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的非真实性还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不惟夏后氏世系，殷墟卜辞目前为止仅仅能够提供王亥的父亲季（亦见于《楚辞》，《世本》、《殷本纪》作“冥”）以后的，呈现“上古质朴”特点的商先公世系，在此之前是“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不见于卜辞的商先公名称和以契为中心的传说世系。“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不见于卜辞的商先公名称疑点重重：有学者怀疑商先公昭明是不存在的，“契玄王生昭明”当为“契玄王生而昭明”之误[12]；商先公相土与夏后相的名字相近[13]，甚至在早期文献中有混淆的情况，并且都曾居于“商丘”；昌若名似黄帝之子昌意；曹圉名似周先公高圉、亚圉。陈梦家先生曾指出：“《殷本纪》上甲以前的‘先公’……主要的来源是《世本》，乃纪元前234～228之间赵人所编作。《世本》对于商之‘先公’作了如下的处置：⑴加入了昭明、昌若、曹圉三世，这是《世本》以前所无的；⑵排定了契以下至冥的父子直系关系。《殷本纪》采用了《世本》的帝系只作了一点重要的增加，就是将《世本·作篇》之核排入了世系内；他为什么把振（即核）介于冥和微之间，是不知道的。在《商颂》中，没有直接提到喾与契，只有‘玄王’。喾与契到《国语》、《尧典》才出现。《左传》的材料或在《商颂》之后而《鲁语》之前，有了少皞、高辛、阏伯和四叔，他们在《世本》中未被列入上甲以前的系统中。《楚辞》的玄鸟故事（亦见于《商颂·玄鸟》），或与帝喾或与高辛相联属，所以高辛是喾。 《殷本纪》 汤以前是：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七世父子，除振以外是据《世本》排列的。此七世加上上甲至主癸六世共十三世，再下一世为汤，如此符合了《周语》下‘玄王勤商十四世而兴之说’。由此可以推定，《殷本纪》契至汤十四世的数目，当成立于纪元前四世纪前后。”[14]王国维先生曾指出：“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义。”[15]吴其昌先生进一步指出：“‘微’之义为不明……‘昭明’之意为清晨，‘昌若’之意为日中（昌为光昌之义，是日中也）。‘冥’之意为晚暮……若云以所生之时辰为名，与此后以所生之日之天干为名者正为同例。然八世祖生于晨，六世祖生于午，四世祖生于晚，二世祖生于夜，人间宁有如此之巧事耶！何以整齐划一，必间一代而又奇异名字……此种名称，此种次序，定为出于人造，而非出于天然也。定为出于幻想，而非出于事实也。定为出于后人之口，而非出于原先之史也。”[16]郭沫若先生也已指出：“殷之先世大抵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此在殷时已然，观其祀典之有差异，即可判知。”[17]由此可知，早期商先公世系（以契为中心）是传世文献堆砌出的传说世系，晚期商先公世系（季、王亥、王恒、上甲等及其以后）是可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对证的现世世系，在两者之间起过渡作用的“昭明～相土[18]～昌若～曹圉”四位商先公世系得不到殷墟卜辞的支持。 根据《史记》提供的材料，《殷本纪》的商先公世系与《夏本纪》的夏后氏世系是对应的十四世，得不到殷墟卜辞支持的“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商先公在世系顺序上竟然与疑窦重重的“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世系也是对应的。至于更早的以禹为中心的世系，顾颉刚先生早已指出系层累而成，禹自西周中期始由天神向人王的转变[19]。 由此可知，夏后氏世系与商先公世系有着类似的规律性结构，见下表。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传世文献中的商先公和夏后氏世系可以划分为传说、过渡、现世三个阶段，后世对于商先公和夏后氏的确切世系仅仅能够追述到现世阶段[20]。传说阶段的商先公和夏后氏世系仅见于传世文献，需要谨慎提炼其中的历史信息。“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商先公世系和“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氏世系是连接现世阶段与传说阶段的过渡阶段。 二、取材于商代中期历史的夏世系过渡阶段 既然“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商先公世系缺乏殷墟卜辞的支持，与之对应的“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世系也可同理推知并非史实。历史并非向壁虚造，其形成必有所本：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的事迹被“移花接木”到了早期文献的夏史之中。通过下表对比可发现，传世文献中“太康失国、夏后相居商丘、少康复国”等事迹与“商王仲丁迁嚣、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等事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竹书纪年殷本纪殷墟卜辞夏本纪竹书纪年左传楚辞 太戊大戊太康太康 仲丁中丁中丁中康 外壬外壬卜壬 河亶甲河亶甲戔甲相胤[21]相胤甲[22]相 祖乙祖乙祖乙[23]少康少康少康少康 “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的历史是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事迹的史影。笔者无意使用“史影”一词否定夏的存在[24]，但有关夏的传世文献由于受到了周人的干扰，存在严重的问题。尽管《左传》、《竹书纪年》等史料价值很高，但均成书于东周，距离夏商之世已有数百年之隔，周人不修商史，商人不修夏史，孔子时已然感慨于“文献不足”，文献所载出现误传并不意外，然而此处并非无意误传。将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事迹作为脚本制造“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世系显系周人刻意所为。顾颉刚先生曾推测：“周始于后稷，商始于契，是有明文的；独夏代则只知有末王而不知有首王。 为称说‘三代圣王’便利计有补足的需要。《论语》中以夏商为‘二代’，又单言尧舜禹。以尧舜禹置于夏商之上，则禹与夏最为近，故有合一的趋势。”[25]上文论及，后世对夏后氏世系只能追忆至现世阶段，是残缺不全有尾无头的，由于传世文献中夏后氏世系的现世阶段和以禹为中心的传说阶段之间没有明确的传承关系，需要在两者之间添加一个过渡阶段使之联系成为整体，于是取材于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事迹作为脚本制造的“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世系问世了。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均显示，商与东夷的关系在中商时期开始激化，之后的殷墟时期也将主要精力投入经营东土的活动，对东面的岳石文化呈现进攻趋势，甚至最终导致了岳石文化的衰亡。放弃长期经营的亳并且屡次迁都可能受到了这样的外部影响，直至迁都于安阳洹河流域才趋于稳定。周人自称夏，重视夏与夷的区别，尤其注重将自己与属于东夷系统的商人区分开来。 观察记载“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最详细的《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的上下文不难发现：襄公四年魏庄子的语言环境是为了给当时夷夏斗争提供论据，而哀公元年也有“介在蛮夷，而长寇雠”的语句，谈话中引用这两处材料的目的都是为了表明在夷夏斗争中，“夏”历经辗转曲折终于复国，取得了夷夏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