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伟的母亲是个上海知青，爸爸是广西籍落户于七分场的转业军人。阿伟出生于1977年间，在他一岁半的时候，即1979年初，知青开始大规模地从西双版纳返城。阿伟也随着妈妈回到了上海的外婆家，而爸爸却继续留在了七分场。父子分离已经十多年了。这次，我征得他妈妈的同意，带他去见担任分场党委副书记的亲生父亲，并参加建场二十周年大庆，实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啊！

飞机上，我问阿伟：“你还记得你爸爸吗？”

刚成年的阿伟腼腆地说：“不记得了。”

“怎么会呢？你不是在农场里出生的吗？”

“那时，我才一岁多点，离开农场时的情景一点都记不得了。”

我点点头，那倒是的：“那你知道你父亲在农场的情况吗？”

“我有了一个弟弟，是我爸爸与后妈生的，不过没见过。”噢，我记起来了，在知青返城风中，阿伟的父母经过激烈的商讨，最后作出了一个令人辛酸的决定：离婚，让阿伟回到上海报进上海户口，为了阿伟能成为一个上海人！离婚后，阿伟随同妈妈生活在上海，而爸爸仍然留在了农场。这种骨肉分离的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离婚时，阿伟的母亲才27岁。那时的交通与通讯依旧落后，一封信在路上就要长达一个多星期，沪滇之间根本无法及时沟通。时间一长，迫于现实，阿伟的父母都另外成了家。阿伟的爸爸与分场的妇女干部成立了一个新家，为他生了个弟弟。妈妈与同是云南返沪的知青成立了一个新家，为他生了个妹妹。——这倒是与《哪里有我的家》（《孽债》主题歌）的歌词相似的：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但生下阿伟他自己，并非多余的，因为幸运的是，阿伟并没有《孽债》里5个“孽债”那样的苦命。他的后爸对他视如己出，疼爱有加。一个事实足以说明后爸对他的情谊：他在当时已经取得了驾驶员执照。而在当时的1994年，上海掀起了考驾照热，报名学习的名额排到三、四年之后，拿到一张驾驶执照付出的前门后门费用要达到一万元左右。当时的“万元户”在社会上还是很稀缺的，可阿伟的后爸即将下岗！

由于通讯的原因，买到了飞机票以后，我们没能及时联系到阿伟的爸爸，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要求把我们的航班信息转达给阿伟的父亲。

飞机降落在版纳机场后，我与阿伟慢吞吞地走在后面，我对阿伟说：“我们没有人来接机，出去后只好自己找‘差头’走了。”说话间，我们接近机场出口。正在这时，突然从人丛中冲出一个人来，一把抓住了阿伟的手，紧紧地不放。我被严重惊懵了：在这历史上的蛮荒之地，我们遇到了打劫的？细看之下，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来：“李，是你呀？”——他是阿伟的爸爸，是他知道了我们的航班以后，开车到机场接我们来了！
阿伟的亲生父亲感觉到自己失态了，马上放下了抓住阿伟的手，退后两步，仔细地端详着他这离开了十多年的亲生骨肉。而阿伟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无数次梦见的似曾相识的亲生父亲。——这激动人心的场景，如同文学作品里的描写毫无二致！

几秒钟，仿佛时光倒流。几秒钟，虽然是短短的几秒钟，十几年的血缘相思就在这几秒钟的默默对视里尽情渲泄！

父子俩呆立着，对视着。我轻轻地推了一把阿伟：“叫啊，叫啊！”

阿伟扑了上去，抱住了父亲，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爸！”

“哎！”做父亲的激动地回了一声，抹了抹眼睛，“走，车在外面……我们走！”

在从景洪到七分场的路上，一反在昆明闷头睡大觉的沉寂，阿伟情绪激奋，兴致极高，话也变得多了，这也许是他自己表面上说的“这里的原始森林太美了”的景色感染？但我更倾向于是阿伟内心深处见到了自己亲生父亲的兴奋心情的表露。

到了七分场，我们受到了分场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阿伟更是受到弟弟与后妈的额外亲热。这素未谋面的兄弟俩，无论长相还是性格，简直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都像极了父亲，真的是血浓于水啊！

分场的人们听说出生在这里的“后上海知青人”来了，都涌来看望阿伟，年纪大的，抚摩着他的头，直叫他的小名；年纪相仿的，要他讲大上海的繁华，拉他到农场的各个角落游逛……那份热烈的场面实在令人激动。

各种庆祝游览活动结束后，我按照预定日程要回上海了。但我看阿伟始终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没有一点回上海的迹象——这可糟了，因为离开上海时，他妈妈反复叮嘱我，要我把阿伟一起带回家的：“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那里！”——他妈妈还是不放心，以前是阿伟的父亲有过“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教训，现在是自己怕也来个“鸡飞蛋打”？

于是，我偷偷地把阿伟叫到一边，与他深谈了一次，主要想摸摸他的思想底细。据我观察，阿伟无论如何不可能与他父亲、弟弟和后妈一起生活下去的，这主要是因为他已经成人，世界观初步形成。民间不是有“三岁定八岁，八岁定终生”的古训的吗？阿伟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的潜意识里，是绝对排斥这种农场生活的。像旅游一样，作为游览，人们可以赞美某个旅游胜地，但作为长期居住，人们会厌烦这些地方。看他一时留恋生身父亲家，而我又要急着赶回上海。于是，我决定我俩分别回上海——也是个难得的机会，让他尽兴玩个够吧。如果我硬要他随我一起回上海，那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吗？

于是，我先回到了上海。回家的第二天，正好上海电视台开始首轮播放电视连续剧《孽债》。我赶紧把这事打电话告诉了他，让他早点回来看看这部反映他们生活情景的电视剧。

去年，东方卫视重新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孽债》，其社会反响依旧热烈。据此，上海电视台想拍一部反映真实“孽债”生活的追踪报道片，电视台的一个编导与我联系，问我有没有类似“孽债”的真实故事可供拍摄，我当即想到了阿伟，马上联系他妈妈，商讨是否让阿伟出出镜头，做一个节目，也让我们这些知青兴奋兴奋。他妈妈当即答应了，但儿大不由娘，说是要等阿伟自己表态的。过不久，他妈妈回复说，阿伟不同意电视台采访他，理由是这又不是光彩的事，《孽债》播放后，他已经受够了人们对他“孽债”的议论，他要安静地生活，不希望“孽债”来扰乱他的生活，毕竟他已近而立之年了。——这倒是《孽债》的作者编导和我们始料不及的。

自从95年元旦参加了勐捧七分场的二十大庆至今，又过去了十多年，我与阿伟联系很少了，他在平静的环境中生活得还好吧？与阿伟类似的，我还知道的另外几个生活中的“孽债”原型（尽管不是《孽债》作者笔下的原型），我多方打听，也都难以联系上。可能，他们与阿伟一样，也希望不再被社会过度关注而故意躲避这使他们烦恼的与生俱来的“孽债”现象？

如果是这样，我这里不妨代他们呼吁：为“孽债”正名，请给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非正常出生或非正常生活的知青子女以安静的社会环境，他们也是正常的人，尽管你们并非出于恶意或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