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渊源长，历史悠久。

　　从传统观念看，作为黄帝的后裔，繁衍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从考古学或文字学看，仅一“李”字，亦见其源远根深。对于“李”字，究竟始于何时，源于何处？虽有学者考证，但人云亦云，并无新意。从“李、理”与“法”最初同义或联系看，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李”的最初含义并不是指某植物的一种果实，而是指与“法”有关的某种社会现象或社会事物。甚至可以断言，“李”先于“法”，“法”源于“李”。为什么？这就要从李字的结构和原始义说起。

　　“李”，是一个会意字，上木下子。“木”字早在六千多年前的大溪文化就出现了，它的形状是到甲骨文是。“子”字也是如此，五千年前良渚文化就有类似文字。演化到甲骨文时，“子”还是一个席地而坐或爬在地上的形象（）。当然，甲骨文中的“子”，还有多种写法，如还有“人”字，最早的形象就是人的侧身形象，如。“木”从上而下，落到爬在地上“子”或“人”的身上，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大溪文化就有这个字，其形状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惩罚，古代叫“杖”，现代叫打板子。原始社会没有发明金属“刑”具之前，主要“罚具”或“刑具”只有木头、石头，且就地取材，俯拾即是。上古原始部落，为了生存，更好地取得食物，或为了和睦共处，团结对付外来侵袭，酋长们都制有族规（家法）。谁违规，谁就要受到惩罚。其中对内用得最多的罚或刑具当然是竹条、木棍一类的了，尽量伤皮不伤骨，教训而已。这实际就是法的萌生或者说法的前身了。可见“罚”早于“法”，“法”源于“罚”，而执行这一“法”（罚）的“刑”（罚）具，主要是“木”制的。只要人们见到这类“木”制的“罚”或“刑”具后，就会望而生畏，不寒而栗。这样一来，木制的“罚具”或“刑具”，自然就成为了“罚”或“法”的象征，或“法”（罚）的代号了。乃至现在审案法堂上，还有“法木”一类法具，大概也与此渊源有关。

　　由此可见，“李”的最初含义是指一种“罚具”，而后延伸至“法具”，最后成为“法”的代名词了。说法源于李就是这个意思；李与法同义，也是这个缘故。难怪有人说“黄帝李法”、“李者，法官之号也”（《汉书。胡建传》）。同时“李”、“理”虽同义（指法），但“李”早于“理”。《管子》论法时，曾明确指出：“皋陶为理，古作李”、“古治狱之官，作此李字”。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皋陶之前就有“李”官了，皋陶本身就是“李”官。如果以官为姓，皋陶本身虽不叫“李皋陶”，但他儿孙辈姓“李”当是无疑的了。第二，约在商代由于改革机构，将“李官”改为“理官”。虽然李理二字本一声之转，音义不变，但它毕竟变了字形，于是换李为理，如理徵就是。他儿子利贞又改“理”为“李”，等于恢复李氏原姓。所谓“食木子得姓”，显然是附会。据我理解，利贞恢复李姓，主要是为了避祸。正如岳飞儿子改岳姓鄂（岳飞为鄂王）一样，便于避难。至于食木子得救，如有其事，此木子本属无名之木，因救李贞而得名李树，这倒是可信的。《诗经》、《孟子》所载“木李”、“井有李”，都在利贞“赐姓”之后，从时间上看，也说得过去。从以上可以看出，“李”姓的渊源何其早！。这一渊源，可追朔至六千年前的大溪文化或八千年前后的伏羲文化时代。因此，对李姓而言，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涵面广，世代生辉。

　　几千年来，李氏文化涵盖了我国思想、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法学、文史、艺术、医药、旅游等各个方面。她是我国涵盖面最广的氏族文化之一。上自三代，下至汉、唐、宋、元、明、清，人们记忆犹新的法文化、道文化、水文化、军文化、天文化、地文化、药文化、人文化、政文化、诗文化、戏文化等等，到处都可看到李氏这种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当代的“地质之光”，照遍全球；《家》、《春》、《秋》的“激流”奔腾四海。历代名贤俊彦，老子、唐宗，驰誉中外；诗仙、医圣，名播天下。至于历代鸿勋伟业，更是称诵华夏。据不完全统计，李姓仅在国内建立政权12个，称帝58人。其中，盛唐一代，横空出世，光耀环宇。还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等，更是层出不穷，代不乏人。就是他们组成了我国源远流长而深厚博大的李氏文化链。也就是这一底蕴深厚的文化链，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为人类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正因如此，随着历史脚步的前进和社会文明的高度发展，李氏先祖们的学说、思想、观念、意识，在他们留存下来的典籍中，虽然都已成为人文的、精神的宝贵财富，都已汇入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之中，但也同时都依然熠熠生光，永远放射出李氏文化的光辉。

　　第三，首创多，生生不息。

　　创新，是李氏文化发展的动力；首创或原创，在李氏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屡见不鲜。早在虞舜时期的皋陶至商末理徽，凡历27世，皆为法官(李或理)，乃至以官命姓。理徵而后至战国，仍有传人离公、悝公等，继承法学事业。其中李悝(公元前445—395年前)在魏国为相时，总结了两千多年来历代李氏法学成果，并取各诸侯国法典之长，编撰了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封建法典——《法经》，成为我国法典之祖。从而使与李氏密切相关的法学文化，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由此可见，中国最早的法官(李与理)肇于李氏。李氏文化的源头始于法，或者说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华法系结缘。可见，法虽源于上古时期的部落，包括已发现最早的三苗刑法（五刑），但真正使其成型或系统化、条理化，逐渐成为国家的具有权威的法典，还是李氏先祖创造性劳动的结晶。上述《法经》就是最好的说明。

　　就在李氏文化继承和弘扬法学文化成果的同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一种与夏、商、周天命神学相背的新思想开始萌生。它就是形成于春秋末年的李耳(公元前476年前夕)道家学说。李耳在《老子》(又名《道德经》)一书中，最早系统提出宇宙本原学说。认为宇宙本原是一种原始的客观存在。据现存典籍考察，老子是第一个系统提出宇宙本原学说的人，单凭这一点，他就无愧于称之为“老子天下第一”。这在我国思想认识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跃。其“有无相生”、“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的辩证法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为弱小同类转弱为强、争取胜利，提供了思想武器。同时，老子论道，否定了天的最高权威，这是对传统的天命神学的背叛，把人们从天命神学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以顺应自然。无疑，这是思想认识史上一次大胆创新。其他，这类创新还有许多，下文均有涉及，不重复举例。正是由于不断创新，才给了李氏文化以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第四，品味高，世界一流。

　　除上述“老子天下第一”、法制史上第一部《法经》外，还有隋代建筑巨匠李春建造的拱形石桥(赵州桥)，造型美观、结构新颖，1300多年来，人来车往方便省力，船只桥下通过来去自如。千古称叹“奇巧固护，甲于天下”。还有我国最早的农田灌溉系统工程都江堰，“创科学治水之先例，建华夏文明之瑰宝”(江泽民)，“功勋孰能盖”?“万世资灌溉”(赵朴初)；还有完整地总结了我国2000多年建筑技术成就，以至成为宋代建筑工程法令的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深智远虑、开拓创新的不朽见证。百年英主，千古一帝的李世民，不仅“以人为本”，“勤政省刑”，“弘济苍生”，而且还以他超人的智慧，亲手缔造了大唐盛世，可谓“拓疆千里，四海宁一”，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先进强国。前古无可比伦，后世影响深远。还有诗仙李白、诗鬼李贺、婉约词人李清照等群星璀灿，光耀四海。然而他们无一不是独辟门径，开拓创新，形成独步文坛的浪漫、诡异、婉约等各自的风格。李白的成就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达到浪漫主义艺术的顶峰。李贺的奇峭不羁、瑰丽凄侧的艺术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难怪毛泽东同志非常赞赏：“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李清照在语言上的创造性和口语化的深度、塑造艺术形象的概括能力，以及婉约中带豪放风格，都不是后来其他婉约派词人所能企及的。李时珍以其聪明才智和非凡毅力，勇于实践，敢于创新，写成《本草纲目》，流芳百世。郭沫若称他为“医中之圣”、“伟哉夫子，将随民族永生”。还有唐李泰组织撰写的《括地志》、李四光创建的地质力学，等等，无一不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创新结晶，也无一不是登峰造极、泽惠古今的丰碑。

　　第五，德性化，以人为本。

　　其中最富特色的是它刚健自强的创新进取精神与深厚的德性化和富有人性化的人本理念。德性化与人本理念是李氏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李氏以人为本，德行仁义，忠贞于国，诚信于民，立言行已，自古皆然。以法而言，大家知道，法者，公正无私也。它是德性化和人本理念高度结合的产物。无德性，就无法的公平；无人本理念，不维护人的权益，就失去法的意义。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赤裸裸地对德性的践踏和对人性的扭曲。只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才是李氏法学的实质，表现出特有的浩然正气。理徵作为法官，“以直道不容于纣，得罪而去”，其“直道”正是这种“浩然正气”的体现。而其人则是铁骨铮铮，堪为万世师表。还有李离“过听”请求自罪，李膺执宪杀张朔(残暴县令)，李兑明断杀豪富(凶手)等，无不体现了法的公正无私、体现了德性和人本理念的高度统一。

　　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是充分表达了这种德性化的人本观念。他曾明确指出，其“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等，正是他深切关爱同类的人本观具体表现。同时，他“重积德”，认为“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无往不胜则力量不可穷尽)，莫知其极则可有国(力量不可穷尽，就可以治理国家)，有国之母(本)可以长久(治国有此根本乃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为此，他十分强调“上善若水”、“上德若谷”，认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不难看出，他在论道的同时，把德性和人本理念视为道的核心内容，用理性和情感，处处透视人生和人生赖以生存的社会，借以唤起“圣人之治”，以达到“其民淳淳”、社会和谐的目的。

　　这种德性和人本理念，在后来李氏历代先祖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他们蹈仁义而弘大德，捐智慧而谋民利，绝奢靡而崇简约，贵忠良而鄙邪佞，乃至与时俱进，逐渐形成了以真、善、美为精髓的李氏文化优良传统。飞将军李广，戍边40余年，与匈奴70余战，一生戎马倥偬，智勇双全，功勋盖世，但官不至封侯。俸禄二千石，40余年不变，以至家无余财。每得赏赐，都与部下共享；平时饮食，亦与将土共之。若遇缺水，土卒不尽饮，他不近水；若遇缺粮，士卒不尽食，他不尝食；若遇恶战，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处处表现出关心同类、舍已为人的高尚品德和高度爱国、身正廉洁的高风亮节。乃至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同时，以他的智勇和谋略，开创了不少新的成功战例，其军事思想和兵法，丰富了我国军事宝库。

　　同时，老子劝孔子学君子盛德、去骄欲淫志、以修其身，李世民求访贤哲、“弘济苍生”，李白的“济苍生”、“安黎元”，李贺的“夜雨叫租吏”、“谁解念劳劳”，李清照的“愿将血泪寄河山，去洒青州一抔土”，李时珍祖孙三代，被乡民推为“四贤”，并立“四贤”牌坊以彰其德；而李时珍自己则爱人知人，医德高尚，百姓“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还有李大钊“铁肩担道义”，李嘉诚的损资助学、济困扶贫，等等，无一不是关心民瘼、忧国忧民，厚德载物、深仁大义，体现了李氏先祖及其子孙在不断刻苦自励、自我修养的同时，深切关爱人生，使周围和天下人都具备人性应有的仁、义、礼、智、信、诚等高贵品质，达到德性要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境界。这些都是李氏文化造福于民、有益社会的无量功德。

　　不可否认，在传承的李氏文化中，也存在不少落后、保守，甚至邪恶、腐朽的历史沉滓和封建糟粕。但这些末流并不能贬低李氏文化的价值。恰恰相反，李氏文化的主流曾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股巨大精神力量，在道德、情操、伦理人常、人生境界与理想、生产生活经验与知识等诸多方面，具有丰富而优秀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正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知识和精神的起点，不仅现在，而且将来，其作用和价值都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