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秩事


戴名世(1653年—1713年),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夏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己丑科赵熊诏榜进士第二人。戴名世20岁授徒养亲,27岁所作时文为天下传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应试,二十六年,以贡生考补正兰旗教习,授知县,因愤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不就;漫游燕、越、齐、 鲁、越之间。 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迹,参戴名世 “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发,被逮下狱。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史称“南山案”,戴名世后归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人物生平

背景

戴名世幼时家境相当贫寒,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窘困多艰的时期,也是一个发愤立志的时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磨炼,不仅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为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执教

戴名世十三年的开馆执教,使其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明清之际炽热的民族思想推动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时期就日渐树立起“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戴名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候门之裙”,因此只能过着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后,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使达官贵人们侧目。戴名世与方苞等人的结合,是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戴名世《北行日记序》)。这毫无疑问招来了公卿大夫们的仇视和攻击。而他们在古文创作方面的长期切磋研讨,也有力地推动了古文的;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又哺育着桐城派的涎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史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一时之间,文名播于天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两百多年,却也使他遭致杀身大祸。

晚年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1713年三月六日(3月31日)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掌握中原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乃使人心思变,清统治颇为不稳。于武力镇压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动辄屡兴大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酷烈的镇压。《南山集》遂罹其难。


人物成就

文史成就

戴名世在文学、史学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从《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发展,有其特色。他与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论文主张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认为作文当以“精、神、气”为主,语言文字为次(《答张、伍两生书》)。他又认为文章之所以能传神,关键在于“义理”,而“语气”则是从属之物(《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对藻饰剽窃,认为“自然之文”才是文章的最高标准,而文章只有讲究“精”与“神”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同时,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须“道、法、辞”三者均备,即思想内容、结构法则与语言应当完美结合,三者缺一不可(《与刘言洁书》、《己卯行书小题序》等)。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

戴名世文章以史论、史传、游记、序跋为主。他对史学很感兴趣,时常倾慕司马迁、欧阳修独自修撰《史记》、《五代史》。他每读《史记》,联想今世,常感慨激发,痛惜明清之际许多可歌可泣的忠臣义士以及许多使人痛恨的乱臣贼子事,皆湮没于世,而有明一代的成败得失,也不得闻之于后人。因此他决心仿效司马迁、欧阳修,立志修撰《明史》。这样他在漫游天下时就有心收集轶闻遗编,特别是有关南明王朝的史事。他曾说自己“二十年来,搜求遗编,讨论掌故,胸中觉有万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触喉而出……欲将之名山中,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虑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与刘大山书》)。由于他生活十分穷困,藏书甚少,又忙于教书,亦无闲瑕,因此他本来是准备等材料搜集全之后,年老退隐名山,专事著述,但此愿未了而大难猝然临头。他著述的志愿虽然最终未能完成,但《南山集》一书亦可名垂后世,足彰其志。他所撰的史论、史传等,算是对行游天下、考稽放失旧闻的一个小结。

史论评价

他的史论言辞犀利,议论透辟,如《老子论》、《范增论》、《抚盗论》、《史论》等。后代学者称赞他“才气汪洋浩瀚,纵横飘逸,雄浑悲壮,举动得《左》、《史》、《庄》、《骚》神髓”(萧穆《戴忧庵先生事略》)。其中《老子论》认为老子所言,多“涉历世故之道,”愤恨道教徒妄托老子为教主;《范增论》认为“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势,而后可以决天下之治乱”;《抚道论》认为“群盗”是“假手于文武大吏”,这种官吏正是“国家之大盗”;《史论》认为《史记》、《五代史》为良史,以上这些都可谓是真知灼见。

史传文学

名世最佳的散文首推史传文学和游记。《南山集》今本卷六、七、八的数十篇传记,卷十一的五篇《日记》,卷十二《子遗录》,卷十三的四篇《纪略》等,既表彰了明亡之后坚持民族气节、隐居不仕的读书人,又歌颂了抛却一己之私、奔走于抗清事业的忠贞烈士,同时还在有的章节(如《曹先生传》)中将他们与那些“受人主知遇得富贵而反颜事仇者”作一对比,讥刺了为求富贵而摇身一变、腆颜事清的无耻故明官僚。戴名世以史迁为师,史传作品成就最高,或谓“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归熙甫后一人”(邓实《戴褐夫集跋》)。《画网巾先生传》是他的名篇,堪称史传文学中的佳作。此文用极其生动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的反清英雄形象,虽实录其事而人物个性鲜明,通篇寓庄于谐,情趣盎然,继承了司马迁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因为他的史传普遍笔法生动洗练而又述事周详,故梁启超称赞他“史才特绝”。

《南山集》中的一些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写山川景色颇细,文笔清丽生动。

讽刺小品

戴名世写讽刺小品文说精,如《鸟说》、《邻女语》、《醉乡记》等都相当有名。这些小品文拟人写物、以物喻人,针砭时事,入木三分。《鸟说》用小鸟的遭遇倾诉自己和身处底层的人民的不幸,堪称短篇佳制。《邻女语》是一篇寓言体杂文,写西邻女陋而善嫁,东邻女虽美而无聘之才,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西邻女善于取悦世人,“随时为巧靡之涂妆”,而东邻女却不以媚世以邀宠,故终“无聘之者”。这个小品讽刺了当时社会上事非不分、黑白颠倒、埋没人才的丑恶现象。《醉乡记》则用一个“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的大醉乡来讽刺当时社会。在这个醉乡里,少数清醒者却反而被醉客“指以为笑”。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罗刹海市》表现了异曲同工的深刻寓意。

《南山集》原刻本遭禁毁已不可见,但它为作者在历史上留下了铮铮文名。而在《南山集》案中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无论他与戴有否嫌隙,为了对朝廷表忠诚而不惜致人于罪,毕竟难免有邀功请赏之嫌,且祸及数百人,酿成一个大肆迫害文人学士的文字狱案,因此赵申乔颇为士林所不齿。而戴名世的著作虽遭焚毁,沉冤数百年,但后人对其人品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致于其后的一百几十年中,清朝统治者虽上下搜索,几令禁毁,但《南山集》仍不断被人们秘密传抄,不时变换名称在民间出现。为逃避迫害者的耳目,人们将其改名为《潜虚先生文集》流传于世。清中叶道光以后,清廷对文化的控制有所松动,所刻版本逐渐增多。戴名世生前所刊印的《南山集偶抄》所收文章仅百十余篇,其数量仅占戴氏全部著作的五分之一。作者死后,陆续有人搜集整理其遗作,如道光年间其族人戴钧衡编《潜虚先生文集》,光绪年间张仲沅编《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等,后来又有许多翻印本。然诸书中均有脱漏讹误。今中华书局《戴名世集》,乃王树民以张氏刻本为基础,兼取见于各本而为张氏未收之文、及作者部分手稿,汇集成书。全书共十五卷,以文体分类,收集完备,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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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书院故址在安徽省桐城市治东三十里孔城镇中街。孔城,因汉属桐乡而得名。桐乡书院显名全国,经典有载,戴钧衡的《桐乡书院四议》(即择山长、祀乡贤、课经、藏书),清廷曾谕令全国效法,并载入《皇朝正典类纂》。桐乡书院因战火及年久失修,现仅存朝阳楼和《桐乡书院记》碑。碑记为清翰林、通政大夫罗惇衍撰文。


创办历史

据《桐城县志》和《桐乡书院志》载,书院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里人文聚奎、戴钧衡、程恩绶为教化桑梓,谋设书院,呈知县陈元中复核建修。捐得大钱9000串零9820文,购置田产十数处,建房舍五重,设“朝阳楼”、“漱芳精舍”、“讲堂”、“内堂”、“后堂”、“课堂”、“仓房”、“帐房”等,辟“旷怀园”,广植异树奇葩。 

道光二十一年(1841),桐乡书院开课后,群贤聚首,学子咸集。清桐城派学者方东树有诗赞之:“胶庠(炎欠)起汉桐乡,淳朴山川自一方。峻宇遥峰通一气,秋阳螟色暖周堂。今来偶共壶觞聚,后会难凭筋力强。信识斯人多俊杰,不因兴没待文王。”

桐乡书院宗旨为振文风,广教化,“馆同集雅,风云开科第之基”。

桐乡书院创办未及3年,成绩卓著,县试,府试,首卷均为该书院弟子所得,颇负盛名。

咸丰三年(1853年)书院遭兵灾。同治六年(1867年)里人买程姓屋宇,改建为书院,课士一如既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为“公立桐乡高等小学堂”。

民国元年后,改名为“桐城县立第三高等小学”。现为孔镇学校。


书院建筑

桐乡书院分朝阳楼、濑芳精舍、讲堂、内堂、后堂、课堂、仓房、帐房等部分,另辟有“旷怀园”,广植异树奇葩。书院大门两边,有浮雕石鼓及石狮,门上嵌戴均衡书“桐乡书院”石匾额。

桐乡书院因年代久远,主要建筑今仅存“朝阳楼”一座,东西朝向,高8米,长12米,宽7米,系砖木结构,两坡顶,上下各三开间,楼层木枋,饰花卉木雕,东西走廊设木栏杆,典雅大方,为课士抒怀之所。


《桐乡书院记》碑

简介

《桐乡书院记》碑,在孔城镇中街产。

碑横条形,长1.6米,宽0.45米,厚0.08米,青润石质。直书38行,全文为423字。楷书阴刻,工整严谨,字迹清晰,碑文完整,为道光乙未(1835)翰林院编修、通政大夫罗惇衍撰文,记述书院教化育才的功绩,称赞乡贤达兴学的风尚。

该碑对研究“桐乡书院”及桐城学风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桐乡书院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桐乡书院记》碑文

曩岁丁未,予督学安徽桐城,训导马国宾以新刊《桐乡书院课艺》进阅。其文雅正有法,观其序例,知训导所以教士者,务根柢而崇正学,欣然誉之。既复以《桐乡书院志》进请为之记,诺之,而未暇以为,庚戌春,门下士戴生钧衡来都,复以为请。生即创建桐乡书院人也。公余阅志。

桐乡为桐城治北一隅之地,烟火数万家;而其人乃能好义兴学,崇礼道,培风化。任其事者,矢以实心;不数年,而文教蒸蒸,斐然可观,如是乡校之有益于人才,非明验哉!今天下府州厅县,盖莫不有书院矣,课士者,但以时文、帖体、诗赋,而以经史课者百不二三见焉。课经史者,又第搜罗笺注,否藏人物,求能与诸生讲明圣贤之道,考镜治乱之本,实践返已之修,以务成明体达用之学,则千不二三闻焉。

桐城向多儒者,望溪、姬传诸先生,流风未远,今又得贤训导为主师,宜乎其教士与!士之所以学者,与世俗异也。吾又观志载:戴生择山长,祀乡贤,课经,藏书四议。知生务正学,自勉以勉乡人者,与训导意合。予犹恐知此义者,独训导与戴生,或戴生同志一二人已耳。游斯校者,未必能人人信从而慕悦之也,乃为言以张之,书授戴生归,语训导,坚持此意,以导斯乡之士也。

道光三十年四月,顺德罗惇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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