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称舜
孟称舜（约1599年-1684年），字子塞，又作子若或子适，号小蓬莱卧云子、花屿仙史，是明清之际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他被认为是戏曲“临川派”继汤显祖之后最重要的作家，倪元璐称他为“我朝填辞第一手”。他编撰的《古今名剧合选》，是公认元明杂剧的一部重要选集，收录元明杂剧五十六种（包括他自己的《眼儿媚》、《桃源三访》、《花前一笑》与《残唐再创》四种），按照婉丽、豪放不同风格，分为《柳枝集》、《酹江集》，并详加评点，有眉批六百零二条，旁批四十七条，内容深刻，见解精湛，是古典曲论的重要典籍之一。
孟称舜撰写的杂剧和传奇有十种，现存八种，成就较高者有杂剧《桃源三访》（亦名《桃花人面》）、《英雄成败》、《死里逃生》、《残唐再创》及传奇《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二胥记》、《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等。其中《娇红记》被评为“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
简介
明末清初，描述爱情故事的戏剧《娇红记》的问世，奠定了明末清初时剧作家孟称舜在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有人认为，孟称舜是继元代关汉卿之后，清代洪升之前，在明代中国戏剧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孟称舜自幼爱好诗文词曲，喜欢阅读屈原的作品《离骚》，年轻时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文人了。
崇祯年间，孟称舜顺利考上当地的秀才，但以后仕途坎坷，屡试不第。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孟称舜和哥哥孟称尧加入张溥等人组织之复社。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孟称舜加入了当时研究文学的“枫社”，成了临川汤显祖“玉茗堂派”（或“临川派”）的重要成员。
撰写《贞文记》
孟称舜担任松阳训导不久，听说了当地传说才女张玉娘和才子沈佺爱情的动人故事。孟称舜推崇张玉娘的人品和才华，同情张玉娘和沈佺所遭受的悲惨命运，认为有必要把她们的爱情故事公布于世人，撰写成小说。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孟称舜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撰写成戏剧《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后来又更名为《贞文记》。作品一问世，当时受到轰动，后世人们把它和《西厢记》、《追魂记》、《娇红记》一起，全称为“四美”剧本
《贞文记》是围绕张玉娘和沈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开的，其中的主要情节缩写为以下内容：
南宋末年，浙江松阳县城有一官员张懋，夫人临盘，娩出一个女婴。张懋和夫人刘氏均出身于官宦人家，系书香门第。张父为女婴取名玉娘，字若琼。
在此期间，松阳大户人家沈元，也在同年同月同日娩出一个男婴，叫沈佺。他是北宋状元沈晦嫡系七世孙，与张玉娘是表兄表妹。张、沈两家交谊甚厚，来往密切，双方父母为他俩订下了婚约。
小时候，张玉娘与沈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十几年后，女大十八变，张玉娘不仅生得十分漂亮，并且能文善诗。沈佺风流倜傥，才华出众。两人常常一起游玩、赋诗、作画。
沈氏后来家道中落，张父悔婚，但张玉娘矢誓终身与沈佺相爱。
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沈佺随父北上京城赴试，幸运地考中了榜眼，成了松阳历史上唯一的榜眼。
可是，命运并没有使年青人一帆风顺，不久，厄运突然降临，沈佺由于劳累过度，不幸染病不起。张玉娘闻讯后十分担忧，寄了《山之高》诗一首，安慰沈佺，其中有：“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
有情人难成眷属，几天后，沈佺病重而死，年仅二十二岁。
噩耗传来，玉娘痛不欲生，满腔悲伤化作诗句流露在纸上，其中就有悼亡诗《哭沈生》：“中路怜长别，无因复见闻。愿将今日意，化作阳台云。”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玉娘父母欲替她另择佳偶，找了一个有权有势的公子王权。沈佺虽死，但玉娘不能忘记这段感情，所以对这门婚事坚决不从命。为了寄托哀思，玉娘把全部的精力致力于诗词创作。
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元宵夜，玉娘梦见沈佺驾车相迎，醒后悲痛欲绝，长叹一声说：“他来接我了！”当天，玉娘生病了，半月后病死，年仅二十七岁。玉娘死后，与沈佺合葬。
张玉娘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诗117首，词16阕。其诗清丽上口，其词每阕皆佳，后人把它收集在专著《兰雪集》里。兰即兰花，天下第一香。雪即白雪，洁白无瑕。
《兰雪集》收入在清朝《四库全书》别集类存目里。历代文人墨客认为张玉娘诗词写得好，称她是“宋代四大女词人”之一。
孟称舜为张玉娘撰写了祭文《贞文祠记》。他又赋《鹦鹉墓》诗一首：“青云夜载美人去，鹦鹉朝来堕翠楼。鹦鹉一去春寂寂，荒城千载云悠悠。香魂欲问梨花月，幽思空余芳杜洲。兰雪有辞君莫唱，夕阳烟树不胜愁。”
《娇红记》
简介
《娇红记》取材于北宋宣和年间一个真实的故事，并根据元代宋梅洞小说《娇红传》改编。由明朝孟称舜所写，描述王娇娘和书生申纯的爱情因不被准许而双双殉情的悲剧。《娇红记》所表现的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主题，在元明间的戏曲中曾被反复表现过。但是，《娇红记》没有停留在它以前的爱情作品已达到的高度，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它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闪烁着新的思想的光辉，被列为“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一。
名家点评
陈洪绶曾为孟称舜的传奇《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作插图，还曾为他的杂剧《眼儿媚》、《花前一笑》、《桃源三访》和《残唐再创》作点评，他们也曾一起在杭州游玩，在绍兴从事过戏曲活动。孟氏剧作全由陈洪绶评点，加上亦由陈氏点评的《节义鸳鸯冢娇红记》，陈洪绶堪称目前所知点评孟氏剧作最多、用力最勤的批评家。陈氏的评语，既有宏观的艺术特色、价值取向的剖析，更有微观的铸词冶句、叶韵入律、传情写态、情节设置等的点评，如其评《桃源三访》：“《桃源》诸剧旧有刻本，盛传于世。评者皆谓当与（王）实甫、（关）汉卿并驾。此本出子塞手自改，较视前本更为精当。与强改王维旧画图者自不同也”；评《娇红记》：“若铸辞冶句，超凡入圣，而韵叶宫商，语含金石。较汤若士欲拗折天下人嗓子者，又进一格”、“此曲之妙，彻首彻尾一缕空描而幽酸秀艳，使读者无不移情”；评《泣赋眼儿媚》：“蕴藉旖旎，绰有余致，而凄清悲怨处，尤足逗人幽泪”等等，不一而足。《节义鸳鸯冢娇红记》是孟称舜最著名的传奇，曲苑有“临川让粹，宛陵让才，松陵让律”的美誉。与祁彪佳、马权奇等曲评家一样，陈洪绶对《娇红记》极为赞赏，不但为其作了四幅精美绝伦的卷首插图，更详加评点，亲作长序。在序言中，陈洪绶表达了对孟称舜——也可以说是对当时曲作家们——的深刻理解：孟称舜才华过人而以道气自持，每每被“乡里小儿”视为迂生腐儒，实则情深一往，他所追求的至情至性，“问诸当世之男子而不得，则以问之妇人女子；问诸当世之妇人女子而不得，则以问之天荒地老古今上下之人”。或有“老先生”见到孟氏所作的戏曲，呵斥其为“不正之书”，陈洪绶为他辩驳：“今有人焉聚徒讲学，庄言正论，禁民为非，人无不笑且诋也。伶人献俳，喜欢悲啼，使人之性情顿易，善者无不劝，而不善者无不怒。是百道学先生之训世，不若一伶人之力也。”这又是对地位低下的伶人们的肯定与认同。陈洪绶一生醇酒妇人，放浪形骸，但其诗文却多有沉郁的家国之痛，至情至性，一往情深，他与孟称舜性情相近，所以相知最深。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或字子舆，华夏族（汉族），邹（今山东邹城市）人。
他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顾左右而言他》已编入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寡人之于国也》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
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学说上，他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 他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效法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正气者，谓君子之气也。今世或谓之气功，误亦。浩然正气者，以德充实，无德则虚。古以无形为气，故谓之气。
后世追封孟子为“亚圣公”，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共同编写完成。
人物生平
孟子的出生之时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约百年左右。孟子的生平和孔子很相似，都是贵族的后裔，平民出身，幼年丧父，一生所走的道路都是求学、教书、周游列国。孟子字号在汉代以前的古书没有记载，但魏、晋之后却传出子车、子居、子舆等多个不同的字号，字号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而未必可信。
拜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为师，名轲，邹（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孔汲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想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为《孟子》七篇”。
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记载，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孔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孔汲之门人”。有一种说法是，孟子在十五、六岁时到达鲁国后拜入孔子之孙孔汲的门下，但根据史书考证发现孟子出生时孔汲已逝世三十载。所以还是如《史记》中所记载的受业于孔汲的门人的说法比较可信。就连孟子自己也曾说：“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 离娄下》）无论是否受业于孔汲，孟子的学说的确受到了孔汲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孔汲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主要思想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6] 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民本思想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怎样才算是仁呢？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第一、亲民。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权。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第四、同情心。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认为这样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第五、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
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注意生产，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这种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改进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这种经济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
易子而教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章句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
孟子一贯以孔子的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仅授徒讲学，培养出了乐正子、公孙丑、万章等优秀的学生，还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著《孟子》七篇，留给后世。犹如绵绵春雨，普降于漫漫的历史文化中。
对教育方法的改进，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传统教育方法。当他的得意门生公孙丑询问有的君子为何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孟子回答道：“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离娄章句上）父子之间由于感情深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往往不严，对于儿子的一些错误和毛病也因为溺爱和骄惯而放任，从而使正确的教育难以为继。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易子让别人来教育，既能从严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伤害感情。
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说文》解释仁字：“仁亲也。从人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的仁政措施。
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法先王
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推崇尧舜之道。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比较讲究实际，不泥古。荀子虽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但它具有一定的法家思想。在这一点上，比孔孟进步。荀子所谓的“后王”既不同于其所谓“先王”，也异于孟子所谓的“先王”，学术界一般把荀子的历史思想概括为“法后王”，使之与孟子的“法先王”相对立。其实，荀子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不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是后王先王并法重者。 “先王”观念的形成以历史人物为摹本，凝聚了历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不是在现实层次上而是在理想层次上进行的，这是理解荀子先王特点的关键所在。 荀子所谓“后王”，是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代发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荀子的“后王”与“先王”一样，也是在理想层次上而非现实层次上来表述的。 与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后王”所表征的价值和意义，荀子汲取先秦诸子的合理成分，适应了社会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义利并重，王霸兼施，礼法兼尊等一系列主张，较之孔孟儒家，商韩法家，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而“后王”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正是义利、王霸，礼法等思想的综合体现，“法后王”象征着历史的进步，荀子正是通过“法后王”来阐明自己进步的历史观。
哲学思想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认识论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此外，孟子还非常重视修养。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仁心”。这种“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的思想体系。
性善论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孟子的性善论只说性善，南宋朱熹补充为“人之初，性本善”，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展出“良知学说”，当代学者傅佩荣提出“性向善”。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伦理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
饮食见解
孟子在饮食上提出了较多的见解，多被后人视为经典。他从仁爱的角度出发，说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后人将“君子远庖厨”解为不近厨房，并作为孟子贱视烹饪的理论依据，这是不可取的。
所谓“君子远庖厨”，不过说的是一种不忍杀生的心理状态罢了。也就是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因为他亲眼看到了牛即将被杀的样子而没有亲眼看到羊即将被杀的样子。“眼不见为净”，所以君子远离宰鸡杀鸭的厨房。《礼记·玉藻》：选段译文
当时亲眼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见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见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哀叫，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总是远离厨房。”
《孟子》记载，诊断饮食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这与儒家自孔子开始对饮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个人影响
孟子约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似于同时又到过魏，曾先后见过魏惠
王及魏襄王。在齐宣王时又到齐。他还去过滕、薛、宋、邹、梁等国。《史记》说孟子时，秦、齐诸国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受重用，故孟子与其门徒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但据《孟子》所记，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则齐必能采用其部分学说和主张。
《汉书·楚元王传赞》说：“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甚至有一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邻家焉有许多鸡？乞丐何曾有二妻？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次日钱唐上疏力争劝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无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谕旨：“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待遇.越南学者张汉超在文章中说：“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义、善。孟子的经历和孔子差不多，都是周游列国，去宣传自己的思想，但是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这条建议不被大部分的君王所接受，这样的状况保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孟子把气节也十分看重，“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对于这种嗟来之食，孟子应该是不屑一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