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现任毛泽东文献博物馆馆长柏钦水，47年如一日收藏各类毛泽东著作版本10000种，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确认为“收藏毛泽东著作版本最多的人”。
一 卷 华 章 慷 慨 吟
--- 介绍毛泽东著作版本大世界基尼斯记录获得者柏钦水的事迹
日前，记者在即将开馆的“毛泽东文献博物馆”见到了柏钦水。该馆由新泰市委、市政府资助，柏钦水提供藏品，分为18个展室。展品包括汉文、11种少数民族文、４４种外文以及盲文版本在内的毛泽东著作的选集本、语录本、诗词本、著作单行本10000余种以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等领袖群体人物的著作及研究资料达３０多万（件）。仅新中国成立前的文献版本就达千余种，有些版本属国内仅存，弥足珍贵。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柏钦水收藏毛著始于纯朴的年代和纯朴的感情。
柏钦水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新泰的一个小山村。对于他来说，这些藏书的财富价值或许只具有附属意义，更令他珍视的是其中所蕴涵的历史记忆、思想情感和人生信仰，蕴藏着他在那个纯朴的年代一种坚定的信念和纯朴的感情。
“我的父母亲在解放前逃过荒、要过饭，饱尝了旧中国的苦难。在父母的教育下，我从小就懂得‘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的道理。”为此，柏钦水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学习、收集毛泽东著作的漫长经历。
１９６４年，刚满１０岁的柏钦水，正在上高小一年级。当时正值全国不断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人人争相阅读《毛泽东选集》。在帮助一位刚调来的老师搬运行李时，他发现老师有本精装《毛泽东选集》。 “当我提出借阅时，老师欣然同意了。后来，老师见我如此珍爱，就主动提出让我永久保存。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本‘毛选’。”从此，柏钦水便与“毛选”结下了不解之缘。
１９６６年，柏钦水由于学“毛著”做好事突出，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收藏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就是当时的县委书记作为奖品颁发给我的。”
“一开始，我并没有收藏的意识，只是对毛泽东著作的喜爱。”由于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柏钦水每次都能得到一本语录或一套“毛选”，不到半年时间，他就积攒了上百本“毛著”。到上世纪６０年代末，柏钦水的收藏就达到了５００多册，足足放了一大柜子。
１９７６年，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这时，我突然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著作版本会逐渐减少、流失，如果现在不抓紧收集，将来就更难以收集到了。特别是那些早期珍稀版本，一旦湮灭，将是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一笔巨大损失。”
如果说此前的收藏是基于对毛泽东著作喜爱的一种无意识的珍视，那么此时此刻，这种意识已经升华为一种坚定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
此后几十年的风雨变迁，柏钦水始终不渝，坚持不懈，走到哪儿收到哪儿，从不间断。“每一本毛著，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特别是那些珍稀版本，更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就是带着这种冲动，带着对毛主席的那种炽热的感情，柏钦水收集毛著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真者，精诚之至也。一位哲人说过，信念是坚韧的拐杖，携带它，人就可以登上永恒之旅。信念钟情于开拓者，钟情于奋斗者，钟情于痴心者。柏钦水就是这样一位有坚定信念的痴心者。
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每一本藏书，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在柏钦水收藏的“毛著”里，每一本藏书，背后都有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故事，都凝聚着他寻觅藏品的心血和汗水。
柏钦水收藏毛著达到痴迷，不管是看到的、听说的，不舍得放过一本。到青岛出差，见到一家书店几十包60年代出版的袖珍本毛泽东著作，当即全部买下，身上仅剩下一角钱，两天一夜的火车，他只喝了一碗稀饭，饿着肚子回到家里。去香港，专去古旧书店和地摊，扛回家大包小包的书，没有给妻子、女儿带一件礼品；听说河北石家庄的一位离休干部家中珍藏着一部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他带着自己多年收藏的名人字画四下河北，最终打动了那位老干部。
在北京报国寺旧书市场，柏钦水发现一本1945年新四军在芦苇荡里印刷的毛泽东选集，虽然没有版权页，但一问价，高得惊人。柏钦水二话不说，掏钱买下。
有一年大年三十，柏钦水从书友处听说，沂蒙山区有位担任中央某领导的警卫员家里有册毛著签名本。柏钦水带着礼品在除夕之夜赶了过去，在人家冰冷的土炕上，用鞋作枕头躺了一夜。最后，人家把这册毛著珍本送给了他。
1997年底，有位河南书友打电话给柏钦水，说他有一部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毛选”精装本要转让，价格不低于10000元，当时，柏钦水家刚搬入新居，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但妻子知道了他的心思后，毫不迟疑地凑足了钱，让柏钦水买回了这本书。“我收藏和研究‘毛著’版本几十年来，还从未见过这个版本。它是解放前出版最早、也是最为珍贵的版本。” 如今，这部“毛选”已成为柏钦水的“镇宅之宝”。
为了收集毛著，柏钦水曾扮成收破烂的，挨家挨户串门。一次，他无意中敲开老县长的家门，被一眼认了出来。老县长说：“这不是小柏吗，怎么干起了这个行当？”他羞得扭头便跑。几天后，老县长得知柏钦水的用意，便把自己多年来所藏的毛泽东著作全都送给了他。
17 岁参加工作，柏钦水19岁时就被提拔为小学校长，之后又调入机关工作，先后从事过教育、宣传、政法等方面的工作，并长期担任政法部门的领导职务。但工作之余，他始终坚持以收藏和研究毛泽东著作为乐，当地人送给他外号“毛选迷”。
收藏的过程是艰辛的，但淘到“毛著”的喜悦心情，让柏钦水把辛酸忘得无影无踪。
为了收集这些“毛著”版本，柏钦水究竟投入了多少钱，他自己也说不清了。他说，“ 从小学到高中的暑假里,我给生产队、养牛场割草，上山抓蝎子、挖中草药，一天能挣四五角钱，得来的钱几乎都用在买‘毛著’上。”
有一次，看到新华书店里有一套封面带有毛主席头像的红塑套装“毛选”，柏钦水十分艳羡，可是又没钱。无奈之下，他只好偷偷地把母亲积攒的鸡蛋卖掉，买下了这套心爱的“毛选”。尽管当时没有受到母亲的责备，但时至今日，柏钦水仍然感觉对不起养育自己的母亲。
1971 年，高中毕业的柏钦水，参加工作当了小学老师。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这为他的收藏奠定了经济基础。不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结婚时，他几乎没有什么积蓄。
“我的收藏离不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结婚时，妻子从娘家陪送来好多木材让我们打家具。不过，除做了一张婚床外，其余的木材全用来做了书橱，一下子就做了5个。现在我个人的书橱就有56个，它们见证了我的收藏经历。”
婚后，柏钦水夫妻两人的工资都不高，还要抽出一些钱来赡养父母及供孩子上学。但他与妻子节衣缩食，每月都从工资中扣除部分专门用于购买“毛著”。
为了支持丈夫的收藏与研究，妻子王光云提前离岗了。两口子一起投身于这个伟大的事业，孜孜 矻矻 ，无怨无悔。为了整理图书，两人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囫囵饭，没穿过一件高档衣。在筹建毛泽东文献博物馆最紧张的时候，两人因劳累过度，双双住进了医院。而妻子王光云一双粗糙的手上，更写满了其中的艰辛。“每逢淘回‘红宝书’，都是妻子为书‘整容’，用碱水将红塑封皮清洗干净，再将残缺的书页修补好，由于碱水的腐蚀，她的手沾水就脱皮……”说着，不善表达的柏钦水温柔地拉过妻子的手，眼里满含着泪花……
奉献难为外人道。雨果曾经说过：“人类的灵魂需要理想甚于需要物质。”“这些年尽管我付出了金钱和辛劳，但我乐在其中。” 柏钦水如是说。
四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有关专家高度评价柏钦水的贡献和藏书的价值。
人生总是面临诸多选择，奋斗之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认准的理不动摇，想做的事做到底。”这是柏钦水的人生格言。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47年的不懈努力，柏钦水目前已收集、收藏了自１９１７年以来国内外3０００多家出版社和单位出版印制的各类毛泽东著作版本达10000余种，版本文种包括汉文、11个少数民族文、44种外文和盲文，其中上百种版本连国家馆藏都没有，弥足珍贵。与此同时，他还收藏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薄一波、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版本3000余种。连同介绍和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书刊资料共计３０多万册（件）。
如果说藏书能代表一个人的爱好，那研究藏书精髓就足以代表一个人的境界了。近年来，柏钦水展开了对毛著版本的系统研究，已发表论文多篇，他主编的《毛泽东著作版本鉴赏》一书，2009年9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涉及的版本和文字均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介绍和研究毛泽东著作版本的图录集，填补了国家出版空白，具有较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
柏钦水的收藏与研究得到了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请批复的《毛泽东著作版本鉴赏》一书出具的审查意见为：“柏钦水同志主编的《毛泽东著作版本鉴赏》一书，编入了他数十年收藏的毛著版本数千种，种类繁多，十分丰富，为研究毛泽东著作版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同时也具有观赏性。这是一部具有研究和收藏价值的专著。”
中共山东省委原书记苏毅然同志为《毛泽东著作版本鉴赏》一书的题词：“柏钦水同志数十年倾心于毛泽东著作的收藏与研究，事迹感人，成就卓著，希望今后充分开发利用好这一宝贵资源，为研究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做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同志对柏钦水的收藏和研究评价为：“这项收藏工作意义很大，为研究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柏钦水同志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和表现出的执着精神十分可贵，令人钦佩！”
原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群（现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守刚，在观看了柏钦水收藏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著作版本后赞赏说：柏钦水同志收藏的领袖著作品种齐全、数量丰富、保存完好、实为稀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并鼓励柏钦水继续发扬不畏艰辛、锲而不舍的精神，进一步做好红色文献的整理工作，运用科学方法保护好这些珍贵历史资料。
红色文献研究专家闻立树教授、秦杰先生，对柏钦水藏书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秦杰认为，“毛著”藏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其藏品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精神以及革命传统和道德，正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
柏钦水的收藏与研究已引起党史界、学术界、文博界和收藏界的关注。国家社科项目“毛泽东著作在中国与世界的传播”课题组已将柏钦水的收藏确定为开发和研究的对象。 新泰市委、市政府也正在高标准建设毛泽东文献博物馆，迎接参观学习的各方人士，努力把毛泽东文献博物馆办成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办成红色文献研究的中心和红色旅游的热点。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中共山东省新泰市委宣传部徐荔、冯学 供稿）
附：柏钦水 柏坤文章
《毛主席语录》出版的前前后后
柏钦水 柏坤
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无不对《毛主席语录》记忆犹新。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种类最繁多、读者也最多，而且封面大都采用在其他书籍中不常见的红塑套装，因此，《毛主席语录》又被称为“红宝书”。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影响下，全国不断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毛主席语录》也随之风靡全国，并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有史以来中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
《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5月第一版问世，到1979年2月停止发行，在短短的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印刷的语录数量就达到了10多亿册。连同“文革”初期各地“红卫兵”组织和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以及厂矿企业单位私自编印和翻印的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其印刷数量达到50亿册之巨。以当时全世界人口36亿计算，平均每人1.5册有余。
本文以《毛主席语录》出版的时间为顺序，讲述语录出版的过程。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问世
1959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的观点，他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毛泽东著作。1960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学“毛著”要背警句。他说：“我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辩证法就是那么几条，可是它的变化是无穷的，你不懂得怎么能够用它？一定要把最重要的话背下来。”林彪还将1939年毛泽东对抗大的两次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总结为“三八”作风。在同年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新思想的顶峰”。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了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要求。后来，这被称为学毛著的“三十字方针”。4月间，林彪明确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的指导，《解放军报》要经常选登与当时形势、任务有关的毛泽东语录。按照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即从当年5月1日开始在报眼上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这为以后编印《毛主席语录》打下了基础。
1963年12月23日 至1964年1月13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总政领导要求《解放军报》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此次《毛主席语录》编印本的意见。
1964 年1月5日，全军首次选编的《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编辑完成。所选语录是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补充编辑而成的。这本征求意见稿命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16开本，共设23个专题，收录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警句200条。
征求意见本经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代表5天的讨论，在原稿的基础上又增补了2个专题。《解放军报》负责同志建议由林彪题词，其内容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自勉语）。但是，林彪只写了前三句，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有写，而且，“听”字还写错了，多了一点，“口斤”变成了“口斥”。1964 年1月10日，增补后的《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分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新修订的语录仍为16开本，共设25个专题，收入语录267条，书名更改为《毛主席语录》（讨论稿），署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经过三个多月的充分讨论和修改，《毛主席语录》于1964年5月1日最终由总政定稿出版。此书共分为30个专题，收入语录366条，装帧样式有50开平装本和64开塑套装本两种。发放范围只限军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
语录下发后，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为此，林彪于1964年12月29日特别强调：“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
为贯彻林彪的指示，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8周年之际，1965年8月1日，总政治部将语录整理再版，仍限军队内部发行。再版后的语录在原有30个专题的基础上增设为33个专题，共收入语录427条，8.8万字，由第一版的52开本改为64开本，装帧为红塑套装和平装。编印单位和《前言》署名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林彪的题词补足了四句，“听”字去掉了多出来的一点。发放范围为每个战士一本。至此，《毛主席语录》在全军达到了人手一册。
以上是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初期编辑出版的一些情况。而最早以《毛主席语录》这5个字命名编印的单位则是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时间是1963年12月，比总政版的语录早了一个月。此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单位也分别于1965年至1966年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均限内部发行。
从1965年8月开始，《毛主席语录》的装帧大多为64开红塑套装，以后又出版了100开、128开和256开本的红塑套装本。
《毛主席语录》由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
1965年8月再版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后，立即引起全国各地的广泛关注，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追捧。不仅部队需要加印，地方上也起而效仿。各单位和出版机构纷纷到军报联系购买、代印《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的需求数量越来越大，仅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如此大量的《毛主席语录》印制任务，部队印刷厂难以承受，即便是工人白天黑夜加班也赶印不出来。经请示总政领导后，《解放军报》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同年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了再版的《毛主席语录》后，也提出如果地方要求代印《毛主席语录》，可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在地方各出版机构和印刷单位纷纷要求印制《毛主席语录》的同时，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得到批准后，人民出版社便开始逐步向地方供应总政版语录的纸型。
《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5月的第一版到1965年8月的修订版，仅军队为地方代印的就达1200余万册。
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号召全国出版、印刷、发行部门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立即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把出版和发行毛主席著作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通过加速大量印制，广大群众梦寐以求的毛主席著作将逐步在全国敞开供应。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66年8月初，召开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制定具体印制计划和发行计划，确保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印制发行3500万部《毛泽东选集》和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根据会议精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几百家印刷厂，都把印制《毛主席语录》当作首要任务，突击印刷，高速度地出版，“一年等于16年” （即1949年-1965年）地出版。特别是在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前夕，各地承印《毛主席语录》的广大职工，以最大的热情，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语录》印制出来，送到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至此，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几乎达到人手一册。
在《毛主席语录》汉文版大量印制的同时，民族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蒙古文、朝鲜文、藏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等少数民族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内部发行），以满足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学习。
《毛主席语录》发行之初，因主要在军队和单位内部发行，文化部规定《毛主席语录》的发行不在报上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不发放和出售给外国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根据内部发行的原则，于1966年3月5日、4月2日两次向有关单位发出通知，《毛主席语录》不向外国人赠送，过去已送的原则上都要收回。而随着《毛主席语录》影响的日益扩大，国务院外事办对《毛主席语录》的发放工作有了些许宽松，并于同年6月9日发出通知，规定在我国的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和常驻外宾凡主动向所在单位要求赠阅、借阅或购买“语录”的均可满足；如对方没有索要的，不主动散发。为了达到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1967年3月28日，国务院外事办再次发出通知，对之前发出的三个通知予以撤销。通知指出：1966年3月5日、4月2日的两个通知是错误的，6月9日的通知“也不符合主动积极地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宣布撤消这三个通知，并称“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中、外文版）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从此，国内外文出版社便大量翻译了外文版本的《毛主席语录》，供国内外读者学习。
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对外发行到1967年5月，仅8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就向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俄、日、德、意、西班牙、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瓦希里、波斯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国外文出版社共出版发行了30多种外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同时，新华社、外文出版社、北京广播电台、北京周报社以及首都有关宣传、外事和翻译单位也分别翻译和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包括《最高指示》）的中英对照、中俄对照、中法对照、中日对照、中阿对照等版本。
在国内大量翻译《毛主席语录》外文版的同时，国外也纷纷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如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比利时、印度、巴基斯坦、西班牙、瑞典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日本从1966年11月至1973年8月，出版了11种日文版；瑞典从1967年至1969年翻译出版了6种版本。可见，《毛主席语录》不仅受到国内众多人士的追捧，同时也受到国外读者的青睐。
为了满足国内外广大读者学习《毛主席语录》的需要，1966年12月15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专题讨论语录公开发行问题。会议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将总政版语录予以再版，在全国公开发行，并将语录“前言”改为“再版前言”，对原署名“总政治部”也改署 “林彪”个人的名字。1966年12月16日，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从此，《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出售。
之后，人民出版社于1969年2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当时称之为“三合一本”），由新华书店公开发行。而其中的《毛主席语录》也是再版的总政版语录。此书为128开袖珍本，红塑套装，这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版本最小的开本。
此外，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66年6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内部发行），供农村社员、基层干部学习；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于1966年8月编印了《毛主席语录60条》；解放军总政治部也于1966年9月编印了《毛主席语录一百条》，限军队内部发行，供连队战士学习和识字用。另外，还有许多出版机构和单位按不同专题选编了毛泽东语录，如《毛主席哲学语录》、《毛主席军事语录》、《毛主席文艺语录》等，也被大量印行。
从《毛主席语录》由只在国内发行、不主动向外国人散发，到积极对外宣传、对外赠送；由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的过程，也反映出“文革”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
《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5月到1979年2月，在全国共正式出版的汉文版有80余种，少数民族文版40种，世界语版1种，盲文版7种，外文版近百种。如此密集和大规模的印制出版《毛主席语录》，这在世界图书出版史上是罕见的。而《毛主席语录》覆盖面之广大，影响之深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也都是史无前例的。
《毛主席语录》学习过程中的庸俗化和私编乱印现象难以控制
“文革”之初，林彪、陈伯达等人把毛泽东本人和《毛主席语录》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林彪声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又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
每逢召开会议或群众集会，人们无不挥动语录，在带领者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三呼“万寿无疆”，在带领者高呼“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后三呼“永远健康”。林彪凡公开露面，也必手举语录频频晃动。“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在林彪的鼓动下，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毛泽东语录的高潮。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对领袖的敬仰逐步演变成了个人崇拜。而持续不断的狂热，使人们理解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用于检验人们思想和言行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语录标准，就是毛泽东不时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说过、写过的每一句话。而对于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指示都必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一切照办”。因此，毛泽东的一些最新指示、讲话（语录式）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一经发表，广大群众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甚至连夜庆祝。后来，“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写入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
“文革”开始不久，刘少奇就受到错误批判。1967年3月，陈伯达、康生等人向毛泽东请示要求修改《毛泽东选集》中的某些人名和注释，特别是删掉有关刘少奇的内容。毛泽东答复：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的内容和注释问题作出六点指示，其中最后一点为：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二十四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的布置，对毛泽东著作中需作改动的部分提出处理办法，通知全国租型出版单位执行。
伴随着《毛主席语录》第二十四节题目的修改，社会上出现了私编乱印《毛主席语录》的歪风，而且愈演愈烈。影响最大的是1968年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最高指示》。内容除《毛主席语录》外，还有《最新指示》、“老五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和《毛主席诗词》，被称之为“四合一本”。此外，解放军政治学院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等版本也广为流传。《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内容包括《毛主席语录》、《林副主席语录》、“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毛主席诗词》，也通称“四合一本”；《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的内容包括《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林副主席语录》、《老五篇》、《毛主席诗词》和《“九大”文献》等，通称为“六合一本”。
以上这些版本的出版都没有经过中央和有关部门的审批，也没有经过规范的编辑，其内容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如：引用了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和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文章及内部讲话的内容；将一些大字报和传单中流传的材料作为“最高指示”编入；大量泄露国家和国防的机密；引用的语录不够准确、甚至把别人的话语当作毛泽东的语录来引用等。而有些版本甚至连错别字都未仔细校对，错讹百出。
私编乱印毛泽东著作（包括毛泽东语录）的现象一经出现，就立即被中央严厉制止。仅1967年5月至11月，中共中央就连续下发了五个文件，严令禁止各地非法编印毛泽东著作（包括毛泽东语录），对已经编印出版的，要求各地回收上缴，予以销毁。但是，由于当时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加之社会上存有编印毛泽东著作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认识，因而导致这五个文件下发后，各地、各单位无法严格遵照执行。收缴毛泽东著作非法出版物的工作成效甚少，非法编印毛泽东著作（包括毛泽东语录）的歪风不能根本刹住，社会上仍然流传着各地私编乱印的毛泽东著作（包括毛泽东语录）的各种版本。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社会上还出现了追求《毛主席语录》版本“新”和“奇”的现象。所谓“新”，就是《毛主席语录》出版了红塑套装本，就不要纸面平装本；所谓“奇”，就是出版了100开或128开本，就不要64开和32开本。有一些出版社和单位甚至大量印制未经中央批准的火柴盒大小的256开本。
当时，《毛主席语录》多以公费购买为主，或以会议文件及奖品等形式免费发送给个人的。国家财政部于1966年11月1日以（66）财工制杜字第398号文件发出通知，专门对免费发给职工毛泽东著作的有关问题做出明确规定。通知指出：“为了满足广大职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迫切要求，我部业经报请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批准，对党政机关、事业和企业的干部、职工免费发给毛主席著作。具体发放办法是：对一般职工，每人发给《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各一本；对干部，每人发给《毛主席语录》一本，没有毛选的发给《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已经有的不再发给。所需费用分别由各单位在行政、事业经费和企业生产成本或商品流通费内报销。具体由各单位政治部门根据毛主席著作的出版供应情况和职工、干部学习需要，分期分批解决。”
“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作为礼品相互赠送也成为一种时尚，有人甚至在子女结婚时，将语录作为陪送“嫁妆”的一件珍贵物品送与子女。因此，社会上对毛泽东语录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大，《毛主席语录》一再被加印和翻印。
《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印制，不仅造成了国内纸张和塑料（制作语录皮用）等物资的严重匮乏，也极大地造成了印刷力资源的严重浪费。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就达到65万吨（其中很大部分用来印制语录），比1950年至1965年“文革”前16年的用纸总量（59.34万吨）还多5.66万吨。这个数字仅是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用纸量的统计数字，而不包括“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以及厂矿企业单位等私自编印和翻印的毛泽东著作的用纸数量。
周恩来严厉督促收缴私自印制的《毛主席语录》
“文革”初期，社会上刮起了对毛泽东无限夸大宣传的歪风，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1967年6月18日，他对出国人员谈话时说：“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和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错，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到1968年，毛泽东开始多次在对外宣传批示中抑制国内外事活动中无限制的引用语录。仅当年3月至9月，毛泽东就对有关对外宣传工作做了12次批示，其中，在196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一个拟在援外物资上喷刷毛泽东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1968年3月12日，毛泽东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等语句。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1968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联部、总参谋部起草的一个涉外的文件中将 “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 ２１个字删掉， 并且批示：“这些是空话，以后不要再用”。之后，毛泽东继续对他认为不再需要的、过分的、将为后人诟病的个人崇拜降温。他在审阅文件时，多次删去加在他“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毛泽东针对无限夸大对他个人宣传的现象，提出了“对外
（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的意见。
为了贯彻毛泽东“对外宣传予以改革”的意见，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周恩来责问，《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还要印3亿册，是否多了一些？是否能够少印一些？《毛主席语录》农村不够，可以从城市来捐献，要把发行工作做好。
1970年9月2日 ，周恩来针对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录，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选编、战士出版社印行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而来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来。”他当即指示由李德生牵头，军队、外事、中央宣传部门和政府各部门四个口子的负责人来负责督促收缴工作。
为贯彻周恩来的指示，军委办事组很快从解放军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人员，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仅北京市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到各单位上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在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中，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达到440种，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各部队、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
1971年4月12日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对未经中央批准乱编乱印毛泽东著作的问题又一次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说：“中央从1966年起就三令五申通知了多次，不经过批准不准乱印，可他们就是印，把纸张占用了，把塑料也占用了。”会上有人请示是否可以把战士出版社印行的“四合一本”《最高指示》正式出版？周恩来当即指示：“‘最高指示’不要用，就是毛主席指示。将主席诗词也放在这里边怎么叫‘最高指示’？”周恩来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要认真审查，要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本子一律取消，凡是中央规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
在中共中央的明令禁止和周恩来总理的严厉督促下，截止1971年9月，各地私编乱印《毛主席语录》的现象才真正得到有效制止。
另外两个版本的语录和语录一百条未能发行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在内部出版发行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中央书记处写报告，指出这本语录中摘引了一些毛主席未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或毛主席写的用别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建议重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报告被批准后，从中宣部、文化部、人民出版社抽调人员组成编选班子。最初的设想是编成专题语录，分册出版。但经过讨论，认为目前群众最需要的是简编本语录，应先集中精力编出简编本语录来供群众学习。考虑到简编本语录与总政版语录的读者对象不同、选材要求不同、内部发行与公开发行的内容不同，因而，在编出的语录初稿本中，对总政版语录（427条）删去157条，选用其中的270条。初稿经过反复修改，共收入语录572条。在编选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曾逐条看过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经田家英、许立群（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石西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审核，于1965年10月初联名报送陆定一上报中央书记处审定。
1965年12月，彭真将语录讨论稿送陈伯达征求意见。陈伯达审阅后，认为编得“没有体现毛主席的理论体系”，便授意《红旗》杂志有关人员重新赶编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当时，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一封信，内容为：
“ 刘副主任，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966年1月18日 ，中宣部根据彭真的意见，将人民出版社选编的语录送审稿、陈伯达责成《红旗》杂志社选编的本子连同总政版语录一并上报中央书记处审查。1月29日 ，邓小平、彭真召集由陆定一、许立群、吴冷西、姚溱、田家英、石西民等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语录定稿问题。经过讨论，邓小平最后确定，在人民出版社送审本的基础上修订出版。会后，编选组对语录进行了修改和调整，最后确定为47个专题，收入语录646条。2月28日，许立群、田家英、石西民三人联名将语录修改稿报送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审批。
为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人民出版社还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副题为“供工农群众学习兼作识字课本用”。计划先由《人民日报》发表，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部并向全国出版部门作了布置，搞好发行工作。《人民日报》于10月中旬排出样本后，报送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西民审查。石西民仔细审阅后建议将副题中的“识字课本”改为“文化课本”，并改正了语录中部分所注的出处错误和个别错字。该书约1.5万字，为64开本，每册定价一角五分。11月初，文化部正在等待中央定稿通知时，却传来消息说陈伯达已通知《人民日报》社，声称《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理由是“主席著作的发表要非常慎重”。从此，人民日报社选编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便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大学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负责选编总政版语录的解放军报社，立即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改写了“前言”。报社党委在上报送审稿时，对署名问题提出两种意见，一是仍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名字；二是为便于公开出版和对外发行，改署“人民出版社”。经中央文革小组批准，1966年12月16日，由林彪署名《再版前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被公开出版发行。从此，这本总政版语录便成为“文革”时期广为流行的版本。而花费了很大精力认真编选、计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以及陈伯达授意《红旗》杂志选编的《毛主席语录》都销声匿迹了。若不是知情者后来忆及此事，人民出版社曾经选编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以及陈伯达授意《红旗》杂志选编的语录便不被人知。
《毛主席语录》现成为紧俏收藏品
1971年9月，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毛主席语录》发行量骤然减少。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通知指出：“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此，《毛主席语录》在各个书店的门市部中消失。
《毛主席语录》虽然停止发行30多年，但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仍然记忆犹新。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气候和土壤中大量出版的《毛主席语录》，目前在市面上已很难见到，收藏家们也只能在“文物”市场上花高价才能买到。据1999年11月26日出版的《邮政周报 • 生活新周刊》刊载的题为《“红宝书”的魅力》一文介绍：一本64开本的《毛主席语录》，每本要价在30元至50元；较为少见的版本则要价上百元，而有些珍稀版本价格在千元以上。其中1964年5月战士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52开本《毛主席语录》的参考价是350元，64开本第一版的价格是140元；196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64开本俄文版《毛主席语录》价格是130元；196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64开本维吾尔文版《毛主席语录》价格是80元。
进入21世纪后，《毛主席语录》的价格在不断攀升。本世纪初，一本1964年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苏士比拍卖行拍卖时，竟拍出了折合人民币12万元的高价。这还是十多年前语录价格的参考数据，而近年来，《毛主席语录》的价格更是被炒得火热。有些珍稀版本的语录已达到数万元。而有些版本则是有价无市，难以寻觅。
《毛主席语录》自1964年5月出版至今已经整整47年了。《毛主席语录》中的许多至理名言至今没有过时，仍然闪现着耀眼的光芒。如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名言警句，已经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这些名言警句，还将会继续对人们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发挥着重要的 影响作用。
( 本文中的数据参考了新华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湘潮》2000年第12期方厚枢著《文革中印刷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像108亿册(张)》一文)
作者简介：
柏钦水，男，1954年11月生，山东省新泰市人，原任新泰市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现任毛泽东文献博物馆馆长。毛泽东著作版本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获得者。由其主编的《毛泽东著作版本鉴赏》一书，2009年10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系国内第一部研究毛泽东著作版本的图录集。
柏 坤 ，女，1982年3月生，山东省新泰市人，就职于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思想政治教育与党建专业博士。自2006年起进行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2009年与父亲柏钦水合编《毛泽东著作版本鉴赏》一书，受到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