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吉甫，西周尹国国君，字吉父，一作吉甫，兮氏，名甲，金文作兮甲、兮伯吉父。又名尹，称尹吉甫。，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军事家、诗人、哲学家，被尊称为中华诗祖。辅助周宣王中兴周朝，尹吉甫奉周宣王命与南仲出征猃狁，获大胜，反击到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一说为宁夏固原）附近。后又发兵南征，对南淮夷征取贡物，深受周王室的倚重。遗物有“兮甲盘”，曾。有子伯奇、伯封。尹吉甫晚年被流放至房陵（今房县），死后葬于今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

　　人物经历

　　尹吉甫，姓兮，字伯吉父，房陵（今房县）人，死后葬于青峰山，周宣王的大臣。湖北历史上第一位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是《诗经》的主要编纂人。

　　公元前828年，周宣王姬靖继位，选贤用能，国家兴旺，周室中兴。他任用尹吉甫、仲山甫、方叔、召虎为大臣。尹吉甫文武双全，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中国历史上继奴隶制商朝之后的第一个封建朝代，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后所建立，定都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由于周朝后来将都城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称东周，所以称这一时期的周朝为西周。周宣王亲命大臣作诗为颂“文武吉甫，天下为宪”。被封为太师。

　　古房陵有与中华文明几乎同步的文明史，千里房陵的故土有着大量的尹吉甫的文化遗存。西周以后的封建王朝一直把尹吉甫推崇为“忠义”至尊的化身，后来一直成为王宫大臣们做人为官的典范。特别是房陵历朝历代官员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尹吉甫在故地建墓、修祠、造庙，不仅是为了纪念尹吉甫房陵出生，食邑房陵，采诗房陵，葬于青峰的历史事实，更是为了启迪后人做“忠孝”的榜样。

　　但是《幼学琼林》则提到了尹吉甫听信后妻不实之词，放逐自己儿子伯奇的故事：“欲知孝子伤心，晨霜践履；”《初学记》说：“琴操，履霜操者，伯奇之所作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甫听其后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遂逐之。伯奇编水荷而衣之，采苹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而自伤无罪见放逐，乃援琴而鼓之。”尹吉甫听信后妻，将儿子伯奇赶出家门。伯奇认为自己没有犯错而被赶出，就在被赶出的这天早上就这路上的寒霜，写成了琴曲《履霜操》。

　　这《履霜操》是这样的：“朝履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能流顾兮知我冤”。

　　房县民间有着大量有关尹吉甫的鲜活生动的传说故事，更有大量翔实的文物遗迹。有关尹吉甫的遗迹，有多处，其中为祀祠尹吉甫而修建的石窟“青峰宝堂寺”，大门用方石雕刻，寺中精美的石门、石窗、望柱、挟栏等就在绝壁上雕凿而成，寺内供奉着尹吉甫的石像，其像手中还握着一个大毒蜂。（另有传说）寺前有八间木雕结构庙房，还有高大庄严的龟驮碑，有二遵高浮雕龙凤碑、凤帽，都是远古御碑。清朝又两次扩建。有一巨立碑记。首句就点到说：“夫青峰乃古周朝名宦尹吉甫之佳城（佳城指古墓地）……”有关尹吉甫的传说故事在房县经群众口耳相传，世代不绝，与相关遗迹交相映证，特别是与尹吉甫有关的多处天官坟在房县的传说，更为生动传神。

　　在房县民间诗经民歌传唱从古到今，流传甚广，全县东、西、南方八个乡镇中大批农民能够用不同形式歌调唱出诗经“关睢”、“伐檀”等多首《诗经》诗歌。一篇《诗经》作者的故乡仍在传唱《诗经》的文章，曾经轰动大江南北，响彻海内外。

　　历史评价

　　有人说尹吉甫是房陵人；也有人说他是古蜀国江阳人，但是中国诗经过学会会长、河北师大教授夏传才先生说：“尹吉甫是西周宣王时代的重臣，于武功文治都建有重大的功业，是对华夏民族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又是确凿可信可考的西周大诗人，他的多篇政冶抒情诗保存至今，或美或刺，在思想和艺术上已相当成熟，比战国时代楚国的屈原要早四百年。论先后，中国诗史应把他列在前面。尹吉甫采邑在房县，其后裔世居于此，以湖北省房县为籍里，可考可信。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原典，诗经学是世界性的学术，尹吉甫是房陵人而不是古蜀国江阳人，河北南皮县、山西平遥县的吉甫墓都是纪念墓，四川泸州之说系误传。湖北省房县发掘出当地民歌与《诗经》乐歌的结合，以及与尹吉甫相关的民间传说，很有价值。”

　　过去县城东关有一方赑屃座的大石碑，俗称龟驮碑，记载尹吉甫生平事迹，文革后不知去向。听说房县博物馆现藏有一方周太师尹吉甫碑，不知是不是那方龟托碑。

　　尹吉甫姓兮名甲，字吉甫，尹是官名。后人以官为姓，称作尹吉甫；成为尹姓的滥觞。尹吉甫是周宣王时的名臣、贤臣，用后世通俗的说法，可称得上是文武双全。当时北猃狁入侵宗周，进攻到了泾水北岸,形势相当吃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取得胜利，反攻到太原，并在平遥一带驻防。尹吉甫还曾奉命在成周一带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赋。有一件很有名的青铜器兮甲盘，记载了尹吉甫征伐猃狁有功受赏及向淮夷征贡赋。《诗经六月》也详细的记载了尹吉甫伐猃狁之事。

　　尹吉甫和《诗经》很有些关系，《诗经》中有些篇章是赞美尹吉甫功绩的；更有些篇章是尹吉甫所作，象《大雅》中《崧高》、《烝民》、《韩奕》、《江汉》诸篇。谢安石曾曾问他那位咏柳的侄女谢道蕴《诗经》何句最佳，道蕴答道“吉甫作颂，穆如清风”。

　　更新的说法是《诗经》一言以蔽之是尹吉甫一人所作，持此说的好象是台湾的李辰冬先生，他作了一本《诗经研究方法论》，认为“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三百篇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如果李先生的说法成立，尹吉甫可不是率尔操觚，而是比屈原早五百年的大诗人。但李先生的说法仅是一家之言，和《诗经》是民歌总集的传统说法相比，显得单薄，不好轻信。

　　尹吉甫也有不能让人首肯的地方。曹植《贪恶鸟论》云：“昔尹吉甫信用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黍离》有句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对父亲尹吉甫的哀怨溢于言表。不过，对《黍离》诗的这种解释也只是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