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从1950年4月中旬说起。解放军大军从海南岛东北部海域多点登陆海南岛，我老家文昌也是登陆地点之一。很快国军就如潮水般溃败。那天溃败残兵在文昌文教墟（旧称行坎墟）上强行抓壮丁，我外公也被强行拉入溃败逃窜的队伍。

外公即叮嘱他那13岁的堂弟帮他看好咸鱼摊位，跟家人传个话，他随大军挑东西去港口，过几天就回来……那年他27岁，在墟上有个卖咸鱼的小摊位，他刚刚新婚不久，家有20岁的妻子，孩子很快就要出生。

几天过去了，他没有回来……几年过了，他没有回来……几十年过去了……大家只是知道国军残兵溃逃去了台湾，我外公的生死境遇，家人无从知晓。今天的我已经无法判断当时我外公的具体心情了，或许当时部队抓人充军当临时劳动力也是常态，或许他们真的以为只是临时“打打酱油”，谁又能想到后来那些本跟他八竿子打不到的生命轨迹呢？多舛的命运从那一刻就开始了。兵荒马乱，匆忙离去时我都不知道他是否来得及回头远眺一眼文教河对岸那个叫石井的小村庄，那里有他的家。

外公被抓壮丁2个月后，我妈出生了，她生下来就没能见到父亲。因为算是“遗腹女”，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从小就随着族人尊称我外婆为“淑英嫂”，一辈子都没改过称呼。外婆很能干，在十里八乡都很有威望，在那个集体大生产的年代曾经因为出色的务农业务当过生产队的队长。我现在还能有小时候我外婆抱着我到镇上开生产大会的记忆，也还依稀记得外婆在夜里哼唱的二十四节气的农谚。小时候关于外公的记忆落实在物件上，就是他留下来的一个凳形小柜子，上边有个放钱进去的斜孔，既可以当凳子坐，又是做生意时的钱箱。时光荏苒，那是他留下的唯一物件。

从此后外婆独守空房，抚养幼女侍奉公婆，一个人支撑着家庭的生计。时光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再后来她伺候年迈的公婆终老，女儿长大，结婚，俩个孙辈出生。她坚信终有一天还能与外公团聚，一家人还能再见面，虽时光遥遥，音信渺渺。

外婆一直守着那个家，从二十岁多，三十六年，守了一辈子活寡，直到去世的1986年，她再也没见过外公。她挺过了最难的时光，女儿成人，孙辈绕膝，在美好生活刚开始时候因为癌症匆忙谢世。我敬爱的外婆只活了57岁，她的早逝是我心底最大的无奈、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因为我从小知道家世，所以会很乖巧，我会自觉表现得优秀点，只是想让我外婆更高兴点，能让她更多点获得心灵的慰籍。

多年后我在《天涯社区》读到了文昌籍作家曾万紫女士写的《文昌阿婆》，那里面有这样的文字：

“阿婆们便以青春年华，血肉之躯，守着薄田和老牛，守着祖屋和公婆，用纤细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后来公公婆婆先后去世，留下她孤零零一人在祖屋继续地等待远方丈夫的消息……她们大多数人等待和翘首的姿势都足足持续了几十年……”

这就是我外婆那代女人望夫石般的真实写照，当我在办公室电脑屏幕前看到这样的文字时，刹那间泪流满面，久久无法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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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是侨乡，上世纪上半叶有大量的人下南洋谋生，外公的姐姐早年去了泰国，在60、70年代她从泰国传回了一些口信，说确认外公在台湾，于是一家人总算有了确切的期盼。

1985年的时候，村里一起被抓壮丁的人通过香港的族人，陆续取得了与家乡的联系。这个时候我家也收到了外公从台湾的来信并托人带回的伍佰块港币。取得联系后全家人都非常的高兴，外婆还摆了村宴祭祖告慰过世的公婆，所有的亲戚和族人都过来道贺。

1988年陆续有老兵回来探亲，外婆苦等了一辈子，但她却没能等到这一天。在踌躇经年之后，1991年外公终于经香港回到了阔别41年的海南老家。少小离家，直到年近古稀重回故土，世事已大变，山河已改颜，亲人已远去。我那时虽年少，但我看到了他面对父母、妻子坟茔的那种刻骨的悲伤和黯然，看到了他面对素未谋面的独女时的那种仿徨和愧欠。回首那些背井离乡、在外漂泊、年华已逝的时光，内心该是多么苍凉！孤灯白发人蹉跎，功名只能纸上说了，就像那首为老兵写的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

是多少年来的徘徊，

啊 究竟苍白了多少年，

是多少年来的等待，

啊 究竟颤抖了多少年，

归去来兮,青春将芜

……

挥一挥衣袖是多少寒暑

……

那是1991年的春节，记得在一起看电视时恰好看到“美军沙漠风暴行动”在狂揍伊拉克，外公跟我聊起了他的过往。他说抗日的时候，他是共产党抗日组织的外围成员，通过摆咸鱼摊的便利负责监视镇上的日军活动，他还曾经有过武器，后来抗战结束后就淡出了。1950年被抓壮丁后，随着薛岳“伯陵防线”的溃兵从文昌一直撤退到了琼海、万宁。解放军的四野部队一路追击，他们过河的时候能看到河道上游漂下的尸体。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将往那里去，去多久，只是一路随军溃逃。队伍里也有同乡逃脱的，只是他没能逃出。后来到了海岸，海岸一片混乱，到处是堆积的财物，大家眼里只有逃生的欲望，争先恐后上船，先上船的和后来没能上船的，上下开枪对射，滩头上一片混战。

后来船到了台湾。外公跟那些被抓壮丁的人一样，都被编入了国军。他说他在金门当了17年的兵，金门炮战的时候，他就在岛上。炮弹最近的时候就在他们隔壁爆炸。他有一只耳朵近乎失聪，还能看到伤痕，他跟我说那是被同僚虐待的见证。在金门的时候经常有解放军上岛抓“舌头”，他们都有晚上被解放军抓走的期待。他说他从没想到有一天能回到老家，他们那些再没成家的老兵基本上过的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没有未来的生活，像浪子一样漂泊在那并不大的台湾岛。

外公在探亲期限结束后就回了台湾，后来他写信告诉我们，他再也不想回来了。虽然一直跟我们有通讯，偶尔也寄钱回乡下修缮老屋，他说他已经习惯在台湾了。我想他是再也不想面对那些长着衰草的坟茔了，或者一切对于他来说都太陌生了，他再也没回来过。

再后来，最近十年，他八十多岁后，我们就很少收到外公的来信了，我们的去信他也不回。我们知道他们那批人已经很老了，已经慢慢在凋零。

外公有位堂哥早年去了新加坡，在新加坡繁衍了一个很大的家族，很好地传承了宗族文化，子女跟在文昌老家的亲人一直有很密切的往来。他堂哥过世之前，叮嘱他的子女，说父辈人因世道流离，分散各方，有人在新加坡，有人在台湾、有人在泰国、有人在海南老家，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父辈们已经注定无法再相聚，希望子孙们有能力有机会代他去见见他那些没再见过面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