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他自小便随着父母在田地里干农活。1960，他16岁，正好遇上了国家大饥荒，他说这辈子，他都忘不了那种感受：当一个个亲人因饥饿与疾病在面前死去的时候，自己却又无能为力。

　　 寒假回家，我向外祖父问起了那段往事。

　　 “外公，在60年代初的时候，你们也是在集体公社里干活的吗？就像我们高中历史书写的那样：集体劳作？”

　　 外祖父坐在长凳上，不紧不慢地说“是啊，那时候，我们村也搞人民公社，村里还被分成了几个生产大队呢，每天大家都是按时出工，按时收工。大人和青年都要去，只不过得到的工分不同。”

　　 “工分？是用来登记你们干活的时间长短的吗？”我好奇地问道，因为在初中上学的时候经常听老师提起，但又并未真正了解。

　　 “工分的情况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外祖父挪动了他的位置，接着说：“在那时，我们农民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因为搞了公社后，土地都是公家的，所以我们就入社去集体干活，这样才能得到粮食。而每天不论是在田里插秧也好，耕田也好，都会有人监督登记—早上到的人就会得十个工分，下午到的人就会得五个工分。劳动结束后，大家就会在一起吃集体伙食。”

　　 “那会不会有人怠工或是偷工呢？”我谨慎地问道。

　　 只听外祖父语气坚定地回答说：“没有，至少在我们村是没有的，当时干活是有人监督登记的，而且大家也都明白，干活对家里意味着什么。”

　　 沉默了一小会儿，我又接着问：“外公，您刚刚说的吃集体伙食是不是我们经常讲的吃大锅饭？”我的目光静静盯住他。

　　 “是的，就是吃大锅饭，”外祖父的语气忽而变得略微低沉起来：“也就是在刚开始的那几年，不少人饿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