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贡献上，即便是以编撰《盛湖志》而著称于世的仲氏家族，与之相较，也未免逊色。其最有名，且对地方历史文化贡献最大的，即是自王朝臣的十二世孙王濂始创，历王楠、王鲲、王致望四代传承，“藏弄之富、名满江南”的“话雨楼”，以及他们所留下的或尚能确认的历史文献和记载。

而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王氏家族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最大贡献，要数编撰出版了《盛湖诗萃》十二卷、《盛湖诗萃续编》四卷（存世），这一十六卷诗集，采入了盛泽自元末王朝臣以下至清道光近500年间450名（含52名外地来盛寄寓）文人的诗词约1000余首。部分诗词可说是今天仅见，如明代卜梦熊的作品，过去只通过《盛湖志》了解有《盛川题景记》和“盛湖八景”诗，而在《盛湖诗萃》中，发现另有十首被采入，多为五七言律诗，其中《九日同陈行甫登碧霞楼》更是七言十韵叙事长诗。尤为可贵的是凡被采入者均附有作者小传，虽说内容有繁有简，但其所处时代明晰，便于后人分析、考证和引用，弥补了方志采入量不足的弊病，几可看作地方上的一部历史人物史，兼具了诗、史的双重作用。

王氏家族对地方文化的巨大贡献，在当年即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充分肯定。《盛湖诗萃》首序作者，嘉庆二十一年（1815）前后担任吴江知县的李庭芳说：“综时代之后先，分风会之升降，取一朝之诗网罗蒐采，足以验其治乱盛衰”。可使后人“读其诗仰企其人”，让“桑梓后进步前哲之高衢”。道光二十年时（1840）高中传胪，入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的平望人殷寿彭，在道光戊申年（1848）所撰二序中说：“先生为是编也，非独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抑其尚友之思、阐潜之隐，实足与表里《见闻录》一书以相发明者。先生之继往开来，厥功顾不伟欤”。

这里的《见闻录》即是指《松陵见闻录》十卷，作者王鲲，出版于清道光五年（1830）前后。王鲲编撰《松陵见闻录》的动机是因为《吴江县志》“自乾隆初年（1736）沈果堂修辑后迄今将届百年矣”（序一作者宋潢语），“其间星霜屡易、陵谷变迁，禆官既失其文、外史莫明其义”（序二作者周衍语），后人难以解读，且“恐遗闻轶事久愈湮没，心切忧之”（序三作者孙枝秀语）。一个以地方历史文化传承为己任的人，他的精神境界，于此可见一斑。遗憾的是由于本人视野有限，迄今无从看到此书以饱眼福、以增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