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年—1529年)，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生而不凡
王守仁天生有特殊的气质，很不同寻常。他的母亲怀孕超过十个月才分娩，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名为“云”，并给他居住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出生后，5岁仍不会说话，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有一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
年少有为
十二岁时，王守仁正式就读师塾。十三岁，母亲郑氏去世，幼年失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当时国家朝政腐败，义军四起。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在王守仁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十五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未果。同年，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一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
娶妻诸氏
十七岁时，他到南昌与诸养和之女诸氏成婚，可在结婚的当天，大家都找不到他。原来这天他闲逛中遇见一道士在那里打坐，他就向道士请教，道士给他讲了一回养生术，他便与道士相对静坐忘归，直到第二天岳父才把他找回去。十八岁时，与夫人诸氏返回余姚，船过广信，王守仁拜谒娄谅。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守仁甚喜。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步入仕途
二十岁时，王守仁第一次参加乡试，中举人后，学业大有长进。但他越来越喜欢谈论军事，并且很会射箭。然而，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内阁首辅李东阳对其笑道：“你这次虽然不中状元，下一次科举必定会中状元，试一试为下一次科举作个状元赋。”王守仁拿起笔就完成了，朝堂上的元老们都很惊奇他的天赋才能。嫉妒他的人就开始议论说，这个年轻人如状元及第，必然是目中无人。王守仁二十五岁再次参考科举，再次落第。他的状元父亲开导他说，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中了，但他笑道：“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
被贬悟道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他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出治葬前威宁伯王越，回朝上疏论西北边疆防备等八事，随后授刑部主事，在江北等地决断囚狱，随后因病请求归乡。久之，起用授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宦官刘瑾擅政，并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王守仁上疏论救，而触怒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龙场驿栈驿丞。路上被刘谨派人追杀，伪造跳水自尽躲过一劫。逃过追杀的王守仁暗中到南京面见父亲王华，王华对他说：“既然朝廷委命于你，就有责任在身，你还是上任去吧。”随后他踏上路途，来到贵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龙场在当时还是未开化的地区。王守仁没有气馁，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受到民众爱戴。在这个时期，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在这段时期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
平定江西
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的才能十分赏识，在王琼的推荐下，王守仁被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当时，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浰头头，各自称王，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起兵。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战死。守仁到任后，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于是责问年老而狡黠的仆役，仆役浑身哆嗦不敢隐瞒，如实坦白。守仁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侦探叛军的情报，守仁因此掌握了盗贼的动静。随后他传檄福建、广东会兵一处，首先讨伐大帽山的盗贼。王守仁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亲自率领精锐在上杭屯兵，假装撤退，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他向朝廷上疏称，权力太小，无法命令将士。王琼上奏，给了王守仁旗牌，可以便宜从事。七月，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附近的人都惊呼守仁是神。
平定叛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王守仁平定盗贼后兵符已上交兵部，手中无兵。在江西境内的朝廷官吏都来帮助守仁，又在袁州(今江西宜春)聚集各府县士兵，征调军粮、制造兵械船只。假装传檄各地至江西勤王，在南昌到处张贴假檄迷惑宸濠。为争取时间集结军队，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宸濠发兵攻打南京，又故意泄露给宸濠。此时，李、刘二人果然劝宸濠进兵南京，宸濠大疑，按兵不动。过了十多天，勤王兵未至，宸濠发觉被骗，带兵攻下九江、南康。宸濠攻打安庆受挫，此时守仁大军已集结完毕。宸濠精锐都前往安庆，留守南昌的兵力空虚，守仁率兵攻打南昌，宸濠回兵救南昌。最终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宁王叛乱历时35天后宣告结束。
立院讲学
王守仁于54岁时，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并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总督两广
嘉靖六年(1527年)，思恩、田州的民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下诏让守仁以原先的官职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黄绾借此机会上书争辩守仁的功绩，请赐给他铁券和岁禄，并叙录平定宁王叛乱功臣，世宗都答应。十二月，守仁军至思恩，卢苏、王受早就听闻了守仁平定盗贼和叛乱，十分害怕，投降了守仁。
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守仁率湖广兵抵达南宁，而卢苏、王受刚归降，愿意立功自赎。王守仁于是派遣大臣商议，并命湖广佥事汪溱、广西副使翁素、佥事吴天挺及参将张经、都指挥谢佩监湖广土兵，袭剿断藤峡叛军。此后仍然总督分永顺兵进剿牛肠等寨，保靖兵进剿六寺等寨，约好以四月初二各至抵达地点。
当时，叛军听闻明军檄湖广土兵抵达，均逃匿深险之中;又听闻卢苏、王受归降，王守仁进驻南宁，故以为王守仁以散遣诸兵布阵，于是防备弛缓。至此，湖广兵皆偃旗卧鼓驰马抵达，与明军一同突进，四面夹击。叛军大败，于是退守保仙女大山，据险结寨。官军攀木缘崖仰攻，并随后连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随后王守仁密檄诸将移兵剿仙台等贼，分永顺兵、保靖兵各自进剿，约定在五月十三日抵达巢穴。叛军退守永安力山，仍然被王守仁围困的大军打败，溃军为副将沈希仪斩杀。至此，断藤峡叛军几乎全尽。
病逝归途
平乱后，王阳明因肺病加重，向朝廷上疏乞求告老还乡，推荐勋阳巡抚林富代替自己，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回去了。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庚县青龙港(今江西省大余县境内)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丧过江西境内，军民都穿着麻衣哭送守仁。先前因平定宁王叛乱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隆庆时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汉族，唐代诗人。古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王勃为四杰之首。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因做《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上乘之作，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早年经历
王勃幼年时就非常聪慧，六岁时便能作诗，且诗文构思巧妙，词情英迈，被父亲的好友杜易简称赞为“王氏三株树”之一，表明了王勃早年就显示出杰出的文学才能。九岁时，王勃读颜师古注的《汉书》后，撰写了《指瑕》十卷，指出颜师古的著作错误之处，表现了王勃早年就博学多才。十岁时，王勃便饱览六经。十二岁至十四岁时，王勃跟随曹元在长安学医，先后学习了《周易》、《黄帝内经》、《难经》等，对“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匮之数”有所知晓。
未冠而仕
龙朔三年(663年) 王勃回到家乡，写《上绛州上官司马书》等文章，寻找机会，积极入仕。麟德元年秋(664年)， 王勃上书刘祥道，直陈政见，并表明自己积极用世的决心，深得刘祥道赞赏“此神童也!”麟德二年，王勃通过皇甫常伯向唐高宗献《乾元殿颂》，借献“颂”以图仕进之意甚明。乾封元年(666年)，王勃通过李常伯上《宸游东岳颂》一篇，接着应幽素科试及第，授朝散郎，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之后，才思泉涌，笔端生花，撰《乾元殿颂》，文章绮丽，惊动圣听。唐高宗见此颂词，歌功颂德，词美义壮，乃是未及弱冠的神童所为，惊叹不已：“奇才，奇才，我大唐奇才!”王勃的文名也为之大振，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并推为首位。
祸起《斗鸡赋》
王勃当上朝散郎后，经主考官的介绍，担任沛王府修撰，并赢得了沛王李贤的欢心。一次，沛王李贤与英王李哲斗鸡，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讨伐英王的斗鸡，以此为沛王助兴。不料此文传到唐高宗手中，圣颜不悦，读毕则怒而叹道：“歪才，歪才!二王斗鸡，王勃身为博士，不进行劝诫，反倒作檄文(古代用于征召，晓谕的政府公告或声讨、揭发罪行等的文书，现在也指战斗性强的批判，声讨文章。)有意虚构，夸大事态，此人应立即逐出王府。”唐高宗认为此篇意在挑拨离间，钦命将他逐出长安。于是，王勃被逐。他凭着自己的才情和苦心经营刚刚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
二次被贬
王勃所遇到的第二次打击，是在虢州参军任上杀死自己所匿藏的官奴而犯罪。咸亨二年(671年)秋冬，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凌季友当时为虢州司法，说虢州药物丰富，而他知医识药草，便为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参军之职。就在他任虢州参军期间，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他将罪犯藏匿起来，后来又怕走漏风声，便杀死曹达以了其事，结果因此而犯了死罪。幸亏遇大赦，没有被处死。此事甚为蹊跷，王勃为什么要保护罪犯曹达，既藏匿保护又怎能将其杀死。据新旧《唐书》所载，王勃此次被祸，是因情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官奴曹达事，有人怀疑为同僚设计构陷王勃，或者纯属诬陷，不无道理。这次被祸，虽遇赦未丢掉性命，但宣告了他仕途的终结。
魂归南海
王勃因杀死官奴曹达，连累了他的父亲王福畴，王福畴从雍州司功参军被贬为交趾县令，远谪到南荒之外。这件事对王勃的打击，远远超过对自己的惩罚。王勃为人虽有放浪不羁的一面，但他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却以儒家的礼法为标尺。王勃在《上百里昌言疏》中表达了对父亲的内疚心情：“如勃尚何言哉!辱亲可谓深矣。诚宜灰身粉骨，以谢君父。……今大人上延国谴，远宰边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东瓯而渡南海。嗟乎!此勃之罪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从中可体会到身为孝子的王勃内心强烈的羞愧和自责。王勃出狱后在家里停留了一年多，这时朝廷宣布恢复他的旧职，他已视宦海为畏途，没有接受。他在上元二年(675年)的秋天从洛阳出发沿运河南下，于八月中旬到达淮阴，又从淮阴到楚州，离开楚州，继续沿运河南下，入长江后折向西行，到了江宁，大约在上元三年(676年)春夏，王勃已至交趾王福畴处，见到了他生活窘困的父亲。不久后，王勃便踏上归途。当时正值夏季，南海风急浪高，王勃不幸溺水，惊悸而死。
王允(137年—192年)，字子师，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据《后汉书》)。东汉末年大臣。王允出身官宦世家。他十九岁就开始任公职，壮年时任豫州刺史。因为在和中常侍张让的斗争中失败，王允被迫去官隐居，在中平六年，何进掌权之后重新出仕，历任从事中郎和河南尹。在何进被宦官诛杀，董卓掌权时，他已经代替杨彪成为了司徒兼尚书令。身为地方官勤政爱民，由于朝廷腐败而被迫在此为官，从而密谋刺杀董卓。董卓死后，王允与吕布共执朝政，但是董卓余党李傕、郭汜、樊稠等率军攻破长安，吕布出逃，王允被处死，时年56岁。
人物生平
望族世家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的重要官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王允天资聪颖，独具慧质，深受上辈们的喜爱和赏识。在他们的影响和熏陶下，王允自小意气非凡，立志长大后不仅要继承和发扬父辈的传统，而且还要心忧国家，有益于东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志向和目标，王允时时刻刻注意自身素质的修养。虽出生豪门世族，但他并不迷恋奢侈的生活和舒适的享受，而是充分利用家里的优越环境，饱读诗书和泛阅经传。少年时期，王允就已经成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才子，远近文人学士都对他刮目相看。习文章、阅经典之余，王允还坚持习武强身。他崇慕卫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气度，同时也佩服他们誓死卫国的精神。认真不懈的文修武练不到数年，王允便出落为一名文韬武略无不精通的全才。
由于出生上层士族世家，平日除了习文练武之外，王允也经常跟随父辈们出入官场，结交许多世家名士。而且，王允更愿意与下层人民接触，因为这样更能接近生活，体验生活，积累丰富的经验。一时之间，少年王允不仅在同辈中间脱颖而出，而且在整个山西也已经小有名气。
秉公为官
19岁那年，王允被推举为郡吏。任职不久，便遇上一件极其复杂棘手的事情：山西晋阳地区有一名叫赵津的小黄门，依仗自己的主子是朝廷当权宦官，便在当地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百姓慑于赵津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允得知这一情况后，气愤地对手下衙吏们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此为非作歹，贪赃枉法，格杀勿论!”随即下令逮捕赵津，并立即将他解押东市，斩首示众，以慰民心。晋阳百姓见他们深恶痛绝的祸害已除，个个拍手叫好，他们还纷纷前往王允所在官署，感谢慰问王允，称赞他是为民作主，不畏强暴的好父母官。王允首次经受世事的考验，并赢得众人的称赞和拥护，由衷地感到高兴，更坚定了秉公为官的信心。
东汉末年，由于朝廷腐败，导致中央和地方买官鬻爵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地方官僚权钱交易极为普遍。与王允同郡的同乡中有一个名叫路佛的游混无赖，从小娇生惯养，既无学识，也无德行，他仗着家里有钱，向太守王球行贿，要王球给他个官当。财迷心窍的王球是个见钱眼开的昏官，收下路佛的赂贿后，便给了他一个补吏的职位。王允对这种肮脏交易十分忿恨，当众揭露路佛的丑行，并与王球变颜争辩，指责他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王球恼羞成怒，利用手中权力，立即将王允捉拿起来，投入牢中，准备随时杀掉。刺史邓盛很早就听说过王允的事迹，很是钦佩他的才识和性格。当他得知王球要杀掉王允的消息后，立即亲自骑上快马，前往太守衙门，保释王允，并且请他做自己府中的别驾从事。王允很感激邓盛的救命之恩，同时也为邓盛的正义行为所感动，于是一心一意为邓盛效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邓盛深感满意。在邓盛的提拔和宣扬下，王允的名声越来越大，为他日后步入朝廷做官奠定了基础。
王允为官初露锋芒，不仅赢得了州郡官吏和当地百姓的赞赏和钦佩，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鉴于他的才能和表现，王允不久被朝廷三公同时征召，以司徒高第征为侍御史。从地方州郡迁到中央朝廷，这是王允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也为他实现忠心为国的政治抱负提供了广泛的政治舞台。
中平元年(184年)，即王允征为侍御史不久，全国各地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农民起义。为了迅速镇压起义，东汉政府特别选拜王允为豫州刺史，征辟尚爽、孔融等名士担任王允的从事，率领重兵讨伐黄巾军。王允初次领兵打仗，便充分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文韬武略。预先，王允广泛征求从事和普通官兵的意见，设计了周密的作战方案;战斗过程中，王允亲自披挂上阵，大显身手，彻底击溃豫州一带的黄巾军。之后，王允和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共同受降数十万黄巾起义军。在受降过程中，细心的王允从农民军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的书信，信中涉及一些与黄巾军有关的内容。张让是当朝掌权的大宦官，权势很大，极受皇帝宠爱。王允也不计较利害关系，他怀疑张让与黄巾军私通，便进一步追查，把其中的具体细节全部揭发出来，并且写成奏折上奏皇帝。汉灵帝大惊，立即召张让进宫，怒气冲冲地指责张让，并要他交待实际情况。张让一向在朝中自以为是，指手画脚，也没想到有谁敢在皇上面前揭露他，因此见到王允的奏章后吓得半死，急忙叩头谢罪。可张让是何等狡诈圆滑的人物，他在回答皇帝时，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而说王允忌妒陷害他，说自己对陛下，对朝廷是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没有丝毫与黄巾军私通和背叛朝廷之意。灵帝本就有意偏袒张让，加上被张让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自认为他无罪，也便不再追究。
张让脱罪后，对王允心怀忿恨，一心想伺机打击报复王允。第二年，张让终于找到一个借口，将王允逮捕下狱。不久，正好赶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释放，还复刺史原职。可是，睚眦必报的张让并没就此罢休，没出十天，他又以另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允治罪，王允再度入狱。
坚强不屈
司徒杨赐素知王允的为人和品性，知道张让是有意想置王允于死地，为了替王允开罪，让他免受痛苦和屈辱，杨赐派手下人劝告王允说：“你因事得罪宦官张让，一月之内，两次下狱，很明显他是有意和你过不去。如今你是凶多吉少，性命都难保。为了成就自己的志向，你又何必不先退让一下，忍一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果只一味好强，恐怕他不会放过你，请你仔细思量思量吧!”王允手下的从事也对王允的再次入狱深感忧虑，他们想方设法营救王允。有一名好斗气的下属去狱中探望王允时，痛哭流涕，劝王允向张让认错赔罪，求他网开一面，被王允怒斥拒绝。下属找来一杯酒，气愤地对王允说：“你既然如此保全自己，不如喝下这杯毒酒算了，又何必还在狱中受别人的折磨呢?”可是，出乎下属的意料，王允一把夺过酒杯，厉声说道：“我是堂堂天子的臣民，君王赐罪于我，我应当接受惩罚，按照王法在街头斩首示众，而且天下人都应以我为戒，不再违反法律，维护社会的安定，哪有私自吞喝毒药，以死逃避法律制裁的道理?你们不用再劝我了，我意已决!”说完，便把酒泼倒在地上，自己走近囚车，又重新被关进监狱。
由于王允一直又没有向张让赔罪认错，张让又进一步渲染他的所谓的罪行情节。
不久，王允的案件被提审，王允的手下官员和朋友以及朝中许多官员都十分着急，想制止张让对王允的陷害。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向皇帝上书，替王允求情，希望汉灵帝能够赦免王允。他们在奏章中写道：“王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官尽忠尽诚，宽宏贤能，具有君子的风范和气节。过去晋悼公和先朝孝文皇帝能明辨是非，赦免大臣的罪行，陛下就不能仿效吗?如此王允受命于朝廷，诛讨逆贼，安抚良民，本应论功行赏，加官进爵;难道就因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就定他死罪吗?陛下如此不公平地给予他处罚，恐怕有负众望，百官有所不服吧。”灵帝刘宏看完奏章后，便赦免了王允的死罪，但仍下狱重新定罪。这年冬天，又逢朝廷大赦。由于张让始终从中作梗，王允仍不在赦免之列。何进、袁隗、杨赐等三公要员继续上书皇上，要求赦免王允。等到第二年，王允才被免罪释放。当时，朝中宦官当权，张让阉党凭借权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刚刚出狱的王允虽对张让等人的行径深恶痛绝，但因力量有限，只得改名换姓，离开都城洛阳，辗转于河内、陈留之间。
不久灵帝驾崩，王允急忙赶赴洛阳吊丧。此时，朝廷局势极度混乱，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势力大增，阉党张让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权，面临覆灭的危险。大将军何进利用各地方官吏奔丧的机会，大肆结交和拉拢亲己势力，以谋张让。王允一到洛阳，就被何进紧急召见，并说明意图。王允很感激何进对他的救命之恩，便满口答应，并担任从事从郎一职。后来情况发生急变，张让集结党羽，用何太后召见何进的名义把何进骗入宫中，趁机伏杀。王允不得不迁任河南尹，暂时逃避张让的嚣张气焰。张让伏杀何进后，曾奉密召的董卓、袁术等人立即领兵进京，讨杀张让。张让、段挂等人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当时，朝中公卿大夫被急变的局势吓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敢护卫少帝。王允立即派遣一部分士兵跟随尚书卢植一起保护少帝，事后，又奉迎少帝回宫。
永汉元年(189年)，董卓废掉少帝，献帝刘协继位，王允被拜为太仆，不久迁任尚书令。初平元年(190年)，王允替代杨彪担任司徒职务，同时兼任尚书令。
王允担任司徒，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献帝登极后，外戚、宦官斗争仍在继续，黄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各地割据豪强也趁机发难，借讨宦官为名，纷纷问鼎中央政权，整个东汉政权危机四伏，动荡不安。面对如此国将不国的尴尬局势，王允毅然承担起恢复和革新东汉政权和社会的重任，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为了稳定政局，消除混乱，王允和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道出谋划策，重新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隐忍不发
董卓在进驻洛阳过程中，迎立少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进驻洛阳后，董卓又多次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的贪婪欲望。他废旧立新，毒杀太后，广植党羽，培养亲信，统收兵权，控制朝廷。从董卓的种种倒行逆施中，王允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他将成为威胁东汉政权的最大隐患，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和除掉董卓。可是，董卓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党羽众多，而且董卓本人凶残毒辣，如果主动出击，只能是以卵击石。于是，王允表面上一味听任，甚至顺从董卓，让他放松对自己的戒备，实际上却在细心计划，周密布置。董卓进入洛阳后，为了站稳脚跟和扩大势力，曾极力拉拢朝中有影响的官员。王允不动声色，顺势归顺，尽量迎合。有时，王允不惜矫情曲意，偏违原则，来换取董卓的信任。董卓见王允不但具有才识，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于是便把王允当作自己的心腹亲信，对王允不生丝毫疑心，无论朝政大小，都托付给王允处理。王允借此时机，亲自主持一些恢复王室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具体事务。
王允虽然表面上多有曲迎董卓之意，但在有些涉及原则、正义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杨勋是当时朝廷的正义之土，自从董卓乱政以来，杨勋不畏强暴，一直与他进行尖锐的斗争。他曾与左将军皇甫嵩一起密谋诛杀董卓，后因皇甫嵩升迁，杨勋势力弱小，只得作罢。一次，董卓问王允：“不知谁最适合担任司隶校尉?”王允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只有杨勋最合条件。”虽然明知董卓与杨勋之间矛盾很深，但是，出于正义，王允毅然推举了杨勋。
在与董卓表面敷衍的同时，王允暗中积极组织和筹备反董卓的斗争。王允首先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人共同商议诛杀董卓的计策。为了控制一定武装力量，王允等人极力向皇上推荐、保举羌校尉杨瓒行使左将军的权力;同时还举荐执金吾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掌握一定的地方势力，并且命令他借讨伐袁术为名，带领兵马出道武关，实则为多路夹击董卓作准备。士孙瑞的行动引起了董卓的怀疑，他决定把士孙瑞留在都城。王允听说后，便顺从董卓的意思，擢升士孙瑞为仆射。另外又擢升杨瓒为尚书，为最后反击董卓作准备。
铲除董卓
初平二年(191年)，董卓封王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王允想拒绝，士孙瑞对他说：“在大事没成功之前，不能有丝毫破绽，您与董卓加官进爵，朝廷百官都瞻仰您的崇高品节，何乐而不为呢?不要因意气而误了大事啁!”王允一听有道理，便受命听封。
初平三年(192年)春天，天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王允和士孙瑞、杨瓒等人借登台祭祀乞神降雨之机，紧急商议谋杀董卓的行动方案。士孙瑞严肃地对他们说：“自从去年岁末以来，太阳阴晦不照，淫雨连绵不断，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应该有个尽头。现在我们时机已基本成熟，如果不把握天机，先发制人，恐怕以后后患无穷啊!请你们认真考虑考虑。”王允很赞同士孙瑞的意见，决定伺机尽早行动，以图董卓。可是，董卓爪牙密布，戒备森严，而且他本人力大无比，凶残毒辣，如果不采取万全之策，一旦失手，恐怕后果难以设想。王允提议，可以安插内应，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王允获悉董卓与他的心腹吕布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便秘密召见吕布。正好吕布也有反董卓之意。于是，王允便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全部告诉吕布，并委他作内应。起初，吕布碍于自己是董卓的义子，不便在内部亲自下手。王允对吕布说：“你姓吕，奸贼姓董，父子只是名义上的，并非骨肉亲情，况且董卓现在已是众叛亲离，你难道还认贼作父吗?你当他为父亲，平时他待你是儿子吗?”吕布与董卓爱妾私通，怕董卓发现报复，于是便答应下来。
这年四月，正当王允等人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正逢天子大病初愈。朝廷百官在未央宫集合，恭祝天子龙体安康。事前，吕布派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心腹亲兵，穿上宫廷侍卫的服装，潜伏在宫殿侧门两边。当董卓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侧门外时，立即遭到潜伏在门后的李肃等人的突然袭击。董卓急呼吕布，吕布手捧圣旨，大呼：“奉旨杀贼!”董卓在绝望中被吕布所杀，并且株连三族。
董卓被杀，朝廷上下一片欢腾。董卓祸国殃民的行径，激起了天下人们的极度痛恨，铲除董卓，不仅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合乎天下民心。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谋杀董卓一名国奸臣，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东汉末年的历史进程。司徒王允，用自己对朝廷的赤诚和一身正气赢得了铲除董卓斗争的胜利和世人的称赞。
董卓被杀后，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张种抚慰山东”。
王士祯(1634年—1711年)，原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豫孙，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谥文简。汉族，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常自称济南人，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书法高秀似晋人。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论诗创神韵说。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但未能摆脱明七子摹古馀习，时人诮之为“清秀李于麟”，然传其衣钵者不少。好为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王士祯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是明朝布政使。崇祯七年(1634年)八月二十六日，王士祯出生于豫省官舍，象晋于“豫”得“孙”，祖父遂呼其小名为“豫孙”。五岁入家塾读书，七岁时入乡塾读《诗经》，后娶山东邹平张延登之孙女为妻。
顺治七年(1650年)，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与大哥王士禄、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诗名。顺治八年乡试第六，顺治十二年参加会试第五十六，未参加殿试，寓京半年而归。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补殿试三甲三十六名，文名渐著，23岁游历济南，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集会于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诗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和作者甚多，当时被文坛称为“秋柳诗社”，从此闻名天下。后人将大明湖东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园”，指为王士祯咏《秋柳》处。
顺治十六年(1659年)，任扬州推官，“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受到康熙帝召见，转侍读，入值南书房。升礼部主事、国子监祭酒、左都御史，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书。不久，因受王五案失察牵连，被以“瞻循”罪革职回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十一日卒。
王士禛的“禛”字，在他死后，因避雍正讳，改名王士正。乾隆赐名士祯，谥文简。但其后世人，包括正统的中国文学史对之却居然是“王士禛”或“王士祯”两存而使用着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世贞)、李(攀龙)之肤廓，钟(惺)、谭(元春)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祯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
袁枚称王士禛的诗歌“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然稍放纵，不加检点，便蓬头垢面，风姿全无。”
钱钟书指王士禛的诗善于掩饰自己天赋之不足，在《谈艺录》中评王渔洋的诗：“一鳞半爪，不是真龙”，又说“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
王士祯以诗文为一代宗师，其诗多抒写个人情怀，清新蕴藉、刻画工整，早年作品清丽华赡，中年后转为清淡苍劲。散文、词也很出色。擅长各体，尤工七律。与朱彝尊齐名，时称“朱王”。他提出的神韵诗论，渊源于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宋严羽“妙语”、“兴趣”之说，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作诗要诀。所传诗文中，有不少题咏济南风物，记叙济南掌故之作。曾为蒲评点《聊斋志异》并题诗共勉。
王士祯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五代诗话》、《精华录训篆》、《蚕尾集》等数十种。康熙四年(1665年)，王士祯升任户部郎中，到京城为官。当时的京城才人墨客云集，为王士祯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他在诗歌创作中提出“神韵”说，开一代诗风。王士祯多才多艺，有大量名篇传世，他写景的诗文尤其为人称道，所作小令中的“绿杨城郭是扬州”一句，被当时许多名画家作为画题入画。王士祯的才华很快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赏识，康熙皇帝称其“诗文兼优”，“博学善诗文”。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祯受到皇帝的召见，“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仕南书房”，成为清代汉臣由部曹充词臣的第一人。康熙皇帝还下诏要王士祯进呈诗稿，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殊荣。王士祯遂选录自己300篇诗作进奉，定名《御览集》。从此，王士祯平步青云，常常得到御赐字画，还多次参加重要宴饮。
当时，王士祯名扬天下，官位也不断迁升，成为清初文坛公认的盟主，一时间，诗坛新人、文坛后辈到京城求名师指点作品，
往往首先拜见王士祯，如能得其一言片字褒奖，就会声名鹊起。蒲松龄是落拓不第的文人， 《聊斋志异》也久不被世人认识，当蒲松龄找到王士祯时，王士祯“加评骘而还之”，还赠诗蒲松龄：“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为了让《聊斋志异》出版，王士祯在该书上大书“王阮亭鉴定”，使得各家书坊争相求索书稿，刊刻《聊斋志异》“以为荣”。当时的名流称赞此事：“国家文治轶千秋，扢雅扬风，巨公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称首。”
宋代严羽的“妙语”、“兴趣”之说，记叙济南掌故周村城西长白山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优越的气候条件，吸引了王士祯，他便在修建了别墅，名叫“夫于草堂”。每逢闲暇便来游玩小住。盛夏酷暑，则全家来此消夏。这里有漫山的森林，清碧的泉水，鹿鸣鹤舞，湖光山色，是难得的避暑胜地。附近又有繁华的周村，生活十分方便。苑城的袁守侗等大官僚，也都在山中见有别墅。
王士祯被罢官后，曾长期在山中别墅居住，登峰观瀑，临池戏鱼。有时登临会仙高峰，谣望清河碧带，芽庄湖帆，乘兴吟哦“东山清风来，西涧凉雨度”。兴致高时，仰天长啸，空谷传响，极为惬意。他的《长白山录》对长白山周围的自然景色、山川风物做了详细记叙，《夫于草堂集》、《香祖笔记》等，也是在这里写成的。
王士祯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渊源于唐司空图“自然”、“含蓄”和之作。
王士祯是清初诗坛上“神韵说”的倡导者。后人所辑《带经堂诗话》，反映了他的论诗主张。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而其渊源则本于司空图和严羽。他鼓吹“妙悟”、“兴趣”，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强调淡远的意境和含蓄的语言。王士祯的诗歌创作，早年从明七子入手，“中岁逾三唐而事两宋”，晚年又转而宗唐，但是在这三次转变中，提倡“神韵说”是贯穿始终的最能体现王士祯“神韵说”理论，并且写得好的是他的七言绝句。
王士祯倡导的神韵说，主宰诗坛数十年。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在清代达到了顶峰，从而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士祯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去逝。享年78岁。王家曾四代官至尚书，桓台境内至今还存有歌颂王家功德的全国罕见的砖牌坊，上刻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四世宫保”四个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