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从爷爷的日常生活中，丝毫看不出岁月留下的沧桑。七十来岁的老人慈眉善目、肤色红润，谈吐优雅、举止有度。一年四季长袍短衫、布鞋洋袜，清清爽爽、一尘不染。尤其在夏天，着一身乡下难得一见、做工特别考究的深褐色香油纱中式夏装，上衣的口袋里还揣着一块露出金链的怀表，左手执着一把老家的蒲扇，右手拄着锃光擦亮龙头拐杖，漂亮的“八字胡”也打理得整整齐齐，看上去完全是一副富商大贾的做派，似乎和他大半生黄包车夫的生涯毫无瓜葛。

　　爷爷的大半生都与黄包车相依相伴。准确地说，爷爷的确切身份就是一位在上海滩闯荡多年、地地道道的黄包车夫。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下，在世人眼中这都是一个十分卑微的社会角色。爷爷就是从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角色走起，一步步成就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传奇。

　　祖爷爷有四个儿子、爷爷排行老四。四兄弟全部成家后祖爷爷决定让他们分家独立各奔前程。分家之初，爷爷和祖母仅有草屋两间，土地三亩。随着五个儿子先后出生并一天天长大，靠微薄的家产维持七口之家的生计日显捉襟见肘，生活已迫使爷爷必须想方设法另谋生路。在当年，爷爷本是一位普通的农民，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无人脉关系。唯一拥有的是强壮的身体和一颗天不怕、地不怕的雄心。就如同早年山东人闯关东一样，经亲友介绍，一段前途未卜的去大上海闯荡之旅便拉开了序幕。

　　在旧社会，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堪称冒险家的乐园，但绝不是普通劳动者的福地。爷爷舍下裹着小脚的祖母和五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跨越滚滚长江，甘冒船翻人亡的风险，只身从苏北农村一头扎进上海滩拉黄包车的大军之中。

　　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风餐露宿，居无定所，生意惨淡。别说挣钱养家，就连维持自己的生计都举步维艰。即便是拉黄包车这样看似简单的力气活，也不是随随便便想拉就拉、想做就做。入行之初，首先要受行业小“把头”的管束，每一拨拉黄包车的车夫都有相对固定的“领地”，一旦到领地之外揽活，轻则遭到暴打，重则还会引起帮派间的火拼。在特定的领地之内，小“把头”们占地为王，来上海时间长、资格老的都被派在相对繁华、客源较多的地段，刚入行的新手只能在偏远且客源较少的地段行走。每月微薄的劳动所得，还要拿出一部分孝敬这些小“把头”。除此而外，还时不时受到辖区内地痞流氓的骚扰和敲诈，碰到地痞流氓坐车，跑了一整天不但分文不给，一言不合还要被拳脚相加，黄包车夫饱受屈辱却无处申冤。这样的日子一时虽看不到光明，但巨大的生活压力，迫使爷爷不得不忍辱负重艰难前行。

　　爷爷命运转机是在闯进上海滩的一年之后，在爷爷经常拉车的区域内有一邱姓医生一家三代从医，在爷爷拉车的徐家汇地段乃至全上海也颇具声望。邱医生常坐爷爷拉的黄包车出诊，一来二去，对眼前这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小伙子渐渐有了好感，不仅年轻力壮，手脚勤快，而且服务周到憨厚诚实。有时碰到疑难杂症的患者，诊疗时间很长，爷爷就在一旁默默守候，从无怨言。邱医生过意不去，要多给点车资，爷爷坚持按事先约定的数额收取，多余的分文不要。有一次，在送邱医生回家途中，天气骤变，爷爷迅速放下车棚把邱医生挡得严严实实，但放在黄包车上的药品仍暴露在外，爷爷索性把已穿在身上的雨衣脱下把药品盖好。刹那间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爷爷赤着上身，头顶一块毛巾，以最快的速度把邱医生送回家中，邱医生及所携药品滴雨未沾，而爷爷却因淋雨着凉，好几天没能出车。邱医生想多给车资爷爷依然婉拒不收。后来邱医生的儿子从国外留学归来，子承父业也当上了医生，邱医生父子便决定让爷爷长年留在他们家接送邱医生父子俩出诊。从此爷爷才告别了初入上海时的艰难岁月，开始步入属于他的人生新旅程。

　　为了方便日夜出诊，邱医生让管家在靠近邱医生父子住处附近专门腾出一间宽敞的房子让爷爷居住，免费供应一日三餐，每月给付固定工资不说，患者家属给付的回程车资也全部归爷爷所有。从此爷爷不仅居有定所、衣食无忧，每月还有不菲的工资收入，养家糊口已绰绰有余。

　　爷爷从苏北的农田中走来，饱尝过初到上海时的艰辛，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倍加珍惜。只要有出诊任务，无论白天黑夜还是严寒酷暑，随叫随到，从不耽误。偶有闲暇，爷爷主动到邱医生家厨房帮助挑水拣菜，去庭院帮助打扫卫生，晚上还时常协助更夫守夜值班，邱医生一家上上下下都十分喜欢这个新来的年轻人。时间长了，邱医生一家也渐渐把爷爷当成自己的家人，接送少爷小姐上学、放学，接送家人走亲访友，甚至连到银行存取现金都放心地交给爷爷去办，“阿四”（这是邱医生全家对爷爷的称呼）已经完全融入到邱医生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