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和家庙的区别

上古时代，宗庙为天子专有，士大夫不能建宗庙。汉朝以前，有官爵者才能建立家庙，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但那时叫宗庙或者祖庙。唐朝始创私庙，以祭祀先祖。宋代朱熹提倡建立家族祠堂改为家庙。
家庙即为祖先立的庙，属于祭祀祖先和先贤的场所。古时有官爵者才能建家庙，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古代，对庙的规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太庙”是帝王的祖庙，其他凡有官爵的人，也可按制建立“家庙”。汉代以后，庙逐渐与原始的神社(土地庙)混在一起，蜕变为阴曹地府控辖江山河渎、地望城池之神社。“人死曰鬼”，庙作为祭鬼神的场所，还常用来敕封、追谥文人武士，如文庙——孔子庙，武庙——关羽庙。
《礼记.王制》载：古代天子建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至明代，始准许庶人立始迁祖庙，一般建于宗族聚居的近地，岁时由族长率领族人共同祭祀。也称“祠室”、“祠堂”。
《宋史·礼志十二》：“ 庆历元年，南郊赦书，应中外文武官并许依旧式立家庙。” 宋赵彦卫 《云麓漫钞》卷二：“ 文潞公作家庙，求得唐杜岐公旧址。”各族百姓为了祭祀先祖，常建有“家庙”。后来很多地方逐渐合二为一了，兼具双重功能，但有的地方宗祠与家庙仍然是分开建造的，保持着原有的结构与功用。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 文潞公作家庙，求得唐杜岐公旧址。”《文献通考.宗庙十四》：“仁年因郊祀，赦听武官依旧式立家庙。”清 袁赋正《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言》：“谨按家庙之所奉祀与夫祖父之所面训诠次为谱，纪其世系、字讳以炳来兹。”《清文献通考.群庙五》：“顺治十年，议定郡王以祀追封祖父于家庙，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于坟墓。”清 袁枚 《随园随笔·风水客》：“先生发愤集房族百馀人，祭家庙毕，持香祷於天。” 孙中山 《民族主义》第六讲：“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象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
祠是为纪念伟人名士而修建的供舍(相当于纪念堂)。这点与庙有些相似，因此也常常把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处所叫“祠堂”。祠堂最早出现于汉代，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指诞辰和忌日)祭礼不绝。”东汉末，社会上兴起建祠抬高家族门第之风，甚至活人也为自己修建“生祠”。由此，祀堂日渐增多。
宗祠即是祠堂，是供奉祖先和祭祀场所，是宗族的象征。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上古时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宗庙为天子专有。宋代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 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中心。祠堂中的主祭---称宗子，管理全族事务称宗长，还有宗正、宗直等职。宗祠体现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是凝聚民族团结的场所，它往往是城乡中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群体，不但巍峨壮观，而且注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古塔、古桥、古庙宇相映，成为地方上的一大独特的人文景观。宗祠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圣殿。
祠堂的建筑大多讲究“风水，通常是在祖先最先居住的地方，将旧房改建成祠堂；一些家族建宅时，往往先建祠堂。闽北一些单姓小村落，无力筹建大祠堂，便在村前选址设牌位，供祖先

宗祠，除了作为祭祀场所之外，还是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祠堂进行的。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争执，都要到祠堂中裁决。所以，在封建时代，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了衙门，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也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自然也有不少家族远赴重洋，在海外定居，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衍生新的祠堂来。

宗祠，虽然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在当今则有其新的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复，族谱被续修，而海外华人则不断翻新旧宗祠，联络故众。可以说，今天的宗祠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只具有帮助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互相协作的积极意义，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产生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