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胜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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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汉祥故居大门正南方向,面对长江,上下三层,占地面积估计不足百平方米,外形呈不规则的正方形。一楼的大门是长方形的,看上去与我国民宅的建筑风格相似,只是大门左右两边各有一根水泥圆形立柱,俗称罗马柱,立柱的顶端向外延伸,略呈喇叭形状,显得很有气派。大门之上的二楼阳台,有一拱形圆门从里屋通往阳台,阳台的围栏是规则花纹水泥预制件嵌入期间。圆门的两侧的外墙各有一块约二平方米大的长方形水泥衬面,阳台围栏左右各均匀分布四块边长约为0.7米正文形的水泥衬面。这些水泥衬面,据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人所加,并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与标语。三楼阳台的围栏为灰砖垒砌,为一露天阳台,不很起眼。一楼方门左右圆形水泥柱,顶托着二楼阳台,二楼的圆门又托举着三楼的阳台,此一方一圆浑然一体,正好符合我国民俗中的天圆地方之说。大门左边为三层正圆形墙面建筑,用灰砖从底部一直彻到顶,外形如东面沿海华侨所建的碉楼,右边为两层半正圆形墙面建筑,此两圆形墙面建筑顶部均呈尖状,左高右低,相映成趣,寓意我国风水说中的“左青龙、右白虎”。 房子的顶层除了大门左边的圆形房间与中间部分是三层外,其余的都是两层,项部呈不同几何图形盖着黄色的机瓦。从建筑学来说,圆形墙体的稳定性优于平面形墙体。故居应用圆形墙体建筑非常精当,每一面墙都有圆形墙体,除东面墙的圆形墙体位于靠南一角,其余均分布于墙体的中间部分,如此形成合力,很好地加固了这河滩沙土之上的建筑物。东面圆形墙体的位置正好与南面墙体大门右边的圆形墙体形成对称,而东面墙体北角做成60度角形墙,如此形成该墙面外形的南北相对的协调,彼此呼应。如此让故居四周墙体圆形、方形错落有致,加之墙璧上线条优美的拱形圆顶门、窗上檐,精雕细刻的外伸砖刻,着实构成了一幅幅美妙的立体画卷。

故居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开有供人出入的门道。顺着正门进入,迎面是一乘木制楼梯紧靠左墙通向二楼;进大门两边分前后有四间房子,除了左边后房房门是从故居的西门进入外,其余三间均开有房门,只是右边后房房门得沿着走道向里走数步,然后转90°才能看到,并且此门同时通向故居的东门;隔着后房墙壁的北面,并排分布有二间房子,其房门均开自故居的北面。顺着一楼的楼梯进入二楼,站在二楼阳台上,可以眺望涛涛不绝的扬子江与江对面的将军山。二楼的房间分布情况与一楼相同,只是房门的位置有别,二楼除外墙是灰砖外,内墙大部分是双层木条上抹石灰砂浆而成,隔声保温性能良好,地面统一为木地板,只是北面的房子承重行条大部分坍塌。通向三楼的楼梯与二楼的楼梯挨着,三楼有三间房子,中间二间里外隔道门相通,东面的房间为一圆形,周围墙壁青砖砌成,很坚固,象碉堡。站在三楼阳台上,不仅扬子江与将军山尽收眼底,还可早上迎日出,晚上送日落,上面还有一块平台,放得下一张麻将桌,也可放张竹床;可以想像当年春秋气候宜人之际,饶先生邀来亲朋好友,或商讨天下事,或娱乐休闲,那么惬意;亦可在盛夏之夜,登高纳凉、观赏风景。故居个性十分明显:一是整个建筑非常简捷实用,既没有看到雕梁画栋的装潢,也没有发现供奉神灵之类物件,更没有发现烟室赌厅之类的痕迹。二是比较我国传统的民居有所不同,进入大门将传统宽大明亮的堂屋变为井然有序的住房,最大限度地利用有效建筑面积。三是房间窗户设计十分合理,自然采光充分,空气流通良好。想想在那个时代,熟读四书五经之人,故居的建筑风格如此新潮,让人钦佩。

历史变故

早先故居前有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平整场地,还有左右大片的河滩空地,也许是平时常有些人在此凉晒谷物,然后装船外运,所以民间将这里笼统称为“晒谷场”。近百年,它饱经风霜,历尽风雨。史载1926年9月皖系军阀孙传芳与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在武穴展开激战(史称广济之战),11月17日北伐军获胜后,当晚在武穴晒谷场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唐生智、邓演达等在会上讲话。1927年元月11日上午,英使参赞阿马利领四艘四个烟囱的英国军舰,两艘一排,分成两排,间距一华里左右,从龙坪经武穴向田镇的二十九公里江面加足马力溯江而上,当时江面上正常行驶与停泊在岸边的中国船只均为小木帆船,英国军舰掀起恶浪,造成大量的中国货船淹没,百余人死亡,制造“武穴惨案”。1928元月25日上午,武穴市民二万余人在晒谷场召开“武穴惨案市民反英大会”,要求赔偿损失,惩办英舰舰长,撤退在中国各地军舰,与英国绝交,不准外轮在中国内河航行等。

1938年6-10月,抗战中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保卫战暴发。中日双方投入125多万人的主力军队,从陆地、水面、空中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九江、黄梅、广济、田家镇、瑞昌、马头镇等惨死的战斗中,故居见证了侵略者空中飞机的狂轰滥炸,江面上军舰横行,陆地上侵略者无情杀戮。更有甚者,当年日军占领武穴后,居然将故居抢占为“红部(为日语中“尼红”的音译,也就是“本部”的意思)”,红部当时是日军驻在广济的最高司令部。说起“红部”祖辈没有一个人不咬牙切齿,称老远看得见故居的三楼上站岗的日本兵,手持明晃晃刺刀的枪,根本不敢靠近;只要被抓进去的人备受肉体折磨,即便不死也会扒层皮,都称其为阎王殿。那时,故居受尽了凌辱与蹂躏。1945年9月27日,鄂东侵华日军投降仪式在晒谷场举行,国民革命军上校王长勋为中方首席受降官,主持受降仪式,日军上尉洼田代表日军在受降书上签字,日伪军400余人缴械投降,中国军队和武穴城郊万余名群众在这里鸣鞭、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在这里设武穴民团总部。

1949年武穴解放后在晒谷场设兵役局,后改为武装部,文化大革命后期武装部搬迁后,这里便是乡镇企业局。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局安排14户职工居住。2006年,九江地震发生后,故居被鉴定为危房,住户搬出。2010年,这里被武穴市政府挂牌“武穴市文物保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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