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公元前556年－公元前451年），姜姓，丘氏，名明，丘穆公吕印的后代。因其先祖曾任鲁国的左史官（左史官记言，右史官记事），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
左丘明籍贯，一说为鲁国中都人，一说为春秋末年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按新见《左传精舍志》，当以后说近是。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他品行高洁，为孔子推崇，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即与其同好恶；汉司马迁亦称其为“鲁君子”，且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为己著述《史记》的先型典范。
人物生平
世为左史
据后世记载及相关研究，左丘明为齐国始封之君姜太公之后，为太公二十一世、太公少子印（穆公）二十世裔孙，楚左史倚相之孙，鲁太史成之子。其说或有早期家谱传承为据，未可全信，亦不宜轻易否定。然其称左丘明为楚左史倚相之孙，按诸《左传》，则绝无此可能。
至谓左氏世为左史，则合乎史实、事理，符合商周世官制度，其以左为氏，也当与此有关。左丘明袭为太史，博综群籍，曾随孔子“如周，观书于周史”，并立志为孔子传解《春秋》，说明其与孔子关系当在师友之间。正由于丘明有此学识、经历与地位，故能从容胜任《春秋左氏传》之作。
参政议政
左丘明曾与孔子同朝为官，关系当在师友之间。二人相互敬重，孔子称与丘明同好恶，左丘明也曾鼎力支持孔子从政。
据记载，鲁公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将要召孟孙、季孙、叔孙三桓商议，并将此事告诉左丘明。左丘明直谏道：“孔子，那是圣人啊。圣人为政，有过之人就要失去权位。您即使想与三家谋划，但三家的过失不正合乎这一情况吗？”鲁公仍不解其意。于是丘明作譬喻进一步解释：“周朝有人喜欢毛皮大衣和美味肉食，但他想做毛皮大衣而与狐狸商量索其毛皮，想办丰美牲祭而与羊儿商量索取其肉，于是狐狸、羊儿赶紧深深躲藏。因此，此人等待很长时间，却无法完成毛皮大衣和丰美牲祭。为什么呢？周朝这人的谋划出了问题。现在，您打算同三桓商量任用孔子为司徒，这与同狐狸商量做皮大衣，同羊儿商量做牲祭是同一个道理。”于是，鲁公便不与三桓商量，而直接任命孔子为司徒。
左丘明理解孔子，深明孔子“强公室，弱私家”的政治主张，其对鲁公的谏言，正是对孔子从政的强力支持。
纂史作传
鲁为周公封国，保存了完整的礼乐文化和大量的历史文献。左丘明作为鲁太史，自然可以优游其中，积累深厚学养，为日后著述打下坚实基础。后来，他与孔子同乘至周，在周太史处查阅档案，故进一步熟悉诸国史事、掌故，并与孔子进一步加深友谊和相互理解。正以左丘明学识、经历及其与孔子的特殊关系，故能熟悉诸国史事、掌故，尤能理解孔子的学说、思想和主张，深明孔子《春秋》之道的内涵和意蕴。因此，由左丘明传解《春秋》，自然最合其宜。
左丘明传解《春秋》，并非如他人寻章摘句般的注释、训解，而重在结合春秋时期史事的叙述，来发明孔子《春秋》之道。由此旨趣，左丘明《春秋左氏传》不仅是传解《春秋》的要籍，也是关于春秋时期历史文化的基本文献。
《左传》而外，左丘明又编撰《国语》。此书应系左氏失明后而作，其材料与《左传》相表里，又互为补充，同为关于古代历史文化的经典要籍。
可能在《左传》、《国语》完成不久，约于公元五世纪中期偏前，左丘明逝世。
人物成就
左丘明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孔子与其同好恶，称其为君子，是一位品德高尚，值得尊敬的先儒、先贤。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作为一部记述详备、论述精辟的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文学价值，又是一部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历史经典之一。
文学创作
左丘明相传著有《左传》、《国语》两部文学巨著。《春秋左氏传》多以史实解释《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以记事为主，兼载言论，叙述详明，文字生动简洁，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既是重要的儒家经典，又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国语》分别记载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年-前453年）周王室及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史实，偏重记述君臣言论，为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3-5] 《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此外，《左传》还吸收了其他史体的长处，把其他史体的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史书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所以，《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在历史编纂上，《左传》还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在编年记事总的格局中，富于变化，有时着意写一件史事的本末原委，有时集中写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活动。这不仅拓展了编年体史书在写人、记事方面的容量，而且有助于弥补一件史事被相关年代中其他史事割裂的缺点。另外，在编纂学上，《左传》首创“君子曰”一栏。“君子曰”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为史书作者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成为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思想主张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意思是：一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一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楚国的子囊在国君死后还不忘给他增加好名声，在自己将要死的时候不忘保卫祖国，他认为这就是忠；鬻拳曾用兵器威逼楚文王纳谏，自认犯了罪而砍断双脚，他认为这也是忠。对君王要忠，对父母就要孝。郑庄公因母亲帮助弟弟谋反，将母亲软禁起来发誓永不相见，颍考叔帮助郑庄公母子和解，左丘明对颍考叔大加赞叹，说他能爱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爱也传递给庄公，是“纯孝”。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卫大夫石砏大义灭亲，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让，就是谦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历史评价
左丘明深得世人尊敬和爱戴，孔子视其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肥城县志》（清康熙十一年本）载：“乐正子春曰：‘子适齐过肥。肥有君子也。'”是以《史记》称左丘明为“鲁君子”，肥城亦因此而获“君子之邑”之美称。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曾以左丘明为楷模谈论自己的做人原则，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觉得可耻。孔子评价左丘明的这些话，反映出左丘明是一位诚实耿直、品德优良的人，这与秉笔直书的春秋史官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孔子曾多次赞叹左丘明的“君子”风范。例如，有一次孔子前往齐国，路过肥邑，感叹道：“肥有君子焉。”意思是说，肥邑这块地方出了位令人仰慕的君子，对左丘明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另外，《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胜质才称得上史笔，文质彬彬才算得上君子，似乎也是敬重的左丘明。如果说《公冶长》是在赞扬左丘明的高尚品格，那么《雍也》就是在赞扬左丘明的史家文笔。
《汉书》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
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可见左丘明“君子”美誉的深远影响。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
晋夏侯湛赋诗赞左丘明曰：“世乱谗胜，君子道忧。丘明达圣，致志《春秋》。微言逃难，旁行不流。庶几斯文，希志训猷。”
宋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丁谓亦诗赞左丘明曰：“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
元集贤大学士致仕李谦、翰林承旨张起岩均曾为左丘明赋诗作赞，或曰其“文章史学之治”，或称其“盲於目而不盲目于心者”。
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
明崇祯十五年（1642）朱由检封左丘明为“先贤”。
左丘明的故里，至今仍存有许多关于他的文化遗迹。“都君庄”，意思是君子的居住地，仅这一故里的名称，就生动地反映出左丘明当年的“君子”风范。左丘明的生平事迹，确实是充满了“君子”的美誉。
忠于历史是史家的天职，正是这种良好的史官文化和求真精神，铸就了左丘明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博得了广泛赞扬和“君子”美誉。
左权（1905年3月15 日——1942年5月25日），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是八路军的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长征到达陕北后，左权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红军东征。1936年，他担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西征并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粉碎日伪军“扫荡”，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7岁。牺牲后，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为其举行追悼会，并改辽县为左权县。
左权一生军事著作40多篇，对学习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对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档案报》2012年5月25日）。2009年，左权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左权，1905年3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平侨乡黄茅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一岁半丧父，很小就开始打猪草、放牛，帮助家里干活，常年在饿冻中生活。他8岁入私塾读书，后入小学，中间几次辍学。1915年正在小学读书的左权得知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当即写下“毋忘五九国耻”的标语，在村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宣传。17岁考入县立中学。在县中读书时，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读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志向，立志投身改造社会。
1923年12月，18岁的左权毅然投笔从戎，告别家乡父老，和同学一起从醴陵县城中兴街（伍家巷）维新旅社出发，由阳三石上火车转道长沙，汉口，上海，经香港，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
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主要负责人有程潜、李明灏），同年11月转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编为第1期第6队。
1925年1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准绳。同年2月，左权开始步入军事生涯，任黄埔军校学生军（党军）教导团排、连长。6月回师广州后，左权又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战斗。7月，在程潜攻鄂军（后来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6军）卫队任连长，参加了彻底消灭陈炯明的第2次东征。同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9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革命之路
1930年6月回到上海。9月经厦门、龙岩进入闽西苏区。初任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11月，当选为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委。12月初为红新12军军长。
1931年年初任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6月升为参谋处长，开始显露出较强的组织才能。12月，受中央军委派遣前往宁都附近的固村圩，协同王稼祥、刘伯坚从事国民党第26路军起义的联络指挥工作。随后担任红军第5军团（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第15军政委，不久，任军长兼政委。
1932年6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左权被撤销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至红军学校任教官。
1933年12月任红1军团参谋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左权随先头部队指挥作战。5月，在强渡大渡河的作战中，左权率部先是在崎岖的小路中轻装疾行，出敌不意地直取小相岭隘口，攻下越西县城。之后一天急行140华里越过晒经关，他率军攻占了大树堡渡口，以佯渡之态势转移了日军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成功地掩护了红1师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最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泸定桥，甩掉了尾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1月中旬，在山城堡，左权、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与红15军团一部完成了对胡宗南78师的包围。21日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歼敌2个团。刘伯承说：“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抗日战争
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决定歼灭日军一部，左权建议先攻打苫米地旅团。他决定利用长乐滩的地形优势，兵力分作三部分，布成口袋状。待日军全部进入口袋之后，左权一声令下——“打”，日军队伍被斩成数段。最后被八路军用火力和肉搏消灭。旅团长苫米地亲自率精锐前来救援，左权又安排部队截击，使其逃走。长乐之战歼敌2000多人，缴获大批辎重。
1938年12月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1939年年底到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与冀察战区鹿钟麟、石友三部纠集在一起，在日军的配合下，猛扑太行抗日根据地。3月上旬，身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的左权，指挥部队在平汉路东西两侧发起自卫反击战，经4天4夜激战，击溃了石友三进犯军的进攻，全歼朱怀冰等部10个团，保住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1939年4月与刘志兰结婚。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所设在武乡县王家峪村。左权协助彭德怀全力投入作战指挥。
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7000余人向黄崖洞进攻，负责保卫黄崖洞的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左权要求该团在保卫战中“一定要抓住一个’稳‘字，坚持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原则”。11日凌晨战斗打响。21日乘胜追击的八路军收复了黎城，胜利地结束了黄崖洞保卫战，此仗日伪军损失2000余人，双方伤亡之比为6：1。中央军委认为：“这次保卫战是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日军数倍杀伤，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壮烈牺牲
1942年5月日本军队出动大兵团突袭八路军前敌指挥部，左权负责断后，同年5月25日在山西辽县（现左权县）的十字岭突围战斗中被炮弹击中头部牺牲。1942年10月10日，公葬左权的仪式在涉县举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笔撰写并手书了《左权同志碑铭》。
主要贡献
重要著作
1939年至1941年，左权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40多篇文章。另外，1942年左权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被第十八集团军（即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
军事
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左权协助彭德怀指挥了关家垴战斗，挫败了日军第36师团冈崎大队，总共500余人，除60余人外，其余均被歼。此次战役为以后黄崖洞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左权融合了1925年-1927年大革命时代，内战时代及苏联红军最先进的战术，为中国著名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他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其永不可灭的功绩。（《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0日）
人物评价
长征时期毛泽东称赞左权是“神枪手”。
长征时期朱德称左权是“模范军人”，是“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猛”的优秀将领”。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左权军事文选》里说：“左权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
周恩来于1942年6月21日在《新华日报》撰文说：“左权足以为党之模范”。
作家刘白羽在1942年文章中说 ：“在掌控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个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的工作都由他来处理。他的军事理论修养、作战经验、指挥能力，都是我们部队参谋工作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2012年5月21日，左权将军之女左太北回忆说：“父亲左权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
左宗棠墓位于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从长沙县黄兴镇过东山大桥，南行约2公里， 即可见公路边的“重修左宗棠墓碑记”。从碑后登数十级石阶，“清太傅大学士属靖侯左文襄公之墓”跃入眼帘。墓前有石砌平台，配以石桌、石鼓、石香炉。两侧华表刻联语：“汉业唐规西陲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现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清嘉庆十七年(1812)壬申十月初七生于湖南湘阴左家塅。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清收复新疆之战）等重要历史事件。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创办了福州船厂、甘肃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等。
左宗棠最伟大的贡献是收复新疆，巩固海防。清同治以来，中亚阿古柏入侵南疆；沙俄侵占伊犁。企图霸占北疆。李鸿章之流主张放弃“塞防”，拒不发兵，散布“出兵必败”。左宗棠力排众议，以古稀之年，“扶榇(棺材)西征”，大长士气，用其卓越的军士才能，督军“勿淫掠，勿残杀，王者之师如时雨”，得到各族人民支持。清军“一月驱骤三千余里”，所向披靡，使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怀抱，接着又屯垦边疆，“授民农法以尽地利”。不久，法国侵略者在南方挑起战争，左宗棠时任军机大臣，晋大学士，封一等恪靖伯，晋二等侯。他自请赴前线督师，旋调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抱垂暮之病痛之躯，亲临福州布防，组织“恪靖授台军”东渡台湾。1885年7月27日病逝福州军中，谥文襄。临终前， 他还自责“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死不瞑目”，爱国之忧，感人至深，不愧为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