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群山环绕的皖南山区。听祖辈说：清朝末年 ，长江以南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有的地方人都死绝了，清朝政府就动员人口稠密地方的人到江南去安家落户，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移民”。

       我的曾祖父就是这次“老家下江南”的一员，他随着大伙从老家湖北省安陆县方家大湾，来到风景秀丽的皖南山区——安徽省广德县杨滩乡茅山村，安家落户了。曾祖父来后是在一家姓卢的有钱人家做长工。曾祖父为人忠厚，干活卖力，被卢家看中招为女婿，虽说是他家的女婿了，仍然还是做他的长工。曾祖父做了几年后， 就带着媳妇从卢家出来另立门户，养育了一儿一女，即我的祖父和姑奶奶。后来祖父长大后娶了我的奶奶，先后养育了我父亲兄弟四人和姑姑。那时他们没有任何手艺就靠种田为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贫苦生活，五个子女就只给我父亲和三叔俩人上学。

        有一年乡公所要每户派一名民工修路，派到我祖父家时他们要两名。他们看到我祖父家有四个儿子。当时作为长子的父亲就上前与他们理论，问他们：“人家一名，为什么我们家要两名？”后来发生了争吵并打起来了，他们将我父亲吊起来，打得头破血流后，扬长而去。就是这件事激发了我父亲日后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他当晚就和家人商量，要出去，不能再在家里受穷、受欺侮了。可是没有盘缠，怎么办？那时父亲已和我妈妈结婚了，外婆家条件比较好，妈妈就到外婆家要了一担纸，父亲将这担纸挑到离我们家六十里路的孙家埠去卖。在张家商行卖纸时，父亲认识了张家大少爷——漫画家张乐平，张乐平当时在武汉工作。也许是缘份吧，与张乐平交谈后，在他的邀请下，父亲就跟他一起到武汉去了。到武汉后，父亲就自己开始找工作，可是找了几天没找着。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湖北省盐务学校》的招生广告，当时父亲最看重的是这所学校读书不要钱，并且还有助学金。因为当时父亲只有一担纸的钱，除了路费已所剩无几了。在自己的努力和张乐平的资助下，父亲顺利地完成了四年学业，被分到湖北省盐务局武汉盐务处工作。由于父亲工作出色，为人厚道，因此深受上司的赏识。 任小队长、中队长、最后做到大队长 。直到1937年——那时日本鬼子已经入侵中国，父亲才把妈妈和姐姐接到武汉去。父亲回来接妈妈时，当初打他的那个人上门来负荆请罪，磕头求饶，由于父亲为人厚道，根本不计前嫌。他把妈妈和姐姐接到武汉，安顿好。 1937年后，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日军侵略湖北，武汉告急。 他所在的鄂岸盐务处西迁宜昌，旋即武汉失守。父亲也不得不再次西迁，移驻到三峡腹地——万县（今重庆万州）。据说在八年抗战时期，由于沿海产盐区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全国盐产量减少了一半。在民事军用的情况下，父亲他们征收的盐税为战时大后方——国民政府财政，提供了充足的税源，而且非常有效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盐遮断”的企图。

        就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不顾自己的安危，极力保护他的指路人和好友张乐平。张乐平虽出生豪门，但是对当时的国民政府相当不满，为了揭露当时社会的阴暗面，他创作了《三毛流浪记》。在作画期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到处抓他，最后在父亲的掩护下，他躲到了武汉我们的家里，完成这部举世闻名的漫画佳作。

       父亲在外工作的几年，正是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我们全家随父亲辗转南北，颠沛流离。妈妈在武汉生了两个哥哥，一个叫鄂生，一个叫楚生。但均因战难，父亲日夜守护在工作岗位上，无暇顾及家人的安危，只有妈妈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那时我们家就住在长江支流汉水边的那条街上，有一天下午五岁的大哥哥鄂生去隔壁邻居李伯伯家玩，李伯伯的两个孩子（一个十岁、一个八岁）正在家叠纸船玩，鄂生去后就和他们两兄弟一起叠纸船，叠好纸船他们仨就到汉水江里去放，没想到，一个浪头打来，纸船跑到江中去了，鄂生伸手去抓纸船，就这样不小心掉到江里去了，当时李伯伯的的两个儿子吓死了，发生了这样的事，回家后也不敢对家里人讲，跑去躲起来了。直到后来我妈妈和姐姐去李伯伯家找鄂生回家吃饭，把他的两个儿子找到后一再追问：“鄂生去哪里了？”他的两个儿子这时才颤惊惊地讲：“鄂生掉到江里冲走了。”我的妈呀！这简直是晴天霹雷啊！下午的事，时隔几个小时了，鄂生掉在滚滚的长江里早已不知冲到那里去了啊！妈妈急得昏过去，不知人事了。爸爸的部队立即派人、派船去江里打捞，官兵们在长江里打捞了几天几夜，结果连尸首都没找着。妈妈思儿心切，就这样一病不起，没有心思来管楚生了，后来楚生得了麻疹、高烧转肺炎，医治无效也夭折了。

      在短短的三个月里，相继失去了两个儿子，妈妈都快急疯了，她要和爸爸拼命，“男儿有泪不轻弹”，爸爸擦着眼泪安抚好妈妈，又去执行公务了。父亲一生就是这样一个公而忘私的人！1946年，我出生了。尽管是个女孩，可父母还是喜出望外，取名汉生，爸爸妈妈从此也才有了一些笑脸。

      1948年，父亲的部队又奉命迁至淮阴地区（今日的扬州），妈妈这时又生了一个妹妹，取名淮生。早年就听爸爸、妈妈、姐姐说过，我们到扬州后就住在南门外埂子街，那是我只有三岁，体质弱、经常生病发烧，一发烧就抽筋，吓死人的，一生病就抱到离我们家不远的一家私立医院（夏通友医院）就医，由于经常去看病和医生（夏通友夫妇）熟了，医生夫妇见我长得乖巧，特别喜欢我，一去看病就抱着我玩，后来就认我为义女了。听爸爸、妈妈和姐姐说：干爸爸和干妈妈为收我为义女，特别重视，还在扬州市一家很大的酒店摆了几桌酒，举行了相当隆重的仪式，请的都是当时扬州市很有头面的人物，干爸、干妈为我买了金的长命百岁锁、颈圈、脚箍、手镯、衣物等，后来由于战难，我们回老家了，也就很少联系了。（再后来，大概是五十年代初，姜叔叔每次回老家泰州去时，都要到干爸家去的，就这样我们两家又联系上了，干妈还给我买了衣服叫姜叔叔带回来，以后干爸、干妈、干哥哥他们都经常和我通信，他们很关心我、很爱我，六十年代初，他们叫我到扬州去生活，他们给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我还记得干哥哥给我写信时说的那句话：“汉生妹：家里对你来扬的一切都做了妥善准备，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缺东风！汉生妹：快来吧！”尽管过去那么几十年了，可这句话在我脑海里仍记忆犹新！后来阴差阳错，唉！也许是命中注定没有那份福气吧，结果没有去成， 成为我的终生遗憾）

       当时国民党的主力军在淮海战役被 ，节节败退，风声鹤唳。1949年5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了。蒋介石残部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纷纷逃往台湾。父亲虽说在国民党部干事， 他不想跟部队走，便提前请假将我们母女四人（妈妈、姐姐、妹妹和我）送回安徽老家。在老家待了数天，父亲辗转反侧，最后还是恋恋不舍地返回扬州。这时大部队已走，只有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勤务兵姜玉怀（泰州人）在等他。爸爸为人一贯谦逊，无论对家人或外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姜玉怀虽说是勤务兵，爸爸待他就跟亲兄弟一样，我们一直叫他“姜叔叔”。后来他俩结伴去找部队，走到钱塘江时，大部队都已过江了，他俩被新四军截留下来后，转到集训营去受训一年，这一年没和家人联系，家里都以为爸爸不在人世了。一年以后， 父亲思家心切，就和姜叔叔两人回到老家安徽。就是这段历史，后来姜叔叔也和爸爸一样戴上“俘虏”、“投诚”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父亲一生清贫，即使在他“做官”的时候，也从不奢侈。他长年累月穿军装，从来舍不得买一件好衣服。但是他酷爱字画，收藏古董，喜欢篆刻等，情趣高雅。从扬州回安徽的时候，由于战火纷飞，家具及行李都无法携带，统统扔掉了。但他将收藏的名人字画及有价值的古书、古董，雇请了三、四部独轮车运回了家。到家时，家里人（奶奶、叔叔婶婶他们）以为运回的是金银首饰，高兴得不得了。谁知打开一看，原来是他们认为一文不值的东西，顿时都不高兴了。他们看到父亲没钱，并且一大家子都是只会吃饭不能做事的闲人（我妈妈是小脚，我们幼小），马上提出分家——没想到亲人也是如此的势利、见钱眼开。当初父亲在辉煌的时候，爷爷、奶奶、叔叔、姑姑都到他那里去玩过，也都沾过父亲的光，可现在他们却如此绝情！分家后没有生活来源，妈妈就提出回娘家去（因为外婆家条件比较好）。妈妈很小的时候外公就去世了，外婆改嫁了，妈妈是跟大外婆长大的。妈妈很幸运，大外婆非常善良，待妈妈跟亲生女儿一样，并且将外公那一房的山、田地、纸厂都给了妈妈。妈妈跟随爸爸在外的这些年里，是舅舅他们管理的（那时大外婆已死了），就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回到大舅家居住了，爸爸叫姜叔叔暂时回到他的老家（泰州）去了。那时已是1949年，我四岁了，对这些事稍有记忆。记得当时的生活非常艰苦，交通不便。父亲每天很早就起床，挑纸到50里路的宁国县去卖，换米回来吃。他脚上穿的是草鞋，每次回来满脚都是血泡，尽管他天天这样劳累，还是养不活一家五口。妈妈就将她陪嫁的首饰慢慢地卖掉来贴补家用，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两年。

       1952年，土地改革划成份，当时把我们家定为“官僚地主”，但什么财产都没有，一穷二白，定不上。后来因妈妈娘家的那点山、土地和纸厂——其实妈妈一点也没享受到，妈妈跟随爸爸在外那么多年是大外婆、大舅他们管理的，最后定为“富农”。从此，我们一家成为了人民的“阶级敌人”！

       解放初期有文化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后经我舅爷爷的介绍，爸爸找到当时广德县县长许国珍。当时正好国家也有政策，统计战后失业人员，许县长就将父亲派送到湾址县受训一年，后被分配到离我们家有100多公里的邻县（郎溪县）教书。姐姐那时也初中毕业了，县里也将姐姐安排到当地一所小学教书了，我们家这时生活才有了好转。我们有生活来源了，才搬回自己（方家）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