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1882年—1982年），字元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浙江嵊州人。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他一生专著颇丰，特别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主要著作

早在50年代初，他就注意并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实际问题。在著名的《新人口论》中，较系统的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认为1953年-1957年，中国人口很可能已超过1953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年增殖率为20‰的结果。如果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 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并分别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方面，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迫切性进行了论述：①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他认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②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 速度工业化的后腿；③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了重工业的发展；④全国人均不到3亩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他提出了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把人口控制纳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主要图书

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1944年）、《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年）、《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年）、《中国国外汇兑》（1925年）、《中国银行论》（1929年）、《中国关税问题》（1930年）、《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年）、《中国经济改造》（1935年）、《经济学概论》（1943年）、《新人口论（重版）》（1979年）、《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年）等。

马建忠（1845年－1900年），别名乾，学名马斯才，字眉叔。江苏丹徒（今属镇江）人，是《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第二十世孙。

太平军进军江南时，随家徙居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愤外患日深，开始研习西学。主要著作有《适可斋记言记行》、有《文通》（通称《马氏文通》）十卷，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

马建忠还是韩国国旗的设计者。

人生经历

留学

在法国留学的三年多时间里，马建忠周游了英、法、德、奥、瑞、比、意诸国，参观了众多工厂、学校、军营，访问了许多法国的家庭、学者、政要，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通过悉心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看到了中国存在的不足之处，“历上书言借款、造路、创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才”诸事。这一时期他所撰写的文章和书信中，除了提出借款修造铁路、培养外交人才、创设海军等具体建议外，对洋务派以练兵制器为先的自强办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在于“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而洋务派所注重的“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竭力主张通商致富，并对“利洋商而害华商”的不平等关税制度予以抨击，主张区别不同的货物课以不同的税率，以此来调解进出口；并以自己所掌握的国际法知识，多次上书朝廷阐明对外国提出修约，免厘加税是正常之举，与违约不同。这一主张后为总理衙门所接收，并实际运用于对外谈判中。

事业

1880年（光绪六年），马建忠结束了在法国的留学回到天津，重新在李鸿章幕下办理洋务。翌年，奉李鸿章之命赴英属印度，与印度总督里蓬交涉鸦片专卖及税收问题。

1882年（光绪八年），李鸿章又派他去朝鲜，协助朝鲜政府与美、英、法三国签订了商约，并建议朝鲜聘请有经验的洋员和中国有识之士掌握海关主权，后李鸿章派德国人穆麟德与马建忠的四哥马相伯前往朝鲜海关。

学术贡献

学术思想

马建忠主张废除厘金，收回关税主权，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营工商业，致力推行洋务，并称许西方议会制度。同时建议开设翻译书院，提倡国人多学洋文，汲取外国科学文化知识。

烟税第一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封建保守的统治阶级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外国的“利器”对中国“自强”、“求富”的重要性，于是纷纷筹办洋务。在筹办洋务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提出了征收烟草税的主张，这个人便是马建忠。

马建忠长期奔走域外，经常写一些文章，论说古今中外的兴衰事，并在1897年将其结集为《适可斋纪言纪行》。在其中一篇名为《上李相伯覆议何学士奏设水师书》的文章里，他提到建水师筹款的第二项建议时说：“水烟、旱烟饥不可粟，寒不可衣，前明本在例禁；近日吸者，不论男女，十有六七。统计天下户口，扯计大县不下百万，中小者约五六十万。每县吸食以十万人计，每人日捐钱半文，一县得钱五十千，一年得钱一万八千串……西国重征旱烟而不征食盐，盖食盐为贫富所用，故弛其禁，若水旱烟非日用所需，故征析秋毫。查英国岁收烟税二千余万，法国近四千余万，其他各国，少亦至数百万，此事之可为者二也。”马建忠的主张虽不成熟，其中提到烟税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性却是十分有道理的，显示了他深厚的学识。

洋烟、洋酒初入中国时，洋人把持海关，对此皆免征税，而对中国的大宗出口产品丝茶之税予以重征。针对这一点，马建忠在《适可斋纪言纪行》之《富民说》中写道：“吕宋烟、葡萄酒等货，外洋征税甚重，有值百抽百者；而通商税则皆以为洋人自用之物，概皆免征。修约则可重征其税，而减轻出口税之数，亦可因以取偿矣。倘使总署王大臣（王文昭）坚持其议，各国必能就范。”他又一次强调了征收烟草税的重要性。《适可斋纪言纪行》被收入近代学者沈云龙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马建忠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征收烟草税的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为清末民初筹办烟草专卖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海军军官的养成制度

马建忠所拟海军军官的养成制度，可以说是现代理工商医人才培育的场所，它较诸福州船政局及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学校更加完备，颇有寓理工商医人才于海军之意，如再加上他欲寓文法政人才于外交学堂及翻译书院，则已具备现代教育内涵。他寓人才于海军的构思的另一面，则在提升军人的地位，以达到文武合一的地步，“西国仕途，武重于文。盖能武者必能文，而能文者未必能武；合文于武，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中国初设水师，官员多居武职，以其职掌武事故也。夫因其职掌武事而授以武职可也，授以武职而令文武兼全之才士同于引重挽强之粗人不可也。中国重文轻武之风，积重难返，凡居武职者，不复问其才学者何，即睥昵而不屑为伍，甚有数年充当管驾之员，一二语与长官龃龉立受扙责，反不如从九，未入班者，习其俗使然也”。马建忠海军大学院的设置在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在提升学习理、工、医、商者的地位，换言之也是从另立一途来为学习与洋务运动相关学科者谋取出路，企以文武合一的观念来变中国重文轻武轻，轻工商的观念。

外交活动

马建忠是晚清为数不多的在国外受过国际公法和近代外交专业培训的人才之一。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在晚清涉外活动中起过一定作用，实际效果则毁誉参半.他经手的鸦片增税专卖、中法交涉主和及“暂售”招商局船产、米建威计划等外交活动所引起的种种争议，反映出社会转型期，接受新知的先觉者与守旧士大夫之间的观念冲突。晚清风气不开、务虚不务实的积习，或许是马建忠个人及同类群体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社会根源，亦即当前外交积弱、国势不振的原因之一。

学术研究

《马氏文通》（原名《文通》，1898年出版，马建忠著）是中国关于汉语语法的第一部系统性著作。这本著作开建了中国的语法学。《马氏文通》是马建忠参照拉丁语法体系，同时参照中国关于虚字的一些说法，经过长期的整理、搜集创建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全书分10卷。卷一讲正名，介绍主要的术语，相当于本书的语法大纲。卷二至卷九依次论述各类实词和虚词。卷十论句读，是句法的总论。汉语语法的问题在书中基本上都谈到了。

学术著作

《适可斋纪言纪行》，认为“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提出对外通商是“求富之源”，认为要发展对外贸易，就必须发展新式工业和农业，争回关税自主权。还主张由“商人纠股设立公司”来兴办新式工商业，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

《马氏文通》，分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从经、史、子、集中选出例句，参考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

马叙伦（1885年—1970年），现代学者、书法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主要缔造人和首位中央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汉族，浙江杭县（今余杭）人。

少年时入杭州养正书塾师从陈介石，读《黄书》、《民约论》等。后因主持正义，一次学潮后被校方除名。出校后刻苦自学，致力于六法训诂、经史、韵文兼治新学，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新世界学报》主编、《政光通报》主笔，后又执教于广州方言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等。1949 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

人物简历

1902年，马叙伦毕业于杭州养正书塾，曾任上海《选报》、《国粹学报》编辑，后以教书为生。

辛亥革命前加入柳亚子等发起的南社。1911年赴日本，在东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浙江参与筹办民团，响应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后参与浙江光复，任都督府秘书，后协助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辑。

1913年，任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文职教员，并应邀于1915年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兼课。1915年冬，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辞职南下回上海。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邀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2年夏，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此后，曾任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1929年冬辞职，次年回北大任教。1932年应聘为国难会议议员。1936年1月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被推为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因贫病交加，蛰居上海，化名邹华孙，专事著述。

1945年底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的反内战游行示威，被推举为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团团长，在南京下关车站被特务殴伤。1947年底，到香港筹建民进港九分会，继续从事反蒋民主运动。

1949年与李济深等赴北平，出席政协会议，并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1949年至195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长，从1952年到1954年是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部长。

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最初是马叙伦的建议。

关于马叙伦是否真的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学界又有新认识，详细请参阅2007年6月29日的《光明日报》“马叙伦加入过同盟会吗”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