当年的牛早就死了。郭威下令废除这项既过时又累民的税收。至于营田务，是唐末以后在中原地区设置的由户部直接管理的农业生产机构，所属的农民负担很重。郭威废除营田务后，将原来百姓使用的田地房屋和牛及其他农具都赐给他们永久使用。这项措施加上牛租的废除，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其间，有人建议将一些好的营田卖掉，就能得到数十万缗钱来充实国库，郭威却说：“让百姓得利，就像国家得利一样，朕要这些钱干什么?”此外他还下诏，命令各地官吏不得以任何借口来加收百姓赋税，原来普遍存在的正税以外的杂税一律废除。郭威又下诏减轻了后汉残酷的法律，比如，后汉规定，盗窃一文钱的也要处死，不是重罪的人又经常株连亲族，后周则规定，不是反叛和杀害亲属之类大逆不道的重罪不再株连亲属。后汉时，酒和酒曲(造酒的原料)实行国家垄断专卖，凡是民间有人私自买卖的不论多少一律处死，后周则大大减轻了处罚，而且做了具体的规定：一两至一斤的杖刑八十，一斤以上到五斤的判徒刑三年，五斤以上的则处死。此外，在后汉时禁止民间收藏买卖牛皮，私自买卖一寸的就要处死，后周规定，有田四十顷的才收取一张牛皮的实物税，其余的民间可以随意买卖。郭威了解民间用牛皮的地方很多，所以为百姓生活着想，才有此规定。

武功

后汉刘承佑(开国皇帝刘知远之子)即位之后，李守贞伙同赵思绾、王景崇，发起叛乱。刘承佑先派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人讨伐。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人击败李守贞后，李守贞退守河中城，闭门不战。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人围城，从春天一直围到夏天，始终没有攻破河中城。刘承佑只好请出老帅郭威。

赵匡胤跟着郭威一路行军，在公元948年8月20日到达了河中。先是稍事休整。并没有劝李守贞投降，更没有故做姿态，去训斥甚至惩罚久攻不下的白文珂等人借以振奋军心，只是带上了些人，轻装简骑地围着河中城转了几圈。之后，他下达了第一道命令――常思筑寨于河中城南，白文珂筑寨于河中城西，郭威自领中军筑寨于河中城东，留城北一地空缺，不设人马。同时征调周边五县百姓近三万人，在三寨和河中城之间筑起了连接不断的小型堡垒，来保护新建的营寨。

命令一出，全军哗然。面对质疑，郭威不动声色，他的沉默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一天夜里，久困城中绝不露头的李守贞突然率军出击，没有准备的后汉军一片慌乱，只得放弃了堡垒，向新筑的营寨里撤退。等后汉军重新集结，列队出寨，准备痛扁敌人时，敌人已经不见了。愤瞒、激动、劳累，再加上这些日子以来不断积压的郁闷，让这些火气旺盛的大兵们再也控制不住。

郭威的第二条命令。大兵们终于知道了那些征调来的农民工们为什么没被遣散回家了，这些人得重新劳动，把刚刚被毁的堡垒再筑起来，而他们也别想闲着，以前干什么，接着继续练!只不过他们很是奇怪，看起来这场战争的主角像是这些勤劳的农民工，而他们这些当兵的，只不过是这些农民工的保镖。

之后，只要堡垒出现，李守贞就会心急火燎，不计利害地率队出城，不管用什么样的代价，都一定要把堡垒毁了，然后他才能带着人马逃回城。如此周而复始，持续了接近整整一年。

郭威终于下达了第三条命令。郭威部全体士兵嗷嗷叫着冲向了河中城，就这样，三面强攻，北面放行，李守贞的士兵被这致命的一线生机，以及在拆墙游戏中玩得筋疲力尽的身体给彻底拖垮了。河中城被一鼓而下，李守贞贯彻了自己绝不投降的宗旨，城破后全家集体自焚。

郭忠恕，兼精文字学、文学，善写篆、隶书，尤其“界画”为世人推重，“界画”是随着山水画发展而派生的一科，主要是画与山水画中有关的亭台楼阁、舟船车舆。《圣朝名画评》中评他的界画，为“一时之绝”，列为“神品”，传世作品有《雪霁江行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