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族中，都有一位灵魂人物。我出世时，曾祖父熊廷权（1866–1941）已去世两年，待我稍长，便听过说这位神一般存在的“老爷爷”。我父亲拍过一张家人称“两节拐杖”的照片。大观楼假石山前，五位着旗袍的窈窕淑女，我的母亲、姑妈及姑奶奶，簇拥着白发白须，手柱拐杖的曾祖父。他的曾孙、我哥哥一只小手握住拐杖第二节。此时，功名成就都化作过眼云烟，四世同堂的满足与乐趣足慰平生。

　　曾祖父写他一岁的孙儿：“这个可儿，无人不要，无人不抱。他摸入怀中，将须胡闹；他爬在背上，狂喜狂叫；抱立床头，他天然舞蹈。斗虫虫，捏巴巴，维妙维肖。爱煞人也，是不闻他哭，只见他笑。”尚未能控制手指的孩童，努力将两个食指对点，口中念到：“斗虫虫，斗虫虫。虫虫虫虫嘟……飞”是我记忆中第一个游戏，后来教女儿玩，教外孙女玩。诗后题“佚叟仲青戏笔”。提笔一戏，将一家人的一百多年串起来了。顽皮男孩惹了祸，大人告到权威人物“老爷爷”这里。曾祖父将手缩进衣袖之中，用空袖子中抽将过去，或脱下鞋子踢一脚，以示惩罚。我父亲自幼失母，调皮捣蛋出了名，恐怕就是被他祖父这么惯出来的。

　　小时候只知道曾祖父在“旧社会”做过官，属于剥削阶级。“文革”后期，有位初相识的朋友问：“你曾祖父是不是熊庭权，号仲青？”从他那里我头一回听到曾祖父是云南近代史上的一位人物。此时，一向忙碌的父亲有了闲暇，对我们讲述曾祖父的事，带我们去上坟。曾祖父1941年去世时，抗战烽烟正炙，这位爱国者难以瞑目。他安葬在昆明郊外黑龙潭公园后山，碑文由好朋友李根源撰写。“及身未见手戎 老泪纵横 自挽哀词鞭后进，临死不忘杀敌 两京收复 两倾斗酒告先生”。直到2000年后，网络恢恢，网上看到《云南通志续编》中关于曾祖父的记载：

　　熊廷权，字仲青，晚号佚叟，昆明人。经正书院高材生，光绪癸巳〔1893〕举人，戊戌〔1898〕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四川。初补高县，调补营山县、富顺县，历署彭县、庆符县，卓著政声，迭奉传旨嘉奖，保升知府。

　　辛亥〔1911〕民国建立，回滇任丽江府三年，保以观察使存记五年〔1916〕，署川边财政厅长兼川边道尹。八年〔1919〕，署腾越道尹。廷权有才能，通治术，洞悉边要，由牧令晋至府道，以循良称。晚年主讲省会明伦学社，以诗古文，提倡后进。二十七〔六〕年〔1938〕，抗日战起，昆明为后方重镇，敌机时来轰炸，避地西郊赤甲壁，筑默园以居。暇辄研究佛书，虔修禅净，于天台、唯识两宗，冥心探讨，着有《唾玉堂文集》四卷，《诗集》十六卷，《诗余》一卷，（已梓）《经史札记》《书牍》《公牍》《旅行日记》《西藏宗教源流考》《联语》《语录》各若干卷。李根源序其诗云：“雄快处似剑南，哀艳处似樊南；讽谕各体，亦庄亦谐，虽嗣音少陵、香山，而又出以变化，故能沉痛动人。情深而语挚，才豪而气猛，在吾滇五华五子中，颇近即园。”王灿序其文云：“以才运情，遣词人理。用笔矫快处，于清代中足上追朝宗而下抗叔子，至其高者，又骎骎乎与东坡、昌黎相颉顽。”信乎其文雄……（《续云南通志长编·人物》稿本）

　　曾祖父七十岁的照片，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他为这张照片题词道：

　　此清净身，偏一切处。招之不来，挥之不去。摄影镜中，偶尔幻住。肝胆须眉，天真毕露。如月印潭，如云过树。湛湛之光，英英之度。莫问是谁，本无我故。若以相观，辜此一晤。

　　以一微尘，投诸大火，刹那光中，幻而为我。问我无能，觅我无所，随顺世法，亦花亦果。共识共知，圆光一颗。湛然廓然，罔不含裹。法尔天成，我何为者。此即本年，自家印可。

　　七十岁的曾祖父

　　科举之路

　　熊姓的这一支在康熙丙寅年，1668年，自湖南澧州迁到昆明定居。曾祖父文章中说因“逰幕入滇”，语焉不详。祖父曾精心编辑过一部家谱，由我的父亲保存。“文革”初期，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担心红卫兵来抄家，自行将家中的“四旧”销毁。木质封面糊上锦缎，厚厚的家谱，放到汽油桶改装的洗衣盆里，烧了许久才化为灰烬。记得开头几页，全是着官服的祖辈画像。父亲说，云南人多半被充军来到，写家谱时就说是来当官的。哪来这么多官？看曾祖父的回忆，的确先辈并非是什么官。

　　到熊廷权，已是第八代昆明人。他的祖父聪颖异人，却不随俗去考功名，不屑“为家人生产计，抱一卷书以终老”。我们的这位天祖父饱览群书，“凡医卜星历杂家之学，皆悉心探讨，尤精于堪舆（风水）”。小时候听我父亲说，有位先辈能预知自己的死期，讲得神乎其神，原来就是曾祖父的祖父。

　　曾祖父五岁时，母亲因难产去世。他在“先妣事略”一文中回忆幼时。母亲夜晚油灯下纺线，他坐在一旁蒲团上，在织机单调的乌乌声中睡去。“惟记四龄时，每朝曦破曙，先妣于枕上口授唐人五绝诗，令朗吟至能背诵，始为整衣起”。然后带他去给祖父请安，将刚学会的诗背给祖父听，令老人家开心。这位高祖母，生于1844年，17岁嫁到熊家，丈夫做小生意常年离家。文章没有提到她是否上过私塾。原来180多年前，中国西南边疆的小城昆明，穷人家的母亲曾这样教育孩子。谁教会她背诵唐诗，为何让四岁的儿子每天吟诵诗文？

　　想来，教儿子知书识礼，除了陶冶性情，令长辈开心之外，也有望子成龙的期盼。虽然我们那位潇洒不羁的天祖父，不以考功名为然，但每个家族要改变社会地位，必须培养出一位科举路上的成功者。熊家入滇八代，第五代起生活从赤贫进入小康，有人曾经试过童试，榜上无名。有家谱记录的四代人中，无一人考取功名。

　　熊廷权不负重望，考取了秀才。喜报在锣鼓声中送到家，全家人的兴奋不久化为忧愁。按规定，秀才不能从事开馆教学以外的职业，他必须辞退衙门抄录，做一名教私塾的“穷秀才”，踏上没有退路的科举之路，准备举人考试。1891年，他二十五岁时，云南第一所新式书院，经正书院在当时光绪皇帝变法维新的大气候中创立，有史以来云南有了一所高等学府。书院在全省范围内公开选拔学生，这苦读经书的年轻人幸运考入。比起之前一千多年的秀才，他算是生逢其时。

　　经正书院是新旧教育过渡，以培养“通经致用之才”为目标，教学内容以“古学、时务”为主。院长许印芳虽出身科举，却提倡大胆接受新思潮，追求真实的知识，主张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独立思考，重新审视书本知识。他说，读书如酿酒，漉糟取精液。酒缸倘无糟，精液何由得？今天看来简单的见解，当时则是逆经叛道的言论。曾祖父很快成为学院的高才生，在此受到的教诲，终身受用。

　　举人考试称为乡试，乃每个省份三年一度的大事。六十年代初，我在云南大学念书，破败的男生宿舍“映秋院”前面有一排更破的平房，叫做贡院。2007年，一位历史教授带我参观校园，来到此时翻修一新的贡院。一间间小单间，是音乐系学生的练琴室。钢琴、小提琴的声音从小窗里飘出。“贡”的意思是选拔人才贡献给皇帝或者国家。1922年云南成立第一所大学，选中了这块居高临下的风水宝地，保存了象征考试公平、公正的建筑“致公堂”。当年的八面旗帜：明经取士，为国求贤，青云直上，天开文运，连中三元，指日高升，鹏程万里，状元及第，不再飘扬。

　　据说鼎盛时期，有五千余人从全省各地来赶考，需要搭建临时考棚，每天为考生供水的挑夫有300名之多。这些年轻和不再年轻的考生，绝大部分得徒步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省城。这一路，吃什么，住哪里？考生带考篮进入考场，内装干粮和笔、墨、纸、砚等。干粮须切开，以防夹带。号舍以千字文编号，每号住生员一人。入场后考三次，每次考三天，考生唱名入号，需要一天的时间。所有考生进入号舍后，鸣炮封门。到交卷时才开门。三天吃住，均在号舍之中，以敲锣报时（注：林超民《文林闲话》）。开考前数日，考官和考生全部住进贡院，不得与外界接触，称之为“锁院”。从小窗望进去，想象我的曾祖父曾在这幽暗的小空间里，度过十五个日夜，冥思苦想，手持毛笔，写下与个人和家人命运攸关的文章。三年考一次，数千名考生，只取50名。中举者，除了真才实学，内心有足够定力之外，也需要运气。“屡应乡试，版发无名”的熊廷权终于中举。

　　众多考生，都未能一试而中。他人关于熊廷权生平叙述中，均未提及他考试的挫败。他本人在悼念亡妻的文章“元宝郭夫人行述”中，写到累次落第的经历。中举相当于取得学者资格，进入政府官僚体制，必须进京参加国家级的统考——会试。有资格参加会试的举人由公家派车接送，故称为“公车”。当时从昆明到北京除了走路就靠马匹，骑马或坐马车，越过多少高山，渡过几多河流，余月才能抵达京城。我父亲讲过一个笑话。曾祖父带上咸鸭蛋佐餐，一个鸭蛋分几天享用。一不小心，还没完全掏干净的蛋壳被风吹走，吟诗自我安慰道：风吹鸭蛋壳，财去人安乐。多年后看我到别人写的回忆录有相同说法，才知那是挖苦穷考生的民间故事。

　　熊廷权北上应甲午乙未两会试皆不中，在北京苦等三载，1889终于告捷。这年他32岁，为这最终一役耗费了十余年光阴。期间不学数学，不习任何科技知识，专心背诵古籍，写文言，终于成为这条跑道数百万中极少数到达目的者。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学识对执政有多直接的帮助令人怀疑。漫长的科举路上久经磨练，百折不挠的胜利者，其心志毅力则出类拔萃。六年以后，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新学兴起。中国的教育在一千三百多年后迈出关键一步。年轻人的求学、上进之路从此改变。

　　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便有同学相伴相随。最鲜活、愉快的记忆并非课堂上听讲，手捧书本或者做作业、考试，而是儿时的追逐嬉闹，少年时期自以为天长地久的友谊，青年时代谈情说爱。云南过桥米线的典故说，准备考科举的丈夫住在桥另一端的小屋子读书。冬天，妻子给他送两餐，想到汤水保温的点子。这位闭门读书的人，不曾有过同学。行走在科举路的中国男儿，离开私塾后，各自在巨大的压力下苦读，背诵经典，自学为主，那是一条何等寂寞的路。

　　科举制度有助于社会阶层流动，带来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却禁锢独立思维与创意。背诵四书五经，熟悉历史典故，写八股文章，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