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约公元前250年—公元前186年），字子房，颍川城父人，秦末汉初杰出的谋士、大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
张良的祖父、父亲等先辈在韩国的首都阳翟（今河南禹州）任过五代韩王之相。
曾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后又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得天下，帮助吕后扶持刘盈登上太子之位，被封为留侯。
他精通黄老之道，不留恋权位，晚年据说跟随赤松子云游。张良去世后，谥为文成侯。《史记·留侯世家》专门记载了张良的生平。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表现出张良的机智谋划、文韬武略。后世敬其谋略出众，称其为“谋圣”。
人物生平
圯上受书
张良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张开地，连任战国时韩国三朝的宰相。父亲张平，亦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至张良时代，韩国已逐渐衰落。韩国的灭亡，使张良失去了继承父亲事业的机会，丧失了显赫荣耀的地位，故他心存亡国亡家之恨，并把这种仇恨集中于一点——反秦。张良到东方拜见仓海君，共同制定谋杀行动计划。他弟死不葬，散尽家资，找到一个大力士，为他打制一只重达120斤的大铁锤（约合60公斤），然后差人打探秦始皇东巡行踪。按照君臣车辇规定，天子六驾，即秦始皇所乘车辇由六匹马拉车，其他大臣四匹马拉车，刺杀目标是六驾马车。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张良很快得知，秦始皇的巡游车队即将到达阳武县（现原阳县的东半部），于是张良指挥大力士埋伏在到阳武县的必经之地——古博浪沙。不多时，远远看到三十六辆车队由西边向博浪沙处行走过来，前面鸣锣开道，紧跟着是马队清场，黑色旌旗仪仗队走在最前面，车队两边，大小官员前呼后拥。见此情景，张良与大力士确定是秦始皇的车队到达。但所有车辇全为四驾，分不清哪一辆是秦始皇的座驾，只看到车队最中间的那辆车最豪华。于是张良指挥大力士向该车击去。120斤的大铁锤一下将乘车者击毙倒地。张良趁乱钻入芦苇丛中，逃离现场（力士是否逃生则没有任何记载）。然而，被大力士击中的只是副车，秦始皇因多次遇刺，早有预防准备，所有车辇全部四驾，时常换乘座驾，张良自然很难判断哪辆车中是秦始皇。秦始皇幸免于难，但秦始皇对此事十分恼怒，下令全国缉捕刺客，但因无从查起，使张良得以“逍遥法外”，后来不了了之。古博浪沙张良刺秦从此闻名遐迩。
一天，张良闲步沂水圯桥头，遇一穿着粗布短袍的老翁，这个老翁走到张良的身边时，故意把鞋脱落桥下，然后傲慢地差使张良道：“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但还是强忍心中的不满，违心地替他取了上来。随后，老人又跷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此时的张良真想挥拳揍他，但因他已久历人间沧桑，饱经漂泊生活的种种磨难，因而强压怒火，膝跪于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老人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只见那老翁走出里许之地，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并约张良五日后的凌晨再到桥头相会。张良不知何意，但还是恭敬地跪地应诺。
五天后，鸡鸣时分，张良急匆匆地赶到桥上。谁知老人故意提前来到桥上，此刻已等在桥头，见张良来到，忿忿地斥责道：“与老人约，为何误时？五日后再来！”说罢离去。结果第二次张良再次晚老人一步。第三次，张良索性半夜就到桥上等候。他经受住了考验，其至诚和隐忍精神感动了老者，于是老者送给他一本书，说：“读此书则可为王者师，十年后天下大乱，你可用此书兴邦立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下的黄石便是老夫。”说罢，扬长而去。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隐身岩穴的高士黄石公，亦称“圮上老人”。
张良惊喜异常，天亮时分，捧书一看，乃《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举兵反秦。紧接着，各地反秦武装风起云涌。矢志抗秦的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后因自感身单势孤，难以立足，只好率众往投景驹（自立为楚假王的农民军领袖），途中正好遇上刘邦率领义军在下邳一带发展势力。两人相见如故，张良多次以《太公兵法》进说刘邦，刘邦多能领悟，并常常采纳张良的谋略。于是，张良果断地改变了投奔景驹的主意，决定跟从刘邦。作为士人，深通韬略固然重要，但施展谋略的前提则是要有善于纳谏的明主。这次不期而遇，张良“转舵”明主，反映了他在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清醒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从此，张良深受刘邦的器重和信赖，聪明才智也有机会得以充分发挥。
佐策入关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六月，项梁、项羽叔侄所率领的队伍已发展壮大到六七万人，并拥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集各路义军首领于薛城（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共商大事。张良不忘复兴韩国，忙对项梁提议道：“君既已立楚王为后人，而韩王诸公子中的横阳君成最贤，可立为王，借以多树党羽。”早在下邳之际，张、项之间便有旧谊，因而项梁一口应承。于是，他命人找到韩王成，立为韩王，并以张良为司徒（相当于丞相）。张良“复韩”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复家”的政治夙愿也得以实现，因而竭尽全力扶持韩王成，挥师收复韩地（指战国时韩国地盘），游兵于颍川附近，时而攻取数城，时而又被秦兵夺回，迟迟未能开创大局面。
年底，楚怀王命刘邦、项羽分兵伐秦，并约定：谁先入关进咸阳，谁便可以立而为王。刘邦取道颍川、南阳，打算从武关进入关中。前207年（秦二世三年）七月，刘邦率兵攻占颍川。韩王和张良便与刘邦会合了。刘邦请韩王留守阳翟（韩故都，今河南禹州市），而让张良随军南下。九月，军队抵达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南阳郡守奇退入宛城（河南南阳）固守。刘邦灭秦心切，见宛城一时难以攻取，打算绕过宛城继续西进。张良认为不妥，劝道：“您虽然急于进关，但这一路上秦兵还很多，而且都扼据着险要的地势。现在不拿下宛城，一旦宛城的秦兵从后面追杀过来，那时，强秦在前，追兵在后，就很危险了。”刘邦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更换旗帜，率兵乘夜间抄小路悄悄返回。拂晓时分，刘邦的军队已把宛城重重围住。接着，刘邦又采纳了陈恢的意见，以攻心之术，招抚南阳太守，赦免全城吏民，兵不血刃地轻取了宛城。解除了刘邦西进的后顾之忧，刘邦兵威大振，南阳郡的其它城池见太守已降，纷纷起而效之，望风而降。
随后，刘邦率军抵达峣关（今陕西商州西北）。峣关是古代南阳与关中的交通要隘，易守难攻，是通往秦都咸阳的咽喉要塞，也是拱卫咸阳的最后一道关隘，秦有重兵扼守此地。刘邦赶到关前，想要亲率所部两万余众，强行攻取。张良劝谏道：“目前秦守关的兵力还很强大，不可轻举妄动。”刘邦惟恐项羽大军先入关中，因而心急如焚，忙向张良问计。张良向刘邦献了一个智取的妙计。他说：“我听说峣关的守将是个屠夫的儿子，这种市侩小人，只要用点财币就可以打动他的心了。您可以派先遣部队，预备5万人的粮饷，并在四周山间上增设大量军队的旗号，虚张声势，作为疑兵。然后再派郦食其多带珍宝财物去劝诱秦将，事情就可能成功了。”刘邦依计而行，峣关守将果然献关投降，并表示愿意和刘邦联合进攻咸阳。刘邦大喜，张良却认为不可。他冷静地分析道：“这只不过是峣关的守将想叛秦，他部下的士卒未必服从。如果士卒不从，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如乘秦兵懈怠之机消灭他们。”于是，刘邦率兵向峣关突然发起攻击，结果秦军大败，弃关退守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刘邦乘胜追击，引兵绕过峣关，穿越蒉山，大败秦军于蓝田。然后，大军继续西进，于公元前207年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汉初未改）抵达霸上（今西安市东25里）。
这时，秦二世已被赵高杀死，仅仅做了46天秦王的子婴眼见义军兵临城下，大势已去，只好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御玺符节，开城出降。至此，雄霸四方、威振海内的大秦帝国灭亡了。
刘邦从奉楚怀王之命西进，到进人关中，迫使子婴投降，历时仅一年，由于他采纳了张良的计谋，保证了军事上的顺利进展，从而赢得了时间，终于比项羽抢先一步进入关中。
斗智鸿门
刘邦大军进入咸阳，看到那豪华的宫殿、美貌的宫女和珍宝异藏，使许多人忘乎所以，以为可以尽享天下。连刘邦也情不自禁，想留居宫中，安享富贵。武将樊哙冒死犯颜强谏，直斥刘邦“要做富家翁”。然而，刘邦根本不予理睬。部下的一些贤达志士对此心急如焚。在这关键时刻，张良向刘邦分析利害，劝道：“秦王多做不义的事，所以您才能推翻他而进入咸阳。既然您已经为天下人铲除了祸害，就应该布衣素食，以示节俭。大军刚入秦地，您就沉溺在享乐中，这就是所谓助桀为虐了。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愿沛公听从樊哙等人的话。”张良语气平和，但软中有硬，尤其是话中对古今成败的揭示以及“无道秦”、“助桀为虐”等苛刻字眼，隐隐地刺疼了刘邦近乎沉醉的心。这种紧打慢唱的手法，果然奏效。刘邦愉快地接受了这卓有远见的规劝，下令封存秦朝宫宝、府库、财物，还军霸上整治军队[28] ，以待项羽等路起义军。在此期间，刘邦还采纳张良建议，召集诸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通告四方：“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诸如故。凡吾所以来，非有所侵暴，勿恐。”另外，还派人与秦吏一起巡行各地，晓谕此意。结果，博得了秦民的一致拥戴，争先恐后用牛羊酒食慰劳军士。刘邦见状，又命令军士不要接受，传出话去：“军中粮食充足，不要劳民破费了。”秦地百姓听罢此言，越发高兴，惟恐刘邦不为秦地之王。
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采取的这一系列安民措施，争得了民心，为他日后经营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与项羽争雄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二月，项羽率诸侯兵抵达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刘邦命令守军紧闭关门，阻止诸侯兵进关。项羽得知刘邦已攻下咸阳，十分恼怒，正赶上刘邦部下曹无伤密告项羽，说：“沛公要在关中称王。”项羽立即命令英布督军强攻。同年十二月，项羽大军攻破函谷关，进驻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要与刘邦决一死战。
幸亏项羽的叔父项伯与张良曾有旧交。在项羽大军决定进攻刘邦的前夜，项伯悄悄骑马来到刘邦军中私见张良，把消息告诉了张良，并邀他一同潜逃。张良说：“我奉韩王之命，送沛公入关，而今沛公身处危难之中，我悄悄逃走，是不合道义的。我必须去向他辞行再走。”随即，张良来到刘邦的营帐中，把项伯所说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邦。刘邦大惊失色，忙问张良：“这可怎么办？”张良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刘邦：“您估计我们的军队能抵挡住项羽的进攻吗？”刘邦有气无力地说：“确实不能。可是事已至此，又怎么办呢？”张良一想，当务之急是打消项羽对刘邦的疑虑，使他放弃进攻刘邦的计划。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项伯是个关键人物。审时度势，张良给刘邦出了个釜底抽薪的主意：“请您去告诉项伯，说您不敢背叛项王。”刘邦问：“项伯和你，谁的年龄大？”张良说：“项伯长我几岁。”于是，刘邦对张良说：“你替我把项伯请进来，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张良出去，再三邀请项伯入帐见刘邦。项伯进帐后，刘邦亲自为项伯斟酒祝寿，并结为了儿女亲家。当项伯酒酣耳热之时，刘邦委屈地说：“我入关以后，秋毫无犯，吏民都造册入籍，府库财产严加封存，专门等待项将军来接收。之所以派将士把守函谷关，是为宁防备其他盗贼窜入，并防备有非常的变故发生。我守在这里，日夜盼望项将军到来，怎么敢反叛呢？请您千万向项将军转达我的心意，我决不敢背弃将军的大德。”一席话，说得项伯信以为真，便交代刘邦：“明天一定要早一点亲自来向项羽谢罪。”项伯连夜驰回鸿门，把刘邦的话都转告给了项羽，并百般疏通，使原已剑拔弩张的局势有所缓解。
刘邦明知此去如虎口做客，危机四伏，但又不能不去，真是前后为难。张良知己知彼，精辟地向刘邦分析了项羽其人，决心深入虎穴，谨慎而灵活地保护刘邦的安全。
第二天，刘邦仅带着张良、樊哙和百余名从骑来到楚营。刘邦一见项羽，忙上前说道：“臣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河北，我战河南。不料我侥幸先入关破秦，得以在此复见将军。今有小人进谗，致使将军与我结怨。”项羽见刘邦只带百余从骑前来赴宴，而且一副谦恭委屈的样子，不禁动了“妇人之仁”，脱口说道：“这都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告诉我的。说你要在关中称王，令子婴为相。不然，我何至于如此。”刘邦先入为主，努力从精神上压倒对方，项羽自知刘邦依楚王约，先行入关并无非份之处，自己对刘邦如此这般倒有违约之嫌，顿觉有些理屈词穷。
项羽款留刘邦会饮。席间，项羽的谋臣范增屡次举目示意项羽，又再三举起所佩玉块，暗示他速下决断，杀死刘邦。项羽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只好又从帐外召来勇士项庄，授意他舞剑助兴，伺机杀掉刘邦。项伯看出破绽，拔剑对舞，时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刘邦。张良一看情况不妙，赶快起身出帐去找樊哙，命其速去护驾。樊哙二话没说，持剑拥盾闯入军门，直奔帐下，两眼怒视项羽，头发上指，大有万夫不挡之勇。项羽不禁骇然，忙问：“这是什么人？”张良答道：“是沛公的随从卫士樊哙。”项羽说：“一条好汉，赏给他酒！”左右的侍从捧上一大杯酒，樊哙站着一饮而尽。再劝再饮，并借题发挥地数落项羽道：“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接着，便厉声陈述刘邦的劳苦功高和忠义，指斥项羽疑心太重。项羽一时竟被他慷慨激昂的言辞所震慑，无言以对，只是招呼樊哙说：“坐！”樊哙乘势坐在张良身边。过了一会儿，刘邦见情势已渐好转，便借口入厕，招呼樊哙出帐，张良随之而出。三人商量对策，决定由樊哙保护刘邦赶快脱身，张良留下来应付局面。
张良在这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中，以其大智大勇，既巧妙地帮助刘邦安全脱离虎口，又使项羽内部埋下了君臣相隙的祸根。
暗度陈仓
不久，项羽恃强凌弱，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统辖梁、楚九郡，他“计功割地”，分封了18位诸侯王。并违背楚怀王“谁先攻入关中，谁就做关中王”的约定，把刘邦分封到偏僻荒凉的巴蜀，称为汉王。而把实际的关中之地一分为三，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用以遏制刘邦北上。刘邦心中十分怨恨，想率兵攻击项羽，后经萧何、张良一再劝阻，这才决定暂且隐忍不发。
天下分封已定，张良打算离开刘邦回韩国再事韩王成。刘邦赐金百镒，珠二斗。而张良把金珠悉数转赠给项伯，使他再为汉王请求加封汉中地区。项伯见利忘义，立即前去说服项羽。这样，刘邦建都南郑（今陕西南郑县东北），占据了秦岭以南巴、蜀、汉中三郡之地。
同年七月，张良送刘邦到褒中（今陕西汉中市褒城镇）。此处群山环抱，沿途都是悬崖峭壁，只有栈道凌空高架，以度行人，别无他途。张良观察地势，建议刘邦待汉军过后，全部烧毁栈道，表示无东顾之意，以消除项羽的猜忌，同时也可防备他人的袭击。这样，就可以乘机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展宏图了。刘邦入汉中后，励精图治，积极休整。同年八月，刘邦用大将韩信之谋，避开雍王章邯的正面防御，乘机从故道“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从侧面出其不意地打败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一举平定三秦，夺取了关中宝地。
略定三秦，刘邦倚据富饶、形胜的关中地区，便可以与项羽逐鹿天下了。一个“明烧”，一个“暗渡”，张、韩携手，珠联璧合，成为历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项羽闻知刘邦平定三秦，怒不可遏，决定率兵反击。张良早已料到这一点，于是寄书蒙蔽项羽，声称：“汉王名不符实，欲得关中；如约既止，不敢再东进。”同时，张良还把齐王田荣谋叛之事转告项羽，说是“齐国欲与赵联兵灭楚，大敌当前，灭顶之灾，不可不防啊。”意在将楚军注意力引向东部。项羽果然中计，竟然无意西顾，转而北击三齐诸地的毫无生气的腐朽力量。张良的信从侧面加强了“明烧栈道”的效果，把项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从而放松了对关中的防范，为刘邦赢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的时间。
不久，项羽于彭城杀死了韩王成，使张良相韩的幻梦彻底破灭。同年冬，张良逃出彭城，躲过楚军的追查，终于回到刘邦的身边，受封为成信侯，此后便朝夕相随汉王左右，成为画策之臣。明代李贽曾评论此事说：项羽此举，“为汉驱一好军师。”的确，项羽杀韩王成客观上帮了刘邦的大忙。
下邑奇谋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春，刘邦接连收降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昌、魏王豹和殷王卬五个诸侯，得兵56万。同年四月，刘邦乘项羽集中力量攻打田荣之机，率兵伐楚。直捣楚都彭城。攻占彭城后，刘邦被这轻而易举得到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没有采取恰当的政治、经济措施，安抚此地，赢得人心，反而恶习复发，得意忘形之余大肆收集财宝、美女，整日置酒宴会，结果给项羽回军解救赢得了时机。项羽闻知彭城失陷，立即亲率3万精兵从小路火速赶回，急救彭城。刘邦数十万乌合之师难以协调指挥，连粮饷都筹备不齐，所以一经接战，便遭惨败，几乎全军覆没。至此，许多诸侯王又望风转舵，纷纷背汉向楚，刘邦丢下老父、妻子、儿女，只带张良筹数十骑狼狈出逃，军事上再度遭受重大挫折，大好的形势复又逆转。
刘邦狼狈逃至下邑，惊魂未定，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他沮丧地对群臣说：“关东地区我不要了，谁能立功破楚，我就把关东平分给他。你们看谁行？”在此兵败危亡之际，又是张良匠心独运，为刘邦想出了一个利用矛盾、联兵破楚的策略。他说：“九江王英布，是楚国的猛将，现在与项羽有了隔阂；彭城之战，项羽令其相助，他却按兵不动。项羽对他颇为怨恨，多次派使者责之以罪；彭越因项羽分封诸侯时，没有受封，早对项羽怀有不满，而且田荣反楚时曾联络彭越造反，为此项羽曾令肖公角攻伐他，结果未成。这二人可以利用。另外，汉王手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委托大事，独当一面。大王如果能用好这三个人，那么楚可破也。”这就是著名的“下邑之谋”。
刘邦听罢，认为这确是一个以弱制强的妙计，于是派舌辩名臣隋何前往九江，策反九江王英布；接着又遣使联络彭越；同时，再委派韩信率兵北击燕、赵等地，发展壮大汉军力量，迂回包抄楚军。
“下邑之谋”虽然不是全面的战略计划，但它构成了刘邦关于楚汉战场计划的重要内容。正是在张良的谋划下，一个内外联合共击项羽的军事联盟终于形成，扭转了楚汉战争的局势，使刘邦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事实证明了张良“下邑之谋”的深谋远虑，最后兵围垓下打败项羽，主要依靠的正是这三支军事力量。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汉王刘邦大为焦急，询问群臣有何良策。谋士郦食其献计道：“昔日商汤伐夏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王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使之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六国君臣、百姓必皆感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便能南向称霸，楚人只得敛衽而朝。”这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夸夸其谈，当时刘邦并没有看到它的危害性，反而拍手称赞，速命人刻制印玺，使郦食其巡行各地分封。
在这关键时候，张良外出归来，拜见刘邦。刘邦一边吃饭，一边把实行分封的主张说与张良听，并问此计得失如何。张良听罢，大吃一惊，忙问：“这是谁给陛下出的计策？”他沉痛地摇摇头接着说：“照此做法，陛下的大事就要坏了。”刘邦顿时惊慌失色道：“为什么？”张良伸手拿起酒桌上的一双筷子，连比带划地讲了起来。他说：“第一，往昔商汤、周武王伐夏桀殷纣后封其后代，是基于完全可以控制、必要时还可以致其于死地的考虑，然而如今陛下能控制项羽并于必要时致其死地吗？
第二，昔日周武王克殷后，杀了商纣王得到了他的头颅，如今陛下能得到项羽的头颅吗？
第三，表商容之闾（巷门），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是意在奖掖鞭策本朝臣民。现今汉王所需的是旌忠尊贤的时候吗？
第四，武王散钱发粟是用敌国之积蓄，现汉王军需无着，哪里还有能力救济饥贫呢？
第五，把兵车改为乘车，倒置兵器以示不用，今陛下鏖战正急，怎能效法呢？
第六，过去，马放南山阳坡，牛息桃林荫下，是因为天下已转入升平年代。现今激战不休，怎能偃武修文呢？
第七，如果把土地都分封给六国后人，则将士谋臣各归其主，无人随刘邦争夺天下。
第八，楚军强大，六国软弱必然屈服，怎么能向陛下称臣呢？”
张良的分析，真是字字珠玑，精妙至极，且切中要害。他看到古今时移势异，因而得出绝不能照抄照搬“古圣先贤”之法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张良认为封土赐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奖掖手段，赏赐给战争中的有功之臣，用以鼓励天下将士追随汉王，使分封成为一种维系将士之心的重要措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还靠什么激励将士从而取得胜利呢？张良鞭辟入里的分析，较之昔日请立韩王，处心积虑地“复韩”的思想认识，显然是一个飞跃，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页。难怪1700年之后，还被明人李贽情不自禁地赞叹为“快论”。
张良借箸谏阻分封，使刘邦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以致辍食吐哺，大骂郦食其：“臭儒生，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然后，下令立即销毁已经刻制完成的六国印玺，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为尔后汉王朝的统一减少了不少麻烦和阻力。不能不承认，张良是一位洞察秋毫的谋略家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虚抚韩彭
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的时候，韩信却在北路战线上顺利进军，势如破竹。他先是平定了魏、代、赵、燕等地，接着又占据了齐国的故地，欲自立为齐王，使人禀告刘邦求封说：“齐人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边又与楚相邻，如果不设王，就难以镇抚齐地。望能允许我为假（代理）齐王。”
刘邦一听，不由得怒气上冲，当着使者的面，破口大骂道：“我久困于此，朝夕望他前来助我，想不到他竟要自立为王！”当时，陈平正坐在刘邦的旁边，陈平与张良清醒地认识到，韩信的向背对楚汉战争的胜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韩信远在齐地自立为王，刘邦鞭长莫及，根本无力阻止。于是，陈平连忙在案下轻轻踩了他一脚，刘邦亦精明，反应亦快，立即感悟先前失言，于是改口骂道：“大丈夫既定诸侯，就要做个真王，何必要做假王！”刘邦本来就爱骂人，有此一骂本不足为奇，况且先后衔接自然，天衣无缝，竟然没露出什么破绽。
当年二月，刘邦派张良拿着印绶去齐地封韩信为王，并征调韩信的军队击楚。授印齐王，虽然是刘邦对韩信的暂时妥协，但这个顺水人情和权宜之计，居然笼住了韩信，成功地解决了汉内部的权位矛盾，赢得了楚汉天平上关键的一个筹码。对此，东汉苟悦曾有一句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说：“取非其有（指齐地本非刘邦所有）以予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稳住韩信以后，楚汉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汉对楚已逐渐形成合围之势：韩信据齐地不断袭击楚军，彭越又屡次从梁地出兵，断绝楚军的粮道。楚军兵疲粮竭，项羽无奈，终于送回了被扣押的刘邦的父亲与妻子儿女，与刘邦讲和。双方商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东归楚，西归汉，立约解甲归国，各不相犯。项羽如约拔营东归，向彭城而去。刘邦也欲引兵西归汉中。在这重大的转折之际，张良以一个政治谋略家的深邃眼光，看出了项羽腹背受敌、捉襟见肘的处境，便与陈平同谏汉王道：“如今汉据天下三分有二，此时正是灭楚的有利时机，宜猛追穷寇，毕其功于此举。否则放楚东归，如放虎归山，必将遗患无穷。”刘邦采纳的张良的意见，亲率大军追击项羽，并令韩信、彭越合围项羽。
刘邦率大军追击楚军至固陵（今河南太康），却迟迟没有等来韩信、彭越所率的援兵，结果惨遭失败。刘邦躲在固陵的壁垒中，不胜焦躁，便问身边的张良：“他们为什么没有如期前来？”此时，张良对韩、彭的心思早已了然于心，对应之策已思谋成熟，见刘邦询问，忙答道：“楚兵既将灭亡，韩信、彭越虽已受封为王，却没有确定的疆界。二人此次不来赴约，原因正在于此。陛下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否则最终成败，尚不可知。”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便依张良计，把陈地以东至沿海的地盘划封齐王韩信；把睢阳以北至谷城的地盘划封给梁王彭越。两个月后，韩、彭果然派兵来援。
汉军各路兵马陆续会集垓下（今安徽灵璧县沱河北岸）。韩信先用“十面埋伏”之计兵围项羽于垓下，继而又用“四面楚歌”之计瓦解了敌兵士气，终于打败项羽，迫其别姬、自刎。至此，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正式即帝位，史称汉高祖。同年五月，汉高祖在洛阳南宫举行庆功大典，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刘邦显得特别高兴，当论及楚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时，刘邦道出其中的关键在于并用三杰（即萧何、张良、韩信）。他语中盛赞张良道：“夫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劝都关中
国基初奠，天下始定，定都何处？这无疑对新兴的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起初，刘邦本想长期定都洛阳，群臣也多持此见。一天，一介戍卒齐人娄敬从西域返回洛阳，求见刘邦，陈说关中的地势险要，劝刘邦定都关中。刘邦一时拿不定主意，而这时那些主张建都洛阳的大臣们却纷纷陈说建都洛阳的好处。这些人多是六国旧人，眷恋故旧，乐土重迁，劝道：“东都洛阳，绵延几百年。东有成皋，西有崤函、渑池，背靠黄河，前临伊、雒二水，地理形势坚固易守。”独有张良支持娄敬的主张。他说：“洛阳虽有这些天然的险要，但它的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而且容易四面受敌，非用武治国之都；关中则左有崤函之险（即崤山与函谷关的合称，相当于今陕西潼关以东至河南新安县地），右有陇蜀丛山之溢，土地肥美，沃野千里；加上南面有巴蜀的富饶农产，北有可牧放牛马的大草原。既有北、西、南三面的险要可以固守，又可向东方控制诸侯。诸侯安定，则黄河、渭水可以开通漕运，运输天下的粮食，供给京师所需。如果诸侯有变，就可顺流东下以运送粮草，足以维持出征队伍的补给。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还是娄敬的主张正确。”张良的分析全面而深刻，加之素负重望，又深得刘邦信赖，因而汉高祖当即决定定都关中。汉五年八月，刘邦正式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汉六年正月，刘邦大封包括张良在内的20多位功臣，其余未被受封的人则议论纷纷，争功不休。
一天，刘邦从阁道上看见诸将三三五五地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就询问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张良故意危言耸听地说：“他们在商议谋反！”刘邦大吃一惊，忙问：“天下初定，他们何故又要谋反？”张良答道：“您起自布衣百姓，是利用这些人才争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您平时喜爱的人，而诛杀的都是平时您所仇怨的人。现在朝中正在统计战功。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这些人怕您不能封赏他们，又怕您追究他们平常的过失，最后会被杀，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刘邦忙问：“那该怎么办？”张良问道；“您平时最恨的，且为群臣共知的人是谁？”刘邦答道：“那就是雍齿了。”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会安心了。”于是，刘邦摆设酒席，欢宴群臣，并当场封雍齿为什邡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道：“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不用忧虑了。”张良此举，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循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他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也常常为后世政客们如法炮制。
明哲保身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刘邦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子）为国储。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更改刘邦初意。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吕后遂求救于“智囊”张良。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大儒叔孙通说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基于这个大局，张良遂对吕后说道：口舌难保太子，“商山四皓”（皓：白，即四个白头发的老人，分别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皆八十余，节义清高，不就汉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义“四皓”。太子若卑辞固请“四皓”出山，出入宫廷以“四皓”相随，皇上必问而知之，知之则太子位可固。事果如张良言，刘邦问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亦硬，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勋口敬重。
《史记》、《汉书》对张良帮助萧何筹谋划策多不记载，但亦无妨张良后期的功绩。论功行封时，按级班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韩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吕后的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
前186年（汉高后二年），张良病逝，谥号文成侯。
张学良（1901年－2001年），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汉族，籍贯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生于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桓洞镇鄂家村张家窝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国民革命军将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
1920年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先于奉系军中担任要职，“皇姑屯事件”之后，他继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坚持“东北易帜”，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后遭蒋介石父子长期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起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10月14日病逝于檀香山，享年101岁。
张学良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内战，曾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外，他风流倜傥，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人称“少帅”。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成为一段佳话。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17年在其父张作霖军中服役。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校内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两人成为忘年之交。1920年后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初任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长，负责保卫张作霖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维持治安，他将郭松龄一同带至奉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东路军奉军第三混成旅，张学良任旅长，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惟一取胜的部队。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了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
东北易帜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史称中原大战。手握重兵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争取的对象。反蒋派于4月1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9月反蒋派成立北平国民政府后任命张为国府委员（共7人）、承诺政府一半的部长职务为奉系人员担任，最后战事不利时又许诺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让与东北军。
1930年6月21日，蒋介石也任命他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许诺平津地区的军政、财权均归张学良掌握，黄河以北地区全由张学良节制，还任命张学良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又以数千万元巨款收买。应蒋介石请求，英、法驻华公使也出面对张施加压力。
张学良在双方矛盾之初，于1930年3月1日发表《劝告蒋阎息争通电》，表示“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声称自己中立并调停劝和。为表示中立，拥有东北兵工厂的张学良向交战双方都出售武器。但实际上张学良较为倾向蒋介石，张与蒋的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很亲近，对阎、冯等人的代表则较为冷淡。不过由于奉系内部对是否介入中原大战以及帮助哪方有诸多分歧，张学良并未下定决心入关助蒋。
随着中原战火日益扩大，交战双方都极力拉拢张学良。1930年7月2日张学良以养病为由，避居葫芦岛一个多月。7月下旬，冯玉祥决定在陇海线发动总的攻势，以配合晋军夺取战略要地徐州。但由于阎军配合不好，冯军给养不足，未能如愿，南方桂军又中途受阻，回师湘桂边界。蒋介石趁机调动援军增强陇海线防务，反蒋力量处于劣势。当时张学良分析，如果蒋介石部队夺回济南，那么蒋在中原大战中将获胜的局势就基本明朗了。至此，张学良感到摊牌的时机已到。
1930年7月18日张学良密电张群：“弟拟暂不返省，刻已派车迎岳军（张群字岳军）兄来岛畅谈，耀（方本仁号耀庭）、铁（指吴铁城）两兄如能同来，尤所祈盼”。吴铁城、张群来岛后，张学良向他们表示：“蒋军如果夺回济南，就可以考虑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体出兵时间。8月初，张学良从葫芦岛到北戴河，进一步观察时局变化，把握着出兵时机。8月中旬，蒋军攻取济南，反蒋联军出现无法挽回的败局。
张学良感到出兵时机已到，1930年8月30日，他致电张作相、万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现有事待商，希即来沈为盼。”1930年8月30日，张学良返回沈阳。1930年9月10日，张学良在北陵主持召开东北最高会议。在会上张学良详细阐述了他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他指出：第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第二，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阎冯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第三，蒋介石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蒋介石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第四，蒋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蒋的诺言”。张学良的精辟分析是经过数月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据，使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一致同意张学良的主张。应该说，张学良做出拥蒋入关的决定，既是维护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团的利益，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的考虑。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不失时机地出兵华北，10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阎、冯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蒋收编。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成了赢家。张在中原大战胜负已分时入关，未受到任何损失，他却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张部一入关蒋即发开拔费500万元），还于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指挥。政治上张学良还
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成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进入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战后的张学良，实力和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但是，因为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事宜，张学良对东北事务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战后入关的大批东北军没有回防，1931年张学良为了讨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调部分东北军精锐入关，导致了东三省兵力的进一步空虚。这些都给图谋东北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正好是张学良入关的一年之后的9月18日，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6日张学良又致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是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9月22、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1931年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
江桥抗战，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而11月锦州事变中，张学良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2年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14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过去长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其迟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东北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
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蒋介石。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囚禁生活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于是在1942年2月把张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11] 1957年10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1961年秋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张学良在台湾三地都过着软禁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后期信奉基督教，这是他早年读教会学校的早期信仰，1964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蒋中正令张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
恢复自由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执政后，1990年起，张学良全面恢复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国探访。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在那里长居，直到逝世。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