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杜陵位于今西安市南部，其地北有凤栖原，南有潏水，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汉宣帝时选为陵邑，后改为杜陵，为充实陵邑，韦玄成迁居杜陵，世居于此，随时间的推移韦氏家族在杜陵邑西南、樊川之尾逐渐形成了家族的聚居地——韦曲。

　　韦曲一词，顾名思义是因韦氏一族世居而得名，是韦氏家族地方基础的根源地。东汉时期辛氏《三秦记》云：“韦曲位于皇子坡西。”这是韦曲之名第一次见载于史籍，可以推测最晚在东汉韦氏族人已经世居此地。到了唐代，韦曲则成为达官名流云集，京城著名的游览胜地，这在时人诗作中多有显露。如杜甫诗云：“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又如权德舆诗曰：“杜城韦曲遍寻春，处处繁花满日新”。乃至今日仍存韦曲街道，可以想见当时其地方根基的深厚。

　　美国学者伊佩霞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中指出“地方基础对崔氏生存的重要性无需证据。不仅乐善好施的地方豪族得到高度尊重，而且其土地占有是足以提供财富和影响力的稳定来源。纵然一代人中间没有出现才华横溢的人物，或者没有在京城获取令誉的良机，家族也不会丧失其社会地位；甚至能够历经政治动荡和战争兵燹的磨砺幸存下来。”据此可知，土地占有是地方基础的核心要素，对于士族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沿着伊佩霞所提供的思路，韦氏家族所拥有的田宅多少、祖茔规模、墓葬规格和随葬品，应是我们考察京兆韦氏地方基础的的有效方式。从现有的西魏、北周史料中我们很难看出韦氏家族所拥有的田宅规模，只能借鉴有限的史料，窥其一斑。

　　田地方面，主要得于国家授田和封赐的食邑。西魏、北周继承了北魏的均田制，“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西魏、北周韦氏家族人丁兴旺，整个家族可考的满足这一范围内的韦氏族人有四十余位，一般而言，能载于史籍，流传于后世者应为韦氏家族中较为突出的成员，家族的其他普通成员以及豢养的奴婢人数规模应远大于可考之数。因而按照国家授田标准，虽无法准确计算出其家族田产数量，但田产规模当为数不少。另外针对地方官员还授予公田“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